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新时代，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所指出的人类发展规律、共产党人的伟大奋斗目标，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理论和制度。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至今已17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伏跌宕仍然处于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兴旺，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资本主义历经危机至今仍然处于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人类面临着严重挑战，也充满着发展机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我们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问题。但不容否认，一种潜在的错误思想倾向还存在，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一些人在理论学习、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把马克思主义“标语化”“口号化”。其讲话和文章不乏马克思主义辞藻，实则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自信、真信。其中一些人是“双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满嘴马克思主义，背后却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远离现实”“过时了”的论调。究其原因，是他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与现实生活存在差距，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科学体系缺乏正确认识。因此，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摒弃了唯心主义观点，给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以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指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发生和取得胜利。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依靠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发财致富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造成工人和广大劳动者的贫困化，从而不断加深二者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而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共产主义伟大奋斗目标，即建立和建设自由人联合体。它强调“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建立这种联合体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实现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有可能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奋斗目标。

马克思主义明确了工人阶级肩负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工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及其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一切观念，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为此，马克思主义主张：废除等级授职制，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在真正民主原则的基础上选举各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当选者对选民负责；废除个人专制，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随时罢免、撤换不称职的人；实行低薪制，缩小工资差别，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特殊化、脱离群众；废除旧的中央集权制，实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民主制。

马克思主义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它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反复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政权的斗争中，只有组织起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形成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他们论证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认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360。“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85。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科学的理论纲领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党纲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的可供人们用以判断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马克思恩格斯身体力行，不仅亲自参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而且为其起草党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民主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才能健康发展和发挥领导作用。为此，必须切实保证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及其对各级领导机关的批评权；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真正发挥其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和监督作用；坚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制。他们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后，共产党人要保持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取任何特殊利益，不追求任何特权，应当坚决“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2]12。

马克思主义，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伟大奋斗目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理论和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革命精神，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是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完整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立场、科学方法和基本观点，并用以指导实践，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一知半解，简单照搬。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比较浮浅，乃至一知半解，在工作和研究中，只满足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论断、名言，没有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理解、坚持、发展和运用。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变为空洞的口号，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损害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断章取义，片面否定。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牢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不足，或者带有偏见。他们抓住经典作家的个别提法同现实生活有差距，就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种错误倾向同样有损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原理，但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对革命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各国国情不同，时代也在发展变化。因此，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制定符合本国革命实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以指导本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本国革命的行动指南，本国革命才能成功。

列宁主义的形成、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与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积极探索革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提出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设的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社会主义从理想到制度的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本质”^[2]。他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各国无产阶级应当积极推动革命的发展。同时，列宁发现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各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础上，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同时发生的”论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3]55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那些主客观条件具备了的国家取得胜利。随着局势的发展，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3]722。

列宁认为，俄国有可能首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革命的主观条件最为成熟。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发生论”一脉相承，都认为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发生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所处的时代已发生变化，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也不同了，因此他认为各国革命的发生会有先有后，并可能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获得胜利。列宁坚持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全党能够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机械、僵化、形而上学的理解。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论，为俄国革命政党提供了思想武装和理论指导。极大地鼓舞了俄国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开创性地推进革命进程、满怀信心地夺取革命胜利。

列宁从俄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创建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力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强调了当时“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4]346。他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脱离民主的集中，更不是反民主的独断专行；是符合实际的正确集中，而不是脱离实际的错误集中。列宁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党的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做出明确的规定”^[4]344。列宁提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严密组织，必须建立坚强领导核心。列宁认为，只有建立起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全党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革命胜利。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合俄国实际，提出新型国家学说。他认为，俄国不能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应建立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国家，苏维埃国家应坚持工农民主专政。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与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另一典范。城市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形式。巴黎公社是城市武装起义，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城市武装起义。只不过俄国革命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内战。就此而言，彼得堡、莫斯科等几个大城市起义仅仅是俄国革命胜利的起端。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其国情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别。这既决定了中国革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十月革命为榜样，也决定了其具体革命形式不可能同西方国家完全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之初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其最初发动的武装起义，重点都放在大城市。先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又准备攻打长沙、武汉，结果都遭到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城市的反革命力量集中而强大，革命力量相对薄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发动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呈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到全国。革命队伍依靠根据地发展壮大，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农村根据地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发展壮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了全中国，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为与中国国情相类似的国家的革命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间虽然存在对立斗争，但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也存在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是中国国情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特殊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们先后两次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巨大贡献。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进程中，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搞共产党一党制，而是允许那些承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并与之建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我们建立并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功的法宝。

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其建立必须同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没有照搬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更加强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更加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其基础更广泛、更稳固。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在红色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但以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代表机构，不适合新中国的具体国情。因此，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它的建立和发展完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主张民族自决权。苏维埃俄国根据这一理论，组建了社会主义联邦制共和国。对此，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实践中也遇到一些障碍。后来，苏联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遇到不少问题。在中国，有些人曾主张学习苏联建立联邦制国家，但我们党认识到，这一制度和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保证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各国共产党人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制定符合本国实际要求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夺取革命成功；放弃、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改革开放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5]。

三、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思想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封闭僵化的，相反它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各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的核心是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到丰富发展。各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新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提出新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创新的前提是解放思想，要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马克思主义。

例如，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社会主义要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相当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人们预期的大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不可规避的因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脱离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之所以获得迅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决了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关的重大问题，充分认识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容许和鼓励集体经济、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的发展，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民生活。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过分单一，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僵化，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国营经济不景气。中国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对亏损严重的中小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公司制，成立董事会，招聘专业化经营人员。这些创新举措，促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国营经济稳步发展。在农村，我们受苏联全盘集体化的影响，实行集体化程度很高的人民公社化，造成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过分单一、僵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食品供不应求，甚至长期解决不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胆创新，建立健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新时代，我们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

又如，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缺乏计划性，放任自流，导致生产消费的无序化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由于理解的偏差，人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曾把实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截然分开，当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因而实行计划经济就成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苏联把计划经济绝对化、单一化，建立了以指导性计划为主体的经济管理体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衡，缺乏生机活力，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中国受其影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促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积极改革和创新。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6]148-149。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37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373。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本质，是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根本目的，而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和方法。手段和方法是为本质和目的服务的。过去的问题在于，把手段和方法当成本质，把市场及其证卷、股市等形式当成资本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同这些手段和方法、形式截然分开，对立起来，从而束缚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禁锢了我们的思想，僵化了我们的理论。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丰富发展和创新的重大贡献。理论成果固然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断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更加重要，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

新时代，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迎接新的困难与挑战，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以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

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但其正确与否必须接受实践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并高度凝练、通俗易懂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著名科学论断。但在理解和贯彻落实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模糊认识和意见分歧。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不要接受检验和怎样接受检验的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指导思想和检验标准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理论，自然应当接受实践的检验。由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已经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科学、正确的革命理论，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以不少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再经过实践检验。表面上这一看法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它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同其具体论断这两个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问题混淆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要始终不渝坚持。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它在历史上的每个具体论断、具体说法，是否符合当前实际，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至少不能简单继续照搬。然而，这种正确的认识却被忽视乃至压制，致使“文革”中出现“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荒谬提法。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基本的原理，却被政治和理论主流所遗忘，淹没在无知与谬误的言论之中。

“文革”后，我们党面临反思历史、开辟未来的重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极左错误路线，确立新的正确路线，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是当务之急。只有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真正纠正错误路线，才能拨乱反正，确立新的正确路线，引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开辟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其核心是，如何正确评价和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能不能、敢不敢于承认和纠正毛泽东具体论断和决策的错误。正是在这历史转折关头，一些理论工作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论断。一石激起千层浪，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大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但同时，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提出“两个凡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错在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一些具体论断混为一谈，并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由，反对纠正毛泽东具体论断及其晚年决策的错误。针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用这一标准检验毛泽东具体论断和决策。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论断，成为全党的共识，也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武器。改革就是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旧体制机制，建立新体制机制。这样，如何判断改革的正确与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面临的是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如果纠结于马克思主义书本，找到理论根据的就敢于改革，找不到理论根据的就不敢改革，那么改革开放就无法推进。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用理论检验理论，乃至用理论检验实践的做法，不仅不会推动改革开放，有时还会成为障碍。因此，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再推广，最终看实践结果，用实践检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举措的正确与否，就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法宝。我们运用这个法宝，建立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改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供给侧改革，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对外开放。同时，我们运用这个法宝，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新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困难、挑战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往往没有现成答案，同样需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同样需要正确处理理论指导和实践检验的辩证关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