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现状下的迫切需要，也是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背景下对医院控制费用、提高医疗质量和科学管理等方面提出的更高现实要求。医院卫生技术评估（hospital-based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B-HTA）是卫生技术评估（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HTA）在医院环境中的应用，作为科学管理决策的工具之一，HB-HTA能为医院管理者提供科学证据，优化医院决策环境，提高医院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1]。HB-HTA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萌芽期、初步探索期，现在正进入快速发展期^[2]。为推进HTA在医院环境的应用和发展，现对三级医疗机构HB-HTA开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目前三级医疗机构HB-HTA的开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实施效果，为我国医疗机构HB-HTA进一步推广提供有益的基础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问卷调查法 1.1.1 调查对象

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管理服务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国家医管中心”）HB-HTA工作试点医院^[3]和已开展HB-HTA的其他医院^[2]，开展全国范围内HB-HTA实施现状调查。共调查19家三级医疗机构，覆盖广东、上海、北京、天津、山东、内蒙古、湖南、湖北、甘肃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东省的医疗机构最多，共8家，占42.11%；医疗机构以综合医院为主，共16家，占84.21%，其余3家为专科医院；9家医疗机构是国家医管中心HB-HTA工作试点单位，占47.37%。

1.1.2 调查工具

基于“结果链”逻辑框架^[4]和文献资料设计调查问卷初稿，经专家咨询、预调研和讨论，对问卷结构和内容进一步优化，形成“中国医院卫生技术评估开展情况-医疗机构调查表”，问卷分为医疗机构基本情况、HB-HTA开展现状、HB-HTA开展问题与建议3个部分，调查时间为2022年1—12月。

1.2 关键知情人访谈

邀请开展HB-HTA医疗机构的医院管理者、临床管理者、HB-HTA研究者、临床医生、临床药师等进行关键知情人访谈，对调查表中的信息再次确认，进一步深入了解目前HB-HTA开展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提高HB-HTA应用的建议等。

1.3 资料录入和分析

采用Excel 2021进行数据录入、清洗、整理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HB-HTA开展时间

19家医疗机构中，最早开展HB-HTA的医院在2005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各有1家，大部分医院开展HB-HTA是在2018年以后，即国家医管中心开始HB-HTA试点工作后，见图 1。

2.2 人员投入情况

19家医疗机构中，负责对评估项目实施卫生技术评估以及对卫生技术的相关证据进行收集、整理、评估、评审等的HB-HTA人员共有159人，其中兼职人员144人，占比90.57%；平均每家医疗机构（8.37±6.82）人，全职人员（0.79±1.44）人，兼职人员（7.58±7.25）人。文化程度方面，博士34人（21.38%），硕士80人（50.31%），本科45人（28.31%），平均每家医疗机构博士（1.79±1.78）人，硕士（4.21±2.55）人，本科（2.37±4.75）人。19家医疗机构中有3家医疗机构具备独立的HB-HTA小组，HB-HTA人员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药剂科、医务处、医学装备处、临床科室和医疗技术科室，见图 2。大部分医疗机构开展HB-HTA涉及的人员类型主要有医院管理者、医生、临床药师、医疗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少量医疗机构的HB-HTA过程中会纳入护士、科研人员、企业人员和患者以及患者家属。

2.3 软硬件支持和激励机制

19家医疗机构中，有超过一半的医疗机构没有经费支持其开展HB-HTA活动。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和购买的文献数据库可以支持HB-HTA工作的开展，12家医疗机构有专门针对HB-HTA工作评估人员的培训，占63.16%。医疗机构HB-HTA人员参加院内、院外的相关培训多数为每半年或者每年1次。19家医疗机构中仅有2家医疗机构存在开展HB-HTA工作的激励机制，占10.53%。

2.4 HB-HTA开展形式和组织模式

19家医疗机构中绝大多数医疗机构是自行开展HB-HTA工作的，其中有6家医疗机构存在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或者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的形式。2008年，国际卫生技术评估协会（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HTAi）的HB-HTA兴趣组首次根据组织复杂性（organizational complexity）和聚焦领域（focus of action）的不同将HB-HTA划分为内部委员会模式（internal committee model）、大使模式（ambassador model）、mini-卫生技术评估模式（mini-HTA）、HB-HTA部门模式（hta unit model）4种^[5]。其中：内部委员会模式是指医院内部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小组收集评估技术的相关证据并提出建议，医院管理委员会或医院管理者最终决策；大使模式为临床专家形成专家意见向机构传递相关的HTA意见，该模式不产生HB-HTA报告，可能会对临床医生的决策产生影响，促进医院内部人员利用HTA推荐意见；mini-HTA模式是指利用mini-HTA工具进行卫生技术评价；HB-HTA部门模式为全职HTA专业人员组成的正式部门。在实际调研中发现：19家医疗机构中最多的组织模式是内部委员会模式，占78.95%；其次是mini-HTA模式，占63.16%；大使模式的医疗机构数量较少，仅为4家；虽然目前医疗机构中没有正式的HTA部门，但是有3家医疗机构成立了独立的HB-HTA小组，类似于HB-HTA部门模式。19家医疗机构中有一半以上的医疗机构同时存在2种及以上组织模式，见表 1。

2.5 HB-HTA应用范围、评估内容和流程

在医疗机构中，HB-HTA通常应用于药品、耗材和医疗设备、诊断技术、诊疗处置、支持系统、组织管理体系的准入、价格、使用、替代管理环节。19家医疗机构中HB-HTA的实践主要集中在药品、耗材和医疗设备的管理中，诊断技术和组织管理体系中应用相对较少，在决策支持方面主要应用于准入管理和使用管理，替代管理和价格管理相对较少，见图 3。医疗机构在开展HB-HTA时，主要评估技术特性、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成本或财务影响等维度，而对组织产生的影响、社会适应性（社会效应、法律、伦理影响）维度评估较少，部分医疗机构还会纳入政策法规、全球使用情况、生产企业状况等因素。通常一个完整的HB-HTA流程包括临床申请、临床申请材料审查、评估项目遴选、开展HTA、撰写评估报告、对报告进行评审（报告质量控制）、委员会审议、领导班子复审和决策、卫生技术应用监测评估审查，在19家医疗机构中，80.00%以上医疗机构中存在临床申请、临床申请材料审查、开展HTA、撰写评估报告环节，63.16%的医疗机构存在委员会审议环节，仅42.11%的医疗机构HB-HTA流程进入了领导班子复审和决策环节。

2.6 HB-HTA研究结果决策转化和推广

19家医疗机构开展HB-HTA工作以来，共提交237项HB-HTA研究结果给医院决策者，其中：被医院决策者采纳185项，整体采纳率为78.06%；被推广到院外的研究成果仅16项，整体推广率为6.75%。由于大部分医疗机构开展HB-HTA的时间较短，因此大部分医疗机构提交给医院决策者的研究结果数量不多，但大部分医疗机构的HB-HTA研究结果的采纳率比较高，有4家医疗机构的采纳率低于50.00%。HB-HTA研究结果被推广到院外的数量普遍很低，但是也存在4家医疗机构推广率达到了100.00%，可能跟医疗机构积极对外宣传、成果及时共享等有关，见图 4。

2.7 HB-HTA报告和论文产出

19家医疗机构中，15家医疗机构有标准的HB-HTA报告格式要求，占比78.95%。从报告类型来看，医疗机构的HB-HTA报告类型主要以快速评估报告和mini-HTA报告为主，完整的HB-HTA报告相对较少，也有部分医疗机构是使用医院自制的规范化表格工具。19家医疗机构自开展HB-HTA以来，大部分医疗机构产出HB-HTA报告和论文数量均在5项及以内，平均每项HB-HTA评估时限为（3.26±3.03）月。

2.8 HB-HTA开展的影响

19家医疗机构认为开展HB-HTA产生的主要影响排名前三的是促进科学管理决策（18家）、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14家）以及节约医院预算和提高HB-HTA认知水平（8家），同时有2~3家医疗机构认为开展HB-HTA减轻了患者医疗负担，促进了医疗机构的数据利用，产出了HB-HTA研究成果，并提升了HB-HTA人才队伍建设水平，见图 5。

3 讨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果总结

通过便利抽样对全国范围内19家已开展HB-HTA的三级医疗机构进行开展现状的调查和关键知情人访谈，研究发现医疗机构开展HB-HTA的时间集中在2018年以后，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1）投入方面，参与HB-HTA的人员主要以兼职人员为主，人员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药剂科、医务处、医学装备处、临床科室和医疗技术科室，涉及的人员类型主要有医院管理者、医生、临床药师、医疗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企业人员、患者与患者家属参与较少。超过一半的医疗机构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且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中不存在与工作配套的激励机制。（2）活动方面，医疗机构HB-HTA组织模式以内部委员会模式和mini-HTA模式为主，与林夏等^[6]的研究一致，其中有3家医疗机构成立了独立的HB-HTA小组。医疗机构HB-HTA的实践主要集中在药品、耗材和医疗设备的准入、使用管理中，与徐思敏等^[7]、Tang等^[2]的研究结果一致。医疗机构在开展HB-HTA时，主要评估技术特性、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成本或财务影响等维度，对组织产生的影响、社会适应性（社会效应、法律、伦理影响）维度评估较少。在开展HB-HTA的流程中，越接近决策参考环节，医疗机构数量越少，提示可能医疗机构HB-HTA研究结果在进行决策转化时存在流程障碍。（3）产出、结果、长期影响方面，呈现给决策者的HB-HTA研究结果中，决策者整体采纳率达到了78.06%，推广到院外的HB-HTA研究结果较少，可能与缺乏共享的研究结果平台以及不同医院面临的决策环境不一致有关；虽然大部分医疗机构都有标准的HB-HTA报告格式，但是呈现给决策者的通常还是以通俗易懂的研究结果为主，报告和文章产出相对较少。医疗机构管理者普遍认为HB-HTA的开展促进了医疗机构科学管理决策，保障了医疗质量和安全，节约了医院预算，提高了HB-HTA认知水平。

3.2 我国HB-HTA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加上国家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文件要求，医疗机构的循证决策意识不断提升，有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始探索HB-HTA或者类似于HB-HTA的活动以支持医疗机构各方面的决策，在促进医疗机构科学管理决策、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节约医院预算和减轻患者负担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但是通过对目前已经开展HB-HTA的医疗机构调查和关键知情人访谈发现，目前HB-HTA的开展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医疗机构决策者和管理者对于HB-HTA的开展还不够重视，缺乏长期持续开展的激励机制；②缺乏HB-HTA相关专业人才，目前HB-HTA人员以兼职为主，全职较少；③缺乏HB-HTA专业化组织机构，目前没有医疗机构建立HB-HTA部门，仅有3家医疗机构组建HB-HTA小组；④HB-HTA流程过于繁杂，HTA时效性较差，决策支持效率较低，研究结果推广率低。

3.3 完善我国HB-HTA应用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HTA在我国医疗机构环境中的应用，建议：①在政策层面加强支持，在试点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逐步完成从“政策鼓励”到“政策要求”的过渡，加强循证理念的宣传，提升医疗机构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循证决策认识水平，建立我国HB-HTA专门指导机构和组织，并有与国家HB-HTA发展目标相匹配的预算投入^[8-9]；②注重加强医院内部HTA人才的引进和能力培训，尤其是卫生经济学方面^[6]，提高HB-HTA人员的专业素养，增加专职从事HB-HTA的人员数量，为缓解专业人才匮乏，在严格控制利益冲突的情况下，短期内也可整合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行业学（协）会等的评估力量^[10]；③积极鼓励和引导医院内部建立具体HB-HTA小组或者部门，从组织层面上保障HB-HTA的开展，纳入更多不同利益诉求的相关方，逐步增加对组织影响、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评估；④根据医疗机构决策需求，简化HB-HTA开展流程，探索开发HB-HTA支持决策流程的智能化工具或软件，提高HB-HTA支持医院管理决策的效率，并及时将医疗机构探索成果案例进行总结，参加学术汇报、在医院官网上发布研究结果或者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通过多种方式促进评估成果和评估报告的传播共享^[11]，避免重复评估与资源浪费，也为其他医疗机构开展HB-HTA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

3.4 局限性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开展HB-HTA仍不普遍，概念还不够普及，因此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尽可能多地纳入医疗机构样本。由于调查期间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医疗机构长期处于应急救治中，调查对象在大量的本职工作外还有疫情防控的工作任务，虽尝试多种途径多次联系进行问卷发放，但调研的应答率不高，可能对样本的代表性和结果的外推性产生影响，未来还需扩大样本量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和分析。

致谢: 感谢甘肃省人民医院田利民教授、保芸主管药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曹伟灵主任药师、曹耀华药师，中日友好医院陈学斌副科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付南思主管药师，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付强强副主任医师，十堰市太和医院医务处李瑞副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李瑞娜主管药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李岳飞工程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杨海副研究员、罗莉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阙富昌主管药师，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石晶金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王立军主任药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王奇缘副主任医师，北京朝阳医院王婷副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夏铮铮主管药师，深圳市人民医院谢守霞主管药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谢卫华高级工程师，天津市人民医院张磊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永媛副科长对现场调查的协调、组织及质量控制。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