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温室效应的扩大，环境恶化加剧，各种自然灾害逐年增加。地球面积的71%被海洋覆盖，纵观近百年的自然灾害史，水系灾害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自然灾害。由于温室效应和人口迁移等影响，预计未来水灾的影响会不断增加^[1]。水灾不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而且还导致灾民流离失所和生活条件恶化，对人类产生长远影响。水系灾害对人类健康及环境安全带来诸多影响，特别是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水灾过后，各种生活设施被破坏，环境卫生状况极差，污水、粪便、垃圾无法得到有效管控，导致蚊、蝇、鼠类等病媒生物滋生，极易引发各类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人类目前所掌握的技术、装备尚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的发生，但灾后防疫及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政策的制定，是应对水系灾害的重要内容^[2]。

1 国内外水灾情况 1.1 国外有记录的水灾及其伤亡

1951年意大利北部山洪暴发，导致波河猛涨，很多水库被破坏，造成下游村镇及波河流域万顷良田被泥石覆盖，死伤上千人，是19世纪欧洲最大的洪灾；1952年日本本州岛台风造成200人死伤，濑户内海沿岸灾情最重，河川泛滥，全国交通瘫痪，共死亡1.3万人；1987年孟加拉国47个县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造成2 000多人死亡，受灾人数达2 000万人；1991年孟加拉国再遭重创，全国1/10人口受灾，死伤13.8万人，损失30亿美元；2004年印度洋海啸引发苏门答腊-安达曼地震，波及14个国家，是世界十大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估计死亡23万人。

21世纪以来，水灾对人类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自然灾害都大（表 1）。

1.2 国内有记录的水灾及其伤亡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灾，据不完全统计，共5省123个县市受灾，死亡3.3万人，受灾1 888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1963年太行山东侧遭遇特大暴雨，引发太行山山洪和海河特大洪水，2 200万人受灾；1975年淮河上游暴雨，550万人受灾，京广铁路被冲毁102 km；1981年长江大水，53个县、580个城镇、8 330 km2耕地被淹，160万间房屋倒塌；1991年江淮及太湖暴雨导致洪灾，死亡1 200多人，伤25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水，全国受灾面积21.2万km2，受灾2.23亿人，死亡3 004人，直接经济损失1 660亿元。水系灾害及其相关防控措施必将成为灾难医学未来研究的重点^[3]。

2 水灾后传染病问题

水系灾害发生后，经常会造成清洁水源、生活环境等被污染，而且容易导致蚊虫滋生。水灾过后尤其要防范重大疫情的出现，特别是水源性、食源性、呼吸道和虫媒相关传染病的暴发。针对传染病流行的三个主要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进行科学防疫。可以利用流行病学经典的三角模型来进行水灾后传染病风险评估。在大多数情况下，造成感染的病原体是灾难发生前在受灾地区自然存在的病原体^[4]。因此，可针对病原体进行合理的鉴别诊断，综合分析地理、人群、接触方式、宿主等信息，评估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大规模疫情。而卫生条件差、缺乏清洁用水及食物受污染，将进一步增加人群应对传染病的脆弱性^[5-6]。

水灾后疫情具备发病迅速、传播快、发病率高等特性。疫情有地区性，也可蔓延扩大；传染病出现有一定时序性，可骤发，也可持续发病；疫情易波及到所有的易感人群，无性别和年龄差异。所以，灾后疾病监测是水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其主要内容涉及症状监测和病种监测^[7]。

2.1 疫水传播疾病

大灾之后水资源可能会被含微生物的污水、废水和农业径流污染。静止水可以作为节肢动物媒介（例如蚊子）的繁殖地，缺乏庇护的流离失所人群很可能会暴露于被污染的水^[8]。在疫水影响下，很容易出现胃肠道疾病、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皮肤病、呼吸道传染病等^[9]。

2.2 消化道传播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0年消化道传播疾病的全球负担为3 300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其中40%的负担集中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与水有关的传染病是世界范围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加剧公共卫生部门面临的食源性和水传播疾病的挑战。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案例研究表明，洪涝灾害等极端气候事件会加剧传染病通过水系统传播的风险^[10]。

2.3 虫媒传播

虫媒传染病是由节肢动物等病媒昆虫叮咬传播的传染病，常见的病媒昆虫有蚊子、苍蝇、蟑螂等。由于水灾过后容易大量滋生蚊蝇，在环境卫生较差、个人免疫力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虫媒传染病暴发。我国常见虫媒病有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斑疹伤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11]。

2.4 呼吸道传播

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风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腮腺炎、肺结核等。传播途径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直接密切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水灾过后，救援安置相对比较集中，饮食饮水保障与平时差距较大，同时由于环境卫生较差、人员密度较高，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非常容易实现^[11]。

3 水灾后传染病预测和预警

水系灾害灾前预报和预警包括：（1）危险识别。包括监测、对水患和气象变化早期预报、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措施、脆弱性分析和危险评估。（2）早期预警。气象变化观察资料对早期预警非常必要，对于气候相关灾难，可以提前数周甚至隔季预测。（3）灾难准备。制定行动指南、脆弱性分析、灾难救援储备、训练和教育、监测和评估^[12]。

3.1 水灾的形式和规模

任何与“水”相关的灾难都可被称为水系灾害，泛指洪水泛滥、暴雨积水及土壤水分过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包括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飓风等；还有人为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也可导致水系灾难，如江河湖海的沉船事件，以及海上传染病暴发等。

3.2 城市脆弱性和评估方法

水灾发生后，为了降低后续疫情出现的风险，必须针对疫情暴发的原因进行强有力的特异性干预。首先，要提高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对水灾后防疫的综合能力，加强干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其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防灾预案，确定灾后评估指标，如人群伤亡率，脆弱人群（如5岁以下儿童和70岁以上老人及孕妇）数量，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防疫设备情况，社区医院受损程度，饮用水、食物、帐篷的供应和环境卫生状况；最后，还要求当地政府具备快速响应能力^[13]。城市防灾系统脆弱性评估是城市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应形成常态化评估体系，及时消除隐患^[14]。灾难风险评估是有效防灾减灾和提高灾害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15]。

4 预防和救援措施及其主要进展

水灾过后的预防和救援措施主要包括：制定防病的对策；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和监督，禁售洪水浸泡变质的食品和溺死的禽畜等肉类，禁食生食；保障饮用水安全，加强水质消毒，做好水源卫生安全防护工作；宣传教育，提高灾民卫生意识，增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疫情监测，严格执行传染病预警、预报系统的有关要求；尽快恢复冷链和常规的计划免疫工作^[16]。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务院即决定设立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中国卫生总队。1953年在全国正式建立卫生防疫站。1954—1979年国家分别颁布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各项公共卫生措施及时到位，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国际组织和友好国家建立了联系，使我国公共卫生工作融入灾难救援与防疫得到了更快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疾病预防控制”替代传统的“卫生防疫”概念，并在行政和专业机构设置上进行改革。在此基础上，我国广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在1991、1994、1998年3次大水灾面前，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连续取得了3个大灾之后无大疫的辉煌战果。

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灾后防疫之路任重道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研究和完善。在灾难生命救援的后期，应运用流行病学方法优化灾难救援后续的投入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17]。

2009年9月，在中国救援协会的领导下，水系灾害救援分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分工更加精细化，而水灾防疫工作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该分会针对水灾后的救援和预防水灾后的传染病开展了系列研究。加强了水灾应急救援技能培训，明确了水灾后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策略等内容。特别是水灾后传染病防控意识、防疫范围等内容的拓展，有助于及早识别、明确诊断和管理，全面落实国家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卫生政策。

在未来的水灾后防疫工作中，要正确认识科学开展灾后防疫的重要性，重视城市灾难评估体系的构建，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医院-研究院所”的交流合作，通过公共卫生实践不断促进预防医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将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引进到疾病预防控制团队中来，实现预防医学整体水平的跃升。

在此谨向长期奋战在灾后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