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的不良改变对人群生殖健康威胁日趋严重。“十二五”期间我国学者在北京、河北等7个省份开展的不孕不育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育龄妇女不孕症患病率高达15.5%^[1]。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夫妇成功生育，成为治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近年来全国育龄人口数持续下降的总体背景下，国家层面也提出：要统筹考虑地域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交通等情况，构建供需平衡、布局合理、规范发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殖健康需求^[2]。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决策要求之一便是推动京津冀三地区域医疗合作与共享。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经批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辅助生殖机构”）共498家^[3]，其中京津冀地区的辅助生殖机构已达60家，占12%。但经文献检索，尚缺乏对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配置现状和地理可及性的相关研究，因而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内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京津冀地区经批准的辅助生殖机构共有60家，描述辅助生殖机构配置现状并分析京津冀地区各县（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采用驾驶机动车方式到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的最短距离和最短时间。

1.2 资料来源

京津冀地区各县（县级市、区）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关于更新全国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的公告^[4]。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数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7月5日公布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3]。

1.3 研究方法

首先运用地图慧软件中的大众制图模块，了解京津冀地区60家辅助生殖机构的地理位置；其次对辅助生殖机构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分技术类别进行描述性分析；最后以各县（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代表各县（县级市、区）位置，利用百度地图计算采用驾驶机动车方式从各县（县级市、区）到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的最短距离和最短时间并用均数±标准差、构成比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1 京津冀地区基本情况

京津冀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邢台、衡水11个地级市。北京、天津、河北行政区划面积分别为1.64万、1.19万、18.72万km^2[5]，2018年末常住人口数分别为2 154、1 560、7 556万人^[6]。京津冀地区总面积占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面积的2.23%，总人口占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人口的8.07%。截至2019年10月31日，京津冀地区共有223个县（县级市、区）^[4]，其中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下设县（县级市、区）的数量分别为16个、16个、191个。

2.2 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配置现状

截至2018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京津冀地区经批准辅助生殖机构共60家。运用地图慧软件了解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的地理位置：辅助生殖机构已经覆盖了河北省所有地级市及北京市和天津市；京津冀地区的辅助生殖机构集中于北京市中心、天津市中心和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

2018年京津冀地区分省、分技术类别辅助生殖机构数量见表 1。截至2018年底，京津冀地区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的机构总数共60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分别有18家、11家、31家。京津冀地区开展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husband semen, AIH）、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donor semen, AID）、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IVF-ET）、卵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PGD）技术的机构分别为60家、5家、46家、46家、4家。其中，天津市暂无开展AID技术的辅助生殖机构，河北省暂无开展PGD技术的辅助生殖机构。京津冀地区76.7%的辅助生殖机构开展了IVF-ET和ICSI技术，所有辅助生殖机构均开展了AIH技术。

2.3 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地理可及性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所有ART机构均开展了AIH技术，故表 2、表 3、表 4、表 5将其统称为ART/AIH机构；所有开展IVF-ET技术的机构均开展了ICSI技术，故表 2、表 3、表 4、表 5将其统称为IVF/ICSI机构。

各县到京津冀地区ART/AIH机构、AID机构、IVF/ICSI机构、PGD机构最短距离的均数分别为44.6 km、151.2 km、75.5 km、210.9 km，各县到ART/AIH机构、IVF/ICSI机构的地理可及性优于到AID机构、PGD机构的可及性。北京、天津地区各县到各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的最短距离的均数均小于河北地区，北京、天津地区的地理可及性优于河北地区，见表 2。

京津冀地区各县到ART/AIH机构、AID机构、IVF/ICSI机构、PGD机构最短时间的均数分别为50.9 min、136.0 min、75.4 min、185.8 min，各县到ART/AIH机构、IVF/ICSI机构的地理可及性优于到AID机构、PGD机构的可及性。北京、天津各区县到各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的最短时间的均数均小于河北地区，北京、天津地区的地理可及性优于河北地区（表 3），与表 2结果一致。

对京津冀地区各县（县级市、区）到各技术类别辅助生殖机构的最短距离进行分类，计算每一距离范围内县的数量及其占该地区总的县（县级市、区）数的比例，见表 4。92.4%的县（县级市、区）到ART和AIH机构的最短距离小于90 km，其中北京、天津地区所有县（县级市、区）到ART和AIH机构的最短距离均小于90 km；仅有24.2%的县（县级市、区）到AID机构的最短距离小于90 km；76.7%的县（县级市、区）到IVF和ICSI机构的最短距离小于90 km；仅有19.7%的县（县级市、区）到PGD机构的最短距离小于90 km。

对各县（县级市、区）到京津冀地区各技术类别辅助生殖机构的最短时间进行分类，计算每一时间范围内的县（县级市、区）的数量及其占该地区总的县（县级市、区）数的比例，见表 5。91.9%的县（县级市、区）到ART和AIH机构的最短时间小于90.0 min，其中北京、天津市所有县（县级市、区）到ART和AIH机构的最短时间均小于90.0 min；仅有23.3%的县（县级市、区）到AID机构的最短时间小于90.0 min；76.2%的县（县级市、区）到IVF和ICSI机构的最短时间小于90.0 min；仅有17.5%的县（县级市、区）到PGD机构的最短时间小于90.0 min。

对各县到各技术类别辅助生殖机构的最短时间、最短距离的基础数据分析可得：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康保县、尚义县、塞北管理区到各技术类别辅助生殖机构的地理可及性相对较差，河北省邯郸市的成安县、磁县、峰峰矿区、临漳县、涉县到PGD机构的地理可及性相对较差。

3 讨论 3.1 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配置充足，但北京天津两地配置情况优于河北

按照每300万常住人口设置1家辅助生殖机构的标准^[7]，京津冀地区配置已经全部达标，京津冀地区每300万人口辅助生殖机构为1.6家，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2.5家、2.1家、1.2家。按地域面积，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机构为2.8家/万km²，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11.0家/万km²、9.2家/万km²、1.7家/万km²。京津冀地区每个县（县级市、区）的辅助生殖机构为0.3家，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1.1家、0.7家、0.2家。无论按照单位人口、单位面积，还是按照单位县（县级市、区）来看，北京、天津的辅助生殖机构配置情况均优于河北省，这与武云秀^[8]、高屹福等^[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河北的辅助生育服务资源配置和可及性与京津两地差距较大。

3.2 京津冀地区制定辅助生殖技术资源配置规划时需考虑合理布局

综合来看，京津冀地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资源配置的地理可及性较好，但无论按照单位人口、单位面积，还是按照单位县（县级市、区）来看，北京、天津两市的辅助生殖机构配置情况均优于河北，因此，建议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在制定本区域辅助生殖技术配置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合理布局的原则，提高少数县（县级市、区）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地理可及性。研究发现，河北省张家口市、邯郸市的少数县（县级市、区）到辅助生殖机构的地理可及性相对较差，可采取改善交通情况、专家异地坐诊、完善医疗联合体、运用互联网医疗等方法逐步改善辅助生殖机构的地理可及性^[8]，让稀缺的辅助生殖技术资源服务于更多真正有需求的不孕不育患者和家庭，使得辅助生殖技术服务资源真正得到有效利用。

3.3 结合需方实际，辅助生殖技术资源配置宜兼顾公平与效率

辅助生殖技术资源配置需投入较多的人员、场所、设施设备等医疗资源，在考虑地理可及性的同时也要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需兼顾公平与服务效率。建议已通过审批的辅助生殖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让就诊者获得良好的就诊体验，在群众中逐渐建立起口碑效应，确保已配置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今后的研究中也应在各地区进行需方调研（如患病率调查、生育意愿调查等）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真实需求，为政府部门新一轮配置规划提供更切实际的参考建议和配置依据。

3.4 创新性与局限性

地理可及性主要是指卫生服务的可接近性，即人群居住地与卫生机构所在地的关系^[10-11]。考虑到实际距离、路况、交通工具都会对到达目的地所需时间产生影响，故研究在限定交通工具（驾驶机动车）的基础上，选取最短距离、最短时间两个变量分别对地理可及性进行描述。然而，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一项限制性应用的特殊诊疗技术，目前国内暂无评价辅助生殖机构地理可及性的具体标准，研究之所以选择30、60、90、120 km为分段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十三五”期间提出的建成京津冀核心区1 h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 h交通圈的交通规划^[12]，同时也参考了卫生服务地理可及性的相关文献^[13]。研究探索性地按最短距离和最短时间进行分类，对每一时间和每一距离范围内的县（县级市、区）的数量进行计数来评价地理可及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此外，研究还综合考虑了辅助生殖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开展PGD技术的辅助生殖机构属于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较高的机构）并按技术类别进行计算和数据汇总，研究结果更具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

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仅从地理角度研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可及性，未考虑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宗教文化、服务质量等其他因素对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二是以区县政府所在地为测量原点进行分析，而非社区、村庄，地理精确度稍弱；三是只计算了患者到京津冀地区任意一家辅助生殖机构就诊的最短距离、最短时间，没有考虑患者的具体病情需要前往有针对性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就诊的情况，今后可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