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迅速增加。人口老龄化是衡量地区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医疗技术提升最直接的成果之一，但同时也会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流行的观点认为，老龄化会导致公共卫生支出持续上升，给政府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1-2]。美国花费在老年人口上的公共支出是少年儿童的3倍^[3]；Lloyd-Sherlock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对人口老龄化与医疗保障政策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政府对医疗服务的公共支出也会加大，健康人力资本会得到有效积累^[4]。

老龄化与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5]。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看，老龄化会增加财政负担；但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老龄化会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因此，老龄化背景下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绝对。既然老龄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一味探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似乎意义不大。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了中国健康资本积累的现状，采用面板数据对老龄化背景下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探索积极的策略，应对老龄化社会。

1 中国健康资本的积累现状 1.1 健康相关政策的发展沿革

健康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此，政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聚焦的健康发展的重点有所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政策的发展沿革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1.1.1 改革开放时期，新医疗保障模式的构建与完善（1978—2006年）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3年，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障体系，由原来的完全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化转变。

1.1.2 深化改革阶段，国民健康政策的提出与落实（2007—2015年）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筹集卫生事业发展资金，公民个人要逐步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保障体系由原来政府作为健康政策主体包揽，逐渐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三位一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发展，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健康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6]。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国民健康政策，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健康政策涵盖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等都纳入到健康政策中，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保证^[7]。

1.1.3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时期（2016—2030年）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健康服务体系完善高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体育健身服务，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促进全面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在这一阶段，政府将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大幅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的公平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健康基础^[8-9]。

1.2 健康资本支出现状

卫生总费用能够代表健康资本支出的水平，卫生总费用由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构成。总体上来看，1990—2015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747.39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40 974.64亿元，体量急剧膨胀，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例也在26年间增加了1.57个百分点，由1990年的3.98%上升至2015年的5.55%。正是卫生总费用的投入不断提升，我国居民的健康资本得到了有效积累。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逐渐扩大和医疗保健相关服务的不断扩充，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在1990—2015年大幅提升。1990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为187.28亿元，2015年提高到12 475.28亿元。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1990—2005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不断下降，从25.10%下降至17.90%，16年间下降了7.20个百分点；2006—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政府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由原来更加注重效率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变，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绝对值急速提升，同时，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迅速回升，在10年间由18.10%迅速回升至30.44%。从增速来看：1990—2005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5.14%，同期GDP的增长率为16.46%；2006—2015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4.16%，而GDP同比年均增长率下降为13.53%。

根据卫生总费用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90—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得到迅猛的提升，这是以政府支出占比降低、社会支出占比减少、个人支出被动增加为代价的。尽管这一阶段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绝对值增加了4倍有余，但增长速度要持续低于GDP的增速，占GDP的比例也缓慢下降，说明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协调度较弱。可以判断，在这一阶段我国公共卫生投入相对不足，随着人们卫生需求的增长，公共卫生的经费压力逐渐由政府转移到了社会和个人身上。2002—2015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远超过GDP的增速，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反映了在这一阶段政府和社会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承担的责任逐渐增强，个人的负担相应减轻。从变化趋势来看，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几乎与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保持了相同的变化趋势（图 1），因此，本文选取政府财政卫生支出来探索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 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2.1 数据选取

2000年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本研究选取2000—2015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进行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通常需要检查样本中是否存在异常值。西藏自治区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占地区GDP比例明显高于其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9—2015年西藏自治区的一般性财政支出超过了地区GDP，比例最高时达134%。近年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转移支付水平，因此，出现了财政支出占比超过地区经济生产总值的现象。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最后的回归结果估计的影响，本研究剔除了西藏自治区，选取了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并选取以下指标：被解释变量选取上述地区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解释变量方面，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选取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构建人力资本公共支出指标，选取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衡量财政活动规模；在控制变量方面，首先引入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来控制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选取常住人口增长率来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上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1。

2.2 模型设定

由于经济发展具有惯性，当期GDP增长率可能会受到前期GDP增长率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引入滞后项被解释变量而将模型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此外，由于卫生支出比例、教育支出比例等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动态模型的计量方法能够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综合考虑后本研究将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选取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选用滞后两期的GDP增长率（PERG_i，t-2）作为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GDP增长率（PERG_i，t-1）的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得到相应的估计模型：

$ \begin{align} &\ \ \ \ \ {{G}_{i, t}}={{\alpha }_{0}}+{{\beta }_{0}}{{G}_{i, t-1}}+{{\beta }_{1}}{{E}_{i, t}}+{{\beta }_{2}}{{H}_{i, t}}+{{\beta }_{3}}{{A}_{i, t}}+{{\beta }_{3}}{{F}_{i, t}}+{{\beta }_{4}}{{X}_{i, t}} \\ &+{{u}_{i, t}} \\ \end{align} $

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速度G_i，t，解释变量E_i，t、H_i，t、A_i，t、F_i，t分别为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人口老龄化程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X_i，t是一组控制变量，u_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3 回归分析 2.3.1 动态面板分析

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 2）中，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在加入了不同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依然是负相关，这说明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人口老龄化已经阻碍了经济增长。模型2的结果显示，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将阻碍经济增长。模型4加入了控制变量后，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负面影响转变为促进作用。但与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相比，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微弱。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005个百分点，由此否定了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将增加财政负担，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的流行观点。但从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系数来看，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对经济效率的作用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提高健康资本而挤占了教育资源是一种短视行为。

2.3.2 分阶段动态面板分析

模型1、模型2、模型3对不同阶段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非一直都有负面影响。中国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2005年尚属老龄化初期阶段，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正相关。2005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作用由积极转向为消极，但并非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老龄化的消极作用逐渐加剧。相反，2006—2010年与2011—2015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个位数上升为两位数，老龄化程度虽然加深，但这一比例对经济的消极作用削弱了0.4个单位。尽管幅度较小，但综合来看，说明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非存在显著负面影响。

重点分析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阶段的模型结果（表 3）显示，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削弱，对经济增长的压力逐渐减轻。在模型3中，2011—2015年，政府财政卫生支出也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相关。

2.4 门槛效应检验与估计

由动态面板模型和分阶段面板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为了验证这一假设，借鉴Hansen的非动态门槛回归方法，将门槛值作为未知变量引入模型，构建了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速的分段函数，并对门槛值和门槛效应进行估计和检验。Hansen提出了通过“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渐进分布的想法，进而得到相应的概率P值，也称为Bootstrap P值。本研究假设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存在单门槛效应，模型设定为：

${{g}_{i, t}}=~\mu ~+~\beta {{X}_{i, t}}\left( {{q}_{i, t}}, \gamma \right)+~{{u}_{i}}~+~{{e}_{i, t}} $

其中，${{X}_{i, t}}\left( {{q}_{i, t}}, \gamma \right)=\left\{ \begin{matrix} {{X}_{i, t}}\left( {{q}_{i, t}}<\gamma \right) \\ {{X}_{i, t}}\left( {{q}_{i, t}}\ge \gamma \right) \\ \end{matrix} \right. $

模型也可表示为：g_i，t = μ + β₁X_i，t（q_i，t < γ）+ β₂X_i，t（q_i，t≥ γ）+ u_i + e_i，t

其中，q_i，t是门槛变量，本研究中为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γ为需要估计的门槛值。

根据Hansen门槛效应理论，门槛值的估计是基于最小残差平方和原理，即对给定门槛回归模型的门槛值γ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求出其所对应的残差平方和，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的原假设为H₀：β₁ = β₂，检验的统计量为：

$ {{F}_{1}}=\frac{\left( {{S}_{0}}-{{S}_{1}} \right)}{{{{\hat{\sigma }}}^{2}}} $

门槛值可信区间估计的原假设为H₀：$\hat{\gamma }={{\gamma }_{0}}$，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为：

$ L{{R}_{1}}\left( \gamma \right)=\frac{\left[{{S}_{1}}\left( \gamma \right)-{{S}_{1}}\left( {\hat{\gamma }} \right) \right]}{{{{\hat{\sigma }}}^{2}}} $

其中，S₁（γ）为非约束下的残差平方和，LR₁（γ）为非标准分布。

表 4给出了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模型估计值和可信区间。由表 4可以看出，单一门槛值、双重门槛以及三重门槛进行检验，用Bootstrap法进行300次自主抽样，可以看出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单一门槛值P值小于0.05，这一检验结果说明上述面板门槛模型只存在单一门槛值，因此模型选择单一门槛模型。

由表 5可知：当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低于8.755%时，回归系数为-0.675；当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等于或高于8.755%时，回归系数由负值变成正值，为0.002。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低于门槛值8.755%时，政府增加卫生支出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当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不低于8.755%时，提高卫生支出才会推动经济增长。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支出不断增长，从2000年的709.52亿元上升到2015年的12 475.28亿元，体量急剧膨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近15年里增长了1.46个百分点，由2000年的6.84%上升至2015年的8.30%，但还没有到达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门槛值。2000年正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元年，若只看到2000年以来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不断上涨，认为该比例的上涨增加了财政负担，会忽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忽视政府卫生支出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低门槛值。2015年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正好略低于门槛值，因此在当下提出“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方针，不仅能够大幅提高公民的健康资本，更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实证模型中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结果反映了当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数据分析来看，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理论模型测算的结果。但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要不低于8.755%，政府财政卫生支出才能推动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由积极向消极转变的可能，因此，政府应在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前，将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提高至8.755%，以保证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

3 建议 3.1 营造和谐老龄化社会的舆论氛围，积极探索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动力

过去，学者们总是以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加大政府卫生支出而增加政府负担为论据，放大老龄化社会的消极影响，但本研究给出的结论认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其消极作用并没有显著增长。同时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证明了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模糊的，在分阶段动态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早期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甚至存在积极作用。由此说明，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这一时期反而是提高经济质量的重要时期，政府不应一味唱衰老龄化社会，而应积极探寻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3.2 加快健康资本积累，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

要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强化公共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的突出地位，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健康资本和教育资本是人力资本最为核心的两个要素，两者对经济绩效的作用不同。与公共教育支出相比，尽管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弱很多，2000—2010年甚至抑制了经济增长，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对经济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2011—2015年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显现，这说明政府财政卫生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因为加重政府负担而抑制经济增长。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角度来看，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并非排斥关系；从不同阶段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两者呈现出互补和互相促进的关系。未来要更加注重对健康领域的投入，使健康资本能与教育资本相协调，形成有利于经济绩效提高的、合理的广义人力资本结构，不可因为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而不予重视。

3.3 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挥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还处于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要在这一阶段充分作好政策准备，推动经济体处于均衡增长路径上。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构成的重要内涵，两者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重要。2015年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接近均衡增长路径上的最低门槛值，跨过最低门槛值，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将由负面变成正面。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