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资源是指社会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占用和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包含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1949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化加快的同时，居民对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高速增长。城镇化使部分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在政府和社会没有同比例增加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情况下，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城市大医院对患者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双重“虹吸”效应，形成了城镇医疗卫生服务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1]。这一结构性矛盾加剧了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非均等化^[2]，区域、城乡、城市、人群之间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按照属性将医疗卫生资源划分为物力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3个具体类别。考虑到统计指标的代表性、稳定性、可得性，物力资源指标选取每千户籍人口床位数、万元以上设备台数，人力资源选取每千户籍人口执业医师数、每千户籍人口注册护士数，财力资源选取政府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政府卫生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指标选取情况见表 1。

选取2007—2016年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数据。数据来自2008—2017年各年度的《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1.2 假设条件

通常对于资源配置的测度主要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极差法、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不平等斜率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方法，根据具体的对象来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

针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选择统计方法时设定了5个条件，见表 2。只有选择的方法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按表 2对变异系数、泰尔指数、极差法、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不平等斜率指数、阿特金森指数6种方法进行比较。只有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能够同时满足前4个条件，且泰尔指数在满足前4个条件的同时还满足条件5。因此，泰尔指数是判断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衡情况最有效的方法。但泰尔指数只能体现上层和下层变化的敏感程度，不能体现中层变化的敏感程度，敏感程度的取值范围也不确定。泰尔指数在这方面的不足可由变异系数来弥补，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能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作出直观、准确的判断。

经充分论证，研究将泰尔指数和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结合，分析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失衡问题。这样既可避免单个指标分析造成的偏差，也可对比2种不同统计方法得出的结果，保证判断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配置情况的准确性。

1.3 研究方法 1.3.1 城乡比

为了便于比较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情况，采用城乡比反映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差距。

1.3.2 泰尔指数

根据泰尔指数的统计学含义，泰尔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3]为：$Thei{l_i} = \sum\limits_{i = 1}^n {{w_i}\ln \left( {\frac{{{w_i}}}{{{r_i}}}} \right)} $。其中，w_i表示第i组人群人口数占全体人口数的比例，r_i表示第i组观测变量占该观测变量总值的比例。当各组占观测变量比例和人口比例相等时，泰尔指数为0，表示资源配置绝对均衡；当各组占观测变量比例和人口比例不相等时，泰尔指数不为0（大于或小于0），表示资源配置失衡。

泰尔指数反映的均衡程度可以进行分解，能够准确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组别的均衡性。泰尔指数分解公式为：$Theil = Thei{l_{{\rm{inside}}}} + Thei{l_{{\rm{between}}}}, Thei{l_{{\rm{inside}}}}{\rm{ = }}\sum\limits_{i = 1}^k {{w_i}} Thei{l_i}, Thei{l_{{\rm{between}}}} = \sum\limits_{i = 1}^k {{w_i}} \ln \left( {\frac{{{W_i}}}{{{R_i}}}} \right)$。Theil_inside表示组内差异，即观测变量内部配置差异的加权和；Theil_between表示组间差异，即观测变量组间配置的差异；w_i表示第i组人群人口数占群组总人口数的比例；Theil_i表示第i组观测变量的泰尔指数；W_i表示第i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R_i表示第i组观测变量占观测总量的比例。

各组差异对总泰尔指数Theil的贡献率测算公式为：$C{R_{{\rm{inside}}}}{\rm{ = }}\frac{{Thei{l_{{\rm{inside}}}}}}{{Theil}}, C{R_{{\rm{between}}}}{\rm{ = }}\frac{{Thei{l_{{\rm{between}}}}}}{{Theil}}$。CR_inside表示组内差异贡献率，CR_between表示组间差异贡献率。

1.3.3 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

加权变异系数由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提出，并进一步确定了加权变异系数的测算公式：${V_w}{\rm{ = }}\frac{1}{{\overline x }}\sqrt {\sum\limits_{i = 1}^n {{{\left( {{x_i} - \overline x } \right)}^2} \times \frac{{{p_i}}}{p}} } , \mathit{\overline x} = \frac{1}{n}\sum\limits_{i = 1}^n {{x_i}, p = \sum\limits_{i = 1}^n {{p_i}} } $。其中，V_w为加权变异系数，x_i为第i群组的观测值，n为群组的个数，x为各个群组观测值的均数，p_i为第i群组的人口数，p为所有群组的总人口，p_i/p为第i群组人口占所有群组总人口的比例（权系数）。

2006年，我国经济学家王志江、胡日东在威廉姆森的加权变异系数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学变换^[4]，提出了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测算公式为：${V_w}{\rm{ = }}\frac{1}{{\overline x }}\sqrt {\frac{{{w_n}}}{{1 - {w_n}}}\sum\limits_{i = 1}^n {{w_i}{{\left( {{x_i} - \overline x } \right)}^2}} } , \sum\limits_{i = 1}^n {{w_i} = 1, \overline x = \sum\limits_{i = 1}^n {{w_i}{x_i}} } $。其中，w_n表示第n个组群人口比例（权系数），x_i为各个群组的观测值，且满足x_i（i=1，2，…，n）不全为0，w_n为最高观测值群组的人口比例。

按照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测算理论，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判断标准见表 3。

2 结果与讨论 2.1 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情况

2007—2016年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原始数据及城乡比见表 4。

2.2 泰尔指数分析结果

我国每千户籍人口床位数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094 9降至2016年的0.068 3，我国万元以上设备台数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245 1降至2016年的0.184 3。2007—2016年我国物力资源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下降趋势明显，城乡差距有所改善。见表 5。

我国每千户籍人口执业医师数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068 3升至2016年的0.079 1，我国每千户籍人口注册护士数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170 0降至2016年的0.125 7。2007—2016年我国人力资源城乡比的泰尔指数变化趋势不明显，每千户籍人口执业医师数城乡比差距有所增加，每千户籍人口注册护士数城乡比差距有所减少，但总体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的城乡比没有显著的变化。见表 5。

我国政府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044 3降至2016年的0.038 1，我国政府卫生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城乡比的泰尔指数从2007年的0.053 1降至2016年的0.041 1。2007—2016年我国财力资源城乡比的泰尔指数变化趋势不明显，10年间政府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城乡比的差距有扩大态势，政府卫生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城乡比差距虽有所缩小，但波动十分明显。见表 5。

2.3 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分析结果

2007—2016年，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物力、人力及财力资源城乡比的非均衡综合指数都超过了0.4，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现象十分突出。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城乡比的综合指数从0.754 8降至0.583 7，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下降趋势明显，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失衡现象有所缓解。见表 6。这可能由于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也不断提升，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健康需求越来越强烈，对医疗卫生和保健服务的消费迅速增加，从而缩小了区域、城乡、城市、人群之间利用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城乡、城市、人群间的配置趋向均衡^[5]。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时期（2009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通过10年的实施与调整，我国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即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公平可及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运行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安全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城乡、城市、人群间的配置差距。

2007—2016年，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差距没有显著变化。每千户籍人口执业医师数城乡比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811 3升至2016年的0.861 6，每千户籍人口注册护士数城乡比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656 4降至2016年的0.471 5。见表 6。

2007—2016年，政府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城乡比修正的加权变异系数降幅最显著，从2007年的0.663 4降至2016年的0.487 6，降幅高达0.175 8。见表 6。

3 建议 3.1 构建统一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制度

制度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所创设和形成的一整套持续而稳定的规范体系。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下，构建相对统一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制度，是现阶段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按照经济学分配理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属于收入再分配的范畴，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城乡、人群之间配置不均衡，主要由于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存在一定的政治倾斜性^[6]。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发达地区的持续增加，在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投入的相对不足；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薄弱。尽管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这一现象有所好转，但由于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相对较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这也就造成了目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体现出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特点。因此，构建相对统一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一系列评价指标，诸如人口结构、综合经济体量、市场化程度、财政收入、外向性特征等因素，构建出区域、城乡、城市、人群之间相对统一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财政投入制度，有助于缓解当前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于发达地区和城市的问题，实现医疗卫生资源逐步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分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2 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阶段，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矛盾在供给侧，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实际需求，具体体现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影响脱贫攻坚的重要因素。因此，医疗卫生事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7]显得十分迫切。一方面，应以构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优化要素投放，腾出发展空间，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更加均衡，促进服务可负担性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应注重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要素、体系、质量等方面优化结构，加大协同，提升效益，在保持供给制度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供给制度改革的创新性、系统性、实效性，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3.3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对口帮扶机制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受地区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呈现出富集与贫瘠的两级分化格局。2016年2月，国家五部门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加强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医院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家开始集中统一调派优质医疗资源，帮扶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国家健康对口帮扶战略推动下，欠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欠发达地区县级以上医院在发达地区的技术、资金、设备支持下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然而，由于内部帮扶机制的缺失，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并未得到有效发展。因此，在国家健康事业对口帮扶的宏观战略下，落实区域内部医疗卫生资源的对口帮扶机制，将对口帮扶机制纵向延伸至乡镇（社区）卫生院、村（街道）卫生室^[8]，在提升欠发达地区城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能力的同时，有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

3.4 提高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全民参与性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百余年来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政治的权利，公众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制度制定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公众参与的意愿更加强烈。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实施全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区域内不同收入、工作性质、年龄段居民的需求，充分征询广大民众的意见，充分尊重民族民俗习惯。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