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自然的不懈追求，作为对智慧的忠诚眷恋，哲学曾被认为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卓越典范。然而，哲学在现代却经受着非议与轻视：不仅整全的可理解性受到彻底的怀疑，真理亦被视为屈从欲望的人类造物。现代性表现为这样一种倾向：思想拒绝相信能够获得一种超越自身的理性原则，通过这种原则足以合理地安顿人类的生活。相反，对正义与善好的渴望被无尽的人类会话和历史过程所取代。人从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秩序中脱离出来，异化为与自然相对抗的孤立群体。现代性于是标示了哲学与人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作为追求自然的理性事业遭到了弃绝；另一方面，单纯自我阐释的人类生存缺乏任何真正的意义。因此，如何理解并超克现代性的问题便具有紧迫的重要意义。罗森曾将现代性的出现概括为：“一场关于诗歌地位的争论，或者说关于所谓由来已久的哲学与诗歌之争的问题。”^[1]若果如此，怎样把握诗学及其在当下的诸种形态，就成了我们解决现代困境的重要途径。

诗学（Poiesis）作为起源于古希腊的雅典特产，其词源意为：创造。它涉及人与所处之世界的根本关系，并因其追求想象从而怂恿人类欲望（Eros）。广义上讲，诗学在两方面突出地区别于哲学。第一，相比于哲学追求自然本真的样子，诗学的旨趣着眼于对自然施行模仿。第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诗学必须先将自然理解为可模仿的。相比于哲学将整全理解为开放的各部分之和，诗学则需将整全理解为封闭的创作对象。在理性（Logos）与神话（Mythos）的古老区分中，我们得以窥见“诗哲之争”的原初形式：理性乃是不可穷尽的言说，是对自然无限的追求；而神话则是业已完成的人类作品，是对自然一气呵成的描述。罗森曾做出一个决绝的判断：哲学之所以在现代被判为不可能，乃是因为诗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2]。由此而言，怎样理解现代性的问题就被分解为三个层次：如何揭示诗学在当下对哲学的取代；如何阐明诗学取胜的过程；如何通过诗学洞观现代性的实质，以期突破现代性的窠臼。

一、诗学的方今胜利

首要任务是表明支配现代思想的何以是一种诗学，而不再是哲学。一方面，现代理性主义的“清醒”在于它分享了现代科学对精确性与数学化的追求，谨慎搜寻着任何可被形式法则捕获的普遍知识。然而就在贯彻该计划的同时，理性和自然却经历了一种隐秘而严重的共同狭隘化。其中，理性被缩减为类似计算、概括、推理的能力，并与一切美好高尚的古典观念相互分离。理性必须通过沉寂的数学性才能得到理解，其直接后果是哲学沦为技艺（Techne）。另一方面，自然在被数学刻画的同时，其各部分之间的独特性亦被残酷摒弃，世界因而被异化为客体的逻辑结构或数理形式。与之相伴的是哲学倒向技艺后的进一步沉沦：将任何事物都加以形式化的欲望，催生了一种不断制造答案的麻木放纵。对精确性修辞的迷恋腐化为对技艺的沉湎，进而压制了对真理与智慧的爱。其结果是：理性不再能够分辨自然与试图定义自然的各种人为摹本，实在论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已然构成了对其自身立场的驳斥。此即戴维森所谓：本体论难以避免地受到认识论的污染^[3]。

除此之外，现代理性主义还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保持一种自觉的区分，以防止任何主观性侵犯神圣的客观领域。然而，在做出如此区分的同时，必须先将自然理解为与人无涉的对象性客体。事实需要通过相对于人的中立性得到界定，而人的价值选择亦不允许受客观世界的影响。于是，现代思想对古典目的论语带嘲讽地表明了自己对“绝对价值”的拒斥，结果其自身亦需经受这种割裂带来的折磨。一方面，价值一旦脱离事实，就必须通过预先设立的目的来收获肯定。没有心灵提前为自身定义的欲求目标，一切道德原则就没有存在的可能。然而，诸种目的本身无从相互比较，且各自包含不可根除的随意性。一旦尝试对诸目标进行评价，就会导致“评价目标的目标”之无穷倒退，理性的次激情化乃是其结果。另一方面，事实一旦脱离价值，就将造成难以言说的困难。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类描述事实的可能性受不可名状之“生活形式”的根本支配，拒绝或欲超越这一前提，都将陷入必然的沉默^[4]。这一切表明：绝对客观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主观欲求的特殊价值。

综合以上各点，我们得以澄清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数理形式的客观世界”自始至终都是依附人类意志的预设产物。难讲那能否构成自然本真的存在方式，却显然是心灵对自然施行的模仿。当现代思想将追求客观性作为自身的使命时，意志就首先在一切发生之前炮制了客观性概念。意欲寻求真理的精神也时刻遮蔽着真理，一旦冲破掩盖世界的客观性幻觉，科学就将成为人类的自由创造。而当心灵意识到进行创造的前提乃是那唯一真实的混沌，自由创造的科学就又归为对存在最本质的去蔽。以上即是对尼采如何将科学彻底诗化的粗略概括，它也是现代理性主义终将迎来的结局。由于不断意识到实证主义生效的基础乃是权力意志的提前生效，所以传统科学观必将以一种自我解构的形式受到摧毁，并被一种广泛的“科学人文主义”取而代之^[5]，无论它是以“科学人类学”“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或者任何其他面貌出现。这种趋势的当下特征就是不再对科学研究中的人类行为与自然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进而主张任何物理或生理过程都需要通过人类自我诠释或自我表达的修辞现象得到理解。

由于拒绝了康德“先验自我”的假设，现代理性主义无法在数学性的必然秩序与创造性的自主知性之间达成和谐，对经验现象的知识建构亦难以支撑认知过程的终极有效性。其结果是：理性被限制在由人自身所营造的世界之内，而真理必须首先屈从于对目标的殷服。除非诉诸对旨趣的终极信靠所产生的安慰感，否则无法使哲学区别于随性的创意行为。至此，行创造之能的诗学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对哲学的取代。结果是哲学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在挣扎地想要从历史与习俗所构建的人为世界返回时，它发现唯一的选择竟仍然是诗学对世界的预先裁决。我们可借助内格尔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说明。内格尔坚持理性所涉及的乃是一切非局部、非相对之普遍合理的推断^[6]。然而他未能看到的是，将理性武断地等同于客观性、普遍性本身就是一种源于其个人的视角主义。内格尔拒绝将理性认识与任何个人偏好相混淆，然而他为普遍有效性所奠定的权威却首先是一种个人偏好。或者说，他无法认识到对普遍有效性的追求亦不是理性而是欲望。

我们可进行总结如下：现代理性主义以一种技术性的傲慢作为伪装，试图将哲学建立在缺乏根基的唯心主义人类智性之上。其关键问题是无法认识到“技艺”并非是对哲学的真正思考，而是变化多端的创造性生产，因此乃是诗的一种表现形式。现代理性主义从而是诗学对哲学的取代，这种取代以一种对整全的隐秘看法作为基础。即不再承认整全与其各部分之间所形成的开放序列；不再承认不同事物可以具有合理安排并相互区分的可能；也不再承认各种事物可以构成一种超越的、不可缩减的整全。简而言之，现代理性主义先将开放的整全理解为封闭的同一体，进而试图对该同一体进行一劳永逸的定义。这就使自然屈从于人类理解，从而使哲学屈从于诗学。这种理解的最终结果就是以古德曼的出现为标志的多元主义：人在理论与实践中所构造的多重世界要对现实本身实施覆盖^[7]。罗森将此阐明为：任何尝试对整全进行直接描述，而非遵循各部分渐进式上升的企图，都既是对存在的完全遮蔽，亦是对哲学的彻底诗化^[8]。

二、“诗哲之争”的近代发端

现下的任务是如何阐明诗学取胜的过程，以理解现代性的真正成因。作为开启现代性序幕的关键人物，笛卡儿致力于宣扬以数学思维为基础的新方法来对自然进行改造，这也成为将整全缩减为同一的最著名的哲学事件。我们可以简要甄别出笛卡儿为达到其目的所运用的主要手段。首先，将推理方法与数学直觉定义为一套新科学或新哲学的基础，以找到一种不可倒退的衡量绝对确定性的标准，并因而诞生了“先天的清楚明白”的著名观念^[9]。其次，由于对一种普遍主义的怀疑一切的推崇，因而得到了对一切现实进行怀疑的“我思的自我”。普遍的怀疑意味着要对所有可疑的东西都实施过滤，而过滤标准则是先前得到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儿“我思的自我”是如何成为一种纯粹理智的生产者，而这种纯粹理智只具有产生于主体内部的自明性，从而与雅典原初意义上的理智（Noesis）概念分道扬镳。最后，依靠普遍怀疑的过滤，把主体生产的理性秩序全面施加于世界。笛卡儿以一种对上帝存在的暧昧承认为手段，为绝对清晰与普遍明确的观念施加保护，进而为主体对世界的各种改造敞开通道。将自然的结构等同于广延之物的数学属性，意味着主体通过对这种数学属性的掌握，能够僭越成为自然的主人。对笛卡儿来说，自然已不再是希腊意义上那个焕发理性秩序与生动现实的高贵者，而是一种单调、空洞、纯粹机械运动的广延。

笛卡儿狡黠地使自然屈从于人类意志，进而提升了诗学的地位。而整全亦缩减为封闭的同一体，准备成为可被随意写就的诗篇。因此，笛卡儿计划的实施充分显露了现代性的端倪：世界的客体化以及对立于世界之主体的产生。经过笛卡儿之后，存在首次被理解为按照恒常的方式永远存在，世界首次被固化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哲学从而演变为一种对主客体关系进行辨析的认识理论。如果说在笛卡儿那里，二者尚可依靠数学直觉和内在想象建立起沟通的纽带，那么在休谟那里，由于他彻底质疑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从而促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割裂。休谟直指笛卡儿主义问题的关键，他意识到笛卡儿所谓的那个外化的客观世界无非就是由封闭的理智所制造出来的数理秩序，是那个宣称要质疑一切之自我的凭空虚构。一旦彻底抛弃这一没有根基的假设，那么先前一切有效的认识与自明的规律都将沦为幻觉和谎言。通过对笛卡儿“我思的自我”进行再次反思，休谟不再信任前者为世界所施加的数理秩序。如果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从根本上依附于主体的意志，那么由这种数学所勾勒的客观世界就成了不可理解的荒谬。由于彻底否认思想得到真正知识的可能，休谟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人类个体。自然秩序与客观规律的空虚意味着道德将从理性的限制中彻底解放，“道德实践超出平静慵懒的理性判断”^[10]致使人屈服于自身的欲望。其结果是：人试图反抗世界对他的掌控，进而要求对自我命运的裁决。

对笛卡儿主义的去数学化使休谟理所当然地走向了唯我论。对后者而言，主体所拥有的唯一真实就是经验的突然生成与转瞬流逝。这促使休谟意识到人在生存上的无助境遇，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已经转化为自主的人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二元论，这种对立正是现代性中“是”与“应该”的二分法产生的源头。至此，休谟将“诗哲之争”推进到下一阶段：个体欲望依靠意志力的释放开始逐渐脱离理性的管控，这就是诗学首次压制了哲学的地位。通过“诗哲之争”的这种变化，我们得以理解现代性形成的又一关键：主体被切断了与客体的联系，沦为一种孤立的封闭自我。自休谟之后，卢梭首先质疑了那个封闭的主体在时间上的永恒性。在卢梭那里，个体精神成为了一种历史的产物，伴随时间的延续而自我发展，以至“终于达到了窒息天性的程度”^[11]。对卢梭来讲，人是一种被悬置在无法调和的两极矛盾中的悲剧动物。一方面，只有在最接近起源的自然状态中，人性才能展现出充盈的完美状态；另一方面，人所拥有的现实永远是一种从自然状态流溢出的历史片段。而理性只能通过构建普遍意志的方式对这种不可倒退的恶化施加有限的调整和必要的修正，却无法真正将人带回完美的自然状态。在卢梭看来，人始终被一种当下的道德不完美丑态所折磨，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来自现实的无奈，是那个封闭的自我难以阻止地向历史的演化。憧憬人性完美的卢梭于是选择静待历史的向下发展，成为一个永远在厌弃自我的孤独的漫步者。

“诗哲之争”的近代形式在卢梭之后逐渐趋于明朗和稳定。我们可以说卢梭和休谟一样都是笛卡儿主义公开的怀疑者，二者同时把数学直觉引领向人类生存，也同时把支配客体的主题替换为主体依靠意志力的自我救赎。这使得诗学在与哲学的竞争中真正处于领先地位：理性要么在休谟那里成为不可能，要么在卢梭那里成为对人性的完美无计可施的平庸之物。现代性由此向我们敞开了它的下一个特征：不再信任这种自发于主体之内的理性，认为难以通过这种理性来获取正当的自然秩序。换言之，在内化的理性与外化的自然之间产生了严酷的矛盾：自然被最高等级的完备秩序所统领，那是人在理想中的圆满形式；而理性只能追求次级的理智，它只能在贫乏的现实中展开，且永远也无法满足自然所提出的要求。

三、“诗哲之争”的现代趋势

“诗哲之争”在近代呈现为理性与自然的互不相容后陷入了僵局，这种对峙使人有彻底拒绝自然的监护从而取代自然的危险。康德是着手解决上述困难的关键人物。为了调停理性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康德意欲将理性限制在经验的现象世界之内。在构建起本体与现象之二分法的同时，自然对人产生的意义由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所限定的先天认识一劳永逸地决定。而个体对现象世界知识建构的有效性，和个体之间所分享的人类经验的一致性，原则上都需要依靠先验主体的假设。这使得现象世界又成为了先验主体的综合化产物，或者说现象世界无非就是先验主体的创造性重构。这意味着理性最终被赋予了随意诠释现象世界的自由。因此，康德并没能化解笛卡儿所遗留下来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相反是将二者共同地超验化了：一方面，我们对现象世界的知识建构是先验主体逻辑可能性的具象化；另一方面，先验主体亦阻止我们进入真正的本体世界——后者对康德而言已是需要信仰支撑的事业。康德通过一系列的超验化假设以谋求消除人在此世的生存紧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亲手缔造了知识与信仰的二元论，这本质上是人的自由创造性与人的终极归宿之间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未能弥合理性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相反为了给理性在人类实践中保留一席之地，他降低了衡量人性的尺度标准。不承认人类能够对超越于现象世界的本体有任何一致的知识，意味着要求人类彻底遗忘属于他们共同的高贵。人类生活因而被迅速地原子化：对多数追随欲望者而言，理性建立在无所凭依的主体间性之上，其结果是人类集体的平庸化；对少数意求道德者而言，理性等同于对自发性良知全心全意的信仰，而这又将完全湮灭理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将康德所造成的影响总结如下：第一，笛卡儿意义上具有理智自发性的认知主体被改换为康德意义上具有道德自发性的先验主体；第二，卢梭意义上自主立法的普遍意志被转化为承诺自由的普遍道德律。两相结合的后果是：向往本体世界而不得入的先验主体却允许对现象世界进行随意阐释。康德试图将主体的自主性与客体的必然性相结合，以促成道德与自由的相互和睦。然而他的工作却使现代性得以接近它的完成形态：人彻底从一种超越自身的自然秩序中脱离出来，甚至可以通过“将道德评判作为伴随自由行动的观察工作”^[12]来暗中拒斥自然。这意味着指导人类行动的根基已无论如何不在自然中：我们所拥有的世界真正成为了我们的自由创造。康德的出现使现代思想有太多危险彻底滑向诗学，当我们用严密清晰的形式结构代替康德的现象世界，再用语义辨析和心灵剖判代替康德对先验自我逻辑可能性的分析时，就得到了支配当下学院哲学的现代理性主义。我们已经充分看到，这种学院哲学本质上是不自知的诗学，是无意识的孤芳自赏，是用技艺来掩盖哲学实质的缺席。现代理性主义对康德图景所进行的“去超验化”处理，使它必然无法协调将现象世界理解为客观事实与做出这种抉择的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因此，现代理性主义必将自己转化为这样一种历史主义：放弃坚持客观性的执拗，承认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是一种属人的规划，是变动不居之人类会话所创造的历史产物。至此，康德的先验主体就转化为了不断进行的自我表达与自我诠释，并以这种创造来取代对自然进行理解的历史主体。现代性因而被历史主体的凸显而决定性地标识：我们的世界不过是风格各异的诸种诗篇。哲学的可能性近似于虚幻。

现代思想无法克服尼采的透视学说所带来的威胁，反而是权力意志要求哲学承认：如果整全存在，那么它只能以各种诗歌的形式呈现；如果整全不存在，那么又只能靠诗学去主动创造它。因此，现代性不仅意味着诗学的胜利，也意味着对哲学本性的误解。如同罗蒂所掀起的那场文化运动，他已首先将柏拉图哲学等同于“自然之境”，也就是对自然施行模仿的诗。进而要用有趣来替代乏味，以愉悦来更换严肃。罗蒂无法理解“自然之境”的假设乃是建立在对整全进行缩减的现代基础之上，亦无法理解哲学作为“看透”与诗学作为“模仿”之间的区别。通过宣布20世纪的哲学家已经“统统告别了沉闷的柏拉图而开始追随如英雄般的浪漫主义诗人”^[13]，罗蒂乐于亲眼目睹哲学在现代以挣扎的惨状告别它们的时代。显然罗蒂所在意的并非是哲学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更好的诗学品味的问题。然而哲学一旦被改换为纯粹的诗学，思想就不再能认清人类生存的独特性，也无法把握精神与存在之间敏感的紧张关系。这就促使罗蒂把社会理解为具有自我创造力与敏感性精神的差异化个体之间最大限度的团结。分离的自我于是被再度社会化，却依旧保持着那个行创造的历史主体的生理基础，从而无法支撑高尚与卑劣的自然分别。我们可以对现代性所造成的现实影响进行如下总结：由于拒斥了理性对真实整全的参与意识，现代思想因此放弃了对超越的存在进行体验的能力。否认人有超越纯粹现实性事物的可能，就取消了哲学所渴求的精神上升的空间，也剥夺了构成良俗社会所必需的核心成分。承认真理不过是一种属于历史的被占有物，意味着人与世界都将失去应有的肃穆与尊严。

四、结论：现代性的实质

当哲学对现代性的出现感到危机时，它意指的是人类精神的持续衰落。这种衰落最终结束于虚无主义：它是价值品味被占有的满足愉悦所抹平，也是道德实践被庸常的自我表达所掩盖。如何理解并超克现代性的问题从此成了笼罩在哲学头顶的阴云。罗森将现代性定义为“诗学之胜利”的微言大义，为我们重新提供了一种考察现代性的富有建设性的途径。诗学掌管创造，而创造催动欲望，现代性因而表现为由欲望支配的属人世界对本真世界的渐次克制。这种克制以对整全的缩减为前提，以对立于自然的主体为媒介，以主体创造性地自我阐释为结果。通过对“诗哲之争”流变过程的一系列考察，我们得以理解现代性的深层内涵。其中首要的关键之处是日常生活的直观世界被受理论控制的数理世界所取代。这就是胡塞尔所谓“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真实的世界……被理念化了的自然必须服从于精密的法则，所有这一切都既是发现也是掩盖”^[14]。自然被一种包含无条件真理的语义系统取而代之，整全于是成为了一个均质性的同一体，可以被一种自发的理性完整地把握。这就带来了现代性的关键假设：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塑造为封闭化主体与对象性客体的二元对立，而理性被理解为由主体自发地向客体的投射，这就斩断了理性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认知主体异化为受欲望支配的历史主体。也就是洛维特所谓的：作为历史主体的实体精神不再是哲学的基础，而充其量不过是个问题^[15]。

现代性的实质因而是它过分地依赖于两个最终被证实为无法调和的尝试：企图为外在世界提供精确数学秩序的理性主义，以及承载这种数学秩序的真正核心的唯我主义。本真自然的无限隐退使得诗学失去了古典意义上那个模仿的范本，以致成为了一种主动创造的人类事业。其结果是，包括现代科学在内的一切活动最终都被理解为历史与习俗的结果，其中已不再有任何自然本身发出的声音。现代性于是向我们展示了它最深沉的假设：人类最终只能理解由其自身所创造的东西。使自然屈从于人类掌控的激情最终令我们迷失在自己书写的诗篇中。但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和批判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怀哀伤地抛弃现代，而是要做好充分准备以面对作为现代性必然结果的物质繁荣与精神绝望。尼采与海德格尔都曾经试图在现代性的虚无中重新唤醒哲学，但却各自迷失在从事这种尝试的癫狂之中。这提醒我们，哲学的政治品性仍是审慎温润而非狂热冒进。以“诗哲之争”的方式来洞观现代性，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扬弃的态度来处理该问题，从而认识到哲学在现代的失败开始于它对真实生活本身的否定和破坏。因此，如何超克现代性的问题，有赖于哲学能否穿透一切观念世界，从而回归到前理论的那个常识性的生活世界，以寻求再次通达深层真理的可能，并恢复自然作为整全的地位，为人类生存重新注入真正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