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在维护人民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中发〔2019〕6号）提出，“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扶持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201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国办发〔2015〕32号）指出，“要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全面发展中医药事业，以提升全民健康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中医类医院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主体，其发展将直接影响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未来^[3]。现以上述2项政策的公布时间为节点^[4]，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变化，直观反映各地区的政策执行力度及对中医类医院发展的重视程度，为促进中医类医院资源配置提供数据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2008、2014、2019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以及《2009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中医类医院包括各级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在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中医类诊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医类医院的资源拥有量能直观反映中医类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研究分别选取中医类医院的机构数、实有床位数反映卫生物力资源，选取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药师（士）数反映卫生人力资源，选取执业（助理）中医师数、中药师（士）数反映中医药特色人力资源。

研究通过对比同一地区中医类医院与所有医院的发展情况，将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改变、经济发展、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等影响卫生资源发展的因素控制在同一水平，更直观地反映各地区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首先，根据2019年各地区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及其占该地区所有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中医类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的比例绘制星图并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类，描述资源配置现状。其次，分2个阶段研究中医类医院各项指标在所有医院各项指标中的占比变化：第一阶段是2008—2014年，反映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前后的变化情况；第二阶段是2014—2019年，反映在良好政策推动下中医药资源的发展情况。通过分析2个阶段中医类医院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执业（助理）医师比例、中药师（士）占药师比例的变化，并与卫生机构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执业（助理）医师比例的变化进行对比，深入研究各地区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发展情况。

2 结果 2.1 中医类医院的资源配置现状

2019年，全国有中医类医院5 232家，占全国医院数的15.2%；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109.1万张，占全国医院床位数的15.9%；中医类医院有卫生技术人员105.9万人，占全国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的16.3%，其中，执业（助理）医师有37.9万人，占全国医院执业（助理）医师数的17.5%，药师（士）有7.2万人，占全国医院药师（士）数的23.5%。图 1展示了各地区中医类医院资源及其占该地区医院资源的比例。

2.1.1 各地区中医类医院的资源配置情况

31个地区中，北京中医类医院的资源配置水平高于其他地区，每万平方千米机构数122.6家，每千人床位数118.5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药师数分别为176.7、73.2、14.2人。其余30个地区中医类医院的资源配置情况如图 1（a）所示：在每万平方公里机构数方面，天津、上海远高于其他地区，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均较低；在每千人实有床位数方面，内蒙古、甘肃、重庆、青海均较高，福建、广东、海南、上海较低；在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方面，内蒙古、浙江、陕西较高，海南、安徽、山西较低；在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方面，内蒙古最高，浙江、西藏、天津也较高，海南、安徽较低；在每千人药师（士）数方面，内蒙古、青海、浙江、宁夏配置水平较高，山西、云南、河北、安徽、贵州较低。北京、河南、江苏的上述5类资源配置较为均衡，其他地区则或多或少存在失衡。除天津、山东、辽宁、河北、上海、山西外的其他地区机构增长速度慢于床位和人力资源增长速度。浙江、天津、上海的床位数增长较慢；天津、四川、新疆、辽宁、河北、西藏、上海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增长较慢；西藏的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较快，陕西、新疆则较慢；宁夏的药师（士）数增长较快，重庆、甘肃、四川、河北则较慢。

2.1.2 各地区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占该地区所有医院资源的比例

在机构占比方面，北京、内蒙古、青海、西藏均较高，江苏、贵州、上海较低。在床位占比方面，内蒙古、甘肃、北京、重庆、西藏均较高，上海较低。在人力资源占比方面，内蒙古、北京、广西、重庆、甘肃、湖南均较高，海南、山西、辽宁、上海均较低；在执业（助理）医师占比方面，西藏最高；在药师（士）占比方面，内蒙古、北京、青海较高，西藏、云南、贵州、上海较低。见图 1（b）。从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来看，内蒙古、北京、甘肃、重庆、河南、黑龙江较为均衡，除西藏、青海、山西、辽宁外的其他地区机构占比增长较慢，吉林的床位占比增长较慢，西藏、青海的卫生技术人员增长较慢，青海、宁夏、新疆、海南的执业（助理）医师占比增长较慢，西藏、河北的药师（士）占比增长较慢。

我国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及其占医院资源的比例见表 1、表 2。

根据系统聚类-类平均法的聚类结果及星图（图 1），按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及其占比把各地区划分为高、中、低3个类别：福建、安徽、西藏、广西的资源占比水平优于资源配置水平，辽宁、贵州、上海、天津、浙江、陕西、湖南、四川、新疆的资源占比水平不及资源配置水平，其他地区的资源占比与资源配置水平一致，见表 3。

2.2 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占比变化

根据2个阶段内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占该地区所有医院资源的比例变化作散点图，横轴为第一阶段2008—2014年，纵轴为第二阶段2014—2019年，用2条45度线将散点图划分为8个区域，见图 2。

落入1-1区域的地区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占比变化在2个阶段均快于医院，其中第一阶段变化更快，总体占比增加；落入1-2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2个阶段均快于医院，其中第二阶段变化更快，总体占比增加；落入2-1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第一阶段慢于医院，第二阶段快于医院，第二阶段变化大于第一阶段，总体占比增加；落入2-2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第一阶段慢于医院，第二阶段快于医院，第二阶段变化小于第一阶段，总体占比减少；落入3-1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2个阶段均慢于医院，其中第一阶段变化更慢，总体占比减少；落入3-2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2个阶段均慢于医院，其中第二阶段更慢，总体占比减少；落入4-1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第一阶段快于医院，第二阶段慢于医院，第一阶段变化小于第二阶段，总体占比减少；落入4-2区域的地区资源占比变化在第一阶段快于医院，第二阶段慢于医院，第一阶段变化大于第二阶段，总体占比增加。见图 2。

2008、2019年全国中医类医院的机构比分别为15.8%、15.2%，床位占比由13.4%上升到15.9%。第一阶段机构占比减少1.4个百分点，床位增加1.8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机构占比及床位占比均增加0.7个百分点。机构占比在第二阶段变化较快，床位占比第一阶段变化较快。从总体看，内蒙古、重庆、西藏、北京的资源占比均变化较快，甘肃、青海的床位占比变化较快，均增加6.0个百分点以上；福建、青海、贵州、四川、江西的机构占比变化最慢，均减少5.0个百分点以上。在第一阶段，北京的机构占比增加11.3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地区；在第二阶段，重庆的机构占比增加12.0个百分点，挽回了其在第一阶段负增长的局面，内蒙古的床位占比增加7.1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地区。见图 2（a）（b）。

全国中医类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比、执业（助理）医师占比、药师（士）占比分别由2008年的14.6%、15.9%、17.3%上升为2019年的16.3%、17.5%、23.5%，在2个阶段均增加0.8个百分点左右，变化速度相近。如图 2（c）（d）所示，从总体看，青海、重庆、甘肃、新疆、北京、内蒙古的人力资源占比变化较快，尤其是北京、内蒙古，人力资源占比均增加8.0个百分点以上；青海、甘肃的药师（士）占比增加8.0个百分点以上；西藏的药师（士）占比变化最慢，减少11.2个百分点。在第一阶段中，宁夏的执业（助理）医师占比变化最慢，减少2.8个百分点；青海的药师（士）占比增加10.6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地区。在第二阶段，西藏的药师（士）占比减少8.8个百分点，低于其他地区。此外，海南在第一阶段的变化快于第二阶段，宁夏在第二阶段的变化快于第一阶段。

由图 2可知，北京、内蒙古、重庆、甘肃的各类资源占比变化最快，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海南、新疆的资源占比均呈增加趋势。河北、吉林、浙江、安徽、湖北、广西、四川、贵州、陕西、青海、宁夏除机构占比减少外，其余资源占比均增加。辽宁的执业（助理）医师占比，上海、西藏的药师（士）占比，广东、云南药师（士）占比和机构占比均减少，其余资源占比增加。江西的卫生技术人员占比和执业（助理）医师占比增加，其余资源占比减少。福建除药师（士）占比略有增加外，其余资源占比均减少。湖南的资源占比均减少。

全国中医类医院的执业（助理）中医师数、中药师（士）数分别由2008年的7.9万人、2.3万人增长到2019年的18.8万人、3.7万人，执业（助理）中医师年均增长8.2%，中药师（士）年均增长4.4%。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执业（助理）医师的比例由43.9%上升为49.7%，第一阶段增加3.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增加2.5个百分点；中药师（士）占药师（士）的比例由53.3%下降至51.4%，第一阶段增加1.4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减少3.3个百分点。从总体看，青海的资源占比变化最快，均增加约30.0个百分点。在执业（助理）中医师方面，新疆、宁夏的资源占比变化较快，增加约18.0个百分点；西藏的资源占比变化最慢，减少33.3个百分点。在中药师（士）方面，西藏、新疆、山西的资源占比变化较快，增加11.5个百分点以上；海南的资源占比变化最慢，减少23.8个百分点。在第一阶段，海南、宁夏的中药师（士）占比变化最慢，分别减少21.5、12.2个百分点；在第二阶段，江西的中药师（士）占比变化最慢，减少10.7个百分点。见图 3。

全国各地区卫生机构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执业（助理）医师的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湖北、上海、西藏、河南、黑龙江、甘肃、天津、河北、北京、四川卫生机构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比发展比中医类医院更快，其他地区尤其是新疆、青海、宁夏中医类医院的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比发展更快；而陕西卫生机构、中医类医院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比均下降，后者下降更多。见图 4。

3 讨论与建议

中医类医院的资源有一定增长，2019年每万人口中医类医院床位数7.8张，每万人口卫生机构中医师数4.5人^[5]，已达到《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要求。在中医药政策的推动下，全国中医类医院各项资源占比总体呈增加趋势，变化幅度较医院快，可见中医类医院的发展得到重视与政策倾斜，但地区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3.1 各地区资源配置情况差异明显，资源增长缓慢的地区应加强政策落实

综合资源占比变化结果可知，北京、内蒙古、重庆、甘肃尤为重视中医类医院的发展，且比医院发展快，新疆、海南、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山东、江苏也较为重视中医类医院发展，整体发展也快于医院。青海、广西、宁夏、湖北除机构数量增长慢于医院外，其余资源均比医院增长得快。其中，湖北、河南、天津、广西、青海、甘肃、重庆、内蒙古基础较好，湖北、青海、广西在第一阶段积极响应，制定并落实相关政策。青海2009年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藏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大对中藏医医院的投入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符合条件的中藏医医院纳入定点医疗机构^[6]。广西2011年颁布了《关于加快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的决定》，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及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中医药民族医药十大重点工程，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7]。甘肃、重庆、内蒙古在2个阶段均重视中医类医院发展，重庆、内蒙古在第二阶段资源增长尤为突出。重庆2016年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实施意见》，加大中医药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连锁中医医疗机构，支持专科建设、设备购置和人员培训^[8]。内蒙古2013年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蒙医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决定》，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可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9]，2015年后颁布了多项政策促进中医药发展，如鼓励蒙医中医医院资源整合，实行蒙医中医医院人员经费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中医医院人员经费补助达到80%以上等^[10]。

山东、江苏、北京、黑龙江、宁夏、山西、新疆、海南基础较差。北京在2个阶段资源增长均较快，第一阶段政策执行力度更强，中医类医院得到迅猛发展。其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加强全市中医医院建设规划，打造中医名院，树立国医名师、中青年名中医，激励人员发展^[11]；2017年颁布了《关于印发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通过提高针灸、推拿等医疗服务价格，完善财政分类投入政策等对中医类医疗机构给予政策倾斜^[12]。山西在2个阶段资源增长略高于医院，海南第二阶段资源增长速度放缓，两地中医类医院的资源占比均处于低水平。福建、湖南虽出台了相关措施，但整体资源增长均慢于医院，可见其政策执行力度有待增强。此外，西藏自身的藏医药优势突出，国家也建立对口支援机制，给予西藏政策倾斜，故其中医类医院发展较好。广东、辽宁、贵州、上海的资源占比较低，其中医类医院资源增长势头好于医院，但相比其他地区增长较慢。如上海第一阶段资源增长较快，增长速度随时间放缓，政策对中医药服务的支持力度可能缺乏持续性。这些地区需在汲取经验、加大扶持力度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自身动力，促进中医类医院稳定发展^[13]。各地区在2个阶段均响应国家号召，制定地方政策措施来推动中医药发展，但在政策响应速度和执行力度上还存在一定差异。

3.2 资源内部结构存在地区差异，欠发达地区需注重人力资源发展

从整体看，中医类医院的机构总数增加，但与医院相比增长较缓。我国早期已普及县级中医医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初期机构数增长缓慢是正常现象^[14]，随着“中西医并重”方针的贯彻落实，第二阶段机构占比明显提升。中医类医院的床位、人员增长整体向好，规模在逐渐扩大。资源内部结构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无论人力资源数量还是人力资源占比均不如物力资源，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人力资源发展难度更大^[15]。从占比变化看，青海、新疆以及宁夏的第二阶段人力资源增长整体向好。欠发达地区要继续加大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健全薪酬等激励制度，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此外，天津、上海因直辖市的特殊性，行政区划面积小，每万平方公里机构配置情况较好，而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地势辽阔，在该指标上不占优势；但在机构占比方面，两类地区呈现相反的结果。因此，各地在发展中应考虑地理条件等自身因素，天津、上海等同类地区可着重床位和人力资源建设。

3.3 中医类医院中药师（士）发展受限，应积极挖掘中药师（士）的发展潜力

除了中医类医院外，其他卫生机构的执业（助理）中医师占比也呈增长趋势，可见各地区对执业（助理）中医师发展较为重视。但是，中药师（士）的数量增长受限，资源占比整体呈减少趋势。这与我国长期以来“重医轻药”的现状相吻合，中药师（士）的责权不明确，薪酬待遇较低，医院等部门出于短期效益不想承担“多余”的人力成本，大量中药师（士）仍在承担调剂、核对等机械工作；刻板的社会印象致使中药学专业的学生缺乏工作热情，大部分毕业生转行，人才流失严重^[16]。全社会应提高对中药师（士）的重视程度，尤其是中医类医疗机构，应拓展中药师（士）在临床、科研等方面的工作，加强继续教育培训力度，提高薪资待遇，充分发挥中药师（士）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