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逐步融入社会治理理念，多项政策文件不约而同地要求不断完善和发展功能社区的健康管理和服务，提升职业人群健康水平^[1-2]。但是功能社区需要何种配套设施、应该提供哪些卫生服务以及如何设计规划等还不清晰^[3]，因此，有必要明确功能社区如何开展健康管理和健康服务，使之成为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2]要求推进社区等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功能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类型，也是健康细胞的重要组成，因此，有必要同步开展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现拟构建健康功能社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让更多人了解建设要求并积极行动起来，推进健康管理与服务，提高和改善人群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共卫生、卫生管理、健康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具有丰富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专家16人参与研究，专家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家及省市级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等。

1.2 研究方法

课题组于2021年5月—2022年3月用文献研究、小组讨论法、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构建健康功能社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1.2.1 文献研究、小组讨论法和专家会议法

搜索查阅功能社区、健康细胞建设与评价的相关政策文件、研究报告、论文等资料^[4-8]，将健康功能社区的基本特征确定为具有合理完备的组织保障、卫生宜居的健康环境、可及优质的健康服务、普及丰富的健康文化、均衡发展的健康人群。经过文献整理和分析，结合小组讨论和专家会议的结果，依照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可行性原则，初步制定了健康功能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及指标池，包括基本条件5项（有任何1项不符合，则不具备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的基本条件）、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15项、三级指标98项。

1.2.2 德尔菲法

采用德尔菲法对指标进行筛选。将课题组讨论确定的专家咨询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专家，由专家根据自身理解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独立地对各指标的重要性、可获得性、判断依据^[9]、熟悉程度^[10]进行评价，评分标准见表 1。根据指标重要性（可获得性）得分均数、变异系数和满分率的界值筛选指标，其中，满分率和算术均数的界值=均数−标准差，变异系数界值=均数+标准差。指标的筛选标准：满分率和算术均数得分高于界值且变异系数得分低于界值的指标予以保留，不满足条件的指标根据专家意见结合课题组讨论结果筛选。按照指标保留和删除标准，结合专家意见及课题组讨论结果，形成第2轮咨询问卷。经过3轮专家咨询确定指标体系。

1.2.3 层次分析法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判断矩阵，由专家按照T L Satty 1~9标度法对指标进行评判，从而确定指标权重。对专家构建的判断矩阵采用和积法计算特征向量W、最大特征λ_max，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比率CR值＜0.1）。如有半数以上的矩阵未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则认为该专家不能正确运用T L Satty 1~9标度法进行判断，剔除其评判结果。其余情况则反馈给相应的专家进行调整修正，直至CR值＜0.1。

1.3 统计学分析

进行2次数据录入与校对。采用SPSS 22.0和Excel 2013软件收集并计算德尔菲法数据，用yaahp 1.1.2软件进行层次分析法计算，确定指标权重。

2 结果 2.1 专家基本情况

共邀请16位专家参与调查，专家年龄为42 ~67岁，平均年龄为（52.25 ± 7.47）岁；工作年限为12~45年，平均工作年限为（28.00 ± 9.61）年；均有高级职称，其中正高级职称10人（占62.50%）、副高级职称6人（占37.50%）；博士研究生13人（占81.25%）；主要工作领域涉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公共卫生、卫生管理、卫生政策、健康城市规划等。见表 2。

2.2 专家咨询结果 2.2.1 专家的积极程度

共进行3轮专家咨询，每轮咨询发放问卷16份，回收有效问卷1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0%，专家积极系数为100%，说明专家对本研究较为关注。

2.2.2 专家的权威程度

专家对评价指标熟悉程度的赋值均数为0.85，判断依据的均数为0.71，学术水平的均数为0.96，专家权威系数为0.84，表明专家权威程度较高。

2.2.3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变异系数和Kendall协调系数都能反映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根据相关研究^[11-13]，全部指标的协调程度可使用重要性和可获得性的赋值均数、即综合评分进行计算。结果显示，3轮咨询指标重要性和可获得性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 ~ 0.30和0.11 ~ 0.40、0 ~ 0.25和0.09 ~ 0.26、0 ~ 0.18和0.05 ~ 0.21，协调系数依次为0.179、0.232、0.309，经检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第3轮咨询专家对各指标意见的离散程度小于第1轮和第2轮，且第3轮的Kendall协调系数高于前2轮，提示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咨询结果的可信度较好。见表 3。

2.2.4 筛选结果

根据指标重要性/可获得性得分均数、变异系数和满分率的界值，结合专家修改意见进行指标筛选修改。第1轮咨询删除1项基本条件（无传染病暴发流行）；删除二级指标2项（社会责任、健康人群），增加二级指标1项（健康评价）；删除三级指标20项（社区内人群参与度，开展联合行动，路口信号照明，泊车方便，有监控，有户外休息场所，停车引导合理，职业卫生培训率，有宣传资料，社区开展健康主题集中活动，特色健康服务提供，义务献血率，经常体育运动人口比例，肥胖率，健康素养率达标，健康达人评选，协调机制，无集体性食物中毒、安全事故和传染病暴发流行，厕所干净整洁，洗手设备完好），增加三级指标5项（成立相关社团并活动、开展健康需求评估、组织开展健康干预、开展健康功能社区建设媒体宣传、干预后开展评价）；调整3项指标的维度。第2轮咨询删除三级指标10项（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知晓率，开展健康功能社区建设媒体宣传，对暴力、歧视等有预防措施的单位占比，周边通行安全，定期讲座，成立相关社团并活动，社区内设立健康激励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人群吸烟率下降，组织开展健康干预），调整1项指标的维度。第3轮咨询删除三级指标10项（社区内单位食堂管理达标、社区内有食堂的单位提供合理膳食食谱、社区内照明、社区内安保、病媒防治达标率、设立心理辅导室、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并整理、定期职业卫生培训达标、主动了解健康需求、志愿者活动比例达标）。经过3轮专家咨询，指标体系涵盖基本条件4项、一级指标5项、二级指标14项、三级指标63项（表 4）。

2.3 指标权重 2.3.1 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一致性比率

层次分析法的对象为咨询时给予有效反馈的专家，共发放16份咨询表，回收15份有效的权重反馈。15份权重反馈中，2份有半数以上矩阵未能通过一致性检验，予以剔除，计算剩余13份的最终权重。一级指标判断矩阵的权向量为0.177 ~ 0.211，最大特征值λ_max为5.000 ~ 5.218，一致性比率CR值为0 ~ 0.049；二级指标判断矩阵的权向量为0.035~0.105，最大特征值λ_max为2.000 ~ 4.201，一致性比率CR值为0 ~ 0.075；三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为0.003 ~ 0.105，最大特征值λ_max为1.000 ~ 14.529，一致性比率CR值为0 ~ 0.099。

2.3.2 各指标权重

专家对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评分，结合满足层次分析要求的13位专家的权威系数（表 5）对指标权重进行修正，得出指标的综合权重（表 4）。指标j的综合权重= $\mathop \sum _{i = 1}^{13} $（专家i的权重×专家i所赋指标j的权重）^[14]。

3 讨论与结论 3.1 构建指标体系的意义

“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根据人群特点对具有较强同质性的功能社区人群提供健康服务、开展功能社区健康环境改造、更好地服务生产力人群健康”，要求健康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因此，创建健康功能社区已成为城市与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5-6, 15]}。本研究构建的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健康功能社区建设提供了指引和评价方法。

3.2 构建方法

选择有代表性的专家是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的关键^[4]。本研究邀请的专家均具有高级职称，从业年限长且涉及领域广，保证了指标体系的可靠性。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表明专家对本研究比较关注，积极性较高。专家权威系数为0.84，说明专家权威性高，咨询结果较为可信^[16-17]。本研究通过界值法结合专家意见筛选指标，第3轮咨询结果的收敛性好于前2轮，提示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同时，每一轮的Kendall协调系数大幅上升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结果协调性较好、可信度较高。

3.3 指标体系架构

指标体系包括4项基本条件、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63项三级指标。一级指标中，“组织管理”指标权重最大，为0.211。功能社区不同于行政社区和地域社区由政府命令或指导，它强调共建、自治、贡献，通过社区内成员的参与及实践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18]。因此，建立并完善组织管理成为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当功能社区研究探索卫生服务功能的实现方法和发展模式时，健康政策、健康支持性环境等可能发展不充分^{[3, 19]}。同时，协作和管理体制过于松散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效果，只有多方协同治理才能起到提高健康服务资源利用的关键作用。因此，健康功能社区建设需要在社区范围内争取各单位的共同支持，如由社区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牵头领导。二级指标中，“健康激励”权重最大，为0.105，这说明通过引导促进人群积极参与是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的关键。三级指标中，“健康单位评选”权重最大，为0.105。实践证明，健康单位评选能够鼓励人们知晓健康知识、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并对其他单位起到带动、示范和引领作用等^[3]。对于其他研究较为关注的健康素养、期望寿命等结局指标，本研究以“岗位危害和防护知晓率”“健康变化”代替，这和功能社区的人群更加关注健康的直接获益有关。综上，该指标体系能够为制定健康功能社区建设方案提供指导思想和科学依据，促进我国在健康领域不断深入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

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均基于专家对指标的了解和判断筛选指标并确定权重，专家的主观性可能使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如专家认为定期举办健康促进活动对于健康功能社区建设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更加注重为人群提供与其相适应的健康教育内容，促进人群健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养成^[20]。另外，基本诊疗服务的可及性是健康功能社区建设的重要指标，但研究^[21-22]显示，功能社区人群更关注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健康功能社区建设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如一级指标涉及的“组织管理”方面，由于相关政策文件和规范较少，创建健康功能社区与企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委员会等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仅依靠健康功能社区创建实现高质量的组织管理建设有一定的难度^{[3, 19]}。因此，本研究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来修改并完善，以期更好地指导健康功能社区建设。

·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