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同时，由于区域开发力度加大，这些地区开展国内外交流更加频繁，流动人口增多，这造成了传染病流行与暴发逐渐增多的趋势。云南、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分别有25个、8个边境县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区域人口总量为903.1万^[1]。两地气候类型多样加剧了疾病传播的复杂性。另外，两地周边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战争，这导致大量难民涌入^[2]，增加了传染病输入的风险。因此，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云桂两地传染病的发病率较高。这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威胁，同时也对两地卫生健康部门的疾病预防、干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3]。本研究通过全面的文献分析，考查云南、广西两地的传染病识别与干预能力，并挖掘能力现状形成的原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思路

疾病监测系统能够通过连续、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利用有关信息，掌握一个国家（地区）人群的疾病流行趋势、控制过程及效果，从而为修正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4]。根据项目组对一流公共卫生体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研究^[5]：评价一个国家（地区）把控自然因素影响公众健康的程度，首先要判断其针对哪些公共卫生问题建立了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是否利用监测系统识别掌握公共卫生问题的本底状况，是否针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是否开展了干预效果评估。要判断识别问题及影响因素的本底状况，应分析是否利用监测系统的信息公开发布对传染病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本底状况的信息资料。要判断开展传染病风险预测预警工作的水平，应分析是否利用监测网络的信息公开发布了对传染病问题开展预测预警的信息资料。要判断提出传染病干预措施的状况，应分析是否利用监测网络的信息公开发布了提出针对传染病问题干预措施的信息资料。要判断开展干预政策效果评估水平，应分析是否利用监测系统的信息公开发布了对传染病问题干预政策效果评估的信息资料。

因此，本研究对云南、广西两地把握自然因素影响公众健康程度的判断，主要从该地区运用监测系统识别、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控制措施以及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进行评价。研究将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一是识别、预警、干预、评估传染病问题的理论能力，二是以上环节的实际开展程度。

1.2 数据收集

由于4个评价指标测算方法类似，此处仅以“识别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程度”指标为例说明。首先依据监测系统是否收集“疾病情况”“人群基本信息”“影响因素”3类字段，明确其是否具备识别某一传染病及影响因素本底情况的能力。若收集3类字段，则赋值为1；若未能，则赋值为0。其次判断基于该地区监测系统发布的各类研究文献、公开信息中是否提及“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三间分布”“影响因素”等相关主题词，据此统计发布的识别某一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的信息报告数。结合监测系统已开展监测的次数，计算发布信息报告的平均数。然后计算和分析不同地区发布的识别某一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的信息报告的平均数，选择最大值作为理想标准，用该地区发布信息报告的平均数与理想值的比值表示该地区识别某一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的实际程度。最后，依据以上赋值综合项目组专家给予的权重，计算得出该地区识别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的程度。

云南、广西两地传染病发病率采用2000—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使用法定甲、乙类传染病的发病率。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使用Excel 2010进行摘录、整理并建立数据库，对云南、广西两地识别与干预传染病程度进行描述性分析。

2 结果

2000—2017年云南、广西两地对传染病识别、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控制措施以及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见表 1。

2.1 传染病识别能力

由表 1、图 1可知，2000年以来，云南、广西识别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程度总体趋势皆为上升，说明这一阶段传染病识别能力显著提高。2000—2017年，云南的识别程度由0升至68.75%，广西由4.45%提升至72.16%。但云南2000—2003年识别程度均为0，说明这一阶段云南可能还未开展识别传染病及影响因素的工作。另外，广西相较于云南波动幅度较大，2004年识别程度骤然提升后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滑，且下滑期间识别程度均低于云南，但2011年又开始回升并于2016年达到顶峰72.26%。这与广西传染病发病率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不相匹配，说明广西传染病识别能力较不稳定，仍有待提高。而云南的识别程度2004年猛然提升后一直较为稳定，并于2013年达到顶峰73.34%。

2.2 传染病预警能力

由表 1、图 2可知，云南、广西两地的传染病预警预测能力差距较大。2000—2017年广西预警程度显著高于云南，且在2004年达到高峰，主要原因可能是2004年全国实行传染病网络直报，相关部门开始加大对疾病的监控，因此发布传染病预测预警信息报告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数据显示，2004年云南仅对艾滋病发布了预警信息报告，而广西对传染病领域中的27个公共卫生问题均发布了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发布信息报告平均数为1.9篇。2000—2003年云南对传染病预测预警程度为0，说明这4年间云南未发布任何传染病预测预警信息。

2.3 提出传染病干预措施的能力

由表 1、图 3可知，云南、广西两地提出传染病干预措施的能力变化较大。2000—2017年云南提出传染病干预措施的程度显著高于广西，且在2005年达到高峰，比广西最高值还高出约23个百分点。2000—2003年云南没有任何文献、公开信息提及“干预”“控制”“提出措施”“防控”等主题词，这4年间云南提出传染病干预或建议的能力可能为0。2004年起全国实行传染病网络直报，云南提出传染病干预措施的程度由0升到16.21%，广西提出干预措施的程度由0.79%升到23.99%。

2.4 传染病干预效果评估能力

由表 1、图 4可知，虽然广西开展传染病干预效果评估的能力高于云南省，但两地开展传染病干预效果评估的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广西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波动较大，但最高值仅达到4.32%。而2000—2003年云南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为0，2004年开展传染病网络直报后，该指标一直处于/趋于0，这可能由于相关部门对此不重视，相关文献数极少，相关工作开展程度极低。

3 讨论 3.1 传染病识别、预警、干预与干预效果评估能力缺一不可

结果显示，云南、广西两地的传染病识别、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控制措施以及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能力有一定差别，且开展疾病风险预测预警和干预政策效果评估是两地把控自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因素时最薄弱的环节。而在传染病的防控与防治中，这4个环节相互关联、不可或缺。

传染病的识别与预警是降低传染病发病率，提高干预效果的重要环节。随着全球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以疾病诊断为基础的常规监测已不能满足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的需求，因此症状监测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症状监测的目的是及时准确预警，在“非典型症状期”提前发现传染病的暴发与流行，而准确预警的前提在于预警值的确立，这些均依赖于监测点的数据质量^[6]。2014年云南启动了“边境地区症状监测预警防控体系”建设，以症状信息上报平台为基础，以通用分组无线服务技术，3G、4G、WLAN等无线网络为依托，以医疗机构人员为业务执行点，将监测信息上报点延伸到任何无线网络能够覆盖的区域，因此大大提高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能力^[7-8]。由表 1数据可见，云南的传染病及影响因素识别程度一直较高，这说明政府对传染病的识别比较重视，2012年以后云南的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但识别程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这与该系统发挥了作用有一定关联。但是，云南的预警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才能充分发挥症状监测系统的作用。2002年广西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建立全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责任网、信息报告网和紧急救助网（简称“三网”）系统，明确各部门在传染病防控中的职责^[9]。2004年国家实行传染病网络直报^[7]，广西利用“三网”建设作为网络直报的补充^[10]，传染病的识别与预警能力也有所提升。但由于“三网”建设不够完善，系统的一些弊端（如各级财政投入不足，信息处理手段繁琐，信息平台不够智能化高效化等^[10]）导致传染病识别程度不稳定，传染病预测预警程度不足。

传染病干预是控制传染病的核心措施，经过近年来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控制，我国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应引起重视的是，云南与广西对干预效果的评估能力都十分薄弱，这不仅仅是云桂两地存在的问题。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我国有关“传染病干预评估”的文献非常少。而根据“戴明循环”持续改进模型，“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完成计划后只有不断检查、评估、改进才能有效提高工作质量，传染病防控亦是如此。各地区针对区域内传染病相关情况制定干预措施、实施干预后，应对干预效果进行检查与评估，据此拟定更合理、有效的干预计划，从而进入下一轮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并照此形成干预-检查与评估-拟定合理、有效的干预措施的螺旋式上升。

3.2 云南、广西政府应采取特殊措施，提高传染病识别与控制能力

根据云南、广西两地传染病发病率的变化趋势可知：2004—2011年广西传染病发病率缓慢持续上升，2011年后大幅下降，2016年降至最低点254.26/10万，但一直高于全国发病水平。2014—2016年云南传染病发病率呈波动趋势，且略低于全国发病水平，说明云南对传染病防治一直较为重视，且取得较大成果。2004年至今，云南艾滋病发病率略低于广西，但两地大致走向相同。两地发病率从2004年开始连年攀升，并同时在2012年剧增，随后进入缓慢下降阶段，但仍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云南与广西传染病发病率高具有相似的原因：第一，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形地貌复杂、物种丰富，适合寄生虫、微生物和有害媒介昆虫的滋生繁殖，因此，近年来虫媒传染病和自然疫源地疾病防控形势极为严峻^[11]。第二，地处边境，许多病例由国外输入。边境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高了出入境人口的流动速率。从疟疾流行严重的老挝、越南、缅甸等国回乡的流动人口是造成广西联合防疫区疟疾流行的主要原因，而云南19个中缅边境线70%的病例由缅甸输入^[7]。

以上两个原因对两地传染病防控提出了特殊要求：第一，要特别关注与边境国家在传染病识别、预警与干预方面的合作。虽然我国与边境国家已经建立了联合防疫区，但由于各国贫富差距悬殊，环境与民族多样性、差异性较大，以及各国资源投入的差异，实际效果有限^[12]。特别是在与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建立的登革热、疟疾、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跨境联合控制项目中，我国一直承担着主要责任^[13]。同时，境外疫情信息收集渠道相对单一，目前主要通过新闻、邻国定期疫情发布、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等来收集邻国的传染病疫情信息^[14]，这导致跨境联合机制在传染病识别与预警方面难以真正落实，所以我国政府应该主动出击，在预警网络建立、宣传教育、技术交流、协调指挥方面引领周边国家，形成有效的传染病控制方案^[15]。第二，加快云桂两地传染病防控能力建设。由于国际上针对结核和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项目已暂停，而国内用于弥补缺口的经费也比较少^[16]，目前针对这两类疾病的经费投入与实际需求的差距越来越大。总体上，经费不足导致检验设备数量不足、种类不全、人员培训缺乏，这直接影响了对传染病的识别与预警。同时，由于云桂两地传染病相对其他地区更加复杂，更需要多部门参加的联合防疫、联合控制机制^[17]，包括疾控、医疗、结防所及其他治疗机构、检疫、公安、教育、民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群众自治组织等，但是机构之间的协调不畅造成识别传染病缺乏主动性，存在漏报、迟报或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导致干预不及时、干预效果不佳。

4 结论

广西、云南作为我国传染病高发的西南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其传染病识别与干预的能力要求比较高，特别是通过“健康丝绸之路”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这为该区域以及周边国家传染病识别、预警与控制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与政治意义。数据显示，两地在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首先，两地均需加强传染病干预能力与干预效果评估能力，特别是广西要努力提高干预能力，弥补干预评估的漏洞；其次，云南要在识别传染病风险的基础上提高预警能力，只有将风险信息公之与众，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做到群防群治，才可能降低群众的感染风险。

5 创新性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系统收集的方式穷尽了所有公开发布的监测系统的信息，对云南、广西两地运用监测系统识别、预测预警、提出干预控制措施以及开展干预效果评估的程度进行了评价，并基于多篇文件进行综合判断，较好地避免了偏倚，因此，对云南、广西两地传染病识别与干预能力的评价是客观且可行的。

研究基于公开发表的文件来判断主要部门传染病防控任务的落实情况，对于未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无法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多年来，我国卫生系统虽然开展了大量疾病识别、预警、干预与干预效果评估工作，但很多工作成果仅体现在卫生部门的内部报告中，而没有作为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因此，研究通过相关主题词系统收集所有监测系统中提及云南、广西两地在传染病识别、预警、干预、评估方面的文献、文件，综合权重判断2000—2017年两地的传染病识别与干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客观反映所有现状。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