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疫源性疾病是指由自然界的病原体引起，在特定的有利微小气候和大气候条件下，可不依赖于人类而在自然界生物群落里生存繁殖，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传播给人类的疾病。其动物宿主和特异性生物媒介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长期在自然界循环延续，共同构成自然疫源地^[1-2]。其中鼠疫、布鲁氏菌病（布病）、棘球蚴病（又称包虫病）等疾病在世界广泛分布，在特定的地区和条件下传播，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 4 000 m，约占我国国土面积1/4，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主要包含西藏自治区（西藏）、青海省全境（本文主要描述地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甘肃、云南、四川省等地的部分区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多种病原体的生存和传播创造了理想的条件。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和医疗水平相对滞后，自然疫源性疾病给高原人民生命健康、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持续性、复杂性，有效避免鼠疫、布病、棘球蚴病等危害高原人民生命健康，保持对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警惕，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1 青藏高原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情况 1.1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鼠疫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病，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传染性强，发病时间短，病死率高为特点，是我国法定的甲类传染病^[3]。主要宿主为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主要传播媒介为斧形盖蚤（Callopsylla dolabris）和谢氏山蚤（Oropsylla silantiewi）。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菌毒力强，致死率高，因而危险性也更高。鼠疫在青藏高原地区流行历史久远，人间鼠疫最早可追溯到1754年。截止2016年底，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已查明的疫源县（市、区）有92个、疫源地面积超过100万km^2[4]。陈磊和张贵军^[5]报告2012－2021年全国检出404株鼠疫菌中，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检出的菌株占75.74%，青海田鼠[现名青海松田鼠（Neodon fuscus）]疫源地占6.93%。该地区人间鼠疫高发，波及范围广，杨建国等^[6]报告1958－2018年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共发生人间鼠疫疫情253起，波及61个县，发病693例，死亡392例，病死率达56.57%。

近10年来青海地区虽无人间鼠疫，但动物间疫情发生12起，都兰、天峻县等地均有发生^{[4, 7-8]}。甘肃省喜马拉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阿尔金山地区）鼠疫宿主与媒介活跃，动物间疫情呈流行状态^[9]。汤德铭等^[10]报告2000－2020年西藏地区人间疫情散发，鼠疫病例共计24例；四川地区喜马拉雅旱獭自然疫源地报告病例1例。青藏高原广袤的疫源地，频发的鼠疫疫情给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人民健康带来巨大隐患，也给鼠疫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1.2 布病

布病，是由布鲁氏菌属（Brucella）细菌所致的人兽共患病，也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布病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病。Xue等^[11]研究显示青海地区人群发病数由2010年3例发展为2021年756例，发病率0.054/10万~12.76/10万，张总超等^[12]报告2016－2021年青海省畜间布病发病率缓慢下降后急剧上升，且羊的发病率显著高于牛。2022、2023年青海地区人群布病报告数分别为1 176例、2 185例，2023年较2022年增加89.01%（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有研究显示西藏20世纪50－60年代，人间布病患病率为42.1%，1990－2001年的10年间，动物间及人间患病率位于全国前列，2007以后发病率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13]。

有研究显示甘肃省甘南地区2018－2020年报告人间布病分别为2、5、6例；畜间报告病例数分别为0、91、6例^[14]。尚立宏等^[15]报告1起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阿克塞县，位于青藏高原北缘）骆驼感染布病事件，共检测2 155峰骆驼，其中242峰阳性，阳性率为11.23%。川藏地区报告布病病例较少，2018－2020年间仅2018年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州）报告1例，2020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报告1例^[16]。青藏高原地区布病整体发病率相较于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等周边省份低，但青藏高原地区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布病暴发流行风险依然存在，相关部门应当加大监测力度，减少布病的散发、暴发及流行。

1.3 棘球蚴病

棘球蚴病是一种由棘球绦虫属（Echinococcus）的绦虫幼虫所致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成虫寄生于终末宿主（犬、狐狸、狼等）的小肠，中间宿主（田鼠、牛、羊等）吞食终末宿主排出的虫卵感染。人为偶染宿主，不参与疾病循环过程。棘球蚴病是我国法定的丙类传染病。青藏高原地区是棘球蚴病发病的重灾区。秦毅^[8]研究显示，西藏、青海地区人群平均患病率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西藏地区2012－2017年人群患病率由1.01/10万上升为8.1/10万；青海地区人群患病较多，2017年青海人群患病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倍，西藏人群患病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蒉焉等^[17]调查显示，2021年全国棘球蚴病患者共26 773例，主要分布在青海省（22.39%）、四川省（40.56%）、西藏（22.28%），合计占85.23%；全国野外犬科动物粪检阳性率 > 5.00%的流行县有3个，其中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为8.00%、青海省玉树市为6.33%；野外啮齿动物棘球蚴感染率居前流行县（市）均在川、藏地区。

蒉焉等^[18]调查显示，2022年全国棘球蚴病患者共25 227例，主要分布在青海省（23.57%）、四川省（41.90%）、西藏（19.80%），共占比85.27%；全国棘球蚴流行地区野外犬科动物粪便样本检测阳性率 > 5.00%的流行县（市）共18个，其中四川省1个、西藏自治区3个，其余各县（市）均分布于青海省；全国野外啮齿动物棘球蚴感染率居前流行县包括青海省兴海县、四川省阿坝、红原及石渠县。根据陈晓芬等^[19]对2016－2018年棘球蚴病监测的分析，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棘球蚴病广泛流行，人群棘球蚴病检出率为84.46/10万（29/34 335）、犬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3.43%。综上所述，青藏高原地区由于其独特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社会因素等原因，棘球蚴病患病率依旧居高不下，仍是青藏高原地区自然疫源性疾病防控重点。

2 青藏高原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流行特点 2.1 地域性特点

自然疫源性疾病常见的储存宿主是温血动物。自然宿主是病原体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储存宿主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储存宿主的地理分布决定了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地理分布。青藏高原地区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是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青藏高原海拔抬升导致旱獭产生不同的基因结构特征，而喜马拉雅旱獭地理分布特征与鼠疫菌亚型地理分布一致。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不同旱獭地理种群具有遗传多样性，结合鼠疫菌基因分型发现宿主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与人间鼠疫暴发呈异质性正相关^[20]。

自然疫源性疾病有地域性，但受到自然环境、气候变化以及人口快速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很多自然疫源性疾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疫源地，波及范围逐年扩大，发病率逐年上升。有研究表明，鼠疫可能是6－8世纪从中亚由丝绸之路传播到我国本土^[21]；1910年东北大鼠疫起源于满洲里蔓延至东北三省、山东省^[22]；2019年北京市发生输入性鼠疫^[23]；青海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州）称多县感染鼠疫，途径3州1市5县，最终在海东市的医院收诊；2000年在甘肃省张掖市截获的218只外运旱獭中，分离出5株鼠疫菌^[24]。由此可见，鼠疫虽然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许多案例显示鼠疫的跨地域历史悠久。自然疫源性疾病虽是地方聚集性疾病，疫源地高发，但事实证明有些自然疫源性疾病已然突破了原本的地域性特点，如何防范跨地区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播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有研究表明，布病发病重心在数十年间由北向南转移，从内蒙至河北省，存在由牧区向半牧区和农区移动的趋势^[25]，且布病呈现出明显的北方高聚集性、南方低聚集性趋势^[26]。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区域见于西北各省（自治区），现已扩散到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非流行区域病例报告数逐年增高^[27]，布病甚至由陆地动物传播到海洋动物^[28]。

棘球蚴病有明显的聚集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棘球蚴病高聚集区主要集中在藏北、青海省西部、四川省甘孜州^[29]，张甜甜^[30]研究发现，青海省棘球蚴病患病率呈现由西向东先上升后略微下降、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趋势。施丹丹等^[31]研究显示，2019－2020年青藏高原东部棘球蚴病发病率呈一定聚集趋势，2019年发病率呈现“高-低”和“低-高”聚集；2020年发病率呈现“高-高”“高-低”和“低-高”聚集。

2.2 季节性特点

多数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以温血动物为自然宿主或中间宿主，传播方式为特定的媒介动物。在自然界中，这些宿主、媒介的种群组成、数量消长以及免疫状态等因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继而影响病原体状态及宿主和媒介传播疾病的效能，形成了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的季节性特点。鼠疫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5－10月均有发生，即旱獭出蛰至入蛰期间（随地区不同略有差异）^[32]。动物间鼠疫一般在6－7月高发，人间鼠疫在7－9月高发^[24]。但也有例外，青藏高原藏系绵羊鼠疫发生具有明显滞后性^[33]，青海省玉树州1997－1998年鼠疫发生在10－11月，此时鼠疫菌主要宿主动物喜马拉雅旱獭虽已经入蛰，但藏系绵羊有为了获取无机盐而舔舐动物骸骨的习惯，在舔食带有鼠疫菌骸骨时经口感染鼠疫，牧民在剥食绵羊时感染鼠疫^[34]。

Zheng等^[35]研究显示布病具有明显季节性，疾病多发生于3－9月；而王莹^[36]研究显示，西北五省（自治区）布病报告病例主要集中于每年5－8月，季节对布病影响可能主要与人类活动及生态环境相关，春秋季是牲畜大量繁殖的季节，而牲畜规模及存栏数的增加^[37]，以及气温回暖升高加快了布鲁氏菌繁殖，导致牲畜和易感人群的感染风险增加。

棘球蚴病病例无明显的季节分布特征，但其中间宿主与终末宿主的感染率具有季节性差异^[38]。研究表明，与夏季气候相比，棘球蚴高风险地区与冬季气温、高降水量更有相关性，凉爽的夏季及全年潮湿的气候可能更适宜棘球绦虫虫卵的存活，而寒冷的冬季可能有利于狐狸等捕获啮齿类动物等棘球绦虫的宿主动物^[39]，而青藏高原部分棘球蚴病多发地区具备这些气候条件。Hofer等^[40]的研究也表明秋季野生狐狸等对田鼠捕食率会升高，从而增加了狐狸等野生动物棘球绦虫感染率。而且冬季犬类的棘球蚴粪检阳性率高于夏季，可能与冬季食用更多动物性内脏有关^[23]，初冬牧民将未处理的牲畜内脏投喂犬类频度增加是棘球蚴病感染的危险因素^[41]。

2.3 罹患人群的性别、职业特点

许多自然疫源性疾病存在于人烟稀少、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或高山、草原、森林之中，不同职业的人群自然获得疫病概率不同^[42]。如鼠疫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与野外放牧、外出务工、从事打猎剥皮活动多为男性，如捕捉喜马拉雅旱獭、剥皮自毙（不明原因死亡）动物容易被跳蚤叮咬或是直接接触染疫动物而发生感染等原因有关^[43-44]。

棘球蚴病与布病发病有明显的性别特点，一般女性高于男性，因为农牧区妇女处理家务活动比较多，接羔、挤奶、处理牛粪、喂养牧犬等，接触圈养宿主动物概率高，更容易感染^{[27, 45]}，而有些地区布病发病率男性高于女性，可能是因为生产方式从家庭为单位变为大牧场集中饲养，男性从事畜牧活动更多，男性关注程度及卫生健康意识不如女性有关^[46]。布病主要感染人群为畜牧业从业人员和兽医，其次是肉品屠宰加工和毛皮业者^[47]。青藏高原棘球蚴病感染主要以农牧民、宗教人士为主^{[27, 29]}。

2.4 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自然环境改变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环境改变，引起媒介动物的增减进而导致传染病发生和流行的改变。喜马拉雅旱獭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也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动物，20世纪80－90年代因为其皮毛的经济价值^[48]，曾被大量抓捕，每年捕獭人员5 000~10 000名，生产旱獭皮12万张^[49]，当时70%鼠疫患者是由于捕猎旱獭而感染鼠疫。需注意的是，喜马拉雅旱獭不仅携带鼠疫菌还携带布鲁氏菌^[50]，旱獭不仅作为食物和制作皮毛，有些地区使用来源不明的旱獭作为观赏性动物或者是家养宠物。地区大型基建工程也会造成生态扰动，使得当地鼠疫流行发生，或是造成环境破坏导致鼠疫疫源地消失。近年间全国布病发病持续升高，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随着牛羊肉价格攀升，青藏高原肉制品广泛销售，人类布病发病率与牛羊肉的日产量呈正相关，西藏、青海地区牛肉、乳制品产量越高，人布病发病率越高^[51]。青海省西宁地区曾发生过城市居民感染棘球蚴事件，原因是毛纺厂工人接触带有虫卵的羊皮而感染棘球蚴。

3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3.1 降水与湿度

气候对生态系统中宿主动物的生长繁殖、传播媒介的增减及病原体有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化对鼠疫流行有滞后效应，阿尔金山地区研究表明，降水与鼠疫流行呈正相关，阿尔金山地区气候干燥寒冷，前2年的降水量增加会使后续年份旱獭密度增加，加大了鼠疫流行发生的危险^[52]。

青藏高原年降水量多少与人间布鲁氏菌流行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降水量会影响牲畜及牧民的行为，其减少会导致人工喂养行为增加，室内聚集性行为增加，人群接触动物概率增大^[53]；而且降水较少、干燥的环境容易造成人体皮肤皴裂，增加布鲁氏菌感染几率；有利于布鲁氏菌气溶胶在空气中传播^[54-55]。

年降水量对棘球蚴病流行有促进作用。有研究显示，在潮湿环境中，年降水量会促进棘球蚴传播^[56]，但主要因素还是当地微气候湿度因素。青海地区年降水量与棘球蚴病病例数呈正相关^[30]；刘玉英^[57]研究显示，棘球蚴病患病的相对风险随着地区年降水总量的升高而升高。降水量的增多会提高空气相对湿度，潮湿的环境能够缩短绦虫虫卵的生命周期，并提高虫卵存活率。在关注疾病与大生态环境的同时，我们应更加关注微环境对当地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影响，以分析其流行趋势；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长时间监测气候对自然疫源性疾病产生的影响，从而做出更好的预警效果。

3.2 气温

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在年平均、夏半年和冬半年气温均呈升高趋势，气温与鼠疫发生存在正相关，温度升高增加鼠疫发生的危险性。气候变暖导致喜马拉雅旱獭活动范围扩大、接触机会增加，发育、繁殖能力相对上升，增加动物间鼠疫疫情发生风险^{[58, 32]}。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年平均气温低，但是太阳辐射强度高，因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高海拔而造成的低温环境，而日照时长对鼠疫流行影响有滞后性，前1年日照时长的增加，加大了鼠疫流行的风险；而前2、3年日照时长增加，却减少了本年度鼠疫流行的风险^[52]。温度对蚤类也影响较大，如四川省石渠县2012年雪灾导致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蚤指数显著降低，低温导致媒介及主要宿主（青海松田鼠）死亡^[59]。

普遍来说，棘球绦虫喜欢冷和潮湿的气候，多房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卵在寒冷的条件下存活数月，但在炎热和干燥的环境中几天内就死亡^[60]。但有些温暖干旱地区棘球绦虫也有分布，可能与当地微气候有关^[56]。有研究表明，在德国一些地区狐狸感染程度与年气温呈负相关^[61]，动物感染风险随着温度降低而增加。

气温与布病发病率显著相关^[62]，布病与地表温度存在负相关性^[63]，温度变化会影响布鲁氏菌存活时间变化从而对地区布病的周期性暴发产生重要的影响^[64]。大气候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当地动物媒介的数量变化，但很多与原有认知相矛盾的疾病分布^[56]，如本来不应该在此温度状态下发生流行的疾病却发生了流行，人们应当予以关注。

3.3 地形

地形的不同会导致生境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生态位，宿主动物、传播媒介与其生存的生境息息相关。喜马拉雅旱獭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1 800~3 100 m的地区，地形对疾病的地理分布有着明显的影响。喜马拉雅旱獭作为青藏高原鼠疫菌主要宿主，多选择山地阳坡、半阳坡、山麓平原和阶地营造洞穴及栖息，有研究表明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环境风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升高；在到达临界海拔高度3 177 m时风险又逐渐下降^[65]。

在自然环境中，海拔对布病的流行有至关重要的原因，有研究显示布病主要分布在低海拔、羊群密度高且草地覆盖率超过20%的地区。青藏高原草地分布广，但由于高海拔这道天然屏障，青海省、西藏和四川省的西部相较于其他地区布病发病率低，而且当地牲畜主要为牦牛，非布病的天然宿主^[66]。

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供水平衡，湿地众多，容易挖掘洞穴并且食物来源丰富，为啮齿类动物在夏季提供了合适的栖息地。这些小型啮齿类动物，尤其是青海松田鼠，是棘球绦虫重要的中间宿主，湿地为这些动物提供了庇护所、筑巢地和食物来源。

3.4 土壤

土壤的种类部分地反应了一个地区长期的气候特征，有时也决定着某个生态系统中的植被与动物的特点，同时土壤环境会影响微生物群落，因此对一些疾病地理分布产生影响。鼠疫菌可以在土壤中保存，并且在适当时机感染动物及媒介。土壤特性（pH值、微量元素类型、温湿度等）会直接影响鼠疫菌及媒介宿主的生存繁殖^[67]。在青海省玉树州，喜马拉雅旱獭洞穴主要分布于沼泽土和深色毡土中^[68]；王淯等^[69]发现喜马拉雅旱獭更倾向于选择轻壤、粘壤和砂壤等疏松土质。魏有文等^[70]发现青藏高原玉树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主要以草毡土、黑毡土为主的10个点采样点Fe与Ca含量较高，对鼠疫发生与流行有正向作用。棘球蚴卵可通过犬粪污染环境如水体、土壤、犬体毛发等，有研究人员发现当地土壤虫卵阳性率为13.1%^[71]。

3.5 植被

植被种类、覆盖密度等影响宿主动物及媒介数量。喜马拉雅旱獭广泛分布于各类草原地带，分布广，数量多，不仅存在于熟知的草甸草原，而且还存在于荒漠化及半荒漠化草原。过高或过少植被覆盖可能不利于喜马拉雅旱獭繁殖，过高密度植被一方面妨碍旱獭观察天敌，一方面过高密度植被意味着根系发达，可能不利于旱獭挖掘洞穴^[65]。宋志忠等^[72]研究发现，某些植物可能在自然界中充当鼠疫菌的自然宿主和传播媒介，在受到外界环境刺激时可能打破鼠疫菌“静息状态”从而引发鼠疫流行。

布病发病率与植被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高植被覆盖率有利于布鲁氏菌的生长和传播^[63]。生活在草原覆盖率超过20%地区的人更容易感染布病（平均发病率为13.33/10万）^[66]。在棘球蚴相关研究中，Piarroux等^[39]调查在草地和牧场比例较高的地区人群棘球蚴患病风险增加；由于高植被覆盖的地区草地资源丰富，植被覆盖度直接影响棘球蚴中间宿主的分布^[73]。也有研究表明棘球蚴流行与当地山地草原面积呈负相关，可能原因是主要宿主动物多样性丰富而密度低，当人类行为影响当地植被类型后，可能不适宜特定宿主动物栖息^[74]。

3.6 社会因素

人类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深深地影响着疾病的发生频率和流行强度，而且对疾病的地理分布也有明显的作用。青藏高原地区藏族有天葬的宗教习俗，并且当地牧民随草场迁徙，扎帐篷而生，以家庭为单位在野外环境中过游牧生活。受条件所限，生活环境卫生条件较差，与动物交往密切，导致其鼠疫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在青海省湟源县，群众历来有捕食旱獭习俗，会将捕获的旱獭肉、旱獭油带回家中食用，甚至在过节期间会赠送亲朋好友^[75]，为遏制此风俗对鼠疫防控的不利影响，最终推动了青海省鼠疫防控“湟源模式”的落实，当地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实行分片包干制度、联防联控、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的监督检查；大众宣传，发动群众对食用旱獭有奖举报，采取外出务工人员往返登记等措施，有力打击了贩运、销售旱獭肉、油、皮张及其他附属品的违法行为。

布病发病率与经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有研究表明布病发病率与养殖规模、牲畜存栏数呈正相关性，并且随着病畜存栏数增加，布病发病率升高^[76]。科学养殖、科学管理将有效减少布病发病率。食用生牛、羊肉，生饮牛、羊奶、不干净的水源等也会造成布病及棘球蚴病发生与流行，造成传播。青藏高原地区野生食肉类动物众多，牧民牛、羊需要有牧犬保护，91%牧民喂养家犬，65%的羊与犬类密切接触，47%家犬与流浪犬直接接触^[77]。而且牧区流浪犬数量庞大，因宗教、社会等因素影响，犬类管控难度大^[78]，牧区家养犬及流浪犬因活动范围大，出现犬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更高^[79]。

田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是棘球蚴病野外循环的适宜中间宿主，并且小型啮齿类动物对草场破坏极大，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牧民们并不会去主动灭鼠，从而对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造成一定影响，加快了棘球蚴病的传播循环。有研究发现牧民按照传统方式进行季节性迁徙是新疆伊犁地区棘球蚴病发病率较高的原因，并且牧犬也会捕食小型啮齿动物，从而可能增加棘球蚴病发病率^[80]。同时，牧民等成年人对棘球蚴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较低，甚至半数以上被调查对象不知“人与牛、羊是怎样得棘球蚴病的”^[81]。

4 总结与展望

很多新发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病凶险，具有偶然性、突发性、未知性，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而容易造成大范围流行，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禽流感等，给我国及世界人民健康带来严重危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青藏高原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地貌丰富，生态环境多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物种资源，相对于大城市，人与自然交往更为密切。随着经济贸易发展，生态环境恢复，动物种群增加，人口流动加大，自然疫源性疾病带来的挑战远远没有减少。保护青藏高原这块生态净土，守护好青藏高原人民生命健康，不仅仅要从人类健康这一角度出发，还要探寻鼠疫等自然疫源性疾病及新发传染病的流行趋势，引入“同一健康”的理念，从“人-动物-环境”角度结合生态大环境、微环境、社会因素全面看待问题。控制鼠疫、布病、棘球蚴病等传统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传播的同时，需多部门加强监测，特别要警惕新发自然疫源性疾病，减少疾病危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