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底子薄、不平衡现象突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减贫，坚持以人为本，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等扶贫文件，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按照现行贫困标准，2018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1 386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1.7%，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10个省市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

1 健康扶贫内涵与意义

健康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2016年7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健康扶贫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目前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健康扶贫工作。健康扶贫的目的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健康保障，全面提高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其内容：一是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二是突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病种，整合资源，有效配置人员、资金；三是提升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及保障水平，培育一批“带不走”的健康扶贫人才；四是健全扶贫工作评价体系，评估扶贫工作结果，提升工作质量^[1]。

2 上海市健康扶贫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

按照中央要求和上海市委统一部署，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先后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西藏日喀则市，青海果洛州，贵州遵义市，云南16个州市的28家县级医院，以及三峡库区（重庆万州区、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开展健康扶贫相关工作。坚持目标导向，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补短板为突破口，扎实推进对口支援项目的落实，努力提高受援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助力受援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按照健康扶贫开发进程，上海市健康扶贫可以分为物资扶贫、专家帮扶、技术智力帮扶3个阶段。

2.1 物资扶贫阶段（2002—2009年）

由于中西部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因素制约，发展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主要表现为贫困发生率向中西部倾斜，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西南大石山区（缺土）、西北黄土高原区（严重缺水）、秦巴贫困山区（土地落差大、耕地少、交通状况恶劣、水土流失严重）以及青藏高寒区（积温严重不足）等几类地区^[2]。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和社会发展落后等。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上海卫生系统从2002年实施开展了对口援助工作，先后承担起西藏日喀则地区，新疆阿克苏地区，三峡库区（重庆万州区、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云南省的文山、普洱、红河、迪庆等地区，以及四川省的都江堰等地区医疗卫生援建援助工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受援地区卫生体系。大多数受援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新建设，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缓解，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改善。

2.2 专家帮扶阶段（2010—2014年）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指出，要采用社会扶贫、专项扶贫和政策保障等扶贫方式，在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干部交流、人员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积极配合，发挥贫困地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做好对口帮扶工作。该阶段关注脱贫人口重新返贫，注重因病致贫及因病返贫治理。通过组织专家赴受援地区开展巡回医疗，选派受援地区卫生人才赴上海进修、远程会诊以及定向医学生、在职研究生培养等项目，重点为受援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卫生人才。

2.3 技术智力帮扶阶段（2015年至今）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我国开始由区域开放扶贫机制转向精准扶贫机制^[3]。2015年，精准扶贫被确定为中国农村扶贫的总方略。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关于做好“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选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布，对医疗人才援疆、援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健康扶贫工作开始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自2002年以来，上海市持续推进一系列健康扶贫人才培养相关政策，制定鼓励政策，推动优秀医疗卫生人员到贫困地区，与受援地区县级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与合作制度，进一步加强当地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以“派下去”和“请上来”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基础，以“造血”为切入点，提升管理和帮扶技术并重，通过“组团式”帮扶、人员培训进修、远程指导、管理流程再造、巡回义诊、学历教育等形式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有重点分步推进，打造“高峰”，带动“高原”，把对口支援成果扩散到整个受援地区甚至相邻地区。

3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人才培养需求方面

一是支援面广，组织管理难度较大：目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除承担中央指定的7个地区对口支援任务外，还有对口支援宁夏自治区、对口支援摩洛哥等援助任务，同步实施的对口支援项目多，派出的人员数量大。二是需求量大，匹配难度较大：上海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高地，各受援地卫生健康系统对人才培养的期望值很高，需求量较大且多样。但上海作为直辖市，医疗机构数量和其他省份相比本就少得多，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任务普遍较重。因此，亟需平衡“需要”与“可能”，匹配对口支援地区提出的各种需求。

3.2 派出人手方面

一是人手紧缺，健康扶贫任务较重：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负荷普遍较重，特别是三级甲等医院，除服务本市居民外，还承担大量来自全国的外来就医任务，普遍面临医务人员人手紧张、带教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二是激励有限，选派人员难度较大：本市已经针对派驻干部人才出台了包括健康体检、家访、医疗保健、安全、突发急重症处置等在内的相应保障制度，但在其职业发展、经济待遇等方面尤其对于短期选派人员尚缺乏足够激励，施援机构选派人员往往面临较大困难。部分受援地还存在派驻干部人才职责、身份不明确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派驻人员的积极性。

3.3 受援地区人力方面

一是基层人员数量紧缺，能力不足：健康扶贫受援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服务人口数少，规模普遍很小。各类卫生技术人员高度紧缺，特别是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临床人员配备较少，且学历及技术职称层次较低，不少人员获得的是地方技术资格。由于不少科室只有一人在岗，难以派出人员进修，而能够派出的进修人员中又有部分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目的不纯，实际培训效果有限。二是人员普遍流失严重，梯队断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人才吸引和保留方面存在巨大困难。部分对口支援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待遇偏低，卫生专业人才流失严重，技术和管理骨干断层，加上招聘条件过高，人员青黄不接。虽然上海选派人员赴受援地挂职医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但是由于当地中层管理人员能力不足，影响健康扶贫工作开展的成效。人员的流失也造成带教对象不固定，影响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三是人员结构规划不足，布局失衡。目前在受援地的临床医学中心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是发展结构有待优化，技术型人才不足是现阶段最大的问题，需要从“医学学科群构架”的角度进行医疗卫生体系布局和人才选拔，培养一批实用、全面的临床医学人才和医院管理人才。

3.4 远程医疗服务方面

近年来，上海市通过构筑远程医学平台，借助计算机网络和远程通信技术，与受援地实现点对多点，甚至多点对多点的医患互动的会诊模式，受援地区患者不需来回奔波，只需将病历资料的电子数据（包括影像图片、化验报告单等辅助检查）传输到远程网络另一端，就能享受到上海知名医疗专家的服务。但是，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运行不佳，维护困难：部分受援地反映各地区各机构搭建的远程医疗平台由于多方硬件水平不一、软件接口不同，难以保障数据传输的及时畅通、清晰准确，已经影响到远程医疗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后续的经费支持、配套的规章制度、相应的运维人员，难以保障平台运行的日常维护、沟通联络，存在闲置现象。二是内涵单一，培训不足：目前的远程医疗平台主要集中在诊断治疗方面，尚未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功能。如何根据受援地疾病谱特点和人才建设需求，因材施教，开展远程培训，让更多的受援地医务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通过互联网学习到上海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不断提高受援地慢性病、多发病、常见病的救治能力，是下一步亟需解答的问题。

4 健康扶贫人才培养对策建议

目前，上海市健康扶贫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健康扶贫投入的扶贫资源越多越是限制受援地区主动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难以实现“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健康扶贫联动机制尚未形成，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协同联动机制存在碎片化问题，相关部门多头管理、互不统属，导致健康扶贫工作效率低下^[4]。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市认真贯彻精准扶贫方略，全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受援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目前，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仍需继续完善健康扶贫人才培养政策体系，培养受援当地本土医疗卫生人才，助力受援地区打赢健康扶贫攻坚战。

4.1 健康扶贫机制长效化

健康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依赖于众多政策发挥合力，需要综合协调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扶贫办等部门及第三方社会组织机构，做好扶贫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制定健康扶贫人才培养中长期发展规划，如医疗卫生人才发展计划、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计划、重点科室建设计划、扶贫效果评估计划等。同时，构建责任机制，根据各项人才培养政策、目标、任务，制定权责清单，分解到各级各部门各领域。此外，构建健康扶贫长效机制，还必须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和技术培训力度，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当地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

4.2 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

借鉴国内外先进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坚持政策引导，立足受援地区实际情况，统一协调和管理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培训工作，明确培训流程、考核和评估。

一是推行长短结合的培训形式：对于知识更新速度较快的内容和各类适宜技术开展短期培训，针对技术难度较大的业务如疑难病例诊断，手术、麻醉、影像图片分析能力等制定长期培训计划，分批次、分阶段学习。二是实施分类培训模式：根据不同类别医疗卫生技术人才的能力、需求等，确定培训内容和难度。较高层次人才更注重科研、管理能力培养，较低层次人才更注重实践操作技能培训。三是建立培训评价跟踪制度：对培训效果进行及时评价，反映培训成效，同时通过评价结果，追踪培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改进措施。四是引入多方协作机制：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做到“内育”，用好现有人才进行培训，还要做到“外引”，利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等国家帮扶项目进行人才培训^[5]。

4.3 受援地区人才自主化

健康扶贫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输血”机制的构建，还需要注重“造血”功能培育，要以当地疾病谱为基础，重点做好地方病、传染病、慢性病等急需科室人才培养，完善人才引进和保留机制，筑巢引凤，激发受援地医疗卫生技术人才的内生动力，主动学习。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发挥职称“指挥棒”的作用，将工作职责作为评价标准的基础。对紧缺专业科室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强调其工作任务，降低计算机、外语、科研指标权重。进一步完善跟踪机制，重点是对人才培养政策的执行情况、学习效果进行密切追踪和动态管理，推动人才梯队建设，并及时挖掘后备人才。

4.4 远程医疗服务精细化

完善受援地区卫生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各级医疗机构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互认，加强数据共享应用，在符合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健康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支撑人才培养精细化管理。依托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为受援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人才提供一站式、精准化的医学教育。形成立足于上海，服务受援地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建共享新型远程医疗服务模式。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