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医疗是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信息技术,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进行有效融合,用于开展预约挂号、电子健康档案、远程医疗及健康管理等多种形式的医疗健康服务产业[1]。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号)明确提出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2]。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广泛应用,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应运而生。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预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院建设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405号)提出加快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新模式,该模式在整合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3]。目前关于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平台建设,刘宇航[4]、袁敏等[5]、何惠倩等[6]的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医疗使用率较低,但并未探究其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老年人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利用及满意度调查。现以新疆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和满意度情况,分析其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促进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在老年人群中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新疆以天山为界分为南疆和北疆,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按经济发展情况在南疆、北疆分别抽取3个地区进行调查(北疆: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以经济水平高低分别抽取2个地级市,在每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2个社区进行调查[7]。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根据现况调查样本量公式[8]: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专家咨询,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信度和效度均较好,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98,KMO值为0.763。问卷内容分为2个部分:①调查对象人口学基本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等);②调查对象对各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利用情况和总体满意度评价。涉及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项目包括:预约挂号、远程医疗、网约护士、智能可穿戴设备、随访服务、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健康档案[10]。将利用过1项及以上智慧医疗健康服务赋值为“1”,未利用过智慧医疗健康服务赋值为“0”;将“满意、非常满意”定义为“满意”,赋值为“1”,“不确定、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定义为“不满意”,赋值为“0”[11]。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水准α = 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男性319人(47.1%),女性359人(52.9%);60~<65岁280人(41.3%),65~<70岁182人(26.9%),70~<75岁121人(17.8%),≥75岁95人(14.0%);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小学及以下,共476人(70.2%);夫妻同住290人(42.8%),患慢性病者285人(42.0%);581人(85.7%)利用过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其中418人(71.9%)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表示满意。见表 1。
表 1 不同特征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及满意度情况(n = 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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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医疗健康服务项目中,利用最多的前3项服务为预约挂号463人(68.3%)、电子健康档案403人(59.4%)、在线疾病咨询341人(50.3%)。由此可见,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多集中在诊前阶段;智能可穿戴设备、随访服务、远程医疗、网约护士利用率不足50.0%。见表 2。
表 2 智慧医疗健康服务项目利用情况(n = 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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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581人(85.7%)利用过智慧医疗健康服务,97人(14.3%)未利用过该服务。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居住状况、平均月收入、使用电子设备、患慢性病情况不同的老年人利用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情况存在差异(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率不同,其中小学及以下服务利用率最低;离退休老年人相对于在职及其他职业来说服务利用率较高;同子女住、平均月收入<1000元的老年人服务利用率较低;使用电子设备与患两种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服务利用率较高。见表 1。
2.4 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情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居住状况、平均月收入、使用电子设备、患慢性病情况)纳入自变量,将是否利用智慧医疗健康服务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状态、居住状况、使用电子设备和患慢性病情况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有显著影响(P<0.05)。离(退)休(OR=2.427,95%CI为1.195~4.928)、使用电子设备(OR=2.683,95%CI为1.468~4.904)、患2种及以上慢性病(OR=2.462,95%CI为1.227~4.939)是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的促进因素,夫妻同住(OR=0.156,95%CI为0.035~0.695)、同子女住(OR=0.179,95%CI为0.041~0.788)是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的危险因素。见表 3。
表 3 影响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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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用过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581人进行满意度调查,通过单因素分析得到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婚姻状况、是否从事医疗工作、不同居住状况、平均月收入、是否使用电子设备、不同患慢性病情况的老年人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的满意度存在差异(P<0.05)。其中,≥75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住在福利部门、月收入1 000~<2 000元、患有2种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相对较低;在职、未婚、从事医疗工作、使用电子设备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相对较高。见表 1。
2.6 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婚姻状况、从事医疗工作、居住状况、平均月收入、使用电子设备、患慢性病情况)纳入自变量,将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是否满意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职业状态、是否使用电子设备、患慢性病情况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P<0.05)。在职(OR=3.691,95%CI为2.047~6.655)、使用电子设备(OR=2.605,95%CI为1.498~4.530)是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的促进因素,患两种及以上慢性病(OR=0.366,95%CI为0.226~0.593)是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的危险因素。见表 4。
表 4 影响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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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各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并未充分利用,除预约挂号外,其他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率均低于60.0%,这与马骋宇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的门诊挂号、候诊取药耗时耗力,导致就医效率较低,预约挂号服务可以使患者足不出户提前挂号,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提高医疗门诊工作效率,节省就医时间[13]。夫妻同住、同子女住的老年人相较于福利部门(如敬老院等)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率较低,原因是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出现问题时,会第一时间向其子女寻求帮助,由其子女帮助问诊就医。而敬老院等福利部门为满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配备有专业护理人才,建立云端数据库,提供移动医疗服务,配备“一键呼叫”设备,提供定位仪、紧急呼叫等紧急救助服务[14]。由于二、三线城市医疗资源不均衡、偏远地区医疗发展落后,远程医疗和网约护士并未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完全普及,故利用率较低[15]。建议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可以通过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借助电视、广播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向老年人普及相关信息,提升远程医疗和网约护士等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的可及性,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离(退)休较其他职业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率较高,可能是这类人群退休前在工作中接触新鲜事物与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较多,离(退)休后为满足生活社交需求,更愿意使用互联网了解新闻知识,信息甄别能力较强,当社区进行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宣传时,更愿意主动尝试和利用智慧医疗健康服务[16]。
3.2 建立线上慢性病管理模式,实现多病共管、共防患2种及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较高可能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监测和随访[17],由于行动不便、距离医院较远,老年人则主动选择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在线疾病咨询、远程医疗等医疗信息服务。慢性病共病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较差,合并症较多,对身体各项指标变化更为关注,更愿意选择使用智能手环、智能血压计等可穿戴设备,动态监测记录生命指征,通过分析数值变化进行病情监测。然而,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缺乏专业化、系统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及监测系统,无法满足共病患者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需求,患者对服务提供者的不信任加剧,导致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满意度较低。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共病呈上升趋势,老年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合并症及长期随访导致医疗成本逐渐增加。建议建立智慧医疗健康服务慢性病管理模式,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智慧医疗慢性病窗口,针对单一病种慢性病患者采取分类管理和指导,针对共病患者进行多病共管、共防。同时,建立完善慢性病电子档案,由专业的医疗团队根据不同病种线上提供有针对性的医疗卫生保健知识及预防服务,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提高诊疗效率,满足多层次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18]。
3.3 推进智能设备与互联网适老化改造熟练使用电子设备的老年人对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利用程度及满意度较高,原因是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媒体的高速发展,促使老年人成为网络“新人”,出行扫码、微信支付等成为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19]。部分老年人能够熟练进行网上购物、浏览短视频等,对网络信息接受度和利用度较高,能够借助数字媒体或智能化终端设备,通过互联网平台互动交流获得社会支持与医疗健康相关信息[20]。对于不会使用智能电子设备的老年人,可以由其家人进行“亲属绑卡”,将老年人的电子信息卡与其子女的社会医疗保险卡关联起来,或者绑定身份证后,帮助老年人体验在线咨询、预约挂号等多项服务,全方位为老年人提供便捷服务。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工信部信管函〔2021〕18号),提出完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和服务的措施。建议在智能设备和互联网应用开发时,从用户体验出发,解决高龄老年人使用困难的问题,比如字体大小可随意设置、界面人性化设计等,完善健康服务的功能属性[21];增加图文交互、语音交互应用,优化页面设计、删繁就简。鼓励老年人尝试学习使用互联网与电子设备,提高老年人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应用能力与参与感,提升老年群体数字素养和健康素养,增强老年人身份认同,打破数字化群体封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建设老年友好型网络社会[22]。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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