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Vol. 52
三嗪类除草剂(Triazine herbicides)又称三氮苯类除草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广泛应用于苗前或苗后除草，控制一年生草本科植物以及阔叶杂草的生长。三嗪类除草剂共有36个品种，分为对称三嗪类(1，3，5-三嗪类)和不对称三嗪类(1，2，4-三嗪类)，对称三嗪类是主要的商业除草剂，可进一步分为氯-三嗪(如阿特拉津(又名莠去津)、西玛津、特丁津)、硫甲基-s-三嗪(如扑草净、莠灭净、特丁净)、氟烷基-s-三嗪(如三嗪茚草胺、三嗪氟草胺)及甲氧基三嗪(如扑灭通、特丁通)。该类除草剂属于选择性除草剂，以光合系统Ⅱ(PSⅡ)的D1蛋白为作用靶标，通过抑制植物光合作用来发挥除草作用。在施药除草过程中仅有10%~30%能够被目标植物或土壤颗粒吸收，其余大部分会随降雨、灌溉或地表径流等途径污染地表水，最终汇入海洋[1]。中国是农业大国，为保障粮食生产，大量的三嗪类除草剂被使用[2]。此外，不仅在中国渤海湾及河流湖泊中检出扑草净的残留，也在希腊、捷克共和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水域检出扑草净的残留，其最高浓度可达4.4 μg/L。由于扑草净分子中所具有的三氮六元环结构使该类除草剂化学稳定性较强，故其在水体等介质中的半衰期较长。以扑草净为例，其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1~3个月，而在农田中半衰期长达12~18个月。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三嗪类除草剂除用于农田除草外，还应用于水产养殖中来去除水草、青苔和有害藻类，这导致其残留在水体环境中甚至水生生物体内，最终导致生物富集，沿食物链传递，危害人类健康。三嗪类除草剂在水生动物体内的残留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据报道2006年在中国出口日本的干紫菜中，检出扑草净超标(0.01 mg/kg)；2012年出口日本的浅蛤、蛏子、文蛤中检出扑草净残留超过基准值(0.01 mg/kg)[3]。此外，阿特拉津、西玛津和扑草净等三嗪类除草剂已经被证明是致癌物质和内分泌干扰物，接触三嗪类除草剂能够导致水生动物性发育异常、内分泌失调、雌性化等，甚至出现癌症风险。因此，如何降低三嗪类除草剂在环境中的浓度是目前众多学者和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水环境及土壤中的三嗪类除草剂除自然降解外，还可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方法有效降解，为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提供可靠保障，由此可见，三嗪类除草剂对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及对三嗪类除草剂的环境污染和防治已引起人类的普遍关注[4-6]。因此，本文综述了水生生态系统的三嗪类除草剂污染现状、对水生动物的毒性效应和毒性机制以及降解方法，以期更加全面和系统地研究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毒性效应和机制，也为开展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方法的研究提供依据。
1 三嗪类除草剂在水体及水生动物体内的污染现状 1.1 地表水与海洋中的三嗪类除草剂污染现状为了探究三嗪类除草剂的生态影响，首先应该总结其在水环境中的分布，三嗪类除草剂在世界各地的地表水中频繁被检出[4-15](见表 1)，其种类包括阿特拉津、扑草净、扑灭津、西玛津、特丁津、特丁净、环嗪酮等，它们的检出浓度范围为0.002~6.3 μg/L，检出率最高的是阿特拉津和扑草净，阿特拉津被检出的最高浓度(6.3 μg/L)超过了欧洲指令2008/105/EC规定的阿特拉津最大允许浓度(2 μg/L)(欧洲共同体理事会，2008a)[16]，也超过了欧盟(EC)《饮用水水质指令》中单项农药的最大允许水平(MPL，0.1 μg/L)和总农药的最大允许值(0.5 μg/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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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表水和海洋中三嗪类除草剂污染现状 Table 1 Pollution status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surface water and ocean |
中国地表水中也检测到多种三嗪类除草剂的残留，如：阿特拉津、扑草净、西玛津等，被检出的浓度范围为0.54~9.33 μg/L。扑草净和阿特拉津比其他三嗪类除草剂的检出率高，其中阿特拉津被检出的最高浓度为(5.28±0.43) μg/L，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特定项目的阿特拉津的最大允许浓度(3 μg/L)[18]。
三嗪类除草剂随地表径流污染了近岸海水，因此在中国近岸海域，被检出有阿特拉津、扑草净、扑灭津、莠灭净、特丁净、西草净、草净津等多种除草剂，其中阿特拉津的检出率最高，检出其浓度范围为0~627.5 ng/L[4-5, 11-15]。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均存在三嗪类除草剂含量超标现象，其对生活在近岸海域的水生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鱼类及海洋贝类等)的生态毒性值得关注。
1.2 水生动物和主要水产品中的三嗪类除草剂残留三嗪类除草剂不仅在地表水、海水中残留，还在水生动物和主要水产品中生物富集。2006年日本实施了《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药残含量超过0.01 mg/kg将被禁止进口[19]。从表 2[13, 15, 20-21]可见，部分水产品的三嗪类除草剂残留已出现超标现象。在中国山东沿海养殖区的贝类体内以及中国沿海地区刺参体内都检测出较高浓度的阿特拉津、扑草净和莠灭净；在中国浙江北部沿海地区的水产品中检测到浓度(7.24±8.24) μg/kg的阿特拉津，说明三嗪类除草剂容易在水生动物中生物富集。除此之外，在巴西圣保罗州河水中的双壳类动物中检测出莠灭净的残留，对水生动物的健康存在威胁。一方面，三嗪类除草剂在水生动物中的残留给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也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威胁；另一方面，生物蓄积导致水生动物机体的稳态失衡、生殖障碍、发育异常、内分泌紊乱、组织损伤甚至癌症和死亡，对生物体的生命活动具有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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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生动物和主要水产品中三嗪类除草剂残留现状 Table 2 Residual status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aquatic organisms and main aquatic products |
三嗪类除草剂的生态毒性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研究者针对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急性或慢性毒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以水体和水生动物体内检出率较高的阿特拉津和扑草净为例，2种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96 h-LC50范围分别为4.3~145.4和2.7~8.0 mg/L(见表 3[22-32])，表明2种除草剂在较低浓度下即可对多种水生动物产生显著毒性。迄今为止，已有多篇文献报道了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导致水生动物胚胎发育畸形、孵化率低、幼体发育异常等。郝明娇等[33]发现，阿特拉津会导致斑马鱼的孵化率降低，且存在剂量依赖效应，随着阿特拉津浓度的升高，斑马鱼胚胎的畸形(脊索弯曲等)发生率和死亡率都逐渐升高；Velisek等[34]研究表明，1 200和4 000 μg/L的扑草净会影响鲤鱼的早期发育，导致胚胎孵化率和胚胎存活率显著降低，个体发育迟缓，体长、体质量著降低，甚至造成了肝脏的组织损伤；高浓度的阿特拉津会使斑马鱼体质量呈现负增长趋势[25]；扑草净会抑制鲫鱼的生长，表现为体长、体质量和生长率降低[35]；西玛津、特丁净会导致鲤鱼体长、体质量降低，发育迟缓[36-37]；赛林霖[38]发现，西玛津会导致青鳉鱼出现超小个体等发育迟缓现象，阿特拉津会导致青鳉鱼畸形等发育异常现象；研究发现，阿特拉津导致潮间带河蟹(Neohelice granulata)的幼虫水肿和眼睛发育异常的发病率升高[39]。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从行为学、形态学、生理生态及基因酶活等多个层面评价了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呼吸系统、免疫和抗氧化系统以及生殖和内分泌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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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阿特拉津和扑草净的急性和慢性毒性 Table 3 Acute and chronic toxicity of atrazine and prometryne |
鳃是气体交换、主动和被动离子运输、酸碱调节和含氮废物排泄的场所。水生动物从水环境中通过鳃接触三嗪类除草剂[40]，环境污染物影响鳃上皮的形态结构，从而干扰水生动物的生理功能[41]。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鳃的形态损伤已成为许多组织病理学观察研究的主题。组织病理学观察在评估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环境造成的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暴露于30 mg/L阿特拉津96 h的鲤鱼鳃发生了严重的病变[42]；Mela等[43]研究表明，鲶鱼暴露于2、10、100 μg/L。阿特拉津96 h后导致鳃丝损伤指数升高；同样，暴露于扑草净的水生生物，也被观察到有组织学损伤的现象。1 200和4 000 μg/L扑草净导致早期发育阶段的鲤鱼鳃发生严重充血现象[34]，这很可能影响到鳃的气体交换、离子运输等过程。Khoshnood等[44]研究发现，阿特拉津会导致拟鲤属鱼的鳃上皮细胞坏死、充血、水肿、片状融合、增生及铺层细胞顶端微脊的坏死等，还导致鳃中离子细胞的数量显著减少、体积增大，说明阿特拉津严重影响了鱼类鳃的呼吸及离子调节功能。
2.3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免疫功能的毒性效应及作用机制 2.3.1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免疫功能的毒性效应免疫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宿主防御系统，在保护宿主免受病原体的入侵和抵抗诱发感染性疾病、癌症的环境刺激等方面发挥作用[45]。免疫系统的特性使得其容易受到污染物的干扰，研究发现，三嗪类除草剂能够通过抑制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防御机制等表现免疫毒性[46]。Blahova等[42]研究发现，将鲤鱼暴露于30 mg/L阿特拉津96 h会导致其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显著减少，这表明鱼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降低，鱼体处于应激状态。将鲤鱼暴露于西玛津后，鱼体白细胞计数显著下降[47]。丁辉[48]利用阿特拉津分别对体外培养的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进行染毒，并将鲫鱼成体长期暴露于阿特拉津，发现阿特拉津能抑制鲫鱼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活性功能。Khalil等[46]研究发现鲤鱼暴露于阿特拉津后，体内淋巴细胞活力和血清溶菌酶的活性均显著降低。
2.3.2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免疫功能的毒性作用机制三嗪类除草剂通过调控细胞因子的表达影响水生动物的免疫反应，引起细胞炎症反应，其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是免疫细胞间相互作用的淋巴因子，与白细胞介素受体(ILR)结合发挥作用，引起免疫反应，并在调节免疫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研究发现，阿特拉津可提高鲤鱼脾脏和头肾组织中IL-1β和ILR基因的表达，表明阿特拉津通过诱导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引起炎症反应[49]；鲤鱼暴露于阿特拉津后导致头肾中IL-1β mRNA表达量升高，从而引起鲤鱼炎症反应[46]；阿特拉津诱导了早期生命阶段的斑马鱼免疫因子IL-1β、IL-6、IL-8等的表达，使IL-1β、IL-6基因的表达水平升高，引起斑马鱼的免疫应答[50]。
2.4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抗氧化系统的毒性效应及作用机制 2.4.1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抗氧化系统的毒性效应在水生动物中，大多数三嗪类除草剂的毒性效应都与氧化应激的诱导相关，研究表明，三嗪类除草剂能够导致水生动物体内产生过多的活性氧(ROS)，导致氧化应激。氧化应激和抗氧化反应是水生动物应对三嗪类除草剂胁迫的最直接的体现，包括脂质过氧化、蛋白质损伤和DNA损伤等[51]，可以作为评价三嗪类除草剂暴露于水生动物的氧化应激的可靠及敏感指标，也可作为筛选三嗪类除草剂对海洋生物致毒影响的生物标志物的筛选提供理论支撑。刑厚娟[52]发现，阿特拉津也使得鲤鱼体内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MDA)含量升高，破坏了机体抗氧化防御系统及清除自由基功能；Mela等[43]发现鲶鱼暴露于阿特拉津中会导致肝脏和鳃中氧化应激反应；Destro等[53]的研究表明将高身丽脂鲤(Astyanax altiparanae)暴露于环境相关浓度的阿特拉津中，会导致鱼体中MDA含量升高；金鱼暴露于扑草净也会引起其肾脏和肝脏产生不同程度的氧化应激反应[54]；将鲤鱼长期暴露于扑草净还导致产生氧化应激和抗氧化反应[55]。一系列结果表明，三嗪类除草剂引起水生动物的氧化应激和抗氧化反应。
三嗪类除草剂除导致抗氧化系统的变化外，还导致水生动物体内代谢解毒系统的变化。大多数外来化合物的代谢是将其转化为具有更高水溶性的形式，从生物体排出。这种生物转化是由第一阶段的细胞色素P450(CYP450)和第二阶段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催化的，一般来说，这些酶可能在水生动物暴露于三嗪类除草剂时被诱导或抑制。董晓丽等[56]将斑马鱼暴露于阿特拉津后发现，暴露组斑马鱼肝脏微粒体中CYP450含量受到阿特拉津显著的诱导作用，但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CYP450含量又出现回落现象。同样，将鲤鱼鳃暴露于阿特拉津中，导致鱼鳃中CYP450含量显著升高[57]。
2.4.2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抗氧化系统的毒性作用机制三嗪类除草剂诱导的氧化应激是毒理学研究的一个共同课题。引起生物体内氧化应激的毒性作用机制之一为抗氧化酶活性的改变。在抗氧化系统中，当三嗪类除草剂引起生物体活性氧自由基增加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可以通过清除ROS来保护生物体免受氧化损伤，SOD能够将超氧阴离子(O2-)转化为H2O2，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将H2O2还原为氧和水。因此，SOD和CAT活性的诱导意味着O2-和H2O2的生成。此外，谷胱甘肽系统主要包括还原性谷胱甘肽(GSH)、GST、GPx和谷胱甘肽还原酶(GR)，对ROS的清除发挥重要作用。GST可以催化GSH与氧化产物的结合，GPx可以催化GSH产生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GR可将GSSG还原为谷胱甘肽。Santos等[58]研究发现，阿特拉津暴露于新热带鱼中会导致其肝脏中SOD、CAT、GPx、GSH酶活性降低，说明阿特拉津对新热带鱼的抗氧化酶产生了抑制作用；刑厚娟[52]发现，阿特拉津也使得鲤鱼体内CAT、GPx、SOD活性降低，因此导致脂质过氧化现象，引起了抗氧化系统的损伤；同时，鲤鱼在0.06 μg/L、2和4 mg /L西玛津下暴露14和28 d，会增加ROS的产生，导致脂质氧化损伤和抗氧化能力的抑制[59]；Mela等[43]发现鲶鱼暴露于阿特拉津，会导致肝脏和鳃中CAT、GPx和GR活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扑草净的暴露提高了金鱼肾脏和肝脏的SOD酶活性，导致肾脏中CAT和肝脏中GPx活性降低，因此导致的氧化应激反应[55]。
除此之外，GST还参与生物体内生物转化代谢外源化合物的过程。三嗪类除草剂导致水生动物体内代谢解毒酶的活性改变。Destro等[53]的研究表明环境相关浓度(0.5、1、2、10 μg/L)的阿特拉津会导致高身丽脂鲤(Astyanax altiparanae)肝脏中GST活性降低，从而使MDA含量升高，进而引起肝脏组织氧化损伤；将鲫鱼长期暴露于阿特拉津24 d后，会使其肝脏和肌肉中GST活性升高，但对鲫鱼肾脏中的活性产生抑制作用[60]；Mela等[43]研究表明，将鲶鱼暴露于2、10、100 μg/L阿特拉津96 h后，体内GST活性均受到抑制，在100 μg/L阿特拉津暴露组中，谷胱甘肽水平显著降低，因此阿特拉津导致肝脏和鳃丝损伤指数升高。另外，阿特拉津也导致斑马鱼肝微粒体的GST活性变化，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61]；Santos等[58]发现阿特拉津导致新热带鱼生物转化相关酶(EROD、GST)酶活性降低；扑草净会诱导金鱼的鳃、肾脏和肝脏中GST酶产生活性[55]；另外，将马鱼幼鱼暴露于90 μg/L的阿特拉津28 d后，会导致其GST活性显著降低[62]。综上，三嗪类除草剂对鱼类的抗氧化系统和解毒系统危害较大，但不同的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毒性响应不同。
三嗪类除草剂还能够引起水生动物体内抗氧化酶相关基因表达的变化，使抗氧化酶活性增加以清除体内多余自由基。Jin等[61]发现，阿特拉津能够引起斑马鱼肝脏组织中抗氧化酶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导致抗氧化酶的活性也随之变化。
2.5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生殖系统的毒性效应及作用机制 2.5.1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生殖系统的毒性效应虽然三嗪类除草剂主要作用于植物，但它们仍然可以严重扰乱动物细胞的发育、性别分化和生殖过程。大量的研究发现，三嗪类除草剂会导致水生动物产生性腺发育异常、产卵率低等现象。Tillitt等[63]研究表明，阿特拉津会扰乱雌性黑头呆鱼(Pimephales promelas)卵巢成熟，导致卵巢病变，进而降低了产卵率和产卵量；陈家长等[64]研究表明，阿特拉津能够使雄性鲫鱼血清雌二醇含量升高，影响雄性鲫鱼的性腺发育和生殖。Silveyra等[65]发现，3 mg/L阿特拉津对雌性河蟹(Neohelice granulata)的卵巢发育产生抑制作用。研究发现，阿特拉津会抑制雌性潮间带河蟹(Neohelice granulata)产卵后卵巢的再成熟[39]。
此外，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生殖功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王坡等[66]发现阿特拉津会干扰泥鳅性腺的功能，使其精子数减少、卵母细胞数增多。阿特拉津会导致鲤鱼性激素分泌增加，促进卵巢的发育而抑制精巢的发育[67-68]。Salaberria等[69]报道了将虹鳟鱼暴露于200 μg/kg的阿特拉津中，发现睾酮水平明显降低，而17-β雌二醇(E2)水平明显升高。刑厚娟等[52]发现，鲤鱼暴露于阿特拉津后，导致其血清中的E2升高；赛林霖[38]发现，阿特拉津会导致雄性青鳉鱼雌性化、性腺发育异常，进而导致日产卵量、性腺指数(GSI)、受精率和孵化率都受到了显著影响。
2.5.2 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生殖的毒性作用机制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毒性作用机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阿特拉津、西玛津等对鱼类具有雌激素效应，通过扰乱性激素合成等途径，从而影响生殖能力。研究发现，阿特拉津干扰了泥鳅性腺功能，使其精子数减少、卵母细胞数增多，主要是因为阿特拉津能够增强卵巢CYP19A基因的表达，导致芳香化酶活性增高、雌激素水平升高[66]。
另一个方面，三嗪类除草剂能与内源性雌激素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进而导致雌性化相关基因表达量的变化，从而引起激素分泌异常。研究发现，阿特拉津诱导鲤鱼肝脏中ER-α、VTG-Ⅱ基因(卵巢发育相关基因)的表达增强，这是导致性激素分泌增加、促进卵巢的发育而抑制精巢的发育的原因[67-68]。Salaberria等[69]报道了将虹鳟鱼暴露于200 μg/kg的阿特拉津中，阿特拉津导致雌激素受体激活增加，诱导卵黄发生，使血浆中雌性特异性蛋白——卵黄原蛋白(VTG)浓度升高，表现出雌激素效应。阿特拉津能诱导雄性斑马鱼体内VTG蛋白的表达[25]；刑厚娟等[52]发现，阿特拉津暴露鲤鱼后，肝脏中的ER-α和VTG-Ⅱ mRNA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导致血清中的E2升高；赛林霖的研究[38]发现，将青鳉鱼暴露于阿特拉津中会使其肝脏中VTG-1和ER-α基因表达量显著升高，证明西玛津和阿特拉津是通过影响雌激素受体基因的表达而发挥雌激素效应的。
3 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方法三嗪类除草剂在环境中以及生物体内会发生降解，在不同的介质中降解需要的时间不同，例如：扑草净在淡水中的平均半衰期为28 d，海水中为55~70 d，在土壤中半衰期则长达274~316 d，微生物和生物降解的存在会缩短半衰期[70]；阿特拉津在海水中半衰期为300 d[71]，在淡水中约为742 d，在土壤中平均半衰期约为146 d[72]。由于三嗪类除草剂结构稳定，半衰期长，严重危害着水产品的安全，因此，应当加强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为加快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需要借助物理降解法(吸附去除法、纳米过滤、凝聚沉淀等)、化学降解法(光催化法、臭氧氧化法)和生物降解法(微生物和植物降解)等。
3.1 物理降解法物理降解法包括吸附去除技术、纳米过滤、凝聚沉淀等。吸附去除技术是使用不同的吸附材料(活性炭、沸石、改性木炭、生物质和生物质炭等)去除三嗪类除草剂的方法。刘娜等[73]将吉林地区农业上废气的大豆秆制备成生物炭用于吸附废水中的阿特拉津，对废水中5 mg/L的阿特拉津的吸附效率可高达92.18%。颗粒状、粉末状活性炭吸附和活性碳纤维是去除三嗪类除草剂常见的吸附材料。为提高活性炭的吸附效率，众多学者纷纷研究吸附能力更强的活性炭材料，有研究发现，使用滤芯为F400的颗粒活性炭是一种比滤芯为Norit1240W的颗粒活性炭更好的吸附材料，该材料去除三嗪类除草剂的去除率在18%~60%之间[74]；在生物炭CS400和CS200去除西玛津的实验中，发现生物炭CS400吸附能力比生物炭CS200强[75]。此外，纳米过滤技术也应用广泛，NF90纳滤膜对水溶液中莠去津的截留效果较好[76]。为了提高物理材料的去除性能，更多的学者在探索去除三嗪类除草剂的理想材料，但物理方法不能完全去除三嗪类除草剂，且吸附污染物后的废弃吸附剂的处理问题又将面临挑战。
3.2 化学降解法化学降解法包括Fenton和类Fenton氧化、过硫酸盐氧化、臭氧氧化、电化学氧化和光化学氧化等。其中，利用臭氧去除法降解三嗪类除草剂实质是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使其快速分解，臭氧降解的根本原因是羟基自由基发挥作用。因为通过添加适当比例的过氧化氢可产生更多的羟基自由基，所以在三嗪类除草剂中可以通过去除侧链脱氯、侧链烷基而降解。李绍峰等[77-78]发现了臭氧/过氧化氢联合去除水中西玛津扑草净的最佳条件：西玛津浓度为2 mg/L时，过氧化氢与臭氧摩尔比为0.7，臭氧浓度为10 mg/L，室温(26 ℃)下，pH=7~8，西玛津的去除率最高可达87.1%；当扑草净初始浓度为2 mg/L时, 在H2O2/O3值为0.7、O3投量为16.8 mg/L、温度为25 ℃、pH值为6.2的最佳条件下, O3/H2O2体系对扑草净的去除率接近93%。此外，有研究发现羟胺(HA)能够提高臭氧氧化去除阿特拉津的效率[79]。臭氧去除法存在污染少，降解效率高等优点，但臭氧的制备提高了制备成本，且臭氧浓度过高对人类也有一定的危害。
光催化氧化法是利用半导体材料(TiO2、BiOBr等)在光的作用下降解三嗪类除草剂。通常，将TiO2与其他材料相结合可有效提高降解速率，研究发现，通过将半导体材料TiO2结构进行修饰，再制成纳米TiO2膜和纳米管状结构TiO2，可以提高降解废水中的阿特拉津的效率[80]；蒋晨[81]发现，将合成的Fe3O4@TiO2材料添加到土壤中能促进扑草净的光降解，可有效缩短扑草净光降解的半衰期。光催化降解法具有耗能小、成本低、操作简便、降解速率快和无毒无污染等优点，与其他处理方法相比，光催化降解法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具有显著优势。
3.3 生物降解法微生物降解法是利用微生物的酶促反应来降解污染物。对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主要通过生物浓缩或累积、共代谢和矿化作用等，涉及的微生物包括细菌、放线菌、真菌、藻类等[82-84]。为高效降解三嗪类除草剂，王辉等[84]通过筛选菌株的培养条件得到高效菌株；Jiang等[85]利用混合菌株，刘春等[86]将细菌进行基因工程改造来提高细菌的降解效率；周宁等[87]发现了以阿特拉津为唯一碳源、氮源的菌株Z9，培养14 d后在一定条件下对阿特拉津的降解率可达77.7%，并发现混合菌株去除阿特拉津的效果优于单一菌株的去除效果；杨晓燕等[88]分离得到以阿特拉津为唯一氮源生长的高效降解阿特拉津的产脲节杆菌，能在30 ℃和pH=7条件下6 d完全降解500 mg/L的阿特拉津；周际海等[89]分离得到降解扑草净的菌株L-2，对40 mg/L的扑草净12 d的降解效率达65.4%。从降解阿特拉津和扑草净的细菌分类上来说，降解阿特拉津的细菌中革兰氏阳性菌居多[83]，而降解扑草净的细菌中革兰氏阴性菌较多[90]；其中，以阿特拉津为唯一碳源和氮源的菌株中，不同的培养条件下降解效率不同，如：菌株(Arthrobacter sp.X-4)在pH=7、温度为30 ℃条件下，降解100 mg/L的阿特拉津42 h，降解效率为95.7%[91]；菌株(Arthrobacter ureafaciens CS3)在同样条件下，8 h可完全降解50 mg/L的阿特拉津[88]；菌株(Citricoccus sp.TT3)相同条件下要用66 h才能完全降解50 mg/L的阿特拉津[92]；菌株(Arthrobacter sp.L-1) 相同条件下降解500 mg/L的阿特拉津96 h，降解效率为94.8%[93]；菌株(Pseudomonas sp.SA1)在pH=7、温度为37 ℃时，降解500 mg/L的阿特拉津48 h，降解效率为90%[94]。
利用植物降解法降解三嗪类除草剂是通过植物根系的代谢、吸收和叶表的吸收，或在植物体内降解。Perkovich等[95]发现地肤草可以有效矿化该植物根基土壤处的阿特拉津；Qu等[96]的研究发现，沉水植物如菹草和狐尾藻可有效降解阿特拉津。植物还会通过根系分泌释放的酶(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酶等)将三嗪类除草剂降解为根系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糖类、氨基酸等)，小分子物质还可以为根系周围的微生物提供营养，促进根系的生长，并促进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96-98]。Mckinlay和Kasperek[99]研究发现阿特拉津的去除主要依靠植物根系的微生物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植物体内的GST能够将三嗪类除草剂与谷胱甘肽结合生成溶于水的结合体，使三嗪类除草剂失去活性，从而降解三嗪类除草剂。利用生物降解法降解土壤、水体中残留的三嗪类除草剂具有高效、低成本、无二次污染等优点，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可以利用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对能够降解三嗪类除草剂的植物或微生物进行改造，以提高其降解能力[83]。
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降解法各有利弊，在三嗪类除草剂的降解过程中，单一的降解方法很难完全去除三嗪类除草剂，多种降解方法的结合既可以充分降解，还可以提高降解效率、节省时间。如：邬鑫将真菌(酿酒酵母菌)和Fe3O4纳米材料组合在一起合成一种绿色经济的生物纳米材料，可有效去除废水中的阿特拉津[100]。随着三嗪类除草剂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降解方法的效率、安全、环保等方面仍面临着很大挑战。
4 展望世界人口数量在持续增长，而可耕地面积却在迅速减少，为保障粮食安全，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势在必行，届时农田中除草剂的使用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由此引发的水体除草剂污染现象会进一步加剧。今后的研究方向应集中在三嗪类除草剂环境污染治理问题，高效且环保的降解方法是未来降解的趋势，其中生物降解方法被认为是未来三嗪类除草剂降解最安全的方法，但实验条件下的微生物群落是否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产生共降解作用，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三嗪类除草剂对水生动物的生态毒性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 [1] |
Li D, Daler D. Ocean pollution from land-based sources: East China Sea, China[J]. Ambio, 2004, 33(1): 107-113. DOI:10.1579/0044-7447-33.1.107 (  0) |
| [2] |
柏亚罗, 石凌波. 三嗪类除草剂的全球市场及发展前景[J]. 现代农药, 2018, 17, 99(3): 4-11, 24. Bai Y L, Shi L B. Global market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riazine herbicides[J]. Modern Pesticide, 2018, 17, 99(3): 4-11, 24. ( 0) |
| [3] |
李庆鹏, 秦达, 崔文慧, 等. 我国水产品中农药扑草净残留超标的警示分析[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4(1): 108-112. Li Q P, Qin D, Cui W H, et al. Warning analysis of pesticide prometryne residue in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Inspection, 2014(1): 108-112. ( 0) |
| [4] |
马晓雁, 高乃云, 李青松, 等. 黄浦江原水及水处理过程中内分泌干扰物状况调查[J]. 中国给水排水, 2006, 22(19): 1-4. Ma X Y, Gao N Y, Li Q S, et al. Investigation on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in raw water and water treatment process of Huangpu River[J].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 China, 2006, 22(19): 1-4. DOI:10.3321/j.issn:1000-4602.2006.19.001 ( 0) |
| [5] |
李竺, 陈玲, 郜洪文, 等. 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环境水样中的三嗪类化合物[J]. 色谱, 2006, 24(3): 267-270. Li Z, Chen L, Gao H W, et al. Determination of triazine compounds inenvironmental water samples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J]. Chromatogram, 2006, 24(3): 267-270. DOI:10.3321/j.issn:1000-8713.2006.03.013 ( 0) |
| [6] |
Vryzas Z, Vassiliou G, Alexoudis C,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surface waters in northeastern Greece[J]. Water Research, 2009, 43(1): 1-10. DOI:10.1016/j.watres.2008.09.021 ( 0) |
| [7] |
Caquet T, Roucaute M, Mazzella N, et al. Risk assessment of herbicides and booster biocides along estuarine continuums in the Bay of Vilaine area (Brittany, Franc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3, 20(2): 651-666. DOI:10.1007/s11356-012-1171-y ( 0) |
| [8] |
Allinson G, Allinson M, Bui A D, et al. Pesticide and trace metals in surface waters and sediments of rivers entering the Corner Inlet Marine National Park, Victoria, Australi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lution Research, 2016, 23(6): 5881-5891. ( 0) |
| [9] |
Cerejeira M J, Viana P, Batista S, et al. Pesticides in Portuguese surface and ground waters[J]. Water Research, 2003, 37(5): 1055-1063. DOI:10.1016/S0043-1354(01)00462-6 ( 0) |
| [10] |
Buser, Rudolf H. Atrazine and other s-triazine herbicides in lakes and in rain in Switzerland[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1990, 24(7): 1049-1058. ( 0) |
| [11] |
徐英江, 刘慧慧, 任传博, 等. 莱州湾海域表层海水中三嗪类除草剂的分布特征[J]. 渔业科学进展, 2014, 35(3): 34-39. Xu Y J, Liu H H, Ren C B, et 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surface seawater of Laizhou Bay[J]. Advances in Fishery Science, 2014, 35(3): 34-39. ( 0) |
| [12] |
Ly A, Hl A, Yza B, et al.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the Bohai Sea and the Yellow Sea and their toxicity to phytoplankton at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9, 133(Part A): 105175-105175. ( 0) |
| [13] |
乔丹, 刘小静, 张华威, 等. 山东沿海贝类中除草剂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J]. 中国渔业质量与标准, 2017, 7(3): 22-29. Qiao D, Liu X J, Zhang H W, et al.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herbicides in shellfish in Shandong Coastal Area[J]. Fishery Quality and Standard in China, 2017, 7(3): 22-29. DOI:10.3969/j.issn.2095-1833.2017.03.004 ( 0) |
| [14] |
任传博, 田秀慧, 张华威, 等. 固相萃取-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海水中13种三嗪类除草剂残留量[J]. 质谱学报, 2013, 34(6): 353-361. Ren C B, Tian X H, Zhang H W, et al. Determination of 13 triazine herbicides residues in seawater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J]. Journal of Mass Spectrometry, 2013, 34(6): 353-361. ( 0) |
| [15] |
Xue Y, Zhang Z M, Zhang R R, et al. Aquaculture-derived distribution, partitioning,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trazine and its metabolites in seawater, sediment, and organisms from a typical semi-closed mariculture bay[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0, 271: 116362. ( 0) |
| [16] |
Parliament T E, Union T. Directive 2008/10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16 december 2008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water policy. 2008.
( 0) |
| [17] |
刘冬梅. 国际饮用水水质标准发展趋势[J]. 给水排水动态, 2012(5): 40-42. Liu D M.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J].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ynamics, 2012(5): 40-42. ( 0) |
| [18] |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J]. 中国环保产业, 2002(6): 8-9.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 for surface water[J].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2002(6): 8-9. ( 0) |
| [19] |
吴晓丰, 沈毅诚, 孙蓓玲.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我国出口水产品面临的严峻挑战[J]. 中国动物检疫, 2006, 23(6): 49-50. Wu X H, Shen Y C, Sun B L. Japan's positive list system——Severe challenges to China's export of aquatic product[J]. Animal quarantine in China, 2006, 23(6): 52-53. ( 0) |
| [20] |
任传博, 田秀慧, 孙岩, 等. 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中13种三嗪类除草剂残留情况及风险评估[J]. 现代食品科技, 2014, 30(3): 244-249. Ren C B, Tian X H, Sun Y, et al. Residue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13 triazine herbicides in sea cucumber Apostichopus japonicus[J].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30(3): 244-249. ( 0) |
| [21] |
Jacomini A E, Camargo P, Avelar W, et al. Assessment of ametryn contamination in river water, river sediment, and mollusk bivalves in So Paulo state, Brazil[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 Toxicology, 2011, 60(3): 452-461. ( 0) |
| [22] |
Prasad T, Reddy D C. Atrazine toxicity on hydromineral balance of fish, Tilapia mossambicus[J]. Ecotoxicology & Environmental Safety, 1994, 28(3): 313-316. ( 0) |
| [23] |
Neskovic N K, Elezovic I, Karan V, et al. Acute and subacute toxicity of atrazine to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Ecotoxicol Environ Saf, 1993, 25(2): 173-182. DOI:10.1006/eesa.1993.1016 ( 0) |
| [24] |
Worthing C R, Walker R. The Pesticide Manual: A World Compendium[M]. Thornton Heath: British Crop Protection Council, 1987.
( 0) |
| [25] |
孟昭璐, 刘皓慈, 戎奕, 等. 阿特拉津对斑马鱼影响的研究[J]. 职业与健康, 2008, 24(3): 205-208. Meng Z L, Liu H C, Rong Y, et 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zebrafish[J]. Occupation and Health, 2008, 24(3): 205-208. DOI:10.3969/j.issn.1004-1257.2008.03.001 ( 0) |
| [26] |
刘晓旭, 施蔡雷, 曹慧, 等. 铜和阿特拉津对瓯江彩鲤的联合毒性研究[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9(4): 263-267. Liu X X, Shi C L, Cao H, et al. Joint toxicity of copper and atrazine to oujiang color carp (Cyprinus carpio var. color)[J].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2010, 9(4): 263-267. DOI:10.3969/j.issn.1674-232X.2010.04.006 ( 0) |
| [27] |
Eisler B R. Atrazine hazards to fish, wildlife and invertebrates: A synoptic review[J]. Contaminant Hazard Reviews, 1989, 85(25): 1-64. ( 0) |
| [28] |
Agency E P. Reregistration eligibility decision (RED): Propoxur[J]. Encyclopedia of Toxicology, 1997, 48(1): 63-68. ( 0) |
| [29] |
Kegley S, Hill B, Orme S, et al.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PAN Pesticides Database—Chemicals[EB/OL]. (2010-03-11). https://www.pesticideinfo.org
( 0) |
| [30] |
Popova G V.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 of the herbicide prometryn on fish[J]. Nauchnye Osnovy Okhrany Prirody, 1976, 4: 118-125. ( 0) |
| [31] |
付晓苹, 刘巧荣, 许玉艳, 等. 扑草净对人体健康及水生环境的安全性评价[J]. 中国农学通报, 2015, 31(35): 49-57. Fu X P, Liu Q Y, Xu Y Y, et al. Safety assessment of prometryne to human health and aquatic environment[J]. Chinese Bulletin of Agronomy, 2015, 31(35): 49-57. DOI:10.11924/j.issn.1000-6850.casb15080045 ( 0) |
| [32] |
谢剑, 戴习林, 臧维玲, 等. 扑草净对两种虾和两种水草的毒性研究[J]. 湖南农业科学, 2010(12): 147-150. Xie J, Dai X L, Zang W L, et al. Toxicity of prometryne to two species of shrimps and two species of aquatic plants[J]. Hunan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0(12): 147-150. ( 0) |
| [33] |
郝明娇, 王静慧, 王丰, 等. 除草剂阿特拉津对斑马鱼胚胎毒性的研究[J]. 科技视界, 2018, 244(22): 73-74. Hao M J, Wang J H, Wang F, et al. Study on the embryotoxicity of herbicide atrazine to zebrafish[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rizon, 2018, 244(22): 73-74. ( 0) |
| [34] |
Velisek J, Stara A, Koutnik D, et al. Effects of prometryne on early life stages of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2015, 118: 58-63. DOI:10.1016/j.pestbp.2014.11.011 ( 0) |
| [35] |
杨振江, 黄岁樑, 孔文文, 等. 扑草净对鲫鱼(Carassius auratus)生长的影响及其导致的水体营养盐变化[J].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2020, 31(5): 44-52. Yang Z J, Huang S L, Kong W W, et al. Effects of prometryne on the growth of Carassius auratus and the changes of nutrients in water body[J].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ater Engineering, 2020, 31(5): 44-52. ( 0) |
| [36] |
Velisek J, Stara A, Machova J, et al. Effects of low-concentrations of simazine on early life stages of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Neuro Endocrinology Letters, 2012, 33(Sup3): 90-95. ( 0) |
| [37] |
Štěpánová S, Plhalová L, Doleželovaá P, et al. The effects of subchronic exposure to terbuthylazine on early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ommon carp[J].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2012, 2012: 615920. ( 0) |
| [38] |
赛林霖. 环境雌激素西玛津和阿特拉津对青鳉鱼发育影响的分子毒理学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Sai L S. Molecular Toxicology of Environmental Estrogens Simazine and Atrazine on Medaka Development[D]. Jina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06. ( 0) |
| [39] |
álvarez, Natalia Belén, Avigliano L, Loughlin C M, et al. The adverse effect of the herbicide atrazine on the reproduction in the intertidal varunid crab Neohelice granulata (Dana, 1851)[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15, 1: 1-6. DOI:10.1016/j.rsma.2014.12.001 ( 0) |
| [40] |
Gunkel G. Bioaccumulation of a herbicide (atrazine, s-triazine) in the whitefish (Coregonus fera J.): Uptak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residue in fish[J]. Archiv fur Hydrobiologie, 1981, 59(Sup): 252-287. ( 0) |
| [41] |
Evans D H. The fish gill: Site of action and model for toxic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87, 71: 47-58. DOI:10.1289/ehp.877147 ( 0) |
| [42] |
Blahova J, Modra H, Sevcikova M, et al. Evaluation of biochemical, haematological, and histopathological responses and recovery ability of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 after acute exposure to atrazine herbicide[J].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4, 2014: 980948. ( 0) |
| [43] |
Mela M, Guiloski I C, Doria H B, et al. Effects of the herbicide atrazine in neotropical catfish (Rhamdia quelen)[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3, 93: 13-21. DOI:10.1016/j.ecoenv.2013.03.026 ( 0) |
| [44] |
Khoshnood Z, Jamili S, Khodabandeh S. Histopathologic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gills of Caspian kutum Rutilus frisii kutum fingerlings[J]. Diseases of Aquatic Organisms, 2015, 113(3): 227-234. DOI:10.3354/dao02850 ( 0) |
| [45] |
Dhouib I, Jallouli M, Annabi A, et al. From immunotoxicity to carcinogenicity: The effects of carbamate pesticides on the immune system[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6, 23(10): 9448-9458. DOI:10.1007/s11356-016-6418-6 ( 0) |
| [46] |
Khalil S R, Reda R M, Awad A. Efficacy of Spirulina platensis diet supplements on disease resistanceand immune-related gene expression in Cyprinus carpio L. exposed toherbicide atrazine[J]. Fish & Shellfish Immunology, 2017, 119-128. ( 0) |
| [47] |
Velisek J, Stara A, Machova J, et al. Effects of long-term exposure to simazine in real concentrations on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2, 76: 79-86. DOI:10.1016/j.ecoenv.2011.10.013 ( 0) |
| [48] |
丁辉. 两种环境激素对鲫鱼的免疫毒性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Ding H. Immunotoxicity of Two Environmental Hormones on Carassius auratus[D].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2008. ( 0) |
| [49] |
王旭. 阿特拉津和毒死蜱单一及联合亚慢性暴露对鲤鱼免疫器官的毒性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11. Wang X. Subchronic Toxicity of Single and Combined Exposure to Atrazine and Chlorpyrifos on Immune Organs of Carp[D]. Harbi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1. ( 0) |
| [50] |
刘珍珍. 阿特拉津及其主要代谢产物对斑马鱼幼鱼神经和免疫毒性的研究[D].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2016. Liu Z Z. Neurotoxicity and Immunotoxicity of Atrazine and Its Major Metabolites on Juvenile Zebrafish[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 0) |
| [51] |
Kim J H, Kang J C. The arsenic accumulation and its effect on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s in juvenile rockfish, Sebastes schlegelii, exposed to waterborne arsenic (As3+)[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2015, 39(2): 668-676. DOI:10.1016/j.etap.2015.01.012 ( 0) |
| [52] |
邢厚娟. 阿特拉津和毒死蜱单一及联合暴露对鲤鱼毒理作用的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10. Xing H J.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Single and Combined Exposure of Atrazine and Chlorpyrifos on Carp[D]. Harbi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0. ( 0) |
| [53] |
Destro A L F, Silva S B, Gregório K P, et al. Effects of subchronic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ly relevant concentrations of the herbicide atrazine in the Neotropical fish Astyanax altiparanae[J]. Ecotoxicol Environ Saf, 2021, 208: 111601. DOI:10.1016/j.ecoenv.2020.111601 ( 0) |
| [54] |
Mosiichuk N M, Husak V V, Maksymiv I V, et al. Toxicity of environmental Gesagard to goldfish may be connected with induction of low intensity oxidative stress in concentration-and tissue-related manners[J]. Aquatic Toxicology, 2015, 165: 249-258. DOI:10.1016/j.aquatox.2015.06.007 ( 0) |
| [55] |
Stara A, Kristan J, Zuskova E, et al. Effect of chronic exposure to prometryne on oxidative stress and antioxidant response in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Pesticid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 2013, 105(1): 18-23. DOI:10.1016/j.pestbp.2012.11.002 ( 0) |
| [56] |
董晓丽. 莠去津对斑马鱼解毒酶系的影响及DNA损伤研究[D]. 泰安: 山东农业大学, 2009. Dong X 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Detoxification Enzymes and DNA Damage in Zebrafish[D]. Taia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09. ( 0) |
| [57] |
Fu Y, Li M, Liu C, et al. Effect of atrazine and chlorpyrifos exposure on cytochrome P450 contents and enzyme activities in common carp gills[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3, 94: 28-36. DOI:10.1016/j.ecoenv.2013.04.018 ( 0) |
| [58] |
Santos T G, Martinez C. Atrazine promotes biochemical changes and DNA damage in a Neotropical fish species[J]. Chemosphere, 2012, 89(9): 1118-1125. DOI:10.1016/j.chemosphere.2012.05.096 ( 0) |
| [59] |
Stara A, Machova J, Velisek J. Effect of chronic exposure to simazine on oxidative stress and antioxidant response in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J].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2012, 33(2): 334-343. DOI:10.1016/j.etap.2011.12.019 ( 0) |
| [60] |
陈家长, 孟顺龙, 瞿建宏, 等. 低浓度阿特拉津对鲫鱼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s)活性的影响[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1, 23(1): 68-72. Chen J C, Meng S L, Qu J H, et al. Effects of low concentration of atrazine on glutathione-S-transferases (GSTs) activities in Carassius auratus[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11, 23(1): 68-72. ( 0) |
| [61] |
Jin Y, Zhang X, Shu L, et al.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and gene expression with atrazine exposure in adult female zebrafish (Danio rerio)[J]. Chemosphere, 2010, 78(7): 846-852. DOI:10.1016/j.chemosphere.2009.11.044 ( 0) |
| [62] |
Blahová J, Plhalová L, Hostovsky M, et al.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s in zebrafish Danio rerio after subchronic exposure to atrazine[J].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13, 61: 82-85. DOI:10.1016/j.fct.2013.02.041 ( 0) |
| [63] |
Tillitt D E, Papoulias D M, Whyte J J, et al. Atrazine reduces reproduction in fathead minnow (Pimephales promelas)[J]. Aquatic Toxicology, 2010, 99(2): 149-159. DOI:10.1016/j.aquatox.2010.04.011 ( 0) |
| [64] |
陈家长, 孟顺龙, 胡庚东, 等. 阿特拉津对雄性鲫鱼血清雌二醇含量的影响[J]. 生态学杂志, 2007(7): 1068-1073. Chen J C, Meng S L, Hu Y D, et 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serum estradiol content in male Carassius auratus[J]. Journal of Ecology, 2007(7): 1068-1073. DOI:10.3321/j.issn:1000-4890.2007.07.019 ( 0) |
| [65] |
Silveyra G R, Canosa I S, EM Rodríguez, et 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ovarian growth, in the estuarine crab Neohelice granulata[J].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 Physiology Part C Comparative Pharmacology, 2017, 192: 1-6. ( 0) |
| [66] |
王坡, 王芳, 张瑞华, 等. 阿特拉津对泥鳅性腺及性别分化相关基因的影响[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5(3): 109-117. Wang P, Wang F, Zhang R H, et 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genes related to gonad and sex differentiation in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7, 45(3): 109-117. ( 0) |
| [67] |
韩英, 郝其睿, 魏菁, 等. 毒死蜱和阿特拉津对鲤肝脏的影响[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15(3): 67-73. Han Y, Hao Q R, Wei J, et al. Effects of chlorpyrifos and atrazine on liver of common carp[J]. 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5(3): 67-73. DOI:10.3969/j.issn.1005-9369.2015.03.010 ( 0) |
| [68] |
赵荣伟. 阿特拉津和毒死蜱对鲤生殖发育及抗氧化能力的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14. Zhao R W. Effects of Atrazine and Chlorpyrifos on Reproductive Development and Antioxidant Capacity in Common Carp (Cyprinus carpio L. )[D]. Harbi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4. ( 0) |
| [69] |
Salaberria I, Hansen B H, Asensio V, et al. Effects of atrazine on hepatic metabolism and endocrine homeostasis in 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J]. Toxicol Appl Pharmacol, 2009, 234(1): 98-106. DOI:10.1016/j.taap.2008.09.023 ( 0) |
| [70] |
Iki D. Prometryn[M]// Wexler P. Encyclopedia of Toxicology. 3rd ed, Salt Lake City: Academix Press, 2014: 1077-1081.
( 0) |
| [71] |
Mercurio P, Mueller J F, Eaglesham G, et al. Degradation of herbicides in the tropical marine environment: Influence of light and sediment[J]. PLoS One, 2016, 11(11): e0165890. DOI:10.1371/journal.pone.0165890 ( 0) |
| [72] |
Bethsass J, Colangelo A. European Union bans atrazine,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negotiates continued u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 Environmental Health, 2016, 12(3): 260-267. ( 0) |
| [73] |
刘娜, 杨亚冬, Charrua A B, 等. 响应曲面法优化生物质炭去除水溶液中的阿特拉津[J].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2016(4): 1199-1207. Yang N, Yang Y D, Charrua A B, et al. Optimization of atrazine removal from aqueous solution by biochar using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 (Earth Sciences), 2016(4): 1199-1207. ( 0) |
| [74] |
Ilavsky J, Barloková D, Marton M. Triazine herbicides removal from water with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C]//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Bristol: IOP Publishing, 2020, 609(1): 012088.
( 0) |
| [75] |
张桂香, 郭文帝, 何秋生, 等. 离子强度, Cd2+和pH对生物炭吸附西玛津的影响[J]. 土壤, 2015(4): 733-739. Zhang G X, Guo W D, He Q S, et al. Effects of Ionic Strength, Cd2+ and pH on Adsorption of Simazine by Biochar[J]. Soil, 2015(4): 733-739. ( 0) |
| [76] |
Ahmad A L, Tan L S, Shukor S. Dimethoate and atrazine retention from aqueous solution by nanofiltration membrane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8, 151(1): 71-77. DOI:10.1016/j.jhazmat.2007.05.047 ( 0) |
| [77] |
李绍峰, 石冶, 张荣全. 臭氧过氧化氢降解西马津试验研究[J]. 环境科学, 2008, 29(7): 1914-1918. Li S F, Shi Z, Zhang R Q. Degradation of simazine by ozone and hydrogen peroxid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8, 29(7): 1914-1918. DOI:10.3321/j.issn:0250-3301.2008.07.026 ( 0) |
| [78] |
李绍峰, 孙颖, 李平, 等. 臭氧/过氧化氢降解扑草净试验研究[J]. 中国给水排水, 2010, 26(23): 79-82. Li S F, Sun Y, Li P, et al. Study on degradation of prometryne by ozone/hydrogen peroxide[J].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n China, 2010, 26(23): 79-82. ( 0) |
| [79] |
许可, 贲伟伟, 强志民. 羟胺促进臭氧氧化降解阿特拉津[J]. 环境化学, 2017, 36(2): 207-213. Xu K, Ben W W, Qiang Z M. Hydroxylamine promotes ozonation degradation of atrazine[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7, 36(2): 207-213. ( 0) |
| [80] |
霍爱群, 谭欣. 纳米TiO2膜光催化降解废水中阿特拉津的研究[J]. 工业水处理, 1998, 18(3): 25-26. Huo A Q, Tan X. Study on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atrazine in wastewater by Nano-TiO2 film[J]. Industrial Water Treatment, 1998, 18(3): 25-26. ( 0) |
| [81] |
蒋晨. 几种三嗪类除草剂在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和光降解研究[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17. Jiang C. Biodegradation and Photodegradation of Several Triazine Herbicides in Soil[D]. Nanj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7. ( 0) |
| [82] |
陈冬梅, 关俊杰, 张桂柯, 等. 农药的微生物降解研究现状[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48(5): 42-49. Chen D M, Guan J J, Zhang G K, et al. Research status of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pesticide[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0, 48(5): 42-49. ( 0) |
| [83] |
李娜, 吉莉, 张桂香. 除草剂阿特拉津生物降解研究进展[J]. 太原科技大学学报, 2020, 41(2): 80-86. Li N, Ji L, Zhang G X. Research progress on biodegradation of herbicide atrazine[J]. Journal of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0, 41(2): 80-86. ( 0) |
| [84] |
王辉, 赵春燕, 李宝明, 等. 微生物降解阿特拉津的研究进展[J]. 土壤通报, 2005(5): 791-794. Wang H, Zhao C Y, Li B M,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atrazine[J]. Soil Bulletin, 2005(5): 791-794. DOI:10.3321/j.issn:0564-3945.2005.05.034 ( 0) |
| [85] |
Jiang Z, Zhang X Y, Wang X, et al. Enhanced biodegradation of atrazine by Arthrobacter sp. DNS10 during co-culture with a phosphorus solubilizing bacteria: Enterobacter sp. P1[J]. Ecotoxicology &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9. ( 0) |
| [86] |
刘春, 黄霞, 王慧. 基因工程菌对阿特拉津的降解动力学及其影响因素[C]//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学术研讨会.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05. Liu C, Huang X, Wang H. Degradation kinetics of atrazine by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trai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C]//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Beijing: Chinese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05. ( 0) |
| [87] |
周宁. 莠去津降解菌的筛选及动力学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12, 40(11): 338-338. Zhou N. Screening of atrazine-degrading bacteria and study on its kinetic[J]. 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2, 40(11): 338-338. DOI:10.3969/j.issn.1002-1302.2012.11.135 ( 0) |
| [88] |
杨晓燕, 李艳苓, 魏环宇, 等. 阿特拉津降解菌CS3的分离鉴定及其降解特性的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6): 1149-1158. Yang X Y, Li Y L, Wei H Y, et al.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trazine-degrading strain CS3 and its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6): 1149-1158. ( 0) |
| [89] |
周际海, 孙向武, 胡锋, 等. 扑草净降解菌的分离、筛选与鉴定及降解特性初步研究[J]. 环境科学, 2013, 34(7): 2894-2898. Zhou J H, Sun X W, Hu F, et al. Isolation, 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prometrin-degrading bacterium and its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3, 34(7): 2894-2898. ( 0) |
| [90] |
张骞月, 吴伟. 扑草净在养殖水体中的生态毒理效应及其微生物降解的研究进展[J]. 生物灾害科学, 2014(1): 67-72. Zhang Q Y, Wu W. Research progress on ecotoxicological effects and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prometryne in aquaculture water[J]. Biological Disaster Science, 2014(1): 67-72. ( 0) |
| [91] |
闫彩芳. 一株阿特拉津降解菌的分离鉴定及降解特性[J]. 微生物学通报, 2011, 38(4): 493-497. Yan C F. Iso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atrazine-degrading bacterium[J]. Microbiology Bulletin, 2011, 38(4): 493-497. ( 0) |
| [92] |
Yang X, Wei H, Zhu C,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atrazine by the novel Citricoccus sp. strain TT3[J]. Ecotoxicology & Environmental Safety, 2017, 147: 144. ( 0) |
| [93] |
冉治霖, 朱静. 一株阿特拉津降解菌株L-1的鉴定和降解特性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14): 6137-6139. Ran Z L, Zhu J.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 atrazine-degrading strain L-1[J].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3(14): 6137-6139.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3.14.010 ( 0) |
| [94] |
代先祝, 蒋建东, 顾立锋, 等. 阿特拉津降解菌SA1的分离鉴定及其降解特性研究[J]. 微生物学报, 2007, 47(3): 544-547. Dai X Z, Jiang J J, Gu L F, et al.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trazine-degrading strain SA1 and its 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07, 47(3): 544-547. DOI:10.3321/j.issn:0001-6209.2007.03.035 ( 0) |
| [95] |
Perkovich B S, Anderson T A, Kruger E L, et al. Enhanced mineralization of[14C]atrazine in Kochia scoparia rhizospheric soil from a pesticide-contaminated site[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15, 46(4): 391-396. ( 0) |
| [96] |
Qu M, Liu G, Zhao J, et al. Fate of atrazin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stinctly different lake sediments associated with hydrophyt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9, 256: 113371. ( 0) |
| [97] |
朱雅兰. 土壤农药污染植物修复研究进展[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14): 324-326, 334. Zhu Y L. Research progress on phytoremediation of pesticide contaminated soil[J].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 2010(14): 324-326, 334. ( 0) |
| [98] |
信欣, 蔡鹤生. 农药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研究[J]. 植物保护, 2004, 30(1): 8-11. Xin X, Cai H S. Phytoremediation of pesticide contaminated soil[J]. Plant Protection, 2004, 30(1): 8-11. DOI:10.3969/j.issn.0529-1542.2004.01.002 ( 0) |
| [99] |
Mckinlay R G, Kasperek K. Observations on decontamination of herbicide-polluted water by marsh plant systems[J]. Water Research, 1999, 33(2): 505-511. DOI:10.1016/S0043-1354(98)00244-9 ( 0) |
| [100] |
邬鑫. 酿酒酵母纳米Fe3O4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阿特拉津的去除性能[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8. Wu X. Preparation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Nano-Fe3O4 Composite Material and Its Performance for Atrazine Removal[D].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2018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