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市场发展潜力较大的国家^[1]。其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5个新兴国家被称为金砖五国。新兴国家的技术合作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合作指转移、接纳和使用先进的思想、知识、技术和技能来促进发展，通常采用提供专业知识、教育培训和咨询的形式，偶尔也采用设备捐赠^[2]的形式。技术合作可以提升人员和机构的能力，转移或共享知识、经验和实践，是重要的全球卫生发展工具^[3]。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卫生技术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现比较金砖五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后参与全球卫生技术合作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合作提供借鉴。

以EMBASE、PubMed/Medline、Google Scholar等数据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慈善机构的网站为检索库，检索时间不限，文献语种为中文、英文、俄文，研究对象为与金砖五国参与全球卫生技术合作相关的文献、著作、网站资料等，以Cooperation、Global Health、BRICS和各国国名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和分析，初筛出相关文献381篇，通过阅读摘要、原文内容并排除不相关或重复文献后，最终入选文献43篇。

1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金砖五国的卫生技术合作经验

各国开展全球卫生技术合作的情况见表 1。

1.1 巴西

巴西致力于通过建立基础项目的方式（groundwork project approach）开展技术合作，基础项目指比传统独立项目更长期、规模更大、资金更密集和远景更多样化的项目^[2]。在实践中，巴西的技术合作项目具有以下特征：

1.1.1 需求驱动

巴西的技术合作受需求驱动。由于其文化、社会和经济与受援国联系紧密，巴西提供的解决方案更符合受援国的需求以及现实。例如：针对医疗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巴西与古巴签署协议，建立了“更多医生计划”（Programa Mais Médicos, PMM），调动两国医生，解决最脆弱地区医生短缺问题及初级保健服务部署问题；建立ePORTUGUESe网络，以加强与葡语国家在卫生人力资源信息和培训领域的合作；“蓝色图书馆”（the Blue Libraries）向受援国提供包含公共卫生、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病以及护理、母婴健康等基本信息的技术手册^[4-5]。

巴西还利用该国的人乳库资源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例如：以巴西模式在委内瑞拉建立2家人乳库；伊比利亚-美洲人乳银行计划（IberBLH）旨在交流知识和技术，降低婴儿死亡率；与南美多个国家签订协议，帮助受援国建立人乳库^[6]。

1.1.2 关注能力发展

此类援助旨在提升机构能力、改善人力资源情况。例如：“卫生人力资源专业化管理的国家课程”为受援国的卫生政策管理者提供专业化课程，以解决受援国诊断人力资源不足，人力培训中管理能力培训较少，培训与实际操作、卫生服务分离等问题^[3]。巴西还与安哥拉合作建立国家公共卫生学校、卫生技术学校以及安哥拉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以提高安哥拉的卫生系统能力^[4]。

1.1.3 标准机制

巴西建立了包含技术合作开展和合作项目设计的标准机制。技术合作请求转发到负责巴西技术合作及相关标准政策制定的巴西发展合作署（Agencia Brasileria da Cooperação, ABC）^[7]，ABC动员政府在相关领域开展合作，ABC工作人员、受益国代表和巴西组织共同召开技术会议讨论，制定基本合作协议^[2]。

通过ABC的努力，巴西与玻利维亚等多个国家形成了双边合作关系，向受援国提供治疗服务、转让技术、传授“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及性”项目经验。2005年，巴西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建立了艾滋病国际技术合作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on HIV/AIDS, ICTC），ICTC负责为艾滋病领域的南南合作提供技术支持^[8]。例如：巴西承诺为莫桑比克治疗艾滋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莫桑比克制造非专利药品，以实现国家初级保健和药剂师政策目标；减少莫桑比克对捐赠和药品进口的依赖；帮助提升当地的药品生产和工业管理能力等^[9]。此外，巴西Fiocruz基金会在非洲设立了代表处，安排、跟进、评估Fiocruz基金会在非洲大陆的卫生合作项目^[10]。

1.2 印度

印度的卫生技术合作以技术输出为主^[11-12]，包括远程医疗和诊断、继续教育、药品研发等，并协助其他国家建设医疗信息平台，生产物美价廉的疫苗。除此之外，印度的对外发展还依靠人力资源培训、能力建设或者其他“软”投资^[13]。

1.2.1 发挥信息技术优势

印度充分发挥自身信息技术优势，协助合作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为其远程医疗、教育和卫生保健提供基础保障。2007年，印度建立了泛非洲电子网络，为非洲提供远程医疗服务，为当地医生组织培训会议^[14]。

1.2.2 重视人员能力培训及横向合作

印度重视人员能力建设，为合作国家提供可应对和解决当地卫生问题的人才。印度依托技术和经济合作（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ITEC）项目为卫生专业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奖学金等。2008年，印度提供1亿美元资助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卫生人力建设，通过培训人才将援助扩展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15]。印度还帮助埃塞俄比亚培训当地的外科医生^[16]，成立继续教育中心，定期为埃塞俄比亚的医生提供心内科、儿科等多个学科的继续教育。印度在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成立了英语培训（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ELT）中心，并将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网络覆盖到其他国家。印度在孟加拉国、不丹和阿富汗建设了医院及医学院校，培训当地的医疗保健人员。印度的亚拉文眼保健系统（Aravind Eye Care System）^[17]是一个提供低成本眼科保健服务和眼科手术的组织，每年治疗约24万名门诊患者，患者70%的费用是有资金补助或者免费的。该组织还教授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眼科手术护理知识，促进当地眼科保健工作。印度还参与了一项南南合作项目--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ICGEB），致力于促进与非洲的合作，开展调查和培训活动，加强非洲国家的调查研究能力及临床试验能力^[18]。

1.2.3 技术共享

印度的卫生发展合作注重经验和知识的分享，通过培训和专家咨询推广印度在减贫和健康发展方面的经验。东海岸快速诊断（East Coast Rapid Diagnostics）是南非LIFE实验室和印度公司（Tulip Group Diagnostics）的合资企业，印度公司通过合作改良了疟疾诊断试剂盒，使之在非洲地区得到广泛使用^[8]。2012年3月，印度承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员能力建设、知识转化和利用领域的科学合作^[19]。例如：巴西卫生部支持引进孟买药物公司（Lupin Ltd.）的四合一结核药物（four-in-one combination TB drug），Lupin提供其技术以帮助里约热内卢建立当地的药物生产商^[20]。印度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形成了湄公河-恒河合作机制（Mekong-Ganga Cooperation, MGC），为各国官员和专家举办保健筹资讲习班，并与各国在卫生和制药领域开展合作，印度药企Ranbaxy在湄公河设立工厂，联合生产廉价药物，“金边合作路线图”（Phnom Penh Road Map for Cooperation）呼吁在制药部门开展新合作，开发廉价热带病药物并统一药物标准^[21]。

1.2.4 开发高质量、低成本药品

印度致力于生产廉价药品和疫苗，提升药品和疫苗的可及性。2014年年底，印度拥有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认证的药厂119家，是全球主要疫苗供应者之一，近1/3的疫苗经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资格预审^[8]。印度的Ajanta等5家仿制药企均经WHO资格预审和认证，以价格和总量优势占据青蒿素类口服抗疟疾药品市场的重要地位^[22]。肯尼亚90%的抗艾滋病药、抗结核药和抗疟疾药依靠进口，且主要为国际援助。进口药主要来源地为印度，印度药品在肯尼亚注册数量居首位，占总数的41.79%^[23]。

印度对药品的质量要求严格，药企研发部门根据生产效率和质量不断完善生产工艺。印度重视疫苗管理^[24]，这也体现其对质量的要求。2012年，印度国家监管部门撤回了几种经WHO认可的、印度生产的疫苗，严格的审查获得了WHO的积极评价。

印度积极与其他国家及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进一步占领国际疫苗及药物市场，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不断走向国际。为了在“南南合作促进互利”框架内参与全球竞争，印度的自身定位为适合非洲客户的医疗产品出口国，印度草药不断涌入东非^[25]。印度与其他金砖国家建立了疫苗生产商和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与5家跨国公司签订了疫苗生产协议^[24]。本土药企向海外扩张也为印度当地提供了发展机会，如印度知名仿制药企业Cipla在非洲建立了一家价值32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抗逆转录病毒和抗疟疾药物，Cipla现为非洲最大的抗疟疾药供应商^[26]。

印度政府积极鼓励创新^[8]，为印度的药品和疫苗研发营造了良好氛围。由近40家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组成的生物技术部（department of biotechnology, DBT）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支持卫生技术创新。例如：口服活性轮状病毒疫苗由DBT、国家免疫研究所、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等多家机构合作研发，该疫苗售价约为1美元，大大提高了疫苗的经济可及性。印度医药企业在技术和核心技术人员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通过合作提升开发、利用、生产疫苗的能力。例如：印度的生物公司（Biological E）与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arrhoeal Disease Research, ICDDR）合作，共同开发了一种预防霍乱的疫苗，以遏制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霍乱疫情严重的情况^[27]。

1.3 南非

南非通过开展卫生革新试验、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源培训，为非洲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提供支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南非也积极与抗疫经验最为丰富的中国开展密切合作，并积极参与疫苗研发。

2010年，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南非艾滋病项目研究中心第一次验证了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为基础的消毒剂和替诺福韦凝胶用于艾滋病预防，可以明显减少艾滋病感染风险^[28]。该研究由南非研究者设计并领导，被视为全球艾滋病预防方法探索中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也是南非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

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NICD）与中国、尼日利亚有关机构合作在塞拉利昂弗里敦附近建立了模块化高生物安全领域埃博拉诊断实验室（the modular high-biosafety field Ebola diagnostic laboratory of South Africa, SA FEDL），以应对迅速增加的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 EVD）病例数量^[29]。

南非参与了Cochrane Africa的建设。The Cochrane Library是一个权威的循证医学数据库。Cochrane Africa是一个由研究人员和健康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网络，旨在支持使用高质量的Cochrane证据来改善非洲的健康结果。Cochrane Africa在南非成立了协调中心以及南非和东非中心，与医疗保健决策者合作，开展高质量的Cochrane系统评价，开展能力建设评估、知识的传播与转化，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循证医疗保健，并创造机会扩大网络^[30]。

南非还通过提供人力资源培训的方式来开发非洲地区的人力资源。南非的研究发展中心[包括在大学内部的中心（如开普敦大学、斯坦陵布大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是培训的重要提供者。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占公立大学学生的7%）到南非参与培训学习^[31]，其中2/3来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部分学生的学费由南非政府资助。此外，南非的大学与国际护理荣誉学会非洲分会还为坦桑尼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护士和助产士开发并提供硕士学位课程^[32]。

1.4 俄罗斯

俄罗斯是独联体地区的“科学知识中心”（center of knowledge and science）^[8]，为周边国家提供疾病监测、疾病控制与预防技术支持和培训，也与其他国家开展医疗卫生交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与多个国家达成合作，合作领域涉及疫苗研发、生产、销售等。

RUSAID是俄罗斯基于国内卫生领域发展和需求、结合国际卫生治理优先方向设立的首个长期对外卫生援助项目^[33]。RUSAID通过现代化防控对移民、吸毒者等高危群体进行医学援助，以有效保证地区和国际安全。

在RUSAID框架下，俄罗斯发布了《就艾滋病及其他传染病的预防及监控对东欧及中亚地区提供技术援助计划（2013-2015）》（以下简称“《计划》”），为独联体地区提供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预防监控技术援助。在《计划》指导下，俄罗斯积极协助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开展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传播性疾病的有效控制、发现、预防和治疗^[34]。

2013年，俄罗斯政府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合作，在亚美尼亚开展了15项国家间文件签署和教育资料协助，旨在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及病毒性肝炎进行实验室诊断和流行病监控；在吉尔吉斯斯坦为监控艾滋病传染的卫生工作者设立了新的在线教学课程，制定了该国卫生部关于HIV和HIV早期诊断防控的法令，制定了28项艾滋病实验室诊断和流行性监控的基本操作流程；在塔吉克斯坦为艾滋病电子监控系统的启用提供支持（该项技术现已覆盖塔吉克斯坦20%的国土）；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专门从事儿童艾滋病早期诊断治疗的工作小组^[34]。

在非传染性疾病方面，俄罗斯国家预防医学研究中心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一道组织了国际流行病学合作项目，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联合举办了关于肿瘤和心血管筛查的国际研讨会。俄罗斯还通过将WHO文件翻译为俄文，为其他独联体国家提供技术支持^[35]。

2013年，在UNAIDS的参与下，俄罗斯在亚美尼亚以艾滋病中心为基础，建立了研究资源中心，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培训。俄罗斯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关于艾滋病的新生儿早期诊断、母婴传播和儿科协助方面的文件资料或培训，并通过培训提高对艾滋病同住人群的援助^[34]。俄罗斯与世界银行、WHO合作支持疟疾强化项目，并共同致力于加强非洲、中东和独联体地区的人力资源配置，培养防治疟疾专家骨干^[30]。

在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方面，2015年俄罗斯通过莫斯科国立医科大学向来自中亚和东欧国家的25名卫生官员提供培训，莫斯科国立医科大学还为独联体国家的医生提供医学进修教育^[35]。

在全球健康方面，喀山国立医科大学与耶鲁大学合作，引入美国医学教育体系，加强角色建模和教育能力建设，培养了一批熟悉美国医学教育的俄罗斯青年教师，并在乌干达培训年轻的俄罗斯医生，逐步改变俄罗斯医学教育^[36-37]。

2017年11月，WHO全球结核病部长级会议首次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会议最终发布了“结束结核病的莫斯科宣言”。这场会议由WHO与俄罗斯共同举办，120多个国家代表团致力于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资金充足的国家结核病政策和战略计划（包括结核病研究），这些计划符合国家卫生计划以及结核病战略^[38-39]。

1.5 中国

随着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卫生合作由以往的物质援助渐渐向经验输出和技术合作转变。2015年，中国与非洲签订了《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参与非洲疾病控制中心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能力建设，加强非洲疾病预防与控制能力。近年来，非洲联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科摩罗疟疾防控项目、英国-中国-坦桑尼亚疟疾防控项目、埃塞俄比亚妇幼卫生保健项目、桑给巴尔奔巴岛血吸虫防控项目等相继开展^[40]。

中国也在积极将国家战略与卫生合作紧密结合。2017年，中国与WHO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把中国与WHO的合作范围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并开展全球层面的合作，促进地区及全球卫生安全。合作内容包括推动中国质优价廉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实现药品的本地化生产^[41]，与蒙古国、阿富汗等国家的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在疾病防控、传统医药、临床医学、教育培训等领域进行合作，成立“一带一路”公共卫生网络、卫生政策研究网络、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联盟和医院联盟等^[42]。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外援助及开展国际合作，2018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其主要职责为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政策，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43]。

但中国在卫生技术合作方面仍需要学习其他四国的先进经验。中国对与受援国的人才交流合作重视不足，与受援国建立的交流项目与课程较少，难以吸引其他国家人员来华深造；向国外投资、输送人才以及帮助当地建立医学教育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体系的经验较少，也没有较好地利用远程技术进行实践经验的分享和人才培训。与巴西、印度相比，我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角色未超出协调管理的范畴，技术支持以及合作项目仍需要政府、机构、企业具体实施^[43-44]。

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五国的卫生技术合作经验

作为疫情防控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与诸多国家达成了卫生技术合作意向，疫情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程中的重大机遇。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中国就及时向WHO、有关国家和地区性组织分享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和研究成果。2020年1月，WHO专家组赴湖北武汉进行现场考察，访问当地医疗卫生机构与实验室，并与湖北医疗专家进行深入交流^[45]。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后，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序列、病毒核酸检测引物和探针序列，与全球100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多份技术文件^[46]。随着本国疫情得到控制，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向纵深发展。中国充分利用远程技术专门成立了在线“知识中心”并向全球开放。截至2020年3月末，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40多场远程视频技术交流会议^[47]。其中，南非与中国一直保持全方位合作，两国举行了多次抗疫经验视频交流会，在病毒检测、流行病学特征、防控策略、密切接触者追踪、临床诊治、疫苗研发、医院基础设施建设、遗体处置及医务人员感染预防这9个方面进行了密切的交流^[48]。截至2020年5月，中国已向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等19个国家派出21支医疗专家组，帮助受援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防疫指导与咨询，还与12个非洲国家举办了视频交流会，分享疫情防控技术及经验^[45]。

其他四国也在寻求与别国进行抗疫技术合作，但由于疫情严重，合作基本以与大学共同研发疫苗为主。巴西最大的公共卫生机构巴西Fiocruz基金会同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达成协议，将就牛津大学开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苗”）展开合作。此款疫苗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圣保罗州开展临床试验。合作不仅包含疫苗购买，也包含疫苗生产技术转让，以便实现疫苗国产化。Fiocruz基金会认为，若疫苗被证明真正有效，巴西有较大的疫苗生产能力，因此，其有责任向整个拉丁美洲供应疫苗^[49]。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印度也发挥出其药物与疫苗研发的优势。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正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Codagenix合作开发一种新冠减毒活疫苗，2020年9月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另外，印度血清研究所也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共同研制欧洲第一款新冠疫苗，已于2020年5月在印度本土开展临床试验，于2021年投产^[50]。

南非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也在积极推进疫苗研发。2020年6月，南非金山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开启非洲首个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南非一些疫苗研究机构也将参与全球多种新冠疫苗的研发和试验^[51]。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与多个国家进行了合作。俄罗斯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合作开发新冠疫苗，并计划进行联合临床试验^[52]。意大利企业与俄罗斯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的意大利药企都在俄罗斯派驻了代表。俄罗斯药企R-Pharm公司也与阿斯利康合作签署了生产牛津大学研发疫苗的协议，并向30~50个国家出口^[53]。

3 总结 3.1 新冠肺炎疫情前金砖五国的卫生技术合作各有特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四国的卫生技术合作有以下特点：

（1）重视人员能力培训。四国充分重视人才培养：巴西为受援国提供课程培训、建立学校；印度设立奖学金，并发挥其信息技术优势，开展远程教育；南非鼓励非洲国家学生赴南非深造学习；俄罗斯通过卫生技术合作提升本国医学教育能力，也为独联体国家和非洲提供教育机会。

（2）多渠道输出技术。四国通过项目合作、建立实验室、创建公司等多种方式，向受援国输出药物疫苗研发、流行病防控、科研、管理经验。

（3）开展特色援助。四国根据自身特点，发挥文化、地缘等优势，惠及不同受援国：巴西以频繁的文化与经济交流为其他南美国家提供援助，并建立跨部门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管理全球卫生合作；印度与东南亚、湄公河流域国家积极开展技术合作，并使用远程技术使本国教育、医疗资源传播至非洲；作为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通过卫生革新试验、学术能力建设等支持非洲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独联体地区的“科学知识中心”，俄罗斯为独联体国家提供卫生技术支持，也运用自身的大国影响力举办全球会议，为全球健康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金砖四国的卫生技术合作经验值得中国学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卫生技术合作在向经验输出和技术合作转变，但中国对人才交流合作不够重视，向内的吸引力不足，向外输送不够。另外，中国没有将高新科技、互联网的优势运用于卫生技术合作，也缺乏完善的机制管理，以协调卫生技术支持以及合作项目。

3.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发挥技术合作领导力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后，全球卫生治理格局发生变化，合作抗疫正成为各国共识。作为最早开始抗击疫情的国家，中国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逐渐在卫生技术合作中发挥领导力。中国不仅在第一时间对外发布疫情信息，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技术经验，而且运用远程技术积极举办视频技术交流会议，向诸多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传授抗疫经验，帮助建立、改进疫情防控机制。由于疫情形势严峻，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国家尚缺乏抗疫经验，目前金砖国家中的其他四国仍然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尤其是本国疫情防控放在首位，除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外，四国较少以其他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卫生技术合作。

4 对我国的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的卫生技术合作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国应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学习他国长处，长久保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体现的技术合作领导力；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人才培训，将人才交流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学习四国理念，筛选并分享除新冠肺炎疫情外的其他公共卫生领域的实践经验，如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控制等，积极支持技术转移；建立跨部门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管理全球卫生合作，并成立相应技术支持机构，或借助现有机构执行合作项目，将卫生技术深度合作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其他疾病防控扩展；建立全球卫生外交理念，积极减轻政治歧视给技术合作带来的困难，提高中国开展卫生技术合作的能力与水平；借助地缘优势及政策东风，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合作，让中医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