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要求逐步显现，学生事务管理被理所当然地引入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蔡国春(2000)^[1]在其研究中提及学生事务管理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高等学校通过非学术性事务和课外活动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以规范、指导和服务学生，丰富学生校园生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组织活动^[2]。储祖旺、蒋洪池(2009)^[3]分析了美国学生事务管理的演化，并将国内相关概念逐一评析，统一为术语“学生事务管理”。此后的经验和案例研究表明，学生事务管理对学生素质培养有积极作用(张强、季卫兵，2012)^[4]，但存在着依附性发展的倾向，致使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可以普遍实行的、能够有效指导实践的管理理念(郝文军，2011)^[5]。目标管理概念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理论空白。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MBO)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Peter F. Drucker于1954年提出，他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起真正的团队，并且把每个人的努力融合为共同的力量，组织的每一份子都有不同的贡献，但是所有的贡献都必须为了共同的目标^[6]。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便将这一理论引入教育领域(于海峰，2011)^[7]；而我国则在上世纪80年代才将其引入企事业单位管理(邱峰，2010)^[8]。目标管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用较为广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李良荣，2010；朱芳转，2010；崔时婧，2012)^[9-11]；其二，高校学生班级目标管理(邓永奎、张善英，2009；彭旭丹、石岩，2012)^[12-13]；其三，高校行政与教学目标管理(陈建芳、刘建强，2011；陈芳，2012)^[14-15]；其四，以目标管理为基础的相关研究(刘健，2010；胡瑞、李忠云，2010)^[16-17]。

虽然已有大量关于高等教育领域目标管理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具有借鉴价值的结论，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完善：第一，已有文献过于关注行政组织形式，而忽略了对人(学生)这一教育的本质的关注；第二，已有文献大多使用了综述的形式，经验和案例研究相对较少，缺少定量分析；第三，已有文献假设学校制定的目标具有绝对合理性，忽略了学生目标、教学目标和行政目标之间的差别；第四，已有文献大多研究静态的目标认知，忽略了戴明环的循环作用。本文将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对目标管理的影响角度入手，认可学生的个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定量研究个人目标实现与整体目标认知之间的关系。

引入管理概念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被认为划分为多个管理级层，学校内部可以简要地区分为校级管理层、院级管理层、班级管理层和学生管理层等四个主要的级层。Drucker(1954)的目标管理认为，(管理者)的绩效目标是向上负责(即让自己所管辖的单位对所属部门有所贡献)，而非向下负责^[6]。基于这样的论断，大多数高校在引入目标管理时都采取了树状的管理模式，即校级管理层将责任分配给院级管理层，院级管理层再将责任分配给班级管理层，继而分配给学生，整个过程中，管理目标自上而下树状散开；就每个学生而言，学生的目标和学校的目标可能大相径庭，而学生为了实现向上负责的管理目标只能自我控制，而非自我实现。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学生质疑学校管理目标的目的性和可行性，并产生抵触情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校采取了学生自治的方法，即通过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方式，统一校级管理目标和学生管理目标，让学生通过自我控制获得自我实现。由此可以引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高校内部逐级管理目标一致或近似，不存在相悖的情况。在假设一的条件下，学生对学校管理目标的了解程度决定了学生自我控制的程度，继而决定了自我实现的程度。因此，通过对学生自我实现结果的考察就能够了解目标管理的效果。

学生活动的组织分成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派发式，即学校派发活动任务给院系，院系派发给班级，班级派发给学生；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式，即学生自发成立活动组织，自发形成活动团队，在获得上级(院级或校级)管理层的许可后开展活动。这也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生活动激励制度，本文将其称为“派发激励”和“自发激励”。虽然假设一肯定了校级管理目标和学生管理目标的一致性，但是并不代表在不同平台上实现目标所获得激励是一致的。派发激励往往来自校级或院级，而自发激励则更多体现在班级或个人。由此引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高校学生事务的组织形式分为派发式和自发式，分别获得派发激励和自发激励。大学生的自我实现目标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包括教师、学校、社会等在内的多方面的肯定，就高校内部而言，不论是派发式活动还是自发式活动，激励都集中在奖励学分、奖学金、入党机会、学生干部等方面；但是，对于不同形式的激励，其可获得性存在着差异，这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问卷调查。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课题组对江苏省11所“211工程”高校的205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050份，剔除部分为五年制本科专业学生问卷32份、残缺问卷25份，获得有效问卷1993份，问卷有效率达97.2%。

由于相关研究尚未使用定量分析工具，本文在模型与变量选择的过程中进行了较多探索。一方面，为了研究影响高校学生管理目标关注度的影响因素，选用具有简便性和可调性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LRM)作为基本分析模型；另一方面，结合学生事务管理的实践，选取了两大类共8项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基本模型如下：

Y_i=β₀+β₁GE_i+β₂GR_i+β₃SO_i+β₄PM_i+β₅CL_i+β₆CA_i+β₇EC_i+β₈SL_i+μ_i

各变量的具体内容为：

1.Y_i，学生对管理目标的关注程度。采用Likert量表，1至5分别为“不关注”“较不关注”“一般”“较关注”“关注”。

2.GE_i(gender)，学生性别。1表示男生，0表示女生。

3.GR_i(grade)，学生年级。1至4分别表示大一至大四，由于五年制本科专业在活动安排上与四年制本科专业有较大差异，故去除32份五年制本科专业学生问卷。

4.SO_i(student officer)，是否是学生干部。本文所指学生干部为一切学生活动职务，1表示担任学生干部，0表示未担任学生干部。

5.PM_i(party menber)，是否是党员。本文所指党员包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不包括积极分子，1表示党员，0表示群众。

6.CL_i(class activity participation)，班级活动参与度，用百分数表示。

7.CA_i(campus activity participation)，校园活动参与度，用百分数表示。

8.EC_i(extra credit)，奖励学分。由于各高校奖励学分制度存在差异，本文将各高校奖励学分上限统一为10分，并按照学生所获奖励学分占本校奖励学分上限比例对学生所获得奖励学分进行调整，不设上限的高校按照学生所获奖励学分占样本极大值比例进行调整。

9.SL_i(scholarship level)，奖学金等级(不包含助学金)。由于各高校奖学金种类繁杂，本文进行了统一处理，3表示5000元/年以上，2表示2000-5000元/年，1表示1-2000元/年，0表示未获得奖学金。

具体指标情况如表 2所示。

首先对四个年级1993个样本进行整体的多元回归。表 3显示，除了年级因素和学生干部因素，其余因素都十分显著；这说明性别、政治信仰、班级活动参与度、校级活动参与度、获得奖励学分数和获得奖学金等级都显著地影响到一个学生对学校管理目标的关注度。值得注意的是，奖励学分和奖学金对目标管理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说，获得奖励学分和奖学金更多的学生对管理目标的关心程度反而更低。奖助学金本身激励的是在学习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家庭条件相对贫困的学生，但这些学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致使其对管理目标不够关注。奖励学分是为了鼓励学生全面发展而设立的激励制度，其负号性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从整体上看，可获得奖励学分项目中仍然有较大一部分学习类项目，包括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三级等国家级考试证书和学术论文发表等。这些学习类项目是学生获得奖励学分的主要方式。相比之下，各高校对活动类项目获得奖励学分的要求较为严格，如限制活动类别、奖项等级，因此获得奖励学分的可能性较低。倘若反向考察设立奖励学分的动机就会发现，奖励学分吸引的是学习方面有所追求的学习型学生，而非活动型学生，这类学生往往缺乏社会活动能力，对学校管理目标也不够关注。

在整体回归的基础上，按年级划分的分类回归显示出更多的信息，如表 3所示。

随着年级的上升，党员与群众在对管理目标的关注程度上表现出从无到有的差异，大一至大三时期政治信仰变量并不显著，而大四时期通过了5%的假设检验。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价值观的成熟，党员表现出对管理目标的更多关注，即Drucker笔下的管理者才能。欣喜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一指标在大四样本中才显著，说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从更早开始引导思想上要求进步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协助管理学生事务。

大一至大三时期性别变量均通过5%的假设检验说明，大一至大三的女生对管理目标的关注程度明显区别于男生；但是到了大四时期，男女生对管理目标的关注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这说明性别变量并不是影响个体对管理目标关注程度的决定性变量，而是附属于心智发展的从属变量。本文认为，造成性别变量显著性变化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传统研究认为大学女生具有比男生更高的乐群性、敏感性和幻想性(刘衔华、刘克善、谭剑虹，2005)^[18]，因此就低年级学生而言，女生更倾向于通过检测自我与管理目标间的差异而调整自身行为；其二，大学女生的心理躯体化程度显著高于男生(熊燕、彭萍、胡一秋，2006)^[19]，因此随着学习和生活压力的逐渐增大，其敏感性更易造成心理压力的生理表征，并导致自我调节的力不从心。

虽然表 3显示学生活动参与度对管理目标关注度的影响都是正向显著的，但是假设二区分了派发式和自发式学生活动，因而有必要将学生活动参与度和激励方式予以区分，以检验不同活动类型的激励差别。将班级活动参与度和校级活动参与度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数据除以样本算术平均值，然后进行分类统计，分别剔除群众类样本以比较党员对校级和班级活动的参与度；剔除非学生干部类样本以比较学生干部对校级和班级活动的参与度；剔除奖励学分低于6的样本以比较高奖励学分获得者对校级和班级活动的参与度，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参加班级活动(派发式学生活动)的学生更易入党和当选学生干部。党员的发展结构决定了入党的因素被控制在支部内部，为了维护各班级发展党员的公平性，高校的党员发展因素被控制在班级内部。因此，单纯参与校级活动很难增加一个学生的入党机会，只有从校级活动中获得成绩才能对此有所改变。同样，班级的学生干部比例远高于校级。一般而言，每个班级都有5至8名学生干部，占班级人数的15%左右；而校级活动社团的学生干部比例约为5%。加上校级活动社团的人员具有流动性，四年本科期间，约60%的班级成员能够拥有学生干部经历，而只有约5%的校级活动社团成员拥有学生干部经历。正由于自发激励的相对缺失，校级学生活动参与度均值较班级学生活动参与度均值低9.36%，这使得学生自发开展的校级学生活动更难吸引学生参与。由于学生干部比例和党员发展结构的稳定性，对自发激励内容的创新才能吸引学生参与；而学生活动的社会意义本身就是自发激励的重要内容，只有文化创新、社会服务、学以致用的优秀社团和活动项目才能获得学生的青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加校级活动(自发式学生活动)的学生更易获得奖励学分。学生社团的性质决定了学生自发活动具有内生性，即先有学生需求、后有学生活动，学生活动的自我实现意味较派发式活动更加强烈。学生自发形成的校级学习小组和兴趣社团将具有相同喜好的学生凝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这一模式使得学生行为与学校目标管理紧密结合，是让学生参与到高校管理目标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手段。高校应当密切关注校内相关社团的成立和消亡，主动调整激励范围，引导学生向更加积极健康的管理目标靠拢。

目标管理与学生事务管理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政治信仰、学生活动参与度、奖励学分、奖学金等级对目标管理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女生更早开始关注管理目标并影响到自己的行为；但是随着男生的心智成熟和女生心理压力躯体化，最终性别因素对管理目标的影响相对不显著。政治信仰和学生活动参与度对学生管理目标关注程度的影响是积极正向的；而奖励学分和奖学金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轻视了非学术性的学生事务。更深入的研究显示，班级活动(派发式学生活动)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多的入党和当选学生干部的机会，而校级活动(自发式学生活动)能够让学生发展兴趣爱好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自我实现。由此，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基于性别条件开展分类化针对性的教育。基于数据显示，新生入学后男女生身心发展的情况不同，因此在入学教育中需要集中关注男生的新生入学教育和女生的心理健康检查。研究表明，男生新生入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契合学校的管理目标，这会使其放纵自我，迷失学习和生活的方向。基于这一点，学生工作者应当突破传统新生入学教育的模式，从一次性入学教育转变为过程性入学教育，即通过跨度为1至2学期的全面教育，宣传学校在学术与非学术学生事务中的管理目标，让学生尤其是男生群体意识到个人定位并制定自己的学习活动计划。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年级的增高，女生心理问题的躯体化表现更为明显，自我控制略显力不从心。因此，学生工作者尤其是辅导员不仅需要在大三、大四女生群体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更应当加强高年级学生的体质训练，并通过对躯体化现象的介绍舒缓女生的精神压力。

第二，创新学生事务管理及其激励模式。由于理论研究的缺失，普通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仍处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在激励模式的引入方面。学生干部、入党机会、奖励学分和奖学金是目前高校使用最为普遍的激励手段，但是四者都只是外生于活动本身的激励手段，很难保持长期稳定的吸引力。创新学生管理及其激励模式虽然是一个难题，然而改革目标却很明确，即激励模式的内生性转变，用学生活动本身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来吸引参与者，让学生认为参与活动本身就是对参与者的激励。高校可以通过媒体宣传、成果展示等形式让学生感觉到被社会关注和认可，增强了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让学生既付出汗水也收获感动，既学以致用也温故知新。

第三，鼓励学生参与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实施。随着高等教育中对学生主体意识激发的大力提倡，对自发性学生活动的大力支持，学生社团活动日益丰富，但是问题依然突显。一方面，高校对社团的物质支持不足，导致学生自筹经费，账目混乱缺失，活动层次低下；另一方面，高校的社团设立十分随意，尚未与学校管理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挂钩。高校应当通过学生社团了解学生自我管理目标并提炼为学校管理目标，也应当通过学生社团宣传学校管理目标，引导学生自我管理目标。自发性学生活动本该是学生与学校在管理目标沟通协调上的桥梁纽带，不应该附属于学校管理，也不应该独立于学校管理，应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