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 786万人和1 723万人，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分别提高了0.84‰和0.32‰^[1]。其中，2017年出生的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例达到51.2%。显然，目前国内出生人口和二孩比例都有明显上升，这对产科医疗护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助产士和产科护士是育龄妇女围孕期和围产期的主要健康照顾者，在保障母婴安全、促进生殖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然而，截至目前上海市助产士专业招生和培养已停滞20多年。尽管前些年曾有专科学校对护理学专业下助产专业方向人才培养进行过尝试，但目前上海市产科护理人员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护理专业毕业生上岗后再进行助产专科培训的。在产房工作的护理人员需要获得母婴保健资格认证，但目前产房、产科门诊、产后休养室的护理人员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尚无相关文献报道。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产科护理人力资源的横断面调查，了解人力配置现状，以期为产科服务机构护理人员的合理配置提供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选择上海市承担产科专科医疗护理任务医院的助产士和产科护士为调查对象。为保证被调查医院的代表性，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二级甲等(以下简称“二甲”)专科医院、二甲综合医院、三级甲等(以下简称“三甲”)专科医院和三甲综合医院中分别随机抽取2所医院纳入本次调查。8所医院分布在徐汇区、黄浦区、杨浦区、长宁区、普陀区和浦东新区。受调查者纳入标准为在产科门诊、产房及产后休养室从事临床工作1年及以上的注册助产士及护士。排除标准为：①调查期间因各种原因未在调查医院工作的助产士及护士；②进修助产士、进修护士、实习护士等非调查医院的注册助产士和护士；③1年内休病假或产假3个月及以上的护士。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上海市助产士及产科护士人力资源特征调查表”进行调查。调查表初稿形成后听取了临床助产士和产科护士对条目的修改意见，对语义不清、不易理解的条目进行了修改。邀请5名产科专家和研究者对修改后的调查表进行内容效度检测，显示内容效度为0.93；同时对调查表进行信度检测，Cronbach’s α系数为0.842，表明各条目间内在一致性较好。

调查表共包括13项条目：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工作年限、职称、最高学历、当前岗位与角色、医院等级与性质等；专科资料包括是否取得母婴保健资格证书、是否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是指曾进行过1年及以上的职业院校、专科院校、本科院校提供的全日制助产专业课程学习。

1.2.2 资料收集方法

2019年3—5月，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受调查者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匿名填写。质量控制方法：①在调查医院培训调查员，负责解释所在医院被调查者的相关问题，指导填写调查表；②题目设置为必答题，答题时如出现漏填，点击“提交”时会出现要求其补齐相关信息的提示，以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③对填写用时极短的问卷重点审查其有效性；④设置提交问卷后抽奖环节，提高问卷应答率。

1.3 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数据导入Excel 2016软件建立原始数据库，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不同医院或岗位间护理人员年龄、工作年限、最高学历等有序多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eney U检验，并对检验水准进行校正。不同医院或岗位间护理人员专科方面分布差异采用R×2列联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理论频数 < 5的格子数超过20%时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α=0.05；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并对检验水准进行校正。混杂因素的控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共发放“上海市助产士/产科护士人力资源特征调查表”510份，回收问卷510份，回收率100.00%，剔除答卷用时极短且核查后存在明显不合理答案的无效调查表7份，共纳入有效问卷503份，有效回收率为98.63%。

2.1 助产士/护士的一般资料

本次接受调查的医院是三甲综合医院、三甲专科医院、二甲综合医院、二甲专科医院各2所。503名受调查助产士/护士均为女性，年龄为21~55岁，超过半数的护理人员年龄在 > 25~35岁组；职称以护士、护师、主管护师为主；最高学历以大专及本科为主。其中，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护士占总人数的46.52%，已获得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的护士占总人数的42.74%，专科护士(有岗位)占总人数的3.78%。见表 1。

2.2 不同医院间产科护理人员特征分布

由表 2可知，各个医院间产科护理人员最高学历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等级及不同性质的医院间，产科护理人员是否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采用Bonferroni校正检验，校正后α’=0.05/6=0.008 3，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三甲专科医院的产科护理人员中，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较少，与三甲综合医院、二甲专科医院、二甲综合医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8 3)。

2.3 产科岗位间人力资源特征分布

表 3显示，在产科不同岗位之间，护理人员年龄构成和产科工作年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产科门诊护理人员年龄集中在 > 45~55岁组，产房以及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年龄集中在 > 25~35岁组。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岗位间的两两比较，校正后α’= 0.05/3=0.016 7，结果显示，产科门诊护理人员年龄明显高于产房和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6 7)。产科门诊的护理人员工作年限超过20年者占半数以上，而产房和产后休养室的护理人员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下的分别占59.90%和64.20%。同样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两两比较，校正α’= 0.05/3=0.016 7，结果显示，产科门诊护理人员产科工作年限明显高于产房和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6 7)。

产科不同岗位间护理人员的助产专业教育背景和母婴保健资格认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护理人员比例最高的是产房，最低的是产后休养室。采用Bonferroni校正检验进行岗位间的两两比较，校正后α’=0.05/3=0.016 7，结果显示，产后休养室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护理人员比例低于产房和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P < 0.016 7)。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低于产科门诊护理人员(P < 0.016 7)，而产科门诊护理人员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低于产房护理人员(P < 0.016 7)。

2.4 不同岗位间助产专业教育背景和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的多因素分析

在分析不同岗位间助产专业教育背景和母婴保健资格认证差异的同时，本研究考虑了护理人员年龄、最高学历、工作年限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并进行了多因素分析以控制混杂偏倚。首先进行自变量的初筛，以是否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或母婴保健资格认证为应变量，将年龄、最高学历/学位、工作年限等因素分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分析，将分析结果中显著性检验P < 0.1的自变量(年龄、最高学历/学位、工作年限)纳入后续回归分析。然后，同样以是否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或母婴保健资格认证为应变量，将岗位、年龄、最高学历/学位、工作年限作为自变量，用Enter引入法引入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检验水准α=0.05水平上，年龄、最高学历/学位为混杂因素(P > 0.05)，而岗位和工作年限对护理人员是否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或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在校正了年龄、最高学历/学位的混杂因素之后，岗位与工作年限仍是护理人员是否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或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的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护理人员产科门诊相对产后休养室更多(OR=1.386)，产房相对产后休养室更多(OR=8.738)；工作年限 > 30~40年者，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比例最高，其次分别为 > 20~30年者(OR=0.208)、1~3年者(OR=0.061)、> 3~10年者(OR=0.043)、> 10~20年者(OR=0.039)。已获得母婴保健资格证书的护理人员产科门诊中相对产后休养室更多(OR=2.335)，产房中相对产后休养室更多(OR=76.424)；工作年限 > 20~30年者，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最高(OR=1.235)，其次是 > 30~40年者，工作年限30年以下者随工作年限减短，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下降(1~3年者OR=0.061，> 3~10年者OR=0.043，> 10~20年者OR=0.039)。

3 讨论 3.1 医院间产科护理人员分布特征及问题

本研究结果表明，产科护理人员最高学历/学位构成在不同医院间未呈现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是，目前临床上本科学历的护理人员已较为普遍，在各个医院间比例均占半数或以上，与大、中专学历护理人员总比例相似，而有硕士学位的护理人员在产科工作为数不多。在助产专科方面，三甲专科医院的产科护理人员中具有助产专业背景的最少，其与三甲综合、二甲专科、二甲综合医院均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三甲专科医院产科护理人员基数大，因此助产专业背景比例偏低。另一方面，三级专科医院对于助产士的需求量较大，但目前助产专业人才供给却不足。当前国内助产专业全日制学历教育以中专、大专层次为主^[3]，助产专业人才学历偏低，高学历助产人才匮乏^[4]。因此，三甲专科医院的政策一般是选择有本科或硕士等高学历/学位的护理专业人才进入医院后，在医院内部进行助产专科规范化培训或者以师徒带教制度培养助产专科护理人才。可见，三甲妇产专科医院中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高学历产科护理人员仍处于紧缺状态。

3.2 岗位间产科护理人员配置存在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产房和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的年龄构成明显低于产科门诊以及同时在产科门诊和产房岗位工作的护理人员。从工作年限上看，产科门诊岗位的护理人员工作年限显著高于产房和产后休养室。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产房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繁重，对于护理人员的体力、精力要求较高，这与田雪艺等^[5]、蔡秋香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另一方面则可能由于产科门诊同时具咨询、教育、指导等职能，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和产科护士来承担工作和进行决策。在助产专科方面，产后休养室护理人员的助产专业教育背景和母婴保健认证率均较低，而产房以及产科门诊岗位则较高。可能的原因是产房和门诊的部分工作对专科素养要求较高，专科性较强；而产后休养室的助产士培养较少且大多为普适性护理工作，专科性相对较弱^[7]。翟巾帼等^[8]在调查中发现：孕产妇对助产门诊服务项目的需求率均在75%以上，且孕产妇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分娩期这一阶段，而是扩展到整个妊娠期及分娩期、产褥期的咨询和指导；寻求的帮助也不仅在于饮食、减痛等生理需求，更多的是寻求心理及社会支持。由此可见，护理人员过硬的专科素养和丰富的护理经验是满足产科(助产)门诊日益增长的孕期服务需求的必备条件。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岗位和工作年限是护理人员是否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或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的影响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在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方面，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助产专业人才培养的顶峰，后来随着政策变化，助产专业逐渐划归于护理专业，专科人才培养大大减少，直至近几年本科助产专业学历教育才逐渐发展。因此，工作年限大于20年者助产专业教育背景比例较高，而工作年限较高的护理人员一般都在产科门诊或产房工作。在母婴保健资格认证方面，一般来说产房岗位对于专科资格认证要求最高，产科门诊次之，而产后休养室对资格认证要求稍低，且新护士毕业后一般首先被分配在产后休养室工作。另一方面，结果显示工作年限最长(> 30~40年)的产科护理人员，其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率却不是最高，可能是因为对产科工作年限长、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而言，极为丰富的专科经验已经成为决定其专科能力和专科实践的主要因素，而有无母婴保健资格认证相比之下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3.3 对于产科各岗位及医院间护理人员配置的建议

产科各岗位护理人员配置首先应保证产房的助产队伍。产房工作负荷及工作难度较大，应增强人员配备并保证质量，如高学历且具有助产专业背景的护士应优先安排至产房岗位。护理人员在临床发挥作用最佳的年龄段为中青年，平均年龄以25~40岁最佳，其最佳年龄结构应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或“枋锤型”^[9]。而在本次调查中，产科门诊护理人员年龄相对偏高，因此，应增加门诊岗位中青年护理人员以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专科方面应增加门诊和休养室具有助产专业背景的护理人员，以拓展专科特色实践范畴。例如，门诊可加强发展助产士门诊的个体化产前产后咨询与健康指导工作；产后休养室可加强发展产后精神心理问题筛查与护理、个体化健康宣教、产后恢复、科学育儿指导等^[10-11]。

另外，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各医院产科临床工作中有硕士学位的护理人员极少，三甲妇产专科医院中，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产科护理人员仅占26.21%，可见三甲专科医院中具有助产专业教育背景的产科护理人员配置仍处于紧缺状态。因此，为了满足当前国内的生育国情需求，并缓解高层次助产专科人才紧缺的现状，应加强高学历助产专业学生的培养，为助产专科护理队伍提供更加坚实的后备力量。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