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是人们均等获得有限医疗卫生服务的必要前提，是衡量一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也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且多样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保障。

针对卫生资源配置的既往研究很多^[1-9]，这些研究主要采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偏离度等一种或几种方法，测算某地一项或几项卫生资源指标，来衡量其卫生资源配置情况，但尚无针对两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而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汇集了国内丰富优质的卫生资源，不仅要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还吸引了大量外地患者。因此，研究两地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当地患者过度集中在某一区域的问题。同时，两地的卫生资源配置均面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疾病谱转变等诸多挑战。比较分析京沪两地及地区内部卫生资源配置情况与差异，可为进一步优化两地卫生资源配置及合理调整地区不同圈层卫生资源布局提供决策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12—2016年京沪及其三大圈层常住人口、各项卫生资源数据来源于2013—2017年《上海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与《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项卫生资源数据主要指医疗卫生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医师数与注册护士数。三大圈层主要指各地的中心区、近郊区与远郊区。其中北京市中心区有2个区（县），近郊区有4个区（县），远郊区有10个区（县）；2012—2015年上海市中心区有8个区（县），近郊区有4个区（县），远郊区有5个区（县），2016年中心区中的闸北区并入静安区。

1.2 研究方法

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与偏离度，比较分析两地及其三大圈层基于常住人口配置各项卫生资源的公平性与差异性。

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兹曲线定义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已被广泛运用至各领域。计算公式为:$G = 1 - \sum\nolimits_{i = 0}^{n - 1} {\left( {{F_{i + 1}} - {F_i}} \right)} \left( {{\phi _{i + 1}} + {\phi _i}} \right) = \sum\nolimits_{i = 0}^{n - 1} {\left( {\left( {{F_i}{\phi _{i + 1}} - } \right.{F_{i + 1}}{\phi _i}} \right)} $，其中F_i代表第i个区（县）人口数占全市人口数的累计比例，φ_i代表第i个区（县）卫生资源数占全市卫生资源数的累计比例，即${F_i} = \sum\nolimits_{k = 1}^i {{p_k}/P} $，${\phi _i} = \sum\nolimits_{k = 1}^i {{h_k}/H} $，F₀=φ₀=0其中p_k与h_k分别代表第k个区（县）的人口数和卫生资源数，P与H分别代表全市人口数与卫生资源数。G < 0.2表示绝对公平，0.2≤G < 0.3表示比较公平，0.3≤G < 0.4表示相对公平，0.4≤G < 0.5表示差距较大，G≥0.5表示差距悬殊。

泰尔指数是评价一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指标。计算公式为: $T = \sum\nolimits_{i = 1}^n {{P_i}} \lg \left( {{P_i}/{Y_i}} \right) $，其中P_i为第i个区（县）人口数占全市人口数的比例，Y_i为第i个区（县）卫生资源量占全市卫生资源量的比例。同时泰尔指数可分解为组内泰尔指数与组间泰尔指数，由此来区分一个地区的不公平情况主要是由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引起。T=T_组内+T_组间，其中T_组内= $ \sum\nolimits_{{\rm{g}} = 1}^k {{P_g}{T_g}} $，T_组间= $\sum\nolimits_{{\rm{g}} = 1}^k {{P_g}\lg } ({P_g}/{Y_g}) $，g为划分的区域（即三大圈层），T_g为不同区域的总泰尔指数，P_g为不同区域人口数占所有区域总人口数的比例，Y_g为不同区域卫生资源量占所有区域卫生资源量的比例。

变异系数是对一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总体差异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 $ CV = \sqrt {(1/n)\sum\nolimits_{i = 1}^n {{{({y_i} - \bar y)}^2}} } /\bar y$，其中y_i为第i个区（县）的卫生资源配置数量，y为全市平均卫生资源配置数量，n为区（县）数。变异系数越大，区（县）间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越大；反之，区（县）间卫生资源配置差异越小。

偏离度是指实际值与目标值差的绝对值占目标值的比例。为了解各区域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研究直接作差，不取绝对值，故计算公式为:偏离度=（A-X）/A。其中:A为目标值，即所有圈层卫生资源配置的平均水平；X为实际值，即各圈层卫生资源配置数量。偏离度有正负之分。如果偏离度为正值，该圈层卫生资源配置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即处于全市不利位置；反之，该圈层卫生资源配置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即处于全市有利位置。偏离度的绝对值越小，该圈层卫生资源配置越接近于全市平均水平。

2 结果 2.1 京沪卫生资源配置情况

2012—2016年，京沪各类卫生资源配置数量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北京市高于上海市。两地三大圈层资源配置也呈现类似情况，中心区尤为明显，但上海市年均增长率要略高于北京市。见表 1。

2.2 基尼系数

2012—2016年，京沪各项卫生资源按常住人口配置的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中总体下降的趋势。除医疗卫生机构外，上海市其余各项卫生资源的基尼系数均高于北京市。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的公平性最佳，北京市执业医师配置的公平性最佳。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208 4降至2016年的0.188 6，除2012年外，其余各年均低于0.2，处于绝对公平状态。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276 9降至2016年的0.246 1，各年均大于0.2且小于0.3，处于比较公平状态。上海市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的0.328 1、0.383 3、0.314 1、0.354 6降至2016年的0.303 4、0.322 7、0.305 2、0.343 7，处于相对公平状态；北京市的上述指标从2012年的0.242 2、0.263 3、0.250 7、0.282 8降至2016年的0.240 5、0.243 7、0.239 7、0.258 5，处于比较公平状态。总体而言，京沪各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都逐渐趋好，总体处于比较公平与相对公平状态。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的公平性优于北京市，北京市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配置的公平性均优于上海市。两地注册护士配置公平性均最差。见表 2。

2.3 变异系数

2012—2016年，京沪区（县）维度卫生资源的变异系数均呈现波动中总体下降的趋势。除医疗卫生机构外，上海市其余各项卫生资源的变异系数均高于北京市。2012—2016年，上海市每万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士的变异系数从2012年的0.787 2、1.230 9、1.430 4、1.352 0、1.484 2降至2016年的0.512 1、0.844 5、0.973 3、0.923 8、1.020 8，2016年降幅尤为明显。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变异系数最小，注册护士的变异系数最大。除医疗卫生机构外，北京市其余各项卫生资源的变异系数总体较平稳，且均低于上海市。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变异系数最大，床位的变异系数最小。京沪区（县）维度的卫生资源差异总体呈缩小态势，北京市区（县）间医疗卫生机构的差异大于上海市，而北京市区（县）间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差异均小于上海市。两地区（县）间注册护士的差异均较大，与基尼系数结果基本一致。见表 3。

2.4 泰尔指数

基于各区（县）、各圈层常住人口计算京沪各卫生资源的总泰尔指数、贡献率以及三大圈层各卫生资源的总泰尔指数、贡献率。

2012—2016年，京沪各项卫生资源的泰尔指数呈“V”或“M”型等走势，总体呈下降趋势。除2014年外，北京市其余年份医疗卫生机构的泰尔指数高于上海市；而北京市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泰尔指数均低于上海市。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士的泰尔指数从2012年的0.033 7、0.076 1、0.084 6、0.074 3、0.092 1降至2016年的0.028 3、0.065 5、0.077 5、0.069 1、0.086 1，2016年泰尔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注册护士、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床位、医疗卫生机构；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士的泰尔指数从2012年的0.053 0、0.041 8、0.051 3、0.046 0、0.057 8降至2016年的0.041 4、0.041 3、0.045 6、0.043 1、0.049 9，2016年泰尔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注册护士、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体而言，京沪两地各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都逐渐趋好，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的公平性总体优于北京市，北京市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配置的公平性均优于上海市，两地注册护士配置的公平性均最差。见表 4、表 5。

从贡献率来看，除上海市的硬件配置与极个别年份的部分卫生资源外，组间差异是造成京沪两地卫生资源配置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尤为明显。2012—2016年，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的组内泰尔指数大于组间泰尔指数，即医疗卫生机构的组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正好与之相反，除2014年外，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012—2014年，上海市床位的组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015—2016年，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北京市床位的组间差异一直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见表 4。2012—2016年，京沪卫生技术人员、注册护士的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012—2015年，上海市执业医师的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016年，组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北京市执业医师的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见表 5。由此可见，不同时期造成各项卫生资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组间差异是造成多数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分析三大圈层卫生资源配置的泰尔指数及其贡献率发现，京沪三大圈层对造成各项卫生资源组内差异的贡献率不同。如上海市硬件、软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中心区，其次为远郊区。北京市则有所不同，硬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远郊区，其次为近郊区；软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近郊区，其次为远郊区。见表 6、表 7。

2.5 偏离度

2012—2016年，京沪中心区每万常住人口各项卫生资源的偏离度均为负数；近郊区均为正值；除医疗卫生机构外，远郊区也均为正值。这表明京沪中心区卫生资源配置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有利地位；近郊区卫生资源配置水平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不利水平；远郊区除医疗卫生机构外，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配置水平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不利地位。见表 8、表 9、表 10。

就中心区而言，京沪两地医疗卫生机构资源配置水平均最接近当地平均水平；就近郊区而言，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水平最接近当地平均水平，北京市注册护士配置水平最接近当地平均水平；就远郊区而言，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水平最接近当地平均水平，北京市床位配置水平最接近当地平均水平。总体而言，无论哪个圈层，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水平都较为接近当地平均水平；北京市中心区的医疗卫生机构、近郊区的注册护士、远郊区的床位配置水平比较接近当地平均水平。见表 8、表 9、表 10。

3 结论 3.1 京沪两地各项卫生资源配置拥有量总体逐年增加，北京市要高于上海市

2012—2016年，京沪各类卫生资源配置拥有量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尽管北京市各类卫生资源拥有量的年均增长率要略低于上海市，但较上海市而言，北京市各项卫生资源拥有量较为丰富^[10]。

3.2 京沪两地各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逐渐趋好，差异逐渐缩小；除医疗卫生机构外，北京市其余各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差异性总体要优于上海市

2012—2016年，京沪各项卫生资源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除医疗卫生机构外，北京市的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均要小于上海市。

3.3 京沪两地注册护士配置的公平性较差，差异较大

京沪注册护士的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均最大或较大，配置公平性与差异性均属最差或较差，这可能与两地注册护士短缺、资源分布不均有极大关系。

3.4 京沪两地三大圈层组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尤为明显，而两地三大圈层组内差异的贡献率有所不同

除上海市硬件配置与极个别年份少数卫生资源外，组间差异均是造成京沪两地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尤为明显，如北京市硬件配置的组间差异贡献率在60%以上，软件配置的组间差异贡献率在80%以上。上海市硬件、软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中心区；而北京市硬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远郊区，软件配置的组内差异主要来自于近郊区。

3.5 京沪中心区卫生资源的配置优于郊区，且上海市三大圈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均较接近全市平均水平

京沪中心区各项卫生资源配置水平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有利地位；远郊区（除医疗卫生机构外）与近郊区各项卫生资源配置水平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处于不利地位。无论哪个圈层，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水平均较接近全市平均水平，而北京市中心区的医疗卫生机构、近郊区的注册护士、远郊区的床位配置水平较接近全市平均水平。

4 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京沪两地均应大力建设完善卫生人力培养体系，尤其要重视建设注册护士培养体系与区域资源配置；第二，上海市应向北京市学习，加大对卫生资源投入的财政支持力度，优化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与注册护士的区域配置；第三，京沪两地要促进三大圈层之间的卫生资源合理流动，提升郊区的卫生资源配置水平，避免卫生资源过度向中心区聚集，北京市尤其要促进卫生资源向居民聚集度较高的近郊区、远郊区流动。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