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回想马克思诞辰之际，中国已进入衰败不堪、被动挨打和任人宰割的时期。在马克思文献尤其是19世纪50、60年代的文献中，屡有对当时中国境遇的顾涉和对中国人民的声援。20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以习近平为领袖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屹立于世界舞台中央，少有匹敌的强盛国力和独具特色的文化神韵促使世界文明史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标志着正在迎来以中国为主导的新时代。回顾这段先是苦难屈辱、后是卓然独立和成就辉煌的历史就可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功不可没。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将这个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归功于马克思名正言顺。为了纪念这位人类学术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人物诞辰200周年而草就此文，饮水思源的意味尽在其中。

一、问题的提出

独具特色的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且成体系，这一体系可用“解剖典型”表征。“典型”的国别意义是工业革命及其前后时期的英国，社会历史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国别意义与社会历史意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对问题的回答如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1]9-10“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解剖典型”的方法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一是研究方法，展开后的具体层面是六个方面的内容：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演化过程、探寻内在联系、关注细节、让当事人出场说话和理解^①。其二是叙述方法，其称谓有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科书是“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恩格斯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2]603；马克思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3]42。

如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极为概略的界说与学术界的习惯性认知不一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马克思方法的说明可为例证，但应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和文献为根据。尤应指出的是，作为方法的“理解”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专著和论文中从未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存在机会以研究者的认知为前提，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中不运用理解方法，文献中也不存在理解方法。这样的认知状况导致的理论情势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应当回答的问题：“理解”何谓？它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中运用理解方法吗？对问题的回答将会表明，缺失理解方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具有不完整性。拙文尝试性地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实践和文献回答问题，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是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以完整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马克思对理解方法的界说

理解到底是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了实证性地回答问题，请看马克思的论述。论述一：“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 ^[3]42。

论述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1]8。

论述三：“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1]10。

论述四：“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1]22。

论述五：“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1]210。

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五处论述都带有方法论性质，但概念使用情况各不相同。第二和第五两处论述分别使用“抽象力”“认识”和“判断”，把它们认定为“理解”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如此说的理由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和“已经消亡的经济”用经验归纳或逻辑演绎方法无法捕捉其本身具有的“意义”。马克思论述的重点是强调政治经济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如观察和实验的独特内容即理解。第一、三和四处论述直接运用“理解”概念。特别是第四处论述，稍加分析便可抽离出七种表达句式：对现存事物肯定性的理解，对现存事物否定性的理解，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对现存事物运动不息的理解，对现存事物暂时性的理解，对现存事物批判性的理解，对现存事物革命性的理解。基于如此多的“理解”得出结论并不为过，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理解是方法，是基本、重要和独具特色的方法。

理解是方法的结论带来了需要回答的问题：理解的实质是什么？谁在理解？理解的对象是什么？理解的结果是什么？理解结果的科学客观性如何保证？理解具有什么性质？回答这些问题，马克思理解方法的具体内容就会显现出来。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理解方法的实质是主体性，是主体认知和评价客体、客体确证主体认知和评价结果的方法。进一步说，理解是马克思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分析框架在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化。主体是认知和评价的政治经济学家，客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认知和评价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马克思具有难以匹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的雄厚学术积累，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减轻人类痛苦”的道义担当^[4]，都作为主体性因素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过程中。理解结果出现于我们面前，与靠官府和资本家强力支持而维持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形成双峰对峙之势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劳动者的“圣经”，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病根”的“诊断书”。

按照《资本论》的说法，理解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被“揭示”出来^[1]10。如何保障符合客观实际地做到这一点？如何避免理解的主观随意性和保障理解的客观有效性？马克思用多种措施保障做到这一点，如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演化过程、探寻内在联系、关注细节和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我们以后者为例证说明这一点。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事实是不同人的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经济事实与经济行为当事人之间是生命攸关的关系。作为反映和说明经济事实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性内在要求是作出判断依据的信息要相对完整，做到信息相对完整的主要途径是让经济行为当事人悉数出场说话，借以真实客观地表达他（她）们劳动和生活的际遇以及所想所愿。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让资本家出场说话，实际是资本家话语的学理化^[5]，从不让劳动者出场说话。这种做法与科学的硬性要求相冲突，说自己具有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性质是天方夜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相反，马克思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当事人悉数出场说话，如资本家、成年工人、12岁的童工、7岁童工的父亲、治疗职业病的主任医师、工厂视察员等等。马克思的做法使作出判断依据的信息相对完整，这样的判断当然就会具有科学性质。

三、理解方法的性质

检视文献就可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方法具有如下性质。

(一) 理解的主体性质

由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界定可以看出，理解具有明确和强烈的主体性质。首先，理解是人在理解，具体说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在理解。政治经济学家是职业身份，职业身份是主体的具体化，由此区分出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解不是生物学家、化学家或其他职业人的理解。其次，理解过程是政治经济学家主体性的自我确证过程，理解对象的选择和理解目的变为现实都可证明这一点。再次，理解结果带有主体性质，对理解对象的命名，基于命名而来的判断，由判断构成的结论，对结论指涉事实的最后评价等等，都是主体理解行为的结果，主体性成分渗入理解过程及其结果是客观事实。最后，理解过程及其结果带有个体性，针对同一理解对象的不同理解结果及其相互间的学术争鸣就可证明这一点。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理解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理解之间的本质区别可为例证。如上分析表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认识过程是理解过程，理解过程是作为理解主体的经济学家自我确证的过程，据此说，理解过程及其结果具有主体性质是政治经济学在劫难逃的命运。

马克思理解方法的主体性质带来了需要辨析的问题。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相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言的强势存在，其方法论主张是保持强势存在且可攻可守的武器。如何认识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方法论的主张？自从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提出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因而不能作价值判断的主张以来^[6]，资产阶级经济学便在攀附和追逐自然科学客观性的道路上狂奔，一再主张经济学是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内容中不能存在像价值立场这样的主体性成分。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实证经济学是或者可以是一门‘客观’科学，其‘客观性’与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完全相同” ^[7]。弗里德曼以与自然科学随意比附的形式突出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极力否认经济学中的主体性因素，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主体性因素，不带有任何主体性质。这种主张貌似有理有力，实则不然。有的经济学家以严谨的哲学逻辑驳斥这一主张：“不管怎样，给定某种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毫不走样地描述这种经济制度运行的技术特征。但是，如果没有悄悄介入的道德评价，我们就不可能对一种制度进行描述。比如说，我们从制度外部对制度进行观察意味着这个制度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制度，在对这一制度进行描述的时候，我们（大鸣大放地或默默地）将其与其他现实的或想象的制度进行比较。差异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评判。我们不能不做评判，我们所做的评判源自已经深刻侵入我们的人生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印在我们脑海中的伦理预设。” ^[8]琼·罗宾逊夫人的批判在逻辑上无法反驳。这说明，马克思理解方法中的主体性质是人学本体论意义的客观事实。承认事实的客观存在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这一事实在方法论中彰显出来，是马克思理解方法的本质特点之一。

(二) 理解的批判性质

在马克思思维方式及其构筑的语境中，批判是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决定了作为方法的理解中包括批判性内容。批判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解主体对研究对象进行优劣短长和利弊得失的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对三种对象进行批判。首先和直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这种批判可细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历史学批判，社会学批判，法学批判，政治学批判，工艺学批判和伦理学批判，等等。其次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3]42最后，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写作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表现于五个方面：其一是阶级立场批判，其二是由带有科学性质向庸俗化转变的批判，其三是学术无能的批判，其四是逻辑前提批判，其五是方法论批判。这里只举一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3]452此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无能的批判。五种批判内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的始终，存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批判是马克思理解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且是有机组成部分。

(三) 理解的过程性质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方法中，过程论思想非常丰富，通过两个例证进行阐述。例证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范畴的理解，其错误在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进一步说，“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 ^[3]214；例证二：在1863-1865年写作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过程论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论，这一过程论的三段论形式非常典型，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的“新生产方式” ^[9]。例证表明，马克思理解方法的过程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促使马克思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理解为生产要素的集合体，而是理解为运动过程的集合体。从历史形成的角度理解，资本有一个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再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原始积累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从剩余价值的角度理解，资本要经历货币资本与劳动力交换、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三个过程。从资本的经济运行角度理解，资本要经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在货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与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分割过程。正是从过程角度理解资本，其极为丰富的内容被揭示出来；只有从过程角度理解资本，其极为丰富的内容才能被揭示出来。

(四) 理解的逆溯性质

作为理解者的政治经济学家，生命途程的时间有限，他或她只能面对和直接感知当下的经济存在。当下的经济存在并非从而天降，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不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存在，难以真正理解当下的经济存在。已成历史的经济存在相对于政治经济学家而言是时过境迁和物是人非。为了理解历史上的经济存在，马克思发展出逆溯式的理解方法：“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助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在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3]46-47马克思用自然科学中解剖学的比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自己的方法论主张。理解资产阶级经济是理解历史上存在过的经济的钥匙。资产阶级经济像历史上存在过的其他经济一样是过程，过程的起始之处是旧经济的“残片”或“遗物”，这些“残片”和“遗物”进入新质经济结构，但它们能被识别出来。识别出来的“残片”或“遗物”中秉有共性的东西，马克思把它命名为“原始的方程式”：“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 ^[3]453。“原始的方程式”是本质，是规律，它们为理解历史上的经济提供了“钥匙”。“钥匙”能打开认识历史经济的方便之门，而对历史的认识又使马克思更真确地理解当下的经济存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五) 理解的革命性质

马克思理解方法中的革命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此说的根据不仅在于对辩证法的界定中出现了“革命”一词，更在于具体论述。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人们见到的是气势如虹的论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2]66这样的豪言壮语不是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在矛盾的理解之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在矛盾的理解更具体地揭示出这一发展趋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1]874。把马克思的论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就能发现，上述发展趋势的揭示并非言过其实。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发展与马克思的趋势预测之间有一定差距，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没有改变。回到本题上来，马克思理解方法中的革命性质是题中应有之义。

(六) 理解的整体性质

1857年8月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了这样一段话：“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总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3]42-43这段论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理解方法的整体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马克思对理解方法作了定义性说明：“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过程。其二，指出理解的唯物主义性质：理解只不过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虽然它“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 ^[1]22。其三，运用理解方法得到的概念具有整体性质，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3]41。其四，这样的整体性质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整体性，二是过程整体性^[3]47-48。其五，通过理解方法得到的概念的整体性质具有学科性特点，与艺术的、宗教的和伦理的整体性质有本质区别，表现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整体性与对象整体性的有机统一，前者源自后者，是对后者的反映，前者与后者相统一而不是相反。人们把这一点概括为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概括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四、讨论性结论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理解确实是方法。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已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们并没有意识到理解方法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没有意识到其客观存在。问题在于，忽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完整性，难以全面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必然结局。鉴于此，让理解方法由隐性存在变为显性存在，恢复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本应占有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遗失理解方法是重大事件，此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完整性质消失不见。遗失的根本原因是误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分析框架，把政治经济学家与经济事实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误植为主、客观关系。主体性因素渗入对经济事实的理解过程并表现出来无法避免，承认这一点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资产阶级经济学主张主、客观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其理论给人造成自然科学意义的硬科学的外观，实际情况是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在研究过程及其理论表达中发挥制动作用。主体制动作用的掩藏其后是主、客观关系这一哲学分析框架的功劳，但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主、客体关系的哲学分析框架。理清这一复杂关系是经济哲学的任务，马克思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注释: ① 六种具体性研究方法的前五种都以马克思的论述或运用为根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67-350、427-58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