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自传体风格学界已有共识，但是鲜有人关注菲茨杰拉德自传体书写策略的生成背景及其文体意义。菲茨杰拉德曾说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是最后一个小说家了”。美国学者马修·布罗科利还借用这句话作为其专著的标题。^[1](P156)菲茨杰拉德并未明言这“最后一个”究竟从属于哪个序列，但是显然他相信有一个文学谱系存在，并且自愿归入其中，同时也表露出对小说未来走向的某种忧虑，而他正处在承前启后的节点上。浸润在现代主义大潮中，菲茨杰拉德为什么选择自传体进行小说创作，而没有像许多同时代作家那样进行更为激进的文体革命？选择自传体写作有怎样的初衷和目标？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美学与文化诉求？本研究以其处女作《人间天堂》为例，把菲茨杰拉德及其创作活动放到更为开阔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美国自传文学传统与民族叙事的坐标中，探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文体策略，重新厘定他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和美国文学传统中的独特身份和地位。

研究发现，菲茨杰拉德所坚守的美国文脉，是由富兰克林、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朗费罗等前辈作家开启的通过自我书写表达美国经验、探索美国主题的自传文学传统，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守望。菲茨杰拉德自觉融入美国自我书写的文学谱系中，将个体生活和民族史艺术化，集记忆与投射、创造与想象、反思与建构于一体，在主体叙事、历史叙事和民族叙事之间建立起新的纽带。在现代主义语境中，他同样醉心于文体实验，为解决时代文学困境上下求索，将自传文学记录和反思的传统发扬光大。但是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小说叙事学，自传体写作寄托了他对广义的个人、时代和民族观念的别样关怀与深沉思考，彰显了现代性的复杂，具有生命史和民族志的双重美学韵致。

一、文体焦虑：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与传记的纠缠

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生是西方传记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确立了西方现代传记的基本原则——如实反映人的本来面目。约翰生反对歌功颂德、只看人物光明面的书写，认为传记应该“不仅讲述人的善举，也讲述人的恶行”，这样才能“使人类免于绝望”，起到榜样与教诫的道德效果——原来其他人也跟我们一样“惹人生厌”，但是“通过生活的悔改，又重新得到上天的眷顾”。^[2](P1217)这一主张与班固“不虚美，不隐恶”的观点异曲同工。传记除了应该满足基本的纪念需要，还应该对传主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作出全面、客观的评判，以助益道德教化。这也是约翰生在撰写《诗人传》时坚持的原则，纳吉尔·汉密尔顿称之为“约翰生的理想”(the Johnsonian Ideal)。^[3](P117)这一理想包含了传记文学两个重要功能，其一是“作为古代世界之窗”的记录功能：几乎所有的早期社会和文明都试图通过对不同个体的纪念来记录自己，这些记录使人们了解并重建对逝去文明的知识；其二是“认识自我”，通过批评和阐释不同社会中的个体，获得对人性、经验和情感等方面的洞察，进而引导人们认识个体的复杂性。汉密尔顿指出，对传记的追求是西方个性观念和民主理想的组成部分，尽管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因挑战隐私和声誉而备受争议。^[3](P2)

然而，“约翰生的理想”在维多利亚时期受到严峻挑战。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峰时期，英国经济、文化、文学、艺术都呈现出繁荣景象。维多利亚时期又以崇尚道德修养、注重行为规范著称，个人隐私神圣不可侵犯，高度的道德感和爱国主义成为传统传记作家的精神负担，传记写作变成维护个人声誉的代名词，以说教为目的的歌功颂德式写作成为普遍现象。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作家是多产的、严肃的，但是受制于严苛的道德约束、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实实在在的经济诱惑，他们不敢也不愿意挑战伦理界限，对社会动乱、贫困、道德失范等时弊选择性忽略，导致其作品成为单向度的道德“背书”，缺少批判力和想象力，逐渐偏离了“约翰生的理想”。

幸运的是，传记的批判功能被同时代的小说家承接，成就了文学史上传记与小说的第一次“联姻”。自诞生以来，小说一直处于自发的发展状态。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小说逐渐摆脱了对戏剧的依赖独立出来，但是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稳固，与戏剧、诗歌等传统文体不可同日而语。而小说与“出身高贵”的传记之间向来界限森严、水火不容。维多利亚时期传记的道德化倾向弱化了其批判功能，小说则因其显著的虚构性被道德家不屑。小说家因此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他们便闯入传统传记作家的“禁区”，生产出大批具有传记风格的现实主义小说，社会不公、贫困、虐童、杀戮、乱伦、疯癫、不忠等丑恶现象均成为他们的描摹对象。汉密尔顿称此类作品为“虚构传记”(fictional biographies)，与传统的纪实传记相对。^[3](P117)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和盖斯凯尔等小说家的作品犹如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型纪录片，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具有史料意义的丰富文本。如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言，这批现代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 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4](P686)

维多利亚时期晚期，小说再次面临严峻的转型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记的“联姻”催生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盛景，但是相当多的作品质量堪忧，粗制滥造现象十分普遍，众多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并没有实质上改变小说的地位，而对小说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几乎还是空白的。在1884年发表的《小说的艺术》一文中，亨利·詹姆斯对世纪末的英美小说进行了犀利点评，他列举小说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第一，小说尚未建立自觉的文体意识，甘愿接受“布丁”一样的命运；第二，小说的教育和娱乐功能被夸大，而其最重要的艺术性被忽视；第三，小说评判标准缺失，庸俗化严重，“整个小说界由于产品过剩而丧失信誉”；第四，小说家没有创作自由，现实主义的精准原则成为小说创作的桎梏。针对以上问题，詹姆斯首先明确小说的艺术属性，可以与文学领域中任何门类相媲美，应该得到同等待遇；而小说的目的是“表现生活”(to represent life)，表现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5]詹姆斯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将小说提升到与诗歌、戏剧平等的地位，明确小说是“最为美妙的一种艺术形式”，并努力将之融入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西方诗学传统中，体现出超前的理论自觉意识。^[5]他推动了小说创作从自发状态走向自觉阶段，从理论上确立了小说文体的合法身份。此后，对小说形式及其内在规律的本体论探讨逐渐取代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说教。詹姆斯充分肯定个人描摹对小说创作的重要性，细节刻画的真实感是小说“至高无上的品质”，小说越能成功表现“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心灵”，就越成功。^[5]以个人为中心的文体实验也昭示了小说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需要指出的是，詹姆斯并非绝对个人中心主义的倡导者，他所说的个人书写是建立在社会共情基础上的人性观照。如他所言，小说的未来与“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生活仍然保持着把自己的形形色色投射在人想象力上的力量”，小说在处理印象方面就比任何已知文体都更为有效。^[6]詹姆斯对小说基本问题的理论判断奠定了现代主义小说“向内转”的理论基石。

弗吉尼亚·伍尔夫接过詹姆斯的火炬，继续思考现代小说的命运走向。1919年，伍尔夫发表了《现代小说》一文，质疑流行小说的价值。^[7]她批评说，目前“最流行的那一类小说把我们寻求的东西真正抓住的时候少，放跑错过的时候多”；小说家应该真诚、如实传达生活中“变化万端的”“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伍尔夫反思了通行的小说写作方法，认为它束缚了小说家的创造力，使其“既不开心也不胸怀宽广”，他们的作品也成了“干瘪而偏狭的东西”。为此，她提出作家应该想方设法自由放手去写其所想，必须有勇气去关注“那个”，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这个”。关于写作素材，她说不存在“小说的恰当素材”，一切皆可写，唯其如此，小说艺术才能“活在我们中间”，拥有生命，青春焕发，继而生成权威。1924年5月18日，伍尔夫应邀在剑桥大学做了题为“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的演讲，提出现代小说变革的时代始于1910年的论断。^[8]她直陈小说家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没有一个活着的英国作家”可供效仿，维多利亚时期的种种规范正在摧毁小说，而福斯特、劳伦斯、乔伊斯、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出现，预示了新时代的降临——“在诗歌、小说、传记，甚至在报章杂志和散文中，我们到处听到土崩瓦解、倒塌、毁灭的声音”，因此伍尔夫预言，“我们正踏在英国文学的一个伟大时期的边缘上”。除了对小说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伍尔夫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奥兰多》。她以小说形式规避了传记写作可能面临的法律和社会层面的风险，冲破了传统道德束缚，同时也使小说对人性的探索得以深化和公开化，是小说传记化或传记小说化的重要成果。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文体实验本质上是小说与传记两种文类的交流与互参。传记化写作消弭了传记与小说的文类界限，为小说艺术走向完善和成熟提供了新契机，也为20世纪初英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和兴盛奠定了深厚基础。海蒂·彭宁顿认为，传记化小说具有小说惯例(conventions of fiction)和参考惯例(conventions of reference)的双重属性，前者是指一个公开的虚构主角和故事世界，后者是指传记的内容和风格，其本质是关于身份(identity)的故事，是对人物——叙述者身份的阐述和确认，尤其在维多利亚时期，两种文体的互鉴也促进了对个人身份更广泛的反思，其独特的阅读体验使读者参与主角的自我塑造过程，同时唤起读者对主角真实身份的投入。^[9](P5-6)通过借鉴传记的纪实写作技巧，小说家从大量具有较强学术性的传记中获取素材和灵感，将真实人物或事件融入充满想象力的虚构创作中，拥抱尽可能多元的生命书写。在这方面，詹姆斯和伍尔夫进行了开拓性实践，创立了将真实个体故事和小说叙事相结合的写作新风。和前辈相比，20世纪初期的小说家是幸运的，他们不必再为小说的法定身份而焦虑，但须在前辈小说家赢得的自由王国里大展拳脚，缔造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

二、文体创新：小说与自传文学传统的融合

“自传”，即“个人传记”，在美国有悠久历史，对其历史、政治、心理学、文学等方面影响深远。汉密尔顿指出，在美国文学史中，存在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我书写谱系”。这一谱系可以上溯到富兰克林的自我证言，下至梭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格特鲁德·斯坦因、诺曼·梅勒等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形成自传书写的壮观图景。^{[3](P102-103)}对于美国人来说，自传是具有创新性的自我书写方式，用来记录和阐释他们在新大陆的新体验、新信仰、新身份，彰显与欧洲旧大陆截然不同的个人价值和民主理想，因此具有民族志性质。詹姆斯·考克斯最早关注到美国自传与民族性问题，认为自传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在这个国家一直很重要”，富兰克林的《自传》是“美国文学第一本精彩之作”，作者“构想、发现或者发明自己的行为几乎与美国的诞生重合”。^{[10](P11-12，54，16)}托马斯·考泽也认同“美国文化与自传体话语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兼容性”。^[11](P13-14)

早期美国自传以身份建构为旨归。富兰克林、惠特曼等人开启的美国自传文学传统，不仅记录生活、表现自我，也承担描述“美国经验”的民族叙事使命。来自欧洲的清教徒踏上新大陆伊始，亟须确立自己的身份。他们摆脱了旧大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体系的多重束缚，以有信仰的圣徒身份开始在美洲追求平等、自由的理想，在实现宗教救赎的同时，也在世俗世界积极建构“美国人”的新身份。这是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与世俗观念二元对立又统一关系的根源所在：他们既有清教徒式的谦逊温厚，又有“新人类”的傲慢、目空一切；既对世界充满乌托邦想象，又敢于挑战既定秩序；既迷恋集体主义，又对个人主义推崇备至。在没有欧洲森严等级的社会里，历史和出身不再是界定个体身份的指标，美国人热衷于寻找独特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于是，自传书写成为美国宏大民族叙事的逻辑起点。

作为美国文化的阐释者，自传同时具有建构性和解构性的一体两面，即一方面通过记录自我确认主体身份，另一方面又以自我剖析、自我批评的方式解构和反思自我。汉密尔顿认为，“自传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记录自我的内在组成部分”，自传和传记之间存在一种互证互补关系，两者都是对个体生活的阐释与纠正。^[3](P103)诞生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美国自传，不仅是美国文学一道独特风景，而且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具有了改变世界的行动力，因此具有私人叙事和民族叙事的双重属性。对自我书写的看重，表明自我价值在美国文化中的至关重要性，其背后的逻辑是，假如个体无法通过行动改变世界，至少可能通过自我书写的方式影响世界。约翰·卡拉翰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梦”实验旨在塑造一种理想，即个人可以用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努力实现自我，但其实“美国梦”承诺的是“追求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而非“幸福”本身，这种对过程的强调往往被偷换概念，带来很多悲剧性后果。^[12]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一直回响着理性的声音。美国建国初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倡导回归田园，以静默与思考对抗城市化扩张对人性的侵蚀。南北战争时期，美国废奴运动领袖、黑人文学的开山鼻祖道格拉斯撰写了三部自传，对奴隶制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和反思，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废奴运动的进程。20世纪初，詹姆斯完成三部自传，以微观史形式记录新时代美国遭遇的社会变迁与危机，以及新旧大陆之间的观念冲突，从跨国视角深刻反思美国民族性问题，对美国人身份和美国经验的解构性认知遂成为20世纪初美国自传的重要主题。

1918年，亨利·亚当斯的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公开出版发行，1919年获普利策奖，成为20世纪美国青年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时代的必读书。该书曾在1907年小范围出版，由于影响巨大，1918年作者去世后公开再版。亚当斯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否定和怀疑的勇气审视自我，审视社会和时代，因此也完成了对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反思和批评，对于重新界定和理解美国精神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被莱昂·维塞提尔称为“现代紧张情绪最早的表达之一”。^{[13](Pxi-xxii)}在这部自传中，亚当斯指出，男性自我塑造的旧神话似乎不适合新的现代世界，这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得到了深刻共鸣。^[14]

1919年，菲茨杰拉德正式进入小说创作。彼时，美国小说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在欧洲，以卡夫卡、乔伊斯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已经将现代主义小说推向高潮；在美国本土，庞德等人引领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方兴未艾，但是小说仍裹足不前。菲茨杰拉德清醒认识到美国小说面临的危机：小说本应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和情感的最强大、最柔顺的工具”，如今已经沦为机械艺术和公共艺术的附庸，个性尽失。他体会到一种“痛心疾首的屈辱感”，毫不隐晦地批评美国小说和传记“把美国男人描写成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变成了笨头笨脑的胆小鬼”。^{[15](P82, 244)}也是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第十八修正案》，也即“禁酒令”，禁止制造、销售和运输酒精类饮品；纽约等地爆发“五一”骚乱。在《爵士时代的回声》一文中，菲茨杰拉德将20世纪20年代描述为“一个奇迹频出的时代”“一个艺术绽放的时代”“一个纵欲无度的时代”“一个讽刺批判的时代”，年轻人不甘心躺在温床上等待被时代抛弃的命运，他们“一跃而起、英勇赴死”，而这一切“大约始于1919年的‘五一’骚乱”。^[15](P7-8)

为应对这场文学危机和更深刻的社会危机，在“文以载道”的素朴观念指引下，菲茨杰拉德采用自传式书写策略，以人体解剖学的勇气自曝隐私，创建了独特的生命叙事美学。自传体裁兼有历史的纪实性和文学的艺术性，小说则是最易于实现这一双重目标的文学类型。在1918年初给爱德蒙·威尔逊的信中，菲茨杰拉德首次提及正在创作的小说《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本书共23章，但只写了5章，有诗歌、散文、自由体诗和每一种对温度变化无常的心情。这本书计划记述一个名叫斯蒂芬·帕姆斯(达留斯？)的人的流浪记。从旧金山大火写起，到中学，到普林斯顿，到最后他21岁时在普林斯顿空军学校写自传。”^[15](P297)从中不难看出，该书取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文体具有实验性，但是定位是自传体成长小说。他自信满满地对威尔逊说，“再也没有人能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写得如此精辟”，事实也如此。^[15](P298)自传式写作具有“自我牺牲”的意味，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我”，既是作家的自我，也是时代的“我”，更是当时每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化身。

彭宁顿认为，自传体小说是从文学角度对变化了的时代作出的阐释和调解，凸显了“核心自我”(a core self)的价值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问题；自传体小说可能给“细心的、有爱心的读者”带来真正转变，引发读者产生“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启示和真实的自我意识”，吸引读者无需中介就可以参与虚构的自我创造实践，并引导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体验。^{[9](P174, 164)}玛德琳·格鲁梅特也说，自传作家通过将“私人经验”符号化，可以实现“公共认知”的目的。^[16](P169)身为浪漫主义诗歌爱好者，菲茨杰拉德坚持将强烈的情感戏剧化，他经常把笔下人物描绘成被幻想所征服的人。这些幻想迫使他们对浪漫、梦想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产生极度忧郁的洞察力。^[17](P34-44)通过自传式书写，菲茨杰拉德建造了一个主体性极强的虚构世界，将自我投射到社会公共事件的思考中，完成了主体性从个人(私人经验)向社会(公共认知)的置换，成为民族危机书写的新一代代理人，自觉融入美国民族叙事传统。

三、文本策略：《人间天堂》的自我书写实践

1920年3月26日，《人间天堂》由著名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评论家亨利·门肯不吝赞誉：“这是我近来所看过的最好的一部美国小说。”“在结构处理上颇有独创性，艺术表现手法极为精湛，常有神来之笔，这在美国文学中当属少见。”^[18](P28)罗伯特·本奇利也盛赞：“任何一个23岁的作家，只要能想出新东西，并用新的方式把它说出来，使许多人都感兴趣，我就愿意称赞他是天才。”^[18](P14)格兰威·威斯考特也说：“在二十多岁的巅峰时代，他就基本上成了美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帝王。”^[15](P378)评论界的积极响应助推了小说销售的火爆。第一批印刷的3000册三天内售罄；1920年底，已经印刷8次，出版了3.6万多册；到1921年底，印刷达12次，销量接近5万册。^[19](P133)菲茨杰拉德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达到这个创纪录销量，包括众所周知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然而，这部小说的成书和出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13年9月，菲茨杰拉德进入普林斯顿学习，与威尔逊相识并成为终身挚友。1915年12月，他由于学业问题退学；同年，T.S.艾略特的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发表。1916年，菲茨杰拉德重返普林斯顿；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出版。1917年10月26日，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步兵少尉，12月20日到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军营报到，同时开始创作小说《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1918年3月，菲茨杰拉德完成书稿，寄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7月，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军营期间结识泽尔达并相恋；8月，稿件被退回，编辑、出版家麦克斯威尔·帕金斯十分欣赏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天赋，鼓励他修改后重新提交。

1919年是菲茨杰拉德的成长和创作生涯中意义重大的一年。他曾说，“1919年的那些重大事件，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而不是去立志革新”，年轻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行为方式”。^[15](P8)当年2月，随着战争结束，没有上过一天战场的菲茨杰拉德退伍来到纽约，在巴伦·科利尔广告公司工作。6月，泽尔达悔婚；七八月间，心灰意冷的菲茨杰拉德辞职返回圣保罗，重新拣起《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回忆道：“我辞掉了工作，或者，随你怎么说，我退出了商界。……我之所以隐退，不是因为我挣了很多钱，而是因为债务、绝望、解除婚约等问题不堪重负，所以，只好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的家，去‘写完一部小说’。”^[15](P91)在8月15日写给威尔逊的信中，菲茨杰拉德说他“深陷在创作一部小说的痛苦之中”，并就小说的三个标题——《名人的教育》《浪漫的利己主义者》和《人间天堂》请教威尔逊。^[15](P299)9月16日，帕金斯接受了这部小说，在他的建议下，小说标题定为“人间天堂”，而另外两个标题作为卷标题保留下来。9月，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重新订婚。1920年3月26日，《人间天堂》出版；4月3日，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在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办了隆重的婚礼；菲茨杰拉德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丽与诅咒》。同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立，司法部逮捕了4000名共产党和激进分子嫌疑人，国会通过第十九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1921年，菲茨杰拉德夫妇去欧洲旅行，回国后在明尼苏达州白熊湖的德尔伍德租房住；10月，他们的女儿弗朗西斯出生；完成《美丽与诅咒》，此后生活陷入颠沛流离。

《人间天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明显的自传性。就内容而言，小说主体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主要讲述主人公艾默里·布赖恩的贵族家庭出身和教育经历，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辍学参军结束。该标题“既揭示了浪漫主义的中心地位，也揭示了它对一个人性格发展的潜在威胁”。^[20]第二部分是“一位重要人物的成长历程”，讲述艾默里退役后回到纽约工作，其间经历了爱情破灭和自我觉醒的过程。克里斯托弗·考利认为，成长小说一般沿着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路线来建构“叙事弧”(a narrative arc)，并通过顿悟(epiphany)理解自我的本质及人类生活的意义。^[21]和作者一样，艾默里出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摧毁了他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现实中，菲茨杰拉德也不谙世事，普林斯顿的生活充满挫败感。在某种意义上，一战爆发为他摆脱精神困境提供了契机，使他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菲茨杰拉德以饱满的激情和无比的坦诚，忠实记录了一代年轻人的理想和经受的考验。该作品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强烈共鸣，甚至成为大学生的入学指南。

《人间天堂》更胜在细节表现上。菲茨杰拉德承认自己“将大量的心血倾注到书的细节上，而不是整体构思上”，他甚至担心评论家过分关注其作品的整体构思和笼统问题而忽略细节。^[15](P305)小说扉页上有两处题词。第一则引自英国诗人鲁珀特·布鲁克的诗《塔西提岛提亚雷酒店》：“……唉，这片人间天堂……/根本就没有什么快乐与安康。”布鲁克毕业于剑桥大学，才华横溢，在一战服役期间患败血症身亡，被誉为“战争诗人”。英国作家沙恩·莱斯利曾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举荐《人间天堂》，称赞菲茨杰拉德是“美国的鲁伯特·布鲁克”。^[22](扉页)第二则题词取自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代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经验是数不胜数的人/给自己的错误取的别名。”詹姆斯·帕尔认为，这两处题词表达了菲茨杰拉德对男性成长主题的怀疑态度以及他正面临的写作困境。^[14]布鲁克代表了菲茨杰拉德那一代想成为英雄的年轻人，他们自愿参加战斗，不惜牺牲生命。借用布鲁克的名字和他的诗歌，菲茨杰拉德表达一种浪漫的男性英雄主义。王尔德的反讽嘲弄了人们将“错误”当成“经验”的做法，而错误和反思正是成长小说的基础。布鲁克和王尔德是性别身份比较模糊的作家，将二人的名言并置，暴露了作者对男性气概的焦虑。这种焦虑与不安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加剧了这种情绪。

小说的标题也别有深意。第一卷标题直接挪用原作标题“浪漫的自我中心主义者”，英语原文为“The Romantic Egotist”，“ego”本义为“自我”，“egoist”是其派生词，意为“自我主义者”。顾名思义，作者意在讲述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浪漫的”则表明主人公早年不切实际的人生理想。第二卷标题“一个重要人物的成长历程”继续凸显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艾默里接受生活的教育，从一个“有个性的人”成长为一个“重要的人”，叙事基调从浪漫转向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原英语标题“The Education of a Personage”中，作者使用了仿拟(parody)修辞手法，与《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英文标题“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构成互文。这种互文性应该是菲茨杰拉德有意为之，一方面因为该书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来自菲茨杰拉德自觉的文体意识，亚当斯的自传体为他带来了创作灵感。

在《人间天堂》中，菲茨杰拉德还大量使用书信和日记。书信和日记可以视为传记的变体和延伸。最令人惊喜的一封信是“插曲”中艾默里写给驻扎在佐治亚州高顿营的T.P.丹维里埃中尉的，发信地址和日期为“布雷斯特，1919年3月11日”。^[22](P223)此时的菲茨杰拉德已经退役到纽约，与小说中艾默里的身份重合。信中，艾默里邀请丹维里埃中尉月末到曼哈顿相聚，也提到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困扰，这些事件与菲茨杰拉德的经历基本一致。这封信的抬头是“亲爱的波德莱尔”，落款是“顺颂近祺亲爱的博斯威尔，塞缪尔·约翰生”。^[22](P225)波德莱尔是现代主义先驱诗人，约翰生是现代传记奠基者，而鲍斯威尔凭借《约翰生传》成为“忠实传记”的代言人。这些称呼传递出来的信息耐人寻味，至少说明菲茨杰拉德对现代主义和传记均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并且尝试将这些元素纳入创作中。

插曲看似中断了小说叙事进程，实则以潜文本形式与小说主体叙事相呼应。1917年5月到1919年2月，刚好与菲茨杰拉德参军时间吻合，在小说中也相当于一个转折点，串联起主人公两段人生。艾默里乘船出征前写了一首诗，共三节，前两节摘录如下：

我们今夜开拔……

默然无语，我们把寂静空旷的街道挤得密密麻麻，

黑压压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

而沉闷的脚步声却让幽灵受到了惊吓

这月黑风高之夜唯有军人出征的步伐；

黑魆魆的船坞中回荡着阵阵脚步声算是应答

日夜兼程奔赴而来的队伍一望无涯。

我们在风息全无的甲板上踯躅徘徊，

遥看海岸线上黑影憧憧犹似妖魔在作怪

千日光阴今为始，一身灰军装，难免成残骸……

啊，我们该不该向天悲叹

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身先衰！^[22](P222)

表面看来，借助艾默里略显蹩脚的诗，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投笔从戎、壮志未酬的遗憾；实际上，这里包含一个潜文本，一个反思战争的隐性叙事。也许正因为缺席战场，他对战争的描述更值得关注。通过艾默里之口，菲茨杰拉德谴责战争将世界变成“精神的废墟”，年轻人“理想主义全丢了，变成了一头十足的牲口”。^[22](P272)战争神话破灭，成为幻灭、孤独、失落、颓废的隐喻。这种创伤体验伴随艾默里的成长，“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什么智者了；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什么英雄了”。^[22](P361)但是艾默里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尝试摆脱困境，面对“一年一个样”的现代生活，他提出“必须提速，大幅度地加快速度前进”。^[22](P375)他将生活比作一个个迷宫，将像战士一样投入新生活，这种“加入历史进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愿望是“对痛苦经历的补偿”。^[14]

小说结尾，菲茨杰拉德直接点明写作目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这也就足够了”。^[22](P388)菲茨杰拉德高度赞扬献身精神：“献身精神就其固有的本质而言，就是大义凛然和非人格化的；献身精神应当永远是傲视一切的。”^[22](P342)菲茨杰拉德将《人间天堂》定性为一部个人史诗，小说是他的思想方式，是他与世界建立联系的途径。通过对个体自我的记录，他在思考何为现代、何为现实，何为自我、何为家国，进而反思美国民族性问题，完成了“何为美国人”的时代追问。1925年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后，他给威尔逊写信，“在巴黎看了两个星期的美国人之后，我对美国人充满了厌恶……我想我们并不比任何人差，只是与其他种族的人接触才暴露出我们所有的劣等品质”。^[15](P319)对美国身份的思考一直伴随菲茨杰拉德，从早熟的青春期开始，他的视野逐步从自我挪移到同代人身上。从美国辗转到欧洲后，他的反思逐渐深刻，在跨文化比较中，对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也日渐清晰。

《人间天堂》出版前夕，菲茨杰拉德给威尔逊写信说，这本书“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一无是处”。^[15](P301)菲茨杰拉德的自我辩护源于威尔逊此前对他注重形式而缺乏思想的批评。1922年，威尔逊仍坚持这样的观点：“要是他有脑子就好了。”(“If he only had a brain.”)^[23](P27)作为回应和反驳，《人间天堂》出版之后，菲茨杰拉德很快完成了短篇《冰宫》，探讨文化记忆对历史事件的建构性。大卫·乌尔里希认为，菲茨杰拉德此举是“一种坚定而有意的智力努力”，并认同他是一位“深思熟虑而又敏锐的社会评论家”。^[24]早在1920年，菲茨杰拉德就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阶级结构、种族起源和地域偏见在美国社会的隐形存在，这得益于他的旅行经历。在小说出版之前的1917年到1919年间，菲茨杰拉德在美国国内进行了大量旅行，除了频繁往返于军营、家和泽尔达处，他还到过堪萨斯、肯塔基、佐治亚、阿拉巴马、路易斯安纳等州，数次往返纽约、长岛等地，不停的地理迁移使他能够超越地方主义思想，并形成其作品中的讽刺和自卫式幽默，此后的欧洲游历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社会的洞察。

四、结语：一个温和的现代主义者

将菲茨杰拉德放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美国自传文学传统编织的经络中，更能彰显其与众不同的文学身份。小说是对历史的记录和呈现，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手段，自传叙事体现了菲茨杰拉德的文体意识。作为处女作，《人间天堂》生发了作家后期创作的基本元素，其中，自我书写是其贯穿始终的叙事模式。晚年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菲茨杰拉德直言书籍里的人物就像他的兄弟，而他总是生活在故事中：“盖茨比是我想象中的大哥，艾默里是我的小弟，安东尼是我的烦恼，迪克是我相对要好的兄弟，但他们都背井离乡。”^[15](P205)菲茨杰拉德生动呈现了美国年轻一代经历价值观崩塌的全过程，同时也对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积极修复、建构自我，体现了一位严肃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现代主义文学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学运动，只有超然独立的知识分子才能调和自我与社会、理智与情感和想象之间的矛盾，而优秀的风格与智力相结合，本身就具有革命性。莱昂内尔·特里林注意到，即使在菲茨杰拉德早期较为粗糙的作品中，或者其他商业故事中，他的风格都有一种当今罕见的“温暖”(“warmth”)、“温柔”(“tenderness”)和“温和”(“gentleness”)气质。^[25](P244)柯克·科纳特也认为，菲茨杰拉德作品的谦谦君子之风“本身就是完美的”，他的风格传达了一种对情感的敏感力或接受力，表明他对追求艺术崇高的渴望。^[17]在现代主义方兴未艾之际，菲茨杰拉德上承美国的自我书写传统，同时关注现代主义的批判价值取向，但他没有盲目效仿欧洲先锋作家去追求极致的美学效果，他也不因循守旧，而是继承中有扬弃，批评中有建构，以饱满的情感创立了具有中和之美、富有个性的现代主义小说叙事。

从现身文坛开始，菲茨杰拉德就被赞誉为一位文体家，在其不算长的创作生涯中，他从没有停止对文体的实验和创新，即使是在未完成的《末代大亨》中也一样。科纳特认为，这一赞誉有所保留，往往带有指责其作品题材庸常的暗示。^[17]1936年9月，菲茨杰拉德40岁生日之际，正是他的低谷时期，《纽约邮报》发表了《天堂的另一边》一文，将他描绘成一个崩溃的人，一个失败的作家。菲茨杰拉德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作家必须有绝对的自信，但经过一连串打击，他失控了，甚至想过自杀。^[12]但在1940年5月7日写给女儿弗朗西斯的信中，菲茨杰拉德再次提及艺术形式的创新问题：“在真正的艺术家眼里，发明者——比如说，乔托或列奥纳多——一定比完美的丁托列托高明得多。有创新精神的D. H. 劳伦斯一定比斯坦贝克伟大得多。”^[15](P345)这可以看作他为自己做的辩护，与其完善一种形式，不如创作一种新的形式来得更伟大，这是菲茨杰拉德坚守的信念。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现实压力和身后声名的考验，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起落，便说明了这一点。如今，菲茨杰拉德早已毫无争议地跻身美国经典作家之列，在一众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作家中，他以温和的现代主义者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1941年菲茨杰拉德去世后，威斯考特撰文《斯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是与非》，充分肯定了菲茨杰拉德“像替罪羊一样生活和写作”的特定文学价值，在文学落后于生活的时段，菲茨杰拉德充当了“实话实说的小小楷模”。他甚至预言，自传体写作“可能成为美国文学下一个审美主题和全新的表现方式”，而这种写作方式经过富兰克林、梭罗、惠特曼等人的实践，“已经充满了美国味”。^{[15](P387, 390-391)}这就回答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菲茨杰拉德显然对美国的自我书写传统了然于胸，他自觉融入其中，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使其在现代性语境中再次焕发青春。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注意到，现阶段的英美社会与维多利亚时期在时间和文化两个维度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处于转型期，科技革命与数字化带来剧变，但对核心自我的文化信仰几乎没有改变。^{[9](P157-158)}这就对今天的小说家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变化的时代，能否像前辈作家一样，继续用创新性和想象力去发掘那些深刻的、内在的、本质的永恒之物？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温菲茨杰拉德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