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时，提出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21-52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凝结着我们党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态势、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的深刻认识，蕴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从生态文明视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一、生态文明与中国经济学新目标

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应该随着时代和中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反映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30。为了适应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变革的需要，寻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绿色发展新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1]50-51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时代使命和新的研究课题，要求我国的经济学研究重心应转向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研究经济新常态的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社会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的“绿色化”过程，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境界，既要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研究社会经济制度关系，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又要关注生产力的绿色化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23为价值目标，将自然生态系统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探索“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研究经济运行系统（由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构成）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复杂性关系，研究绿色发展的经济学意涵、经济学规律、经济学工具等，追求自然生态规律、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有机统一。

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经济学界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要在新时代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构筑中引入空间思维（也称“整体思维”“多维型思维”），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国土，并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3]237的原则，研究如何“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4]395，从人们生产生活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探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解决经济的低碳化、循环化和绿色化问题。通过“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3]237，达到节约劳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目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5]39，实现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二是要遵循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从生态文明视域提炼和总结我国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30的实践经验和规律性成果，并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转化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理论与实践的共进、思想与时代的互动中积极探索以绿色发展为主线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二、生态文明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与进入“新常态”，以及“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19目标的提出，为我们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学研究之中，拓展经济学新视域、构建经济学新机制、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指南，并使得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即以绿色、低碳、循环、高效为目标指向的绿色发展经济学上升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科，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一) 构建经济学新机制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引入了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必须遵循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最大化，难免会带来环境成本外化，资源能源耗损过快，再加上我国健全有效的社会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各种趋利行为以及粗放型生产方式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就是市场经济‘生态悖论’的逻辑”^[6]。为了有效遏制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解决资本与生态的矛盾以及市场经济与生态的悖论关系，就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建立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市场调控与政府职能，处理好“有形之手”（政府宏观调控）和“无形之手”（市场调节）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制度设计时，明确了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二者耦合的思路。一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4]232，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靠政府力量推行相应的生态制度，及时纠正市场主体有悖生态逻辑的行为。如：《决定》提出资源环境既可作为公共资源管理，也可以被分割管理。要建立归属明晰、监管得力、权责分明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通过生态与资源确权来掌控和统筹环境治理，强化资源环境的资产属性，激发环保主体的市场活力，促进自然资源优化配置；把生态补偿引入到市场交易中，推动环保市场升级，进而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资源价格要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耗损成本，建立起包含生态成本、自然资产、环保支出和环境收益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原则，提升资源税扩容，推行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绿色税收，试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运用价格管控、补贴、信贷和税收等经济手段有效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而逐步形成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环保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并“利用资本创新扩大生态产业”^[7]，达到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推动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快速发展的目的。以碳金融为例，我们在发挥以资本为支点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时，可以“采用市场化的金融手段”，利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形成有效的碳价格，“交易和流通相关碳金融产品以及衍生品”^[8]，以此降低能耗物耗、推动低碳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政府职能还体现在政府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制定和实施环境建设规划、环境政策法规、绿色考核标准等，强化调控监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生态秩序建设，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管理和保护。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等。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进一步“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1]52时，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1]30的首要任务，以绿色供给推动绿色消费，进而有效约束资本的自由逐利本性和无限扩张性，并激励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和环保领域，“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3]156。应该说，这是我们党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活力的充分体现。

(二) 形成经济学新范式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是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特征的文明形态，其本质属性应是产业与自然生态的互利共生。建设生态文明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要用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方式取代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方式，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因此，用生态理性矫正经济理性，把握市场经济的生态逻辑，探索内生于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绿色经济形态，建构符合生态逻辑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科，应该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经济理性膨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相对忽视生态经济规律以及生态效益在发展和考核指标中的比重，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1]51，目的是为了构筑新型生态产业体系，夯实绿色发展的物质产业基础，建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尽可能减少人类的产业系统对生态系统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我国的经济运行保持在科学合理的区间，逐步进入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新常态，遵循经济、自然、社会三大规律，实现重质量、重效益、低消耗、低排放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应该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相应地，我国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应当研究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征，以“低碳、循环、高效、可持续”为目标指向，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内在变量，纳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探索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经济学机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人类经济活动可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9]207-208思想，充分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有既符合经济规律又适应自然生态规律，才能实现内涵式发展。

绿色经济关爱生命，以追求绿色增长和绿色GDP、积累绿色财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提高人类福祉为经济发展目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作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形态，总体上都是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能源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社会再生产的低碳与无碳化，是绿色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而从碳基能源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追求碳排放量最小化或零排放，也正是循环经济所要解决的“废物排放量最少”这一难题。在此意义上，循环经济也是低熵、低碳、低代价的绿色经济的实现形态。总之，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等绿色经济都是以生态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福祉为核心、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方式，代表着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缓解我国目前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发展包括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在内的绿色经济，需要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将环境质量看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源泉，以绿色理念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包括生态农业、工业、新能源产业等。这些高端生态产业和绿色生产体系的建立，呼唤着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即经济学应该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与当代复杂性科学深度融合，既要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又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转与生物生长规律，并“依据生态循环的自然规律构成科学的经济循环”^[10]，把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向作用力置于生态环境的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的总交换过程中，探求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走一条崭新的生态与经济互利共生发展之路。

三、生态文明与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在生产方式框架内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创造、资本、财富等，我们今天探索以绿色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提炼、总结和揭示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和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并上升为一种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经济规律论、生产—生活方式论、财富理论、资本理论等，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绿色化创新，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社会再生产

众所周知，马克思当年主要侧重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来研究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运动及其规律性，并把物质生产（马克思也称之为“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积极探索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似乎社会物质生产可以涵盖自然物质生产，“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1]399，自然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生产生活供给无限的资源、消纳无限的废物。但是，今天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已大大超过了资源环境总供给的极限，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平衡凸显了资源环境再生产的重要性及基础地位。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以保障经济再生产的总需求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再生产的总供给相适应；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1]51-52等。这些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实际上已丰富、扩大和深化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意义上所使用的“生产”概念的内容、范围和层次，即不再仅限于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来看待社会再生产运动及其规律性，而是注重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再生产，要求“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补偿纳入全社会再生产模型”^[6]，进一步细化马克思的社会物质生产分类，从生产部类角度将资源环境再生产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两大部类中独立出来，研究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再生产与资源环境再生产之间的均衡循环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物质资料再生产与资源环境再生产之间是相互补偿、相互促进的关系。物质资料再生产可以为资源环境再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如净化、养护、修复和治理生态环境所需的器械，以及进行资源勘探、开采、提炼和加工所需的机器设备；而资源环境再生产可以补偿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自然资源消耗，不断为物质资料再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类产品和舒适的风景、合理的生产布局等环境产品。特别是当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更新无法满足人类社会需求时，就更需要通过人工方式改善资源环境，投入人类劳动还原和提升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和环境效用，如“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52，实施生态湿地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等生态治理工程，以此弥补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生产能力的不足，恢复自然生态循环的均衡态，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我们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自然基础，保证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规模与自然系统的生态循环相协调。

资源环境再生产不同于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为便于理解起见，可以把这种资源环境再生产划分为两类：一是发现和获得自然资源的潜在的天然使用价值的各种劳动；二是生产生态产品、促使自然资源再生或提供生态服务等创造价值的各种劳动。资源环境再生产可以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功能、扩大环境容量、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进而有效地解决社会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容量、承载能力、再生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以及经济系统排污增长速率与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纳污、自净速率之矛盾。

生态产品的生产作为资源环境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物质生产，即生态系统生产出维系生命需要、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满足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益需求和人类健康生存需求的自然产品。如：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舒适的风景、宜人的气候、茂盛的森林等。这些生态产品来自草场、森林、湿地、河湖等绿色生态空间。这是自然状态下自然发生的天然自然力的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再生产过程。另一类是人工自然再生产，直接表现为一种提升生态支持能力的绿色实践。如：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将人类劳动加之于自然生态系统，改善生态环境，扩大绿色生态空间，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增殖生态资源，增加生态产品的产出。又如：绿化沙漠，可以保持水土、释氧滞尘、保护沙漠生物多样性，进而提高生态供给能力和生态调节功能。

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反映的是人类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存续发展，并以此支撑、提升人类生产生活的能力。长期以来，我国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但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相对较弱，水污染、雾霾天气等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呼吸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不仅要关注劳动生产率，更要注意提高水、土、能源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物质产品生产、文化产品生产和生态产品生产并举，已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总之，通过生态产品的生产，可以恢复、更新和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能力与生态功能，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朝着原有的良性循环发展方向回归，进而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补偿生态资产的损耗，有效地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和增殖，以最小的生态环境代价获取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二)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态文明是基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受到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工业技术的影响，而且还应受到文化因素、价值观念的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系统阐述且须在当今中国亟待拓展的理论。为此，我们需要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自然生态系统，研究作为人类价值对象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生产力特指在社会生产中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经济财富和生态财富），并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保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和人类永续生存的能力。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提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2]，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27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1]51，凸显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反映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人性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趋势。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23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3等重要论断的提出，则优化和扩展了生产力的内涵和要素，改变了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社会生产力而相对忽视自然生产力的做法。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曾通过区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表达了他的自然生产力观，强调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前提，自然界不仅是劳动者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劳动力的最终源泉，而且也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13]。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4]。由于尚未出现当今形式的生态危机和资源难题，马克思当年主要侧重从物质财富的层面上看待生产力，即他所说的“生产力”专属于人类有目的的社会生产活动，特指生产社会财富、体现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生产力，并不包括自然本身生产自然产品的能力。显然，在马克思那里，自然生产力被包摄在社会生产力之中。他更为重视的是那些直接有助于物质财富生产且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和决定要素的自然力量。今天，习近平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断，不仅将保护和改善资源环境提升到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而且还进一步从当代生态学的视野认识生产力的本质，把“生产力”看做是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生产力”的结构性统一，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潜在的内生变量直接纳入生产力系统中，关注自然生产力发展的循环性、可再生性和持续性，深刻揭示了生产经济财富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生产生态产品的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之间相互补偿、相互促进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生产关系不仅体现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而且也反映人们对生态财富（自然资产、生态产品等）的直接利用和占有情况。如果说，马克思当年侧重从所有制维度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应更多地关注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相互依赖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探讨有利于社会经济有序运行的机制，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服务。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生态领域主要体现为，能源危机、资源短缺和生态退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人类的经济利益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熵定律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也应纳入生产关系的研究视野。我国尝试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1]52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目的是为了调整和改善资源环境开发利用领域中的相关生产关系，将包括生产条件（土地、水、自然资源等自然物质）在内的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这是从人们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关系视角拓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

(三)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三大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3]146。“三大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体现了相辅相成、交织交融、密不可分的“三种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需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1]30，实现经济运行的绿色转型，走内涵型、质量型、生态型扩大再生产之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凸显了自然规律对社会经济规律的制约性以及社会经济规律对自然规律的依存性，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与环境容量、生态阈限的关系，恢复、保护和发展自然生产力，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物质循环和再生规律、能量输入与输出的转化规律、生态平衡规律等）来优化经济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探索生态经济规律，走低碳、节约、循环的绿色发展之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构建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实现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其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遵循自然规律是遵循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尊重、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遵循社会规律又是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有效提升，也是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集中反映。

习近平关于遵循“三个规律”推动“三种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把握，更是对自然生态运行与经济社会发展在非线性的协同作用中逐步形成的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即“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规律的高度凝炼和概括，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为中国绿色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和建构提供了新思路。

(四)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文明的发展和转型看，生态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根本就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同。经济发展方式是指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的文明形态，包括经济体制、结构产业、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生产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24应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

关于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做过系统论证。而对“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也注意到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和生活的互动生成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提出“生活的生产”概念，指出“生活的生产”既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他人生活的生产（人的生产）。之后，恩格斯明确将它称之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5]。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自己的历史观表述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6]，多次强调生产是“社会生活的生产”^[17] “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18]。对此，我们可以引申出如下结论，正是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互动生成，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今天，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应该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活的生产”的思想，进一步研究作为人类生存的两大活动的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协调发展和互动建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确立了人类合生态的生产与生活行为准则，即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1]50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50，实现“生产—生活方式”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转变。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理论的拓展和深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影响并决定着人们对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着物质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本与生态循环的关系，决定着人们在资源环境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创建一种新型的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的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

与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绿色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确立的，具有绿色循环、高科技和可持续性的显著特征，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第一，从生产的目的和价值取向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仅追求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一种以资源高投入和产品低产出为特征的线性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绿色生产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经济发展的目的，这是一种以创新驱动为原动力、提质增效的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还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按照生态阈值来发展经济，使绿色化融入生产全过程，建立内在循环的社会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共生体系，“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1]51。第二，从生产技术的构思、设计、开发和运行的要求看，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经济发展，要实现由工业化生产方式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催生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提升生态使用价值的新技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1]51，大力开发和应用清洁生产技术、节能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原材料节约与废物循环再生技术、绿色产品技术等，创新低耗、高效、自循环和废弃物还原利用的生态工艺，提高生态系统的稳态反应能力、自我修复能力、自净能力和再生能力，推行资源再生型的集约化的绿色生产方式。第三，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看，现代工业生产要求开发的产品往往不计环境后果，但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对人及其社会有用。但是，绿色生产方式则从生产、供应、销售等环节入手，要求产品的开发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规律，生产更多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为目的、低耗高效、无污染、安全可靠、易回收、易降解的、能进入生态循环链的产品。

建设生态文明还要求我们选择绿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绿色化。“生活方式”涵盖“消费方式”。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严重短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或过慢、消费过度或消费不足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51, 实际上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双赢的消费路径。具体说来，就是倡导绿色消费、循环消费和低碳消费。绿色消费是一种热爱自然、追求环境友好和健康生活的崭新的消费方式，要求量入为出，杜绝物质主义文化影响下的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等非理性消费行为，注重人的生活品质，崇尚精神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循环消费倡导厉行节约，鼓励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降低一次性商品的使用频率，节约资源和能源；低碳消费要求人们在衣、食、住、行中注意节能、环保，多开发绿色清洁能源，多使用生产性能好、耐用性强、具有共同享用性质的低碳产品，努力实现生活系统的减物质化。总之，绿色消费、循环消费、低碳消费，既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又适应自然承载力和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具有人本性、节约性、适度性、持续性、无害性等特征，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所崇尚的生活方式。

(五)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财富与产品

关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物质财富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具有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客观效用的物就是财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从经济学的视角肯定自然资源具有天然的使用价值，论证自然是人类劳动藉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经济价值）的源泉，任何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都离不开大自然提供天然物质原料这一先决条件“, 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9]56。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力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不具有劳动价值意义上的价值涵义，参与财富的生产，但不参与财富的分配。

由于人们以往较多关注马克思关于社会财富生产中劳动关系的分析，而对马克思关于自然力本身创造的自然价值是财富的源泉的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忘记了马克思当年的告诫：自然资源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11]289，致使人们仅以经济价值或交换价值作为财富评判的唯一标准，只追求单一的价值化财富（货币、资本），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均被视为无价。人们不仅对作为生态财富的资源环境缺乏应有的社会评价，而且还依据这样的价值原则来调配自然资源，进而导致经济发展仅追求利润、效率、速度，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态成本和环境承载力。环境资源价值被排斥于整个社会再生产价值运动以外，造成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大多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5]41，实际上已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包括环境容量等）在国民财富中的地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力是财富的源泉的思想。之后，习近平又多次强调：“环境就是民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4]209，必须“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4]395，实际上就是要保护生态财富，目的是为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1]52，“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0。为此，我们必须改变过去仅追求GDP、且把生态资源定义为无价值、非稀缺产品的偏狭的财富观念，推动财富理论的创新，思考新的财富准则，树立新的财富观、成本观和资源配置观，明确“生态和环境也是财富”^[19]，自然产品和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也应该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尺。

生态财富特指能满足人的健康和生命需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然物质条件，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第一类是作为人类生存家园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是天然型的生态财富，可以直接或间接为人类提供服务，维系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人类带来福祉。第二类是作为劳动产品的生态产品，即人们投入劳动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和增值了该系统的生态使用价值而产生出来的结果。这是人造型和组合型的生态财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附着在物质实体上，具有改善生态系统效用的物质产品；另一类是无形的生态消费品，即经过人工养护、修复的生态环境对人的使用价值，包括那些栖生于大气、水、土和生物资源等物质载体（环境要素）之中的环境容量、生态再生力和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功能等。生态产品不仅与特定物质载体的生态价值有关，而且还必须符合人类健康生存的环境标准。我们通常将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总量称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简称为“GEP”）。

总之，生态财富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等诸多价值的新兴财富，既具有提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功能，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消费需要，为人民提供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和服务产品，又能够满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强化生态是财富的观念、意识，对于我们改变过去片面追求GDP的财富观，推动财富理论的创新，充分认识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并将生态成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经济效益）纳入商品价值和市场价格，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核算，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保障生态资源存量非减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 生态文明视域中的环境资源与资本

环境资源是指影响人类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土地、水、大气、生物等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总称。在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突出，过去丰裕的自然资源变得供不应求，包括环境容量在内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都变成了稀缺的要素资源，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自然生态要素资本化的趋势。早在1987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就建议把环境和生物圈当作资本来对待。在201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上，获得50多个国家支持的《自然资本宣言》，重申了自然资本的重要性，呼吁应该将包括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土壤、森林、植被和其他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在内的自然资本价值作为地球总经济价值的一部分，纳入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

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只重视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而相对忽视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而导致生态系统熵增、环境污染严重，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5]41。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凸显了自然资本在资本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

应该说，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各种人造资本（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等）的创造都离不开包括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本。综合国力的提高，既需要我们增加人造资本，又需要我们维护自然资本，并通过对自然生态资产进行科学核算，来呈现商品化的经济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提供的各项自然产品和服务（“无形资产”）的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承认人类劳动产品的价值，不承认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虽然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也能体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自然产品的价值，但是却忽略了对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量核算。为此，我们需要从生态文明视域扩展传统的资本概念，围绕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绿色核算，重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来定义，资本是从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中产生出来，并用于价值增殖的财富。资本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和外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得到不断丰富与推陈出新，经历了由单一的资本结构（经济资本）向复合资本结构（由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等构成）的转变。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正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资本生态化和生态资本化已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自然资本在资本体系中的基础性和支配性地位日益凸显。

自然资本特指具有使用价值（包括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且能创造效益、为人类带来福利、实现价值增殖的自然资源存量。但是，自然资源不能直接资本化，需要先转化为自然资源资产，再通过市场进行货币化，实现其价值增殖。从广义来说，自然资本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自然资本是能以货币来计量、且能带来价值增殖的自然资源资产。自然资源能否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自然资本，完全取决于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在此意义上，自然资本应是天然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养护、修缮过的生态环境所产生的资本增量的总称。

自然资本具有如下显著特性。一是要有产权。有了产权，相关主体才有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的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从生态文明视域扩展了“自然资源”概念的外延。“自然资源”不仅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总量，而且包括整个自然生态空间（森林、草原、江河湖海、湿地、荒地等）。土地森林有产权，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也有产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有助于明晰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进而有效开展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通过“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1]52，将产权界限较为清晰的自然资源分配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建立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各级主体的资产管理链条，对自然生态空间实施有效监管；对天然的自然资源，要从使用权角度有偿分配给需求者，然后进行市场交易。二是稀缺性。要开放生产要素市场，用货币度量那些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生态产品，以此增加自然资本储备，促使生态资源，特别是作为环境要素的不可再生资源的价格真正反映其稀缺程度。三是能创造效益，提高人们使用自然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实现价值增殖。事实上，人力资本和人造资本的形成都离不开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自然资本既可提供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又可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针对生态环境等稀缺资源的外部性而带来的市场失灵，原先的资源价格机制无法起作用，我们更应该重建有效的市场交易体系，并将那些能为人类带来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自然资源资产和生态产品纳入可计算的财富之中，将富余的环境容量、水、土地、绿化地、森林、矿产等设立为核算科目，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对自然资源资产（自然界直接或间接为人类社会成员提供的自然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价值总量）进行货币化市场价值核算。通过计算自然资产的存量与增量，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加强环境保护的量化考核，推进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社会总资产的组成部分，纳入资产负债表，赋予资源环境以经济价值，并在市场体系中内化环境成本。应该说，实现“生态资源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也是有效缓解资源供求矛盾的经济学路径之一。

以上，我们所阐述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自然资本的新理念和新观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态文明的经济学理论在社会规范上的新进展，对于我们进一步丰富资本内涵、建立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