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并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一条突出优势和重要经验就是：既一以贯之地推进既定战略，又坚持不懈地丰富战略内涵，在准确预见中不断把事业推向战略路径的最前沿。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战略判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史方位及发展规律的清醒觉知，为未来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校准了航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都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据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依据经济、道德、精神以及分配关系、劳动权利等社会发展具体特征，将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1]。毛泽东综合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等方面的总体特点，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2]。邓小平在深入考察中国国情具体特征、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析，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制定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以现阶段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本依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了怎样的新起点、具备了怎样的新特征、确立了怎样的新目标，以及要走什么新途径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准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基本蕴涵，是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首要条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演进的因循与突破、未来路径的拓展与贡献的整体把握而确定的历史节点。

(一) 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现代化建设新成就为支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踏上中华民族走向富裕强盛的新征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道路和200年才能完成的生产力发展与财富积累，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优越性。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关于“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走过了2/3的历程，开始进入到初级阶段中后期。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800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①；服务业已跃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连续3年稳居世界第二位^②；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7.35% ^③，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上升到2016年的76.5岁^④；中等收入和高净值人数分别达到全球第二和第一；载人航天、海洋科考、超级计算机制造、量子通信、高铁技术等各领域科技创新和高技术研发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2%^⑤，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统筹协调推进中，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明显高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和4.0%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长，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站在了比历史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复兴梦、强国梦、中国梦的新起点。

(二) 以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性主体框架为依托，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踏上活力焕发与境界开辟的新征途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迫切的形势需要与极其复杂的现实条件下，中央以进行伟大斗争的勇气和推进伟大事业的魄力，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直面体制机制顽疾，突破利益樊篱，采取自上而下与倾听一线意见相结合的办法，把改革推向纵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军队等主要领域构建了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框架。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一批重要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正在形成。截至目前，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达1500项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领域不断深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设，对于最大限度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激发体制创新自身潜在活力，释放生产力内在生机的作用，都已在显现之中，也必将焕发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后劲，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历史境界。

(三) 以大国外交所展现的国际影响为背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踏上在世界舞台为人类未来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新征途

2012年至2016年，我国对外货物进口总额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二，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显著贡献。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全年投资额达1457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二位，创历史新高。2016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4.7%，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⑦。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和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普遍被世界公认，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政策选择与行动做法，已经成为不少国家决策参考的重要风向标。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投资萎缩、地区冲突、低增长、贫困化等全球化危机中所倡导的亲诚惠容、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共赢发展策略，正在打破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坚冰，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乃至为全球治理，提供蕴涵中国智慧的全新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是立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基本事实，总体上具备了新事物符合发展必然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代表光明前途、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基本特质。

(一) 从道路探索看，新时代必将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版序言）》中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习近平曾经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4]22。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落地生根、繁荣发展的问题，还解决了占世界人口近1/5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更以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发展模式。郑永年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很多发展中国家想从中国学习经验，而发达国家则担心中国模式是否会取代西方发展模式。”^[5]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随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随着一系列符合事物发展趋势、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符合思想解放内在要求、符合生产力发展固然要求、符合党长期执政必然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措施持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将被赋予更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内涵，这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 从发展思想看，新时代必将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自组建以来就对外宣布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是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事实上，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发展，全球化合作深度推进，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的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⑧。进入新时代，尽管中国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经济发展却是处于不断的从量变到质变过程之中，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结构性产能过剩、质量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内需相对不足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渐突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新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因果决定论、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所科学阐明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理^[6]，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破解一系列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依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运行逻辑，是有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有力推动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7]。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包括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这些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正是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所要着力开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市场经济供求规律的内在要求。

(三) 从驱动模式看，新时代必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统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有利条件。如果从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出发，改革开放初期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战略思想，对于加快发展生产力具有积极的时代进步意义，那么现阶段一系列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信仰缺失、权力腐败等等问题集中出现，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突破经济边界，向社会、政治、文化领域渗透，并一再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等现象时有发生，都说明利益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历史作用已经难以为继，而新的、更根本的驱动源，则是在“兼顾效率和公平，更加注重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原则下的大多数人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所焕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归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基本方略，以及“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具体要求，都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⑨的深切呼应，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具体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是党曾经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并最终要经过人民认可和历史检验的庄严承诺，集中表现为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新时代的总任务。

(一) 从实现目标的具体规划看：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分阶段逐步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目标和梦想，就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这个梦想的实现既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坚定中国道路的必然结果，又将把中国带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制高点，站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物质与精神共同繁荣的峰巅，并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宏伟的总目标统筹着两大前进步伐：第一步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建成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个人发展高度合一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中，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就把原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时间上提前了15年，并提出了更宏伟、更清晰的战略目标。

(二) 从实现目标的价值内涵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将具有空前的民族意义、执政价值、历史回响和世界感召力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历经苦难与辉煌的中华民族渴盼已久的梦想。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带领人民迈向文明富裕美好生活，是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成功探索。社会主义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落地生根并走向最终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在西方发展模式与价值主导已经难以应对发展困境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坚持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一步步实现既定战略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印证，将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系，为国际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三) 从实现目标的风险挑战看：旧有顽瘴痼疾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矛盾、新风险和新阻力，会加剧开展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行百里者半九十。习近平曾经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4]23。面临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增速趋缓成为新常态以及中等收入陷阱考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需扩大、创新驱动的任务还很艰巨；面对全国4335万贫困人口^⑩、深度贫困地区以及因病返贫人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三年的脱贫任务依旧艰巨；面对资源与环境长期粗放开发的生态欠账，污染防治攻坚的任务依然艰巨；面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深层次存在的利益格局调整、收入分配优化、世道人心净化、文化成果转化等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始终任重道远；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巩固压倒性态势，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任务依然艰巨；面对国内外诸多领域有可能集中显露，并危及国家安全、中断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和颠覆性错误，化解和防范的任务仍然艰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到，“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8]333。实现新时代的发展目标，必须把前途的光明与任务的复杂艰巨性、道路的迂回曲折性紧密结合，既满怀希望，又严阵以待、全力以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是结合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而推进理论创新、全面从严治党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使之成为圆满完成新时代历史任务的方法路径保障。

(一) 深度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就提出并回答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如何准确理解并科学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二是在实践指导方面如何贯彻落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8]284。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够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作出客观的总结、提炼和升华，能够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统一的基本规律，科学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断丰富和拓展对未来发展的理论前瞻与预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具体讲，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设，尤其是理论创新，要积极与本土结合、与经典结合、与时代结合，扎实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三个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只有深度思考并深刻回答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厚土之上的融合生长机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规律所在，从而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实践产生重大指导作用的生发机制、过往历程与未来走向；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原典，真正吸收消化其精髓、要义，并将其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才有可能探究到人类历史不断演进的真理与规律，发展出新的经典理论，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只有对新时代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新走向、新趋势保持清醒的观照和洞察，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建构致密的学术品质与话语体系，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价值参照和实践指导，乃至再度站上共产主义眺望人类共同命运的平台，产生理论指导实践的世界意义。

(二) 下大力气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与特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其卓越的创新能力、高效决策能力、政策延续能力、举国动员能力以及全局把控能力、勇毅的自我革新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其作为执政党先进性、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但是与此同时，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党面临着长期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面临着尖锐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9]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必须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所反映的深层次因果联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毛泽东曾经论述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使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8]526。就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事实来看，党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而全面从严治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更多还要从“干部”这个决定因素以及“干部使用”这个关键环节着力破解。习近平多次用“打铁还需自身硬”“先禁其身而后人”“己不正，焉能正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4]378来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作风建设，那么精神懈怠的危险，是不是来自于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理想信念动摇：不仅自己成为反腐利剑下的“死老虎”，还带坏了其管辖范围内大大小小一批干部，使之精神不振、信念不坚？对于能力不足的危险，究竟是什么阻碍束缚着能力足的干部和人才，使之不能紧密团结和服务在党的周围？而脱离群众的危险，是不是因为对各级党员干部前途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实绩，因而不必向群众负责所导致？还有消极腐败的危险，究竟是受什么驱动，仍有人在反腐重拳之下拒不收手、顶风作案？再者，目前不少干部不作为的现象是不是一种新的腐败现象？从目前执政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这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看，还需要正确认识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所在，并本着切实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态度，从畅通联系群众通道，推动联系群众制度化，科学引入群众评议机制，消除人力资源流动的体制性壁垒，开放干部培养环境，消除一把手“家长制”特权思想，强化纪律建设和长效监督机制等等方面拿出可行措施，在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层面下大力气推进从严治党，常态化推进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伟大工程。

(三) 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和探索推向更广阔天地、取得更丰硕成果的具体路径。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能够按照规范化、法治化和贯通原则，形成一整套国家管理的体制机制和程序制度，使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能够扎扎实实、举一反三地贯彻落实于建设实践之中。法治化作为其中的基本原则，对于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从理论上讲，第一，治理体系必将落实为制度安排，而法律在其中占据了效率和权威的最高位阶，对于治理意图能否得以落实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依法治国能否顺利推进决定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败。第二，依法治国的本质是民主、平等和反对特权，而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则是决策过程及权力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依法治国是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须依托全面依法治国而推进，否则就是空谈。

从实践上讲，当前国家治理在治理效度、效力、效率和效用方面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效度低，表现在因理念陈旧或动机不纯而没能客观真实反映问题的本质所在；效力低，表现在因措施不力、手段不强、能力不足而导致好的办法和经验得不到有效贯彻与推广；效率低，表现在治理方式粗放，取得的效果远不足以弥补财力物力人力投入；效用低，表现在治理效果对治理行为缺乏弹性，治理成效欠佳、低效甚至无效、负效应。而依法治国，对这四类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对治作用。首先，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有效集成民意诉求，并通过法定程序如实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解决因个人意志、部门主张或集团利益主导下的治理行为带来的社情民意反映失真问题；其次，法律具备国家机器强制执行的约束力，是贯彻先进治国理政思想的有力手段；再次，法律的执行具有法定时效性，也具有强大的警戒、威慑和预防作用，能够有效降低耗费，甚至防患于未然，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最后，法治的正义性、强制性与有效性是治理成效的坚强保障。可以认为，对于治理能力体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是一条直击问题、直抵目的的快速通道。一切绕开法治手段的治理行为，如果不是在能力和认识层面存在局限，就要回到动机和目的上查找原因。执政党只有通过法定程序，把自身所代表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切实依靠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强制力，才更能确保治理行为的权威性、约束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③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
④ 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9月29日发表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
⑤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
⑥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⑦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6月16日至7月27日发布的数据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⑧ 数据来源为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第2页。
⑨ 出自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
⑩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2017年7月5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六，系2016年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