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国家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1]提出鼓励社会慈善捐赠，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医疗救助是指对因重病没有足够经济能力治疗的低收入人群，提供特殊救助或支持的一种社会行为^[2]。对公立医院来说，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具有多重意义。

1 在公立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的意义 1.1 给予困难群体可及的服务

对特别需要关爱的群体来说，慈善医疗是对地区医疗资源不平衡的补位，是政府在医疗救助领域的同盟军^[3]。对信息相对封闭、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患者来说，他们很难通过自身能力来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从而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1.2 体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公立医院要始终坚持公益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4]。作为实现公立医院参与疑难杂症诊治、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性救援、对口支援，减免贫困弱势群体医疗费用等^[5]不可或缺的公益活动手段，医疗救助具有重要意义。

1.3 促进医患间的和谐关系

慈善救助可作为医院医护关爱患者和家庭的暖心桥梁，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家庭经济压力，建立良好沟通契机，拉近医患距离，促进和谐关系。

1.4 推动医疗科研的进步与发展

拥有专项的医疗救助资源可以吸引更多的特定疾病患者前来治疗，这将有利于收集分析这类疾病的相关数据，成为卫生行政机构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依据，为医学事业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 在公立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出现的问题 2.1 救助标准过于强调“贫困”

由于我国社会救助的理念和目标是维持受助者的基本生存，这使得社会救助制度主要覆盖绝对贫困群体^[6]。在实际的慈善医疗救助中，部分基金操作过程同样沿用此逻辑，这就容易使濒临贫困的家庭孤立无援。慈善医疗救助与政府的社会救助不同，应整体评估疾病程度和医疗费用因素，通过救助尽可能避免家庭走向或者接近“贫困”。

2.2 获得救助机会不均衡

许多出资人在疾病救助上常会选择治疗效果更好的病种，对预后较差或治疗时间较长的疾病救助意愿不强。因此，容易出现同类病种救助项目扎堆，不同项目救助标准、资助额度又各不相同，给谁申请哪个基金大多依靠医务人员主观评判，无法做到公平，而其他病种较少有人问津，需求与救助资源得不到匹配的现象。

2.3 救助项目资金来源不足

以往公立医院开展慈善救助项目多是等合作上门，较为缺乏主动出去募资的能力。同时，近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等因素影响，一些捐赠方受自身经济状况限制终止捐赠项目，引发部分基金会陷入筹款困难，甚至暂停某类项目运转。这也直接影响到医院内慈善救助项目的开展。

2.4 救助流程缺乏时效性

现有的慈善医疗救助大多是事后或事中救助，很少涉及事前救助。患者准备盖章材料需要一定的时间成本，基金会从收到申请材料、组织评审到确定救助也需要一定工作时长。这使得部分家庭需先行垫付治疗费用，从而导致部分家庭因资金问题无法承担后续治疗费用的情况。

2.5 救助内容重物质轻能力

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疗救助形式单一，以给予救助对象资金或物质帮扶为主，较少用于培训医务人员提升相关业务方面的能力，或给予救助对象朋辈互助、心理疏导等使其通过自身努力转变或改善现实困境。

3 上海市儿童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的实践 3.1 开展慈善医疗救助的背景

1937年，中国第一家儿童专科医院——上海难民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前身）成立。上海难民儿童医院在抗战时期救治了无数贫病难童，医院就是因慈善公益救助而“生”，“为儿童服务就是幸福”的宗旨也传承至今。据档案记载，上海难民儿童医院最初拥有90张床位，其中75张免费床位由个人和慈善机构捐助。在第一年运营中，入院患儿856人次，出院患儿801人次，超过500个病例的诊疗完全免费。经过80余年发展，上海市儿童医院已成为集医疗、教育、科研、预防于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为了让更多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多年来，上海市儿童医院通过与公益基金会、慈善组织、爱心团体和个人开展医疗救助合作，不断探索多种形式的慈善医疗救助方式，减少困难群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3.2 开展慈善医疗救助的现状

上海市儿童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的模式主要有4种（表 1）：一是参加基金会现有的慈善救助项目；二是与某个企业或个人直接达成项目合作意向，由对方为主出资设立专项救助基金；三是通过医院自筹资金的形式成立救助项目；四是政府提供部分专项资金，委托医院开展对口支援等帮扶工作，此类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与前三类进行交叉。2013—2021年，上海市儿童医院累计与各基金会、爱心企业、个人合作开展有关慈善医疗救助的公益项目共计63项。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和总结，通过不断优化慈善救助项目的设计和执行，逐步缓解慈善医疗救助在公立医院开展时所出现的问题，在此以“格桑花之爱”项目为例。

3.3 “格桑花之爱”项目运作模式

图 1为“格桑花之爱”项目运作模式。“格桑花之爱”项目运作模式是由医院主动设立项目并运作，通过及时向各方反馈项目信息，从而获取所需资源，以此达到增强项目循环能力的目的。

3.3.1 精准实施医疗救助

2013年，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在牧区走访过程中发现一些疑似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儿童。DDH患儿如在早期得不到及时救治，成年后会落下终身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而当地农牧民却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病，许多医护对此也没有认识。为此，上海市儿童医院从源头开始主动介入需要救助的对象，帮助促进就医机会平等，使当地百姓拥有重获健康的可能。当年10月，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医疗队赴西藏日喀则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正式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在日喀则建立了第一个“日喀则地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诊疗中心”并开展巡回医疗筛查工作。

3.3.2 积极筹措保障资源

（1）寻求政府支持。针对日喀则地区DDH的情况，在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联络组卫生事业部的帮助下上海市儿童医院制定了详细的患儿普查计划，并组织医疗队着手开始初步筛查。2014年，上海市儿童医院将相关情况汇总上报原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后，获得186万元的日喀则地区儿童体格检查项目立项支持。此项目经费用于有序开展儿童体格检查巡回医疗工作，并购入便携式髋关节B超诊断仪。在儿童体格检查项目的基础上，2015年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原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再次拨付140万元专项费用，用于支持DDH患儿手术。

（2）募集社会善款。考虑到DDH手术治疗费用相对较高，寻找大额捐赠方存在困难。因此，上海市儿童医院计划通过社会捐赠的方式，向社会募集善款来救助亟待救治的DDH患儿。2014年元旦，爱心手术的第一例患儿抵达上海。手术费用由央视上海站予以支持，自此拉开了DDH救助项目的序幕。

为了让更多的DDH患儿尽早得到救治以免错过手术年龄，医院通过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募集爱心企业及个人的捐款185万余元。在上海市团市委权益部的协助和联系下，另获得爱心企业和个人捐款100万元。此外，还发动西藏日喀则的各县援藏干部及所在单位捐款共计82.4万余元。2016年，在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原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关心和引荐下，DDH救助项目正式牵手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后项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公益基金会托底顺利开展至今。

（3）建立保障队伍。为了更好地整合公益资源，配合基金会、爱心企业、爱心个人和医院的发展需要，上海市儿童医院设立事业发展部对接各类慈善基金项目，洽谈和执行各项工作。同时，为保障医疗救助的顺利开展，事业发展部配备具有专业社工背景的医务社工从事医疗救助工作。DDH救助项目不仅在资金上得到了基金会、爱心企业和个人的支持，经过医务社工对接协调后，还得到了基金会、在沪藏族大学生、企业志愿者们的帮助，他们积极配合医院后勤保障部门工作，共同为项目顺利开展作出贡献。

3.3.3 制定标准缩短时效

为了避免受限于部分项目以经济收入作为确定救助对象的唯一标准，以及因材料审查导致患者家庭需先行出资垫付医疗费用的情况，经与筹款基金会协调沟通，并单独征求部分捐赠方意见，上海市儿童医院最终确定受助DDH患儿若符合手术指征，其家庭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或经当地基层政府和援藏干部认定条件不佳，每人每侧手术最高予以资助5万元，并直接于当次住院时抵扣，缓解患儿家庭接受治疗的负担。

3.3.4 “输血”更要“造血”

慈善医疗救助项目要打破“一次性”救助，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和长久性。为此，2013—2021年医院医疗队先后11次进藏，开展DDH患儿巡诊筛查、教学查房、开办学习班、B超和手术技能现场指导、科普宣教等相关工作。团队还回访了不同时期术后时间大于3年的199例DDH术后患儿，95%以上的患儿均获得了良好疗效。此外，该项目培训当地医师450余人次，印制发放当地医护人员课程讲义1万余份，为日喀则地区农牧民发放汉藏双语健康宣教材料3万余份，目前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骨科已经完全掌握了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儿童的B超早期筛查诊断技术，能独立开展低年龄、轻症DDH患儿的手术矫治。当地农牧民对疾病也有了正确的认识，除了医院每年筛查亟待救助的患儿外，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寻求就医。

“格桑花之爱”项目的开展也推动了科研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骨科团队已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科研项目10项，发表收录在《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的相关学术论文8篇。援藏医疗队还建立了国内首个藏族儿童DDH生物样本库，总样本量达4 000余份。

4 优化慈善医疗救助工作的建议

“格桑花之爱”项目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实施的公益项目中募集资金最多、成果最显著的一项。它不仅解决了当地患儿的病痛，更是一种技术输出。项目围绕医疗设备支持、人才进修培养、当地巡回医疗、科研项目支撑、临床诊断中心运转以及来沪医疗救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鉴于“格桑花之爱”项目的实践经验，本研究提出以下有助于优化公立医院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工作的建议。

4.1 主动出击构建渠道

目前存在亟待救助人员获得救助机会不均衡的问题，新项目也较难获得单独出资方的认可。参考“格桑花之爱”项目，公立医院可主动尝试从源头寻找需要救助的对象，同时整理相关资料向政府上级部门申请部分资源倾斜，分散社会资金需求，逐渐吸引更多的社会爱心资源加入项目。建议由政府主导将现有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与慈善机构开展的各项医疗救助活动有效衔接，搭建慈善救助项目信息共享平台，引导慈善资源的合理流动，避免热门项目扎堆、冷门项目无人问津现象的出现，减少无序救助、重复救助现象的发生。

4.2 强化政府政策引导

如今社会公益力量广泛参与慈善医疗救助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在政府主导下，慈善医疗救助作为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方面和必要补充，在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有利于促进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获得医疗卫生的公平性，有利于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避免困难群体因经济问题影响就医需求^[7]。“格桑花之爱”项目后期资金来源稳定，离不开政府牵线帮助医院寻找到契合的长期合作方。建议政府部门搭建固定的项目对接平台，这样既能展示公立医院优势项目，又能帮助基金会和爱心企业寻找到资助对象。同时也希望政府进一步优化捐赠税收减免政策，让更多的企业和民众参与慈善捐赠事业。建议整合各类资源，建立规范可行的合作机制，加强各机构间的团结合作，提高慈善医疗救助的募集率。

4.3 优化救助评估规范

我国现已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医疗保险四位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困难人群“看病难”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由于边缘贫困群体抵御疾病风险能力较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后2020”时期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最大风险之一^[8]。鉴于救助对象家庭情况不同，罹患病种多样，病情发展复杂，医疗费用存在弹性化，医疗救助标准本就难以制定。在“格桑花之爱”项目中，医院尝试与捐赠方沟通统一项目救助标准和救助方式，尽可能缩短救助流程和救助时效，取得了良好效果。未来在开展其他慈善医疗救助项目时，医院也可与出资方讨论优化救助评估标准，从而提高医疗救助利用效率。

4.4 增强项目循环能力

医院要注重善款筹措的多元化，让长期项目规避“资金断裂”的风险，除了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和加入慈善医疗救助工作外，还要让项目自身有持续运作的能力。如“格桑花之爱”项目不仅资助患者医疗费用，还围绕疾病预防、义诊筛查、医护培训、学术研究、社工服务等领域发展。慈善力量不断拓展医疗服务的领域和深度，逐渐形成医疗网络全覆盖，助力社会医疗保障迈上新台阶。

4.5 加强专业社工力量

有学者认为慈善的业余主义是由于缺乏实际调查，让只关注社会效果的慈善医疗活动在救助对象上无序选择，从而导致资金浪费。而社会大众所认知的疾病治愈率和救治后可能拥有的社会影响力，确实是大多数基金会和社会组织选择新慈善救助项目考虑的前提。“格桑花之爱”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医务社工在其中有效地与政府部门、基金会、公益组织、爱心人士对接，传递来自患者、医院、临床学科的多样化需求。建议公立医院在开展慈善医疗救助工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社工力量，从而匹配相应资源，提高慈善工作开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