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中医药辨治肿瘤历史悠久，古代将肿瘤称为“癥瘕”，《诸病源候论》有言：“块盘牢不移动者，是癥也”，“若病虽有结瘕，而可推移者，名这瘕”。《不知医必要》有言：结有定处者，为癥，属血；行无定处者，为瘕，属气。（癥瘕）各有虚实，或宜攻，或宜补，或宜攻补兼施，要审而治之。若任意攻下，与不守禁忌，纵嗜欲，未有不丧厥身者。应辨明虚实，选择攻补。而东汉时期的《金匮要略》中记载的大黄蛰虫丸、鳖甲煎丸等方，至今仍用于肿瘤的治疗。

随着现代中医药防治肿瘤经验的日益丰富，诸多医家针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提出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在临床上亦得到有力的验证，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本文拟将在业界得到广泛认同且仍在不断更新发展的六种中医治疗肿瘤学术思想概述如下，以期为进一步指导中医肿瘤临床实践提供新思路。

1 扶正治癌理论 1.1 学术内涵

国医大师刘嘉湘提出：肿瘤是一种因机体虚损而致的疾病。他指出，肿瘤致病的根源为体内亏损的正气，邪气侵入仅是促使肿瘤发生的外部条件之一；瘤灶只是机体正气亏虚而后感染外邪所致的一个局部表现，其演变过程实际上与体内正气强弱变化有关^[1]。

刘嘉湘教授主张应将“扶正治癌”的原则贯穿肿瘤治疗过程的始终，同时提出应时刻注意扶正与祛邪两者间的关系，适度攻伐有助于正气恢复。因攻毒祛邪类药物多为峻烈有毒之品，故提出以不耗伤胃气、祛邪不伤正为度^[2]。

1.2 临床应用

刘嘉湘教授坚持以“因虚致癌，扶正治癌”思想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善用滋阴法、益气法、温阳法治疗阴虚内热、气阴两虚及阴阳两虚，重在“补其不足”。

临床上，针对气血阴阳的亏损，刘嘉湘教授常用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补肺汤等汤药作为基础方调治癌病。对于气虚日久迁延所致寒痰及湿热，常用二陈汤、参苓白术散、黄连温胆汤、半夏泻心汤等复方化痰祛湿；对于气病及血，常用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丹栀逍遥散等理气化瘀；而对阴虚或伴内热者，则需改用沙参麦冬汤、百合固金汤、增液汤、三甲复脉汤等；癌病后期若出现阴阳两虚者，可用赞育丹、金匮肾气丸、二仙汤、沙参麦冬汤等进行治疗^[3]。

2 从膜论治理论 2.1 学术内涵

国医大师刘尚义认为：人体腔隙内肿瘤疾病易表现出疮疡、溃烂、流脓流水等形态，就如同疡科诸症中在外的肌表出现疮疡、溃破、腐烂等形态。刘尚义教授通过取类比象之法，加之临床实践成果，提出“在内之膜，如在外之肤”的观点，从而将治疡的思路拓展运用于肿瘤的防治中，将“疡科理论”与“从膜论治”相结合，形成“引疡入瘤、从膜论治”的学术理念，确立了“疡理诊瘤、疡法治瘤、疡药疗瘤”的从膜论治理论体系^[4]。

2.2 临床应用

从膜论治理论适用于富含黏膜的空腔脏器类肿瘤，如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治疗上，刘尚义教授主张平衡阴阳、内外兼修，以阴阳为大法，内服配合外治，善用“消、托、补”三法。

用药方面，刘尚义教授提出“肤膜同位、肤药治膜”，擅用治疗在外疮疡之药以疗在内膜疡之病，其常用的疡药包括冬凌草、猫爪草、葎草等清热解毒药，莪术、蜈蚣、水蛭等活血化瘀药，龟甲、鳖甲、玉竹、石斛等补益药，防风、羌活、荆芥、地肤子、白鲜皮等祛风药^[4]。

除汤药外，刘尚义教授强调结合针刺、艾灸、敷贴等多重治疗手段，常配合外敷自制温阳化癥膏（川乌、草乌、木香、干姜、栀子等组成）于突出体表的未破肿块，控制癌性疼痛，防止肿瘤转移^[5]。

3 带瘤生存理论 3.1 学术内涵

国医大师周岱翰创新性提出了“带瘤生存”的学术思想，其关键点在于使肿瘤细胞与人体正常细胞“和谐共生”，维持体内肿瘤细胞不活跃状态，以稳定瘤体大小、减轻临床症状为诊治之要^[6]。周岱翰教授认为治疗当以调节机体状态之平衡为第一要务，“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医优势在于逐步控制肿瘤细胞的生长与扩散，切实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力争延长生存期，最终实现带瘤生存^[7]。

周岱翰教授将正邪对峙消长视作肿瘤的致病特点之一，可通过判断疾病顺逆及有无胃气，并根据正邪变化以预测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8]。

3.2 临床应用

临床治疗时，周岱翰教授坚持主张辨证和辨病与扶正和祛邪相结合的治疗原则，肿瘤早期以邪实为主，中期正气渐衰而邪气不减，晚期邪气愈盛、正气愈衰，初期急攻猛攻，中期攻补兼施或攻多补少，晚期寓攻于补，以扶正和祛邪两者兼顾^[8]。

例如辨治肝癌，周教授根据病期和发病特点，分为初期肝热血瘀、中期肝盛脾虚、晚期肝肾阴亏三型，分别予以茵陈蒿汤、四君子汤、二至丸作为基础方，同时针对肝癌的辨病用药、根据肝癌的病理特点用药和退黄治疗三方面，常配伍八月札、半枝莲、蜈蚣和溪黄草进行加减^[9]。

4 癌毒病机理论 4.1 学术内涵

国医大师周仲瑛提出：癌邪为患，必夹毒伤人，从而提出“癌毒”学说。癌毒是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郁滞的基础上，受内外多种因素诱导而生成，是导致癌病的一类特异性致病因子。邪盛生毒，毒必附邪，毒因邪而异性，邪因毒而鸱张^[10]。

在传承“癌毒”学说的基础上，周仲瑛教授的弟子程海波带领团队创建了癌毒病机理论，归纳癌毒留结为肿瘤发病之基、癌毒自养为肿瘤生长之源、癌毒流注为肿瘤转移之因、癌毒残留为肿瘤复发之根、癌毒伤正为肿瘤恶化之本的病机演变规律，提出“邪毒蕴结、正气亏虚”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因此辨证应首辨特异性病邪：癌毒；其次辨非特异性病邪：郁、风、寒、热、湿、痰、瘀等；最后辨正虚^[11]。

4.2 临床应用

程海波教授主张以“祛邪解毒、扶正固本”作为癌毒主要治疗原则。祛邪即祛邪复衡，包括理气、化痰、祛瘀、祛湿、清热、祛风、散寒等；解毒即抗癌解毒，包括理气解毒、化痰解毒、祛瘀解毒、祛湿解毒、清热解毒、祛风解毒、温阳解毒、以毒攻毒八法；扶正固本包括益气、养阴、补血、温阳法和调补脏腑法^[12]。

以大肠癌的辨治为例，根据癌毒病机理论的指导，“湿热瘀毒、脾气亏虚”是大肠癌的基本病机，“湿、热、瘀、毒、虚”为其主要病理因素。临床常用黄连、苦参、败酱草、地榆以清热利湿；常用三棱、莪术、水蛭、土鳖虫以祛瘀散结；常用白花蛇舌草、山慈菇、蜈蚣、全蝎以抗癌解毒；常用党参、白术、炒谷芽、六神曲以健脾益气；常用青皮、厚朴、木香、枳实以行气通腑；常用附子、干姜、补骨脂、肉苁蓉等以温补脾肾；常用枸杞子、熟地黄、山萸肉、山药等以滋补肝肾^[13]。

同时，程海波团队总结出“正气亏虚、癌毒流注，湿热瘀毒互结”为大肠癌转移的基本病机，“抗癌解毒，扶正祛邪”为其主要治疗原则。临床常用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以益气扶正；白花蛇舌草、鱼腥草、半枝莲、仙鹤草以抗癌解毒；黄芩、黄柏、苦参、栀子以清热化湿；当归、鸡血藤、丹参、红花养血活血；川芎、郁金、延胡索、没药活血行气；三棱、莪术、虻虫、水蛭破血消癥；半夏、天南星、牡蛎、鳖甲软坚散结；柴胡、八月札、玫瑰花以疏肝理气^[14]。

5 固本清源理论 5.1 学术内涵

近代名医余桂清提出：恶性肿瘤属本虚标实，其中以本虚为主，提倡以“扶正固本”为原则治疗恶性肿瘤。其弟子林洪生在传承该理论基础上，提出“固本清源”学术思想。该理论认为肿瘤的主要病理因素是“虚、毒、瘀”，根本病机是“正气亏虚、毒瘀互结”，中心环节是“正气虚衰，瘤邪乘虚而入”。

人体内含有适合肿瘤生长的“土壤”，并存留肿瘤细胞的“种子”是导致肿瘤形成的关键。因此治疗上，通过改变适合肿瘤生长的土壤即“固本”，通过提升人体正气以调节人体内环境平衡；通过清除体内存留的肿瘤细胞种子即“清源”，祛除体内多种邪气。林洪生教授主张在肿瘤不同发展阶段，应分清固本与清源的主次关系以选方用药，固本与清源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根互用，固本以清源，为清源提供更好的条件；清源则本固，帮助人体正气的恢复^[15]。

5.2 临床应用

“固本”采取补益法与调和法结合应用。如气虚者，常以玉屏风散益气固表；血虚者，常以当归补血汤补气生血；阴虚者，多以沙参麦冬汤养阴生津；阳虚者，多兼以补脾益肾。调和法适用于气机升降不利、肝胃不和者，以调理气机、疏肝和胃为主，常以温胆汤、逍遥散等加减。

“清源”则力攻祛除癌邪，常用土鳖虫、水蛭、虻虫、三棱、莪术活血化瘀；牡蛎、浙贝母、山慈菇、夏枯草软坚散结；金银花、半枝莲、猫爪草、龙葵清热解毒；水蛭、斑蝥、蝉蜕、全蝎以毒攻毒^[15]。

例如辨治肺癌，林洪生教授提出该病以正虚为本，痰、瘀、热、毒为标，本虚标实。治疗上应用补气、滋阴、养血、温阳、调气、和胃、益精诸法以固本，兼以清热解毒、活血祛瘀等法以清源。如林教授针对肺癌气阴两虚、痰瘀阻肺证的临床验方（黄芪、防风、焦白术、天冬、麦冬、鸡血藤、白芍、延胡索、莪术、浙贝母、夏枯草、蒲公英、金荞麦、白英、土茯苓），固本与清源相结合，达到延缓疾病进展、预防症状恶化且维持体能状态的目的，并最终延长总生存期。

而在辨治原发性肝癌时，林洪生教授认为正气亏虚、脏腑虚弱是肿瘤发生的前提；而在固本基础上还需通过解毒、活血、散结等清源之法才可标本兼治。固本方面：临床常用玉屏风散固护卫气，重用旋覆花、法半夏、橘皮、竹茹等药以健脾和胃降逆，常以黄芪、党参、肉桂、熟地黄等药补气养血，熟地黄、知母、牛膝、麦冬等药以益气养阴清热，常用菟丝子、盐杜仲、肉苁蓉、黄精等药补肾填精；清源方面：临床常用浙贝母、山慈菇、露蜂房等药以消积散结，白英、金荞麦、土茯苓等药以清热解毒，牡丹皮、赤芍、预知子等药以活血散瘀，龙胆草、黄芩、山栀子、柴胡等药以清热疏肝，茵陈、大黄、白芍、白花蛇舌草等药清热利湿、活血解毒，龙葵、半边莲、蛇莓等药以化湿利水，栀子、香附、佛手、绿萼梅等药以清热理气^[16]。

另外，在辨治耐药性乳腺癌时，林教授确立了固本清源、肝脾肾同治的治疗思路，强调辨治以扶正培本为主要目标，力求“正气内守”。固本方面：气虚者多用黄芪、白术、防风以益气固表；血虚者则多以柏子仁、白芍、鸡血藤、阿胶珠等药补益气血；而对于气阴两虚者，则多用天冬、石斛、玄参等药以益气养阴；脾胃虚弱者，常用鸡内金、焦神曲等药以健脾消食，生姜、大枣等药以顾护胃气。清源方面：临证常选用抗癌解毒药三至四味，如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白英、八月札等，通过定期调整以防诱发耐药^[17]。

6 调气解毒理论 6.1 学术内涵

在传承余桂清、朴炳奎等学术思想基础上，以花宝金为代表的团队提出调气解毒理论。该理论提出：正气不足与气机失调共同作用可诱发癌毒的产生，且正气不足以抵抗癌邪，于是导致了恶性肿瘤的形成；而肿瘤的形成会进一步加剧正虚和气机失调的病理变化，从而加速肿瘤的发展和转移。花教授认为通过调节气机、扶助正气、解祛毒邪的方法可充分激发人体正气，从根本上进一步夯实抑癌化瘤基础。“气机升降失调”是贯穿肿瘤发展全周期的重要环节，“调气”是防治肿瘤的重要治法，“解毒”是治疗癌症的关键^[18]。

调气即具体通过调肺脾肾以补气、以中药升降浮沉之性调脏腑气机、安心神疏肝气以畅情志等，达到机体正气充足、气机调达、脏腑功能协调之目的。“解毒”包含解毒邪与解药毒，主要通过中医药的益气养阴法以发挥减毒增效的功用，降低放化疗药物负面影响的同时促进人体正气恢复，助力肿瘤临床治疗。

6.2 临床应用

调气与解毒相辅相成，该理论可指导肿瘤预防、癌前病变的调治及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在辨治肺癌时，花宝金教授认为应以解毒为先，抑瘤散结以祛邪；并以调气为要，升降气机以扶正。提出“神机气立”这一概念，对调气解毒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神机是指人体自身气化过程中的内在之气进行升降出入运动，进而对人体外在精神意识活动产生的影响，其作用在于调节生命内部的协调稳定统一；气立是指人体所依赖的四时递迁和稳序循环之自然界，其作用在于协调机体与外部环境间的物质交换。

在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治疗中，花宝金教授常用人参、茯苓、白术、陈皮、炙甘草调正气，临证时常以大量升举阳气药黄芪代替人参，又用升降散调气机，僵蚕以祛风化痰，蝉蜕以疏散风热，姜黄以行气散郁、消肿散结，黄酒以通行上下；另常配以百合、郁金、合欢皮等药调情志之气。花教授指出“解毒”意也在祛邪，以天麻、钩藤、半夏、胆南星等药平肝息风兼以化痰，配伍茯苓、白术等药健脾祛湿^[19]。

胰腺癌辨治中，花宝金教授认为其形成过程是气滞、血瘀、痰阻等病理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临证诊疗当以调气解毒为核心治疗靶点。治疗过程中根据阶段不同，常在炎癌转化期以疏肝解郁柴胡剂系列方、辛开苦降泻心汤系列方配伍荷叶、荷梗、前胡、枳壳等药以降肺胃之气，另加白芍、地黄、当归等药护养阴血。在气聚成癌期常应用脾积丸法，常以“三棱-莪术”、“青皮-木香”药对破气散结，高良姜温散寒积，叠以大柴胡汤并用；针对癌毒，施以“白英-龙葵”、“蛇莓-藤梨根”及“白花蛇舌草-猫爪草”等药对；配伍虎杖、大黄、姜黄降气泄浊、抗肿瘤。在缓解康复期选用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黄芪建中汤、黄芪赤风汤、防己黄芪汤等为底方补益、升提脾气，“女贞子-墨旱莲”、“怀牛膝-杜仲-枸杞子”等药育养肝肾^[20]。

7 讨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的不断创新对于临床疗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医肿瘤学科几十年的传承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批较全面、系统的学术思想。上述扶正治癌理论、从膜论治理论、带瘤生存理论、癌毒病机理论、固本清源理论、调气解毒理论均是目前中医肿瘤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中医肿瘤辨治理论，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医药防治肿瘤的优势。

总体来说，以上学术思想对肿瘤的认识均以正虚与邪实为基点，但在具体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上各具特色，同中有异，互相补充。扶正治癌理论、固本清源理论、带瘤生存理论均以正邪关系为病机核心，但各有侧重。扶正治癌理论更加重视正虚在肿瘤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强调正气“攘外安内”的作用，治疗原则上亦强调正邪的主次问题，主张扶正是根本，而祛邪则是目的；固本清源理论则强调正虚是为肿瘤发生发展的前提，但治疗方面不可一味盲目补虚，需要同时清除体内多种邪气，强调标本兼治；带瘤生存理论则重视肿瘤病程中的正邪动态消长，重点在于调节机体阴阳平衡，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作为肿瘤治疗的关键目标。从膜论治理论、癌毒病机理论、调气解毒理论则从不同角度对肿瘤防治的理法方药进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对肿瘤的认识与实践。从膜论治理论运用取类比象之法，将肿瘤视作“内膜疮疡”，并根据“肤膜同位”进行药物选取，治疗上注重内外兼治，以达到缩小瘤体的作用；癌毒病机理论强调癌毒的特异性致病作用，提出癌毒是贯穿肿瘤发病、生长、转移、复发、恶化全程的关键性、特异性病邪，重视抗癌解毒法的应用；调气解毒理论则提出气机失调在肿瘤发生中的重要致病作用，在运用传统补气治法的基础上，重视调气法防治肿瘤的重要作用。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当前推动中医药发展关键之道，现代中医名家肿瘤辨治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为现代中医肿瘤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在借鉴名家学术思想辨治肿瘤实践中，当从综合的角度吸收其辨治精华，不可拘泥于一家，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医药肿瘤事业不断进步。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

陶钰：资料搜集、论文撰写

李柳、陶李蕙苹：论文修改、完善

张钦畅：论文结构与框架组织

程海波：论文的构思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