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建设应当说是纪念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重要学科之一。要想把它建设好，需要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群。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看，这个学科群应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这些当然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必需的。但这门学科要继续深入发展，还需要有新的视角，并由此开辟新的学科领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涉及到一个学科群。它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内容：马克思学、列宁学、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主义典藏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系列考据解读、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

一、关于马克思学、列宁学和马克思主义学

马克思学在西方早已有之。那么，在中国，是否需要开展马克思学研究？对此，我国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但我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应当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此事之所以必要，一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二是实践发展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问题，要向前推进，就需要借用物理学的思维方法，向微观层次进军。只有借鉴传统考据学、现代解释学以及国外马克思学所包含的合理方法和优秀成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及其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文本、版本、话语体系以及语境、语义等专题研究，才能把研究引向深入。这些年来很多重大现实问题的争论归根到底都与对经典作家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等理解不深相联系。比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对“以人为本”的理解等，之所以存在分歧，都是因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缺乏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考证。从实践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式的转变，即从革命实践到建设实践的转变，也需要我们的理论研究视角从根本上来一个转变。只有从建设理论的视角重新研究经典著作，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样，也应当用上述方法研究列宁学。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还应当研究毛泽东学、邓小平学。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以北京大学王东教授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在马克思学、列宁学等研究和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1]。但就总体而论，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有待深入耕耘和开拓的地方。

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学也应当建立起来并作深入研究。如果说马克思学等主要是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微观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学则主要是做宇观研究。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微观与宇观是相通的。物质世界的微观机理搞清楚了，很多宇观现象也就容易明白了。与物理学研究相似，前者要深入到经典作家思想演变发展的深处做微观的结构分析，后者则要跳出文本等做大尺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学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学问，它从总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包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命运等问题。之所以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的必要，也是因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流派越来越多，涉及问题越来越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多样化，争论也就越来越多。比如，人们常常会问国外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是否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否社会主义？朝鲜究竟是否社会主义国家？等等。这些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的问题。只有把这些宏观的基本问题研究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和教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近些年来，以中国人民大学梁树发、张新教授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学的研究和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果^[2-3]。但这项工作也才刚刚开始，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开拓。

二、关于“马藏”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考据研究

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必须读经典，这也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要下的功夫。但现在常常在一些引经据典上争论不休，究其原因，是因为不同时期的文本翻译以及对之解读不同。比如，据笔者考证，《共产党宣言》在我国就有12个完整的中文译本^[4]，其中，解放前后各6个译本，此外还有很多早期的片段译文。据高放先生考证，还有台湾等地的中文译本，总共有23个之多^[5]。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觉得需要把这些经典原著的各种版本都收集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典藏系列，或曰“马藏”，并借鉴传统的典藏研究方法，对“马藏”进行系统整理和考据性、比较性研究。

近几年来，以顾海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马藏”的整理和编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6]。但就总体而论，这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应当讲，经过我们几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和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标志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典藏体系”，这就是“马藏”体系。这个体系究竟应当包含哪些内容，还值得认真研究。但其中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核心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文献；二是基本层，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历史考证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等经典著作的外文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二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三是外围层，包括经典著作各种版本的选集、文集、专题读本，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代表性著作。这些经典文献有上千卷，可以与中国历史上任何典藏系列（如儒藏、道藏、佛藏）相媲美。这些经纬天地的现代文献典藏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思想理论支撑。这是对中华文化5000年典藏体系的继承和发展。把马藏体系研究清楚并逐步建立完善起来，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近几年来，由笔者牵头的中央编译局研究团队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编辑出版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共38卷），重点收集国际知名学者对马列经典及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入选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出齐；又正在编辑出版一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共40卷），对马列40部经典或专题文献进行解读，入选国家出版项目，即将出完；还编辑出版了《姜椿芳文集》（共10卷）、《张仲实文集》（共12卷14册），这二者也都是国家出版项目，其中包含不少马列经典著作的早期中文版本及其研究成果，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分别于2011年、2016年出版。正在编辑出版的还有《黄枬森文集》（共10卷），其中也包含大量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即将出完。这些工作旨在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文本、版本及思想史的读者阅读使用。

考据性解读经典重在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重新解读经典要力求充分了解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了解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及其流变等，进行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注”的话，那么，现在解读则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注”重在对经典作家的观点进行注释性解读；“疏”则主要是对各种文本以及前人各种注释性解读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总体性的新解读，目的是对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种“注疏”性考据研究，才能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并了解后人对经典作家思想理解的历史流变。这样，也才能够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文献资料。

重新解读经典还要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来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解读成为最全面、最系统、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思想全貌及发展脉络的学术成果。

重新解读经典还要体现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等，进行解读。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也叫原文版）、德文版、英文版等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要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作为研究的参考。

这些重新解读经典的工作做好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就会提升一大步。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应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世界的传播。中央编译局专家为服务于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改革开放以来，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1983年编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2011年编辑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思想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拍摄了同名的理论电视片，建立了全国首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此后，承担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他单位的专家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林茂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唐宝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徐素华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黄枬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庄福龄著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顾海良著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问题。

这些工作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上说，这项工作也还处于初始阶段，而且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进行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传播史的研究还几乎没有开展。

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问世以来，其经典文本和思想在世界各国传播很广。应当说它是人类现代思想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想潮流。这至少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种语言文字的文本在世界上传播最广；二是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三是它影响并带动形成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思想家；四是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五是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六是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到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所以，萨特、德里达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几乎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要讲到马克思的思想，不懂马克思甚至被看作无知的代名词。

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史，应当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些经典文本以及在各个国家传播的情况，还应当研究有关的人物、事件，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等。

同样，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片段思想是1899年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我国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大量的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形成了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从而使我国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大国。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还形成了与经典作家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全民族的科学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近代以来乃至数千年文明史上最巨大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思想，是怎样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就要研究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问题之所以提出，主要原因是我国当代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要顺利进行，需要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在我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现在仍然在进行。这是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伟业。要使得经典著作的翻译越来越准确，就需要研究和了解有关著作翻译的历史，不断进行版本比较和考证研究。特别是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即“MEGA”版^①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直接阅读和研究外文原著，提出越来越多的翻译问题，这就给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能够很好完成经典著作的翻译，并解答学术界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需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

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要深入进行，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础。这项工作也是常做常新的事情，需要人们不断努力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精髓。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陆续问世^②、MEGA版的传入、经典作家新文献的发现，以及我国改革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看法发生了不少变化，也引发了很多争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了解不够。例如，很多历史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总是不断被重新提出来讨论，这就造成了大量重复劳动，而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就需要对历史上经典著作的文本、版本、解读本以及相关的重要理论著作等进行认真梳理研究，弄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深入推进，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些年发展很快，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研究不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有很多环节，包括经典著作翻译、研究、出版、发行、普及、应用、创新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和传播是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把这些具体环节的历史都一一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够深入下去，才能真正使人们体会到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

其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要深入推进，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这些年来取得很多成果，但同样有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有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中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十分次要的地位，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耽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等等，不一而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才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例如，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很多概念术语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和运用的成果。由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最为完整、最为先进的话语体系，因此，我国今天的话语体系是比较先进、比较科学、比较现代的。之所以有的人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上述误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缺乏了解，对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话语体系缺乏深入的考证分析，更谈不上对概念、术语使用频率的数学统计研究了。所以，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并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乃至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有助于科学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中肯评价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思想流派的历史地位。

当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作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和学科领域，还需要深入研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群。第一类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关系等；第二类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自身的问题，如传播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历史分期，以及相关的主要文本、人物事件、传入渠道、概念与话语的来源以及话语体系的形成等；第三类是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如中文文本与外文文本的关系、MEGA版的历史与现状、马克思手稿的珍藏与研究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

例如，就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方法而言，就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要做好传播史研究工作，不仅要遵循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方法、逻辑与历史之统一的方法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运用文献考据方法。文献考据或考证研究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古代的经学研究，一定要做相关的文字学、训诂学、版本学、辨伪学、音韵学等等的考证研究。没有这些考证工作，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这个传统，同时，应当借鉴现代文献学研究方法，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按照古今文献考据方法，我们应当深入考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传入中国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包括术语考据、语义考据、语用考据、文本考据、版本考据、辨伪考据等。（1）术语考据主要是对重要概念、术语以及人名、地名的考证研究。如“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有多种译法，这就需要考证清楚。（2）语义考据是对概念含义变化的考证研究。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历史上曾经多种多样，需要考证清楚。（3）语用考据是对概念的运用和发展的考证研究。（4）文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等文本的内容进行比较性的考证研究。如对《共产党宣言》解放前多个中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考证前人对有关思想理解的变化。（5）版本考据是对经典著作等文献的出版性质和版次的考证研究。如《共产党宣言》的某个中文译本是否一个独立译本，是第几次印刷等，都需要考证清楚。（6）辨伪考据是对有关文献的真假进行考证研究。如有的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而被误认为是马克思写的，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这就需要澄清。

进一步讲，每一类考据又有很多种具体研究工作。如文本考据，包括中外文的文本载体形式研究、文本内容类别研究、文本收集典藏研究、文本整理利用研究、经典作家手稿研究、翻译手稿比较研究、文本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研究等。一句话，要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样，我们的文献考证工作才能做扎实。

同时，还应当借鉴西方解释学的方法，对有关重要概念做更深入的考证研究。既要对某一概念作小语境的考证，即上下文（context）考证，又要做大语境考证，即对当时人们普遍使用此术语的情况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做考证研究。比如，对《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翻译争论了很多年。有说应当翻译成“扬弃私有制”，有说应当翻译成“消灭私有财产”等，总之，认为翻译成“消灭私有制”不准确，但做一下文本和版本考证，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因为翻译史上曾经反复研究过这个问题，有的译成“消灭私有财产”，有的译成“消灭私产”等，最后确定为“消灭私有制”。因为这句话主要是指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不是简单消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本身。所以，进行这些考据工作很有意义，但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史、传播史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环境，还要掌握外文，能够进行外文和中文的比较研究、各个中文版本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版本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经典作家思想的含义，对有关文本、译者的工作等做出公正的评价。

一百多年前，严复在其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序言中提出了翻译的基本精神和方法，即所谓“译事三难:信、达、雅”。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研究者们既继承了前人，又超越了前人，形成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翻译研究理念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逐步形成了“严谨治学，无私奉献，追求理想，传播真理”的崇高品格。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的历史，总结其成果、经验和影响，对于打造和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事业，乃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MEGA”是德文“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的简写形式，译成中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它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著文字编辑整理出版的，其中有德文、英文、法文等文献。它分为两个版本即MEGA1和MEGA2，前者是早期的不完整的版本，后者是新的仍然在编辑的版本，计划出114卷，现已出版60多卷，由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学者组成编委会，共同从事这项工作。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翻译工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第一版的基础上开展的，计划出版70卷，目前已经出版26卷，主要依据新的MEGA版，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和俄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