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热点分析，多数学者选择一种期刊或数据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量化研究方式，探究特定时间段内某一主题的发展演变。本文选取公共管理领域较为权威的期刊《公共管理学报》《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 《管理世界》和《公共行政评论》（以下简称“五刊”）作为文献来源，深入探讨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期为学界提供选题、理论、方法与资料上的启示。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的建立

在样本挑选方面，本文选取2016—2017年国内“五刊”刊登的公共政策类论文作为研究对象，以“政策”与“决策”为篇名主题词进行筛选，得到2016—2017年度以公共政策为主题的论文共计192篇。

在样本处理方面，人工剔除会议综述、书评和国外政策研究等文章，最终得到《公共管理学报》15篇，《政治学研究》5篇，《中国行政管理》101篇，《管理世界》21篇，《公共行政评论》14篇，共计156篇。

在研究方法选择方面，选取Olle Person（欧莱·皮尔逊）开发的BibExcel软件进行文献计量。该软件最大的特色是其处理得到的文件可以快捷导入EXCEL中进行进一步分析，对那些对于科学计量分析感兴趣的学者理解科学计量及知识单元共现的方法和原理很有帮助^[1]。根据BibExcel对156篇文献的分析，发现作者、研究机构、来源刊物等知识单元难以进行聚类分析，可视化知识网络难以构建，故本文仅呈现频次分析与关键词共词分析的结果，并加以定性研究。

二、2016—2017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状况总体分析 (一) 研究机构

借助BibExcel对“五刊”主要发文机构进行统计，选取2016—2017年间在“五刊”上发文量大于等于两篇的研究机构（如表 1所示）。经过筛选，共有35家研究机构进入呈现范围^①。

从研究机构来看，高校院系占据绝大多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枝独秀，两年“五刊”公共政策类发文量共计15篇，稳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均以6篇位居第二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以两年5篇发文量位列第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以两年4篇的发文数量紧随其后。高校中，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均入选双一流学科，说明学科含金量与其在“五刊”上的发文量是有一定联系的。

(二) 核心作者

通过对2016—2017年“五刊”作者发文量的统计，本文选取发表篇数最高为两篇的作者进行排名（如表 2所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有两位作者上榜，孟庆国教授与李朔严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两位作者上榜，分别是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金志峰博士后与政府管理学院的王洛忠教授^②。

(三) 关键词频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提炼，是文献的关键信息和知识点。通过对156篇样本文献的关键词频次统计（如表 3所示），发现“政策工具”“政策变迁”“政策评估”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较高。但从总体来看，关键词的聚合程度不高，分布情况稍显杂乱，其原因或在于样本量偏少。掌握高频关键词的含义并将其还原到原文献的情境中去，有助于我们发掘近两年的研究热点。

三、2016—2017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热点分析

拉斯韦尔认为，政策分析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探索政策过程中的知识；二是探索政策过程的知识，并据此将公共政策分析分为政策分析与政策过程分析两大类，前者关注的是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后者关注的是政策形成与执行的知识。因此，公共政策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注政策内容本身并以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为主要目的，试图影响决策；二是关注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并提出相关模型或理论，优化改善政策过程。对于公共政策研究的热点分析，将从公共政策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政策领域三个方面展开。

(一) 主要政策理论 1. 西方政策理论的引入与本土化

在公共政策的学科发展史上，西方政策理论模型的提出和演变对中国的政策研究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主要致力于两方面：一是引入和验证西方理论，二是思考本土问题并构建原创理论。

（1）西方理论引入与验证

近年来，倡导联盟理论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模型之一，学者们将其用于案例分析的情况日益增多。除了关注政策倡导对政策变迁的影响之外，也不乏对其他政策因素与政策倡导的关系探讨。如李朔严在整合经典组织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发现在中国情境下，由于资源依赖和合法性压力的双重作用，政治关联与政策倡导呈现倒U型关系^[2]。

多源流理论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经久不衰的理论模型，近两年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魏淑艳等通过出租车改革的案例研究，发现网络多源流聚合从指标构建、焦点事件演变、问题反馈、协同治理网络构建、政府民意感知与回应、决策模式优化等方面开启了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之窗^[3]。

其他政策理论的应用近年来呈现出少数多元的态势，王卓君通过社会建构主义视角的引入，认为政府与新型智库的互动应是一个去中心化过程，理性化的政策制定需要在政府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中展开^[4]。除此之外，亦不乏一些新兴理论的引入与介绍，如从理论来源、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影响意义等对叙事型政策框架进行梳理。

（2）本土问题思考与理论构建

中国政策研究本土理论的构建多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原有理论的基础之上加以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思考。如汤志伟等以中国和美国国家层面的开放政府数据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括工具性维度和内容评价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进行政策比较分析，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对策建议^[5]。

无论是研究政策过程，还是政策创新与变迁，学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政策的理论模型与中国情境在一定程度上不相吻合，结合中国的实际案例进行相关理论与模型的再造与创新是本土理论构建的主要路径。如在政策创新环节，许欢等以中国政府实践为基础，考察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叠加式创新（双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融合，并对中国治理变革的态势提出新的构想^[6]。

2. 政策过程的划分与阶段论

政策过程阶段论是政策分析的主导范式，通过对政策过程的阶段划分，政策研究理论可进一步划分为政策议程理论、执行理论、评估理论、变迁理论等。

（1）议程设置与政策制定

政策过程包括诸多环节，议程设置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焦点（如表 4所示）。科学的政策制定需要理性的议程设置，而民主化逐渐成为了议程设置的主流价值选择，它具体体现在制定主体的多元性和议程模式的回应性等方面。一方面，理性的议程设置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在信息化的新媒体时代，智库、自媒体等第三方力量的崛起对议程设置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多元主体纳入到议程设置中来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随着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制定主体和议程设置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

（2）政策执行与工具选择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议题（如表 5所示）。自政策执行纳入政策科学的研究视野之日起，执行异化和偏离目标的情况就从未断绝。因此，政策执行异化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长盛不衰。

政策执行中的工具选择是近两年来学界研究的又一热点（如表 6所示）。明确各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的发展特征和适用范围，是政策工具研究的主要任务。如王红梅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不同环境政策工具进行评价和检验，为环境污染的治理选取最优政策工具^[7]；李健等以内容分析法剖析了现行慈善政策工具的缺失和冲突，为慈善政策的执行优化提供更好的工具建议^[8]。

（3）政策评估与标准制定

如何制定出科学的政策评估标准是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焦点问题（如表 7所示）。有学者致力于在不同政策领域构建相应的评估体系指标，并用以检测政策执行效果。如赵欣彤等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构建了我国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该评估体系对全国30个省份2002—2015年养老金待遇调整政策进行评估分析^[9]。关于政策终结，曲纵翔于2016年、2017年分别探讨了由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政策终结，以及基于“过程”角度阐释公共政策的终结。

（4）政策创新与政策变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对政策创新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学界掀起政策创新的研究热潮。政策创新研究多以案例实践为基础，影响因素和效果分析等是研究的题中之义。政策创新与政策扩散紧密相连，以推动政策变迁为主要目标（如表 8所示）。如章高荣以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改革为例，分析了影响省级政府政策创新的因素和机制，认为当前政策创新的复杂性使其缺乏有效的发生机制^[10]。就政策变迁而言，学者主要利用现有理论模型对政策变迁的既有事实进行分析解释。如宋心然运用倡议联盟框架解释历时不长的中国“网约车”监管政策的变迁^[11]。

(二) 主要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分类

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是提升公共政策学术研究质量与促进学科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对2016—2017年“五刊”公共政策类文献所用方法进行分类统计，定量呈现当前公共政策研究方法热点。一是筛选后文献量仅有156篇，具有人工划分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二是研究领域较为集中，模糊分类方法不能够清晰呈现真正的热门研究方法。故采用来自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中更为详细的资料与数据搜集方法：文献法（包括统计年鉴、政策文本、官方新闻等）、问卷法（包括量表）、访谈法、观察法以及模拟仿真^[12]。通过对2016—2017年“五刊”156篇文献逐一梳理，得到统计结果(如表 9所示)^③。

2. 研究方法述评

（1）研究方法规范科学

如表 9所示，研究属性第一层次中，定性研究占“五刊”公共政策类文献总数的76.92%；定量研究占论文总数的23.08%。人工筛选统计过程中发现，“五刊”中各类刊物文章的研究方法布局并不均衡。《公共管理学报》《管理世界》对量化研究、实证研究青睐有加，2016—2017年刊登的公共政策类文章中，均有超过1/2的文章采用了标准规范的量化研究，数据搜集处理不是简单统计而是提出假设模型并分析；《政治学研究》《公共行政评论》更倾向于思辨性的定性研究；《中国行政管理》虽刊登部分量化研究文章，但未超过其刊登公共政策类文章总数的1/2，相比《公共管理学报》思辨较多，相比《政治学研究》量化较多。

研究方法中，思辨分析占比超过1/2，是公共政策领域运用最多的定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一方面以涉及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具体政策为例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以某个地区或政策试点为例分析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分析既有对相似政策或概念之间的逻辑辨析，也有对统一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研究。量化研究层面，提出假设模型并分析的量化研究最多，统计变量涉及单变量分析、双变量分析与多变量分析等；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实验法进行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也有两篇，显示出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2）数据搜集复杂多元

“五刊”公共政策类文献中，研究所用的资料或数据搜集方法呈多元化(如表 10所示)。文献法是公共政策研究资料搜集的主要方法，包括各大文献数据库资料、统计年鉴、政策文本、官方新闻等。问卷法也得到了充足的挖掘和应用，发放问卷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政策执行、政策参与、政策绩效、政策评估、政策满意度、政策改进等。在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多选择利用国外现有量表或Logistics模型、Logit模型、Probit回归模型、OLS回归模型（结合分位数回归）、基尼系数模型、福利测量的模糊函数方法、贝叶斯DSGE模型等进行实证研究。仿真模拟法在量化研究的数据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应用，尽管只有2篇文献，但政策仿真正在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法。

(三) 主要政策领域

综合借鉴多位公共政策学专家对于公共政策领域的分类，共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其他政策4大类，以及各自所属的具体政策领域25小类，并根据具体政策领域进行数理统计，结果如表 11所示。

1. 研究领域范围广

“五刊”公共政策文献中，纯理论探讨的文章占比21.80%，78.20%的文章均涉及某一具体的政策领域，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公共政策研究不再局限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愈发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传统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与规划政策、金融贸易政策等研究热度不减；房地产政策、环境政策、交通政策、土地政策等与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的政策领域研究受到追捧；社会政策更关注于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生育、教育就业等。与此同时，互联网政策、社会组织政策、公共安全政策等研究方兴未艾。

2. 研究热点较集中

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文章占比10.26%。作为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两年刊登财政政策文章共7篇，内容主要涉及货币、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如庄子罐等基于参数的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利用贝叶斯DSGE模型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13]；《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公共行政评论》更关注于价格听证会政策、PPP政策、节能家电补贴政策以及专利资助政策等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具体政策分析。

社会政策方面，社会保障政策备受学界关注。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以农民工、留守儿童、失独群体、老年人为主的弱势群体，研究内容涉及社会救助政策、扶贫政策、养老保险政策等。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学界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关注日益提升。宏观上，周立群等从演化逻辑、中国情境与政策体系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协同创新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必然模式选择^[14]；微观上，郑云坚等分析了创新创业政策对于创业企业的影响^[15]，宿慧爽等聚焦于创新平台的发展政策研究，对创新平台发展政策进行了设计^[16]。

四、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展望 (一) 理论构建本土化

公共政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20世纪50年代应运而生且风行于西方，中国的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尚处于学习借鉴阶段。西方政策理论作为“舶来品”，与中国情境的不相适应性是政策理论本土化构建的关键原因。如吴少微等通过识别压力型体制和集体主义文化这两种中国情境，分析了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与西方经典理论假说的差异^[17]。政策环境的不同导致中国学者在使用西方政策理论解释或指导中国实践时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公共政策理论本土化的构建迫在眉睫。当前，公共政策理论本土化的主要路径是以中国实践检验或改造西方理论，案例研究、文本分析等成为主要研究方法。

(二) 研究方法多元化

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演绎到归纳、从理论到实证、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研究规范性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数据分析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统计变量从单元到多元，统计手段从手工到信息化的演进过程^[18]。通过本文研究可证实，公共政策领域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保持传统定性思辨分析的优势，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也倾向于在研究中融入实际案例，或是采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与此同时，采用量化研究的公共政策文章大量涌现。在数据资料的搜集中，问卷法的应用较为广泛，一种是借助国内外现有的成熟量表进行政策研究，另一种是根据研究内容和假设设计问卷，并采用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常用的统计软件包括Excel、SPSS、Eviews、Stata等进行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也有一些新的乃至跨学科的统计软件运用至公共政策研究中，如采用政策文本分析软件Nvivo进行学术研究。

(三) 政策领域民生化

通过对2016—2017年国内“五刊”公共政策类文章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发现公共政策学界研究领域朝着提供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培养民众基本发展能力、维护民众基本发展权益三个方向发展，表明学术界为解决民生问题所作的努力。提供发展机会方面，学界注重研究创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例如，秦浩等以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为例，从市场失灵、政府责任与政策考量三个角度评价分析现有鼓励政策的驱动力，以期形成高校毕业生配置的良性格局^[19]。提升发展能力方面，实现教育公平，鼓励创新创业，创业政策是创业活动的助推器、催化剂。例如，金志峰等分析了当前创业政策执行中的诸多问题，对此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建议促进我国创业政策的顺利实施^[20]。保护发展权益方面，维护生态环境，保障公共安全，帮助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和未来发展成为研究重点。例如，赵新峰等探讨了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政策工具运用的实践历程与优化选择，从实操层面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借鉴^[2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可以预见，今后围绕民生问题展开的政策研究定会蓬勃发展。公共政策研究朝着民生化的方向发展，既为理论研究提供充足的现实案例，也为国计民生改善提供切实保障。

注释: ① 考虑到研究机构的实力与代表性，本排名主要以研究机构为分析标准而非高校，如果一个高校中有多个院系均在“五刊”上发表文章，本文将视发文院系为研究机构而非高校。
② 本文选取作者的标准是文章的所有作者，并非仅限第一作者。虽然第一作者对研究贡献最大，但第二及之后作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做出贡献，均具有参考价值。
③ 针对一些文章既涉及定性研究又涉及定量研究，且多种研究方法或数据搜集法并存的情况，本文在人工筛选过程中做了如下处理：凡是涉及定量研究方法，均视为定量研究方法；多种数据搜集方式并存时，以主要的一种数据搜集方式或来源为主进行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