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带给人类的痛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士人将其入诗，或与心态相关，或与地域相关，或与苦痛相关。地域的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西南、岭南等瘴疠之地，“从唐至宋，社会上对瘴经历了由普遍恐惧到理性应对的过程，唐人观念中，西南、岭南地区乃瘴烟蛮雨的恐怖之地，以致严重影响到中央对这两大地区的行政秩序以及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1]居于这些区域自然就面临患病的危险，个人的医疗史能够呈现人生的诸多面相，与身份、境遇的关系更是难以切断。就唐代士人而言，贬谪与疾病通常是紧密相连的。被贬的官员在仕宦迁转中久居瘴疠之地则会痛上加病，积愤淤塞后又遇到水土不服，患疟是普遍现象，因此韩愈特意写有《谴疟鬼》。中唐时期，文士被贬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尚永亮以此为题的著作《元和五大诗人贬谪文学考论》以韩、柳、元、白、刘为研究对象而多有发现。元稹身列“元和五大诗人”之中，其一生因直道而行，屡遭贬谪与外放，“使其生命形态顷刻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生命的价值亦由发展的高峰跌落到了无底的深谷”。^[2](P88)元稹为官入湖北、四川、浙江、河南、陕西等地，因自身之处境而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状态。元稹不仅多愁善感而且留下数量可观的咏病之作。元稹患过疟疾、脚气、头风、足肿，视力亦曾出现过问题，关于疾病的书写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如果将其人生履历一分为二，元和时期可以划入前期，历经坎坷而身心俱损，直到元和末期才重返长安，因得穆宗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元稹生病确实在贬入瘴疠之地，主要有两次，一次在江陵，一次在通州，所患均是瘴病，即疟疾。患病时间在元和六年至元和十四年，其诗文极为详尽地书写患病之过程。可以说，病与酒构成元和时期元稹的诗歌创作中相互对应复相互依存的书写意象，从涉病文本中可以窥知其心灵痛苦的消解过程。

一、遭受婚、宦双重打击后的疾病书写

元稹患病与痛饮无度有关，痛饮无度是渐次形成的，这与他的婚、宦经历有密切的联系。士族之间则以婚姻结成仕宦之网络。^[3](P60)元稹“生长京城”，八岁丧父，元氏家贫，难以在长安生活下去，元稹母郑氏带着元稹、元积到凤翔依靠母家。郑氏“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元稹的从姨兄胡灵之教他学诗。元稹借书苦读，以姐夫陆翰为师。依母家家学而成才。贞元九年(793年)冬，元稹赴长安参加明经科考试，住在靖安坊旧宅。第二年，元稹明经及第，守选期间，寓居开元观，与佛、道均有接触。贞元十八年(802年)，元稹再应吏部考试，本年可能与白居易相识。贞元十九年(803年)，在长安中评判科第四等，任职秘书省校书郎。元、白交往日深，元稹与韦夏卿之女韦丛结婚。贞元二十年(804年)，元稹行走于长安与洛阳之间，在长安撰写《莺莺传》，与李建、李绅等人相识。元稹的人生到这里算是一个段落，他有过浪漫的恋爱经历，多经科场之煎熬，至此婚姻、仕宦均已捋顺。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丧妻，悲痛尚未消解；元和五年(810年)，因与宦官争厅，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婚姻、仕宦均遭沉重的打击。元稹离京赴任，白居易让弟弟白行简送元稹，并送诗一轴。赴任途中，元稹给白居易寄诗作十七首，居易和答之。元白唱和拉开序幕，一发而不可收，两人所到之处皆有酬和。踏上漫漫苦路，至江陵后，元稹的自我调适并不成功，丧妻伤心，贬官伤怀，借酒消愁，酗酒伤身，又入瘴疠之地。至迟在元和六年(811年)患病，而疟疾并不好治。“游宦或贬官到岭南的北方人，因南方气候炎热，蚊蚋虫蛇之属颇多，大都心情愁苦，惧怕不得生遣故里，而将岭南之行视作黄泉之路，有幸被赦免招回的人，也就喜极而泣了”。^[4](P268)这段话放在元稹的身上同样适用，我们透过元稹关于饮酒与患病的吟咏可见其人当时的心理状态和思想世界。

元稹的患病与无节制的酗酒是有关系的。早在凤翔读书期间，元稹常常混迹于酒场，整日与亲友推杯换盏，饮酒无度，以至于落下疾病，不得长寿或与此有关。周相录认为，元稹的病与饮酒有一定的关系：“元稹擅长酒令，早年痛饮无节制，自贬江陵后，身体即多病，且刚过知天命之年即辞世，或与此不无关系。”^[5](P18)韦丛去世，元稹被贬，婚姻、仕宦之厄次第而来，家庭残缺，仕宦遇挫，从两京被放逐出来，借酒疗伤乃是无奈之选择，却又因酗酒致病。元稹先是写有《醉醒》《醉行》，贬江陵后连续有《先醉》《独醉》《宿醉》《惧醉》《羡醉》《忆醉》《病醉》《拟醉》《劝醉》《任醉》《同醉》《狂醉》。如此地酗酒对于心理上已经陷入困境的元稹来说，又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元和六年(811年)前后，元稹即患痰、头风。《感梦》自注云：“裴垍教服橘皮朴消丸，数月而愈。”^[6](P201)但元稹并未有所克制，元和八年(813年)，现有编年诗作几乎首首言病，且与酒相关，如《遣病十首》《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予病瘴乐天寄通中散碧腴垂云膏仍题四韵以慰远怀开拆之间因有酬答》《晨起送使病不行因过王十一馆居二首》等等。元和九年(814年)，元稹亦不减醉态，有《醉别卢头陀》《饮致用神麯酒三十韵》《酒醒》，遇见身世遭际相类的人，遇到可意的酒，禁不住酩酊大醉。可是，因病不能喝酒，便会感慨大发。《遣病十首》先是道出眼前之境况，其一云：“服药备江瘴，四年方一疠。岂是药无功？伊予久留滞。滞留人固薄，瘴久药难制。去日良已甘，归途奈无际。”^[6](P195)回归无望，疾病加身，连饮酒都受到限制。元稹针对酒的书写亦是简单直接，其四云：“昔在痛饮场，憎人病辞醉。病来身怕酒，始悟他人意。怕酒岂不闲，悲无少年气。传语少年儿，杯盘莫回避。”过去肆意狂饮的时候，看着因病推脱的便觉得面目可憎，怀疑其故意不喝，自己病了才知晓确实不能强饮。少年时代的豪气早已不再，能饮的时候要尽情酣畅。故而尽管理解了因病辞醉，还是要能醉便醉。这样明白如话的表述最终的落脚点仍在借酒浇愁。患病成为能否饮酒的标准，疾病与饮酒构成对立的关系，想要痛饮就要克服障碍。既已患病，何以遣病？惟有追忆。其三则忆自己的少年时代，细写童年倦学嬉游的快乐生活，与成人陷入名利场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自然要转向“怜取眼前人”，于是，面对年华渐去而因病衰颓，按照时间的维度继续追忆成人后的生活，其五从“头始白”猛然间“昼夜惊一缕。”进而“渐及鬓与须”，直至“多来不能数”，疾病与衰老感并存，就此过了壮年，而今徒增感慨。何以遣病？在治疗的过程中，还得到友朋的救助，于是其二云：“弃置何所任，郑公怜我病。三十九万钱，资予养顽暝。身贱杀何益，恩深报难罄。公其万千年，世有天之郑。”“郑公”是严绶，时为荆南节度使，封郑国公。此后平淮西战事之际，元稹与之尚有联系，《后湖》《奉和严司空重阳日同崔常侍崔郎中及诸公登龙山落帽台佳宴》《为严司空谢招抚使表》均与之相关。何以遣病？因病而反思步入宦途的过程，在远而思亲。其六云：“在家非不病，有病心亦安。起居甥侄扶，药饵兄嫂看。今病兄远路，道遥书信难。寄言娇小弟，莫作官家官。”何以遣病？睹物思深，接下来描画周边的环境，作者聚焦于官舍的燕子，一句。“去去玉山岑，人间网罗窄。”将自己与燕子并置，道尽无限苍凉，呈现出对于困境的思考。第八首则将诗人的笔触伸向大自然，落在悲秋上，诗云：“檐宇夜来旷，暗知秋已生。卧悲衾簟冷，病觉肢体轻。炎昏岂不倦？时去聊自惊。浩叹终一夕，空堂天欲明。”这是令人伤感的季节诱发的病状，此时的元稹对秋天极为敏感，《新秋》《暮秋》《解秋》，第九首复以对比的手法将病中的“我”与“强健时”的自己放在一起，因病得闲寻得秋日的“晨趣”，却去思及强健时的公务劳碌。愁情是无法消解的，诗人回到自身，落到病与酒的关系上，故而发出“昔愁凭酒遣，今病安能饮？”的叩问，于是以“落尽秋槿花，离人病犹甚”。进一步加重语气。^[6](P196)排遣愁怀的酒已然不能开怀畅饮，人生复何乐之有？这是一组因病而有所感的诗作，内容丰富而浮想联翩，围绕自己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一次集中的思考。

既已患病，若再饮酒自然是火上浇油，故而元稹只能控制饮酒。逢友人聚饮，自家会发苦病之思，元稹集中叙述患病症状的《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更能体现出病苦之境况。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述患病的情状，诗云：“濩落因寒甚，沉阴与病偕。药囊堆小案，书卷塞空斋。胀腹看成鼓，羸形渐比柴。道情忧易适，温瘴气难排。治朣扶轻仗，开门立静街。耳鸣疑暮角，眼暗助昏霾。”腹胀成鼓，骨瘦如柴，煞是凄惨；而药囊与书卷对举，益增悲凉；忧虑之下，难以排气；耳鸣眼暗，难以听辨。第二部分写所居之环境，“野竹”与“荒草”相连，“平陂”和“断崖”对接，而后则“坐隅甘对鵩，当路恐遭豺。蛇蛊迷弓影，雕翎落箭靫。晚篱喧斗雀，残菊半枯荄。怅望悲回雁，依迟傍古槐。”诗人想到如何安顿自己的问题，既然要在这里生活，就要安居下来，于是，第三部分描写曾有过的欢会宴集景象，这种景象从元稹与李景俭、卢子蒙、窦巩、杜元颖的唱和送别之作中就能感受出来。然而，患疟疾久久难愈，心情自然惨淡。最后一部分则回到眼前，云：“顾我潜孤愤，何人想独怀。夜灯然檞叶，冻雪堕砖阶。坏壁虚缸倚，深炉小火埋。鼠骄衔笔砚，被冷束筋骸。毕竟图斟酌，先须遣疠痎。枪旗如在手，那复敢崴褢。”^[6](P348)他人欢宴中沉醉，自己独抱病独居，若要狂歌痛饮，前提是身体康健。元稹所述之症状与柳宗元相似，柳宗元患头风、脚肿、腹胀，苦不堪言，为治病广搜良方，种植花木，亦有友人寄药、邻居赠方。刘禹锡《传信方》有“柳柳州纂救三死方治脚气方”“柳柳州纂救三死治霍乱盐汤方”“柳柳州救三死方蜣螂治疗方”等等，足证柳宗元已久病成医。元稹则饱受折磨，其实才刚刚开始。先要遣走疠鬼才能与友朋对饮，可见饮酒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元稹患疟疾，久而不愈。白居易给他寄药，白居易有《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诗云：“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凭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到时想得君拈得，枕上开看眼暂明。”元稹收到后，自然感动，写有《予病瘴乐天寄通中散碧腴垂云膏仍题四韵以慰远怀开拆之间因有酬答》，诗云：“紫河变炼红霞散，翠液煎研碧玉英。金籍真人天上合，盐车病骥轭前惊。愁肠欲转蛟龙吼，醉眼初开日月明。唯有思君治不得，膏销雪尽意还生。”得病后，正常的公务自然办不了，《晨起送使，病不行，因过王十一馆居二首》，第一首云：“自笑今朝误夙兴，逢他御史疟相仍。过君未起房门掩，深映寒窗一盏灯。”第二首则诗风一变，云：“密宇深房小火炉，饭香鱼熟近中厨。野人爱静仍耽寝，自问黄昏肯去无。”因病不能送行，送行就要喝酒，可以参看的还有《贻蜀五首》中与患病相关的两首诗，《病马诗寄上李尚书》是写给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夷简。诗作起笔先言病，进而写彼此曾经的过往，“万里长鸣望蜀门，病身犹带旧疮痕。”读来益觉悲怆。另有一首是写给老友卢子蒙的，《卢评事子蒙》则以“病妨杯酒负春风”的近况相告，卢子蒙是元稹的好友，两人均中年丧妻，同命相怜，一起酣饮，互有酬和，此时传递的信息却是因病不得饮，不只是元稹谪居江陵的遗憾，更是今昔对比中的衰老感。

谪居江陵时期，病与酒构成了元稹贬谪文学的书写意象。这个主题的前提条件是丧妻和贬谪并至，自洛阳赴长安，忽遇坎坷；自长安到江陵，长路漫漫，祸有双至使之失去生存的乐园，进而陷入心理失衡状态。过度颓废的元稹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反复吟咏放逐主题，患病是不可或缺的刺激元素，江陵风物很少进入他的笔下，而疾病与放逐如影随形地相互关联，饮酒与疾病又构成诗作的关键词，恰恰是“有志不获骋”的直接体现。

二、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学言说

当有过疾病体验的元稹再被外放到瘴疠之地，才会写出病上加痛的切身体验。借酒消愁，因病戒酒，困居江陵时期的元稹因婚、宦而滋生的心理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元和十年(815年)，召回长安让他获得一次缓解的机会。元稹应诏返京，此时返京的还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离开江陵，元稹本已告别瘴疠之地，重回长安，与白居易等人唱酬正酣之际，却又被黜为通州司马。通州虽为上州，就瘴疠肆虐的程度而言，与江陵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稹的仕宦生涯又堕入一个人生的低谷，他不断地关注朝政，不停地献诗于郑余庆、权德舆、李逢吉等人。献诗乃是一种求得赏识的方式，属于别种干谒之方式，元稹以这种方式求进并非个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人均用此法，乃是一时之风气。元和十三年(818年)，平淮西战事得胜，元稹致书裴度以求任用，四月权知州务，十二月移虢州长史。第二年年初，赴任途中元、白相遇，相话三宿而别。年底，元稹入京为膳部员外郎，此次入京，元稹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自元和十年(815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元稹并未脱离病痛折磨的苦海，将相关之诗作集聚在一起，能够体味其文本中反复言说的良苦用心。

任职通州时期，元稹的咏病诗文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通州以瘴疠之地著称，人人望而生畏，元稹便有“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酬乐天雨后见忆》)的叙写。被召入京城的元稹与白居易等友人欢聚一堂，好景不长便出为通州司马，即将入蜀。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被贬，元稹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诗中“垂死病中”是夸张还是实录？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上兴元权尚书启》中反复言通州之蒙昧凶险，《上兴元权尚书启》云：“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阴、险、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怜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复脱于通。”^[6](P1448)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授通之初，有习通之俗者曰：‘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夫何以仆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诣之忧险也又复如此。”^{[6](P855-856)}《叙诗寄乐天书》所叙述的重心并不是写通州的险要，而是借写身处险境之地而呈现出自己的文学世界。元稹《叙诗寄乐天书》首叙学诗之历程，叙述自己九岁便学习赋诗，令长者惊叹不已，十五六岁已经能够“粗识声病”，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叙述学习中的家学传承，元稹先是受到陈子昂的影响，因《寄思元子》而得到郑云逵、王表的赏识，而其深入习诗则是因读到杜诗，读了数百首因“爱其浩荡津涯”，而思考唐诗发展之过程，即沈佺期、宋之问“不存寄兴”，陈子昂“未暇旁备”。过了几年，与杨巨源日日习诗，“闲则有作，识足下时，有诗数百首矣。习惯性灵，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馀，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於常者，则欲赋诗。”此时的元稹已经具备作诗的本领，又逢“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多情阶段。仕宦之贬谪才是对其有刺激性影响的要素，元稹叙述自己诗作编辑之过程，因被贬至江陵，老友李景俭建议收集诗作供其观览，将作品分类。贬谪不仅仅是精神之苦痛，更是身处困境的现实遭遇。在元稹看来，立德、立事不成，还可立言；急位、急利不成，还可急食。可是自己位卑又“计粒而食”，所处之地通州“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元、白各自叙述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关系，这在文学史中可以看做是文学与心理的一次对话。元稹的这场大病，白居易曾忆及此事，《与微之书》写道：

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际，不暇及他，唯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于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7](P361)

《叙诗寄乐天书》《与元九书》是元白对元和五年以来的文学活动的总结，并将之上升到文学观念的表达上来。两封书札均作于元和十年，结合双方此后各自的重要文字，探寻文学观念与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日常生活的患难与共，仕宦生涯的友朋往来，诗歌酬和中的心灵碰撞，让元白彼此影响，互相携助。述及元白交往，白居易先是总结，云：“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而后回忆两人游城南赛诗的壮观场面，堪称独步一时。白居易表述编集《元白往还集》之意，又提出将诗作完全保留下来所带来的“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的问题，想到各自贬谪他乡，难以相见，白居易生发感慨：“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7](P321-328)}元和十年的这次元白书信往来，是在对彼此诗作整理基础上对诗歌观念的提升与整合。

与《叙诗寄乐天书》中所述通州风物相互印证的是元稹的相关诗作，阅读这些诗作能够体味到元稹对瘴疠之地的惊恐心态。通州时期，元稹为通州一些携带病毒的小动物赋诗，元和十三年，元稹有《虫豸诗七首》，咏巴蛇、蜂、蜘蛛、蚁子、蟆子、浮尘子、虻。七种各有诗三首，小序中述其毒状。刘禹锡《传信方》有治蛇咬、“蓝实治虫豸伤咬方”“卢会治湿痒方”“柳柳州纂救三死方治脚气方”“羊乳疗蜘蛛咬遍身生丝方”“治嗽补肺方”“治毒风方”等等。^{[8](P1422-1441)}虫豸横行给当地民众带来各类疾病，元稹的印象极深，后来所作《虫豸诗》便是实录。如写巴蛇，其一云：“巴蛇千种毒，其最鼻褰蛇。掉舌翻红焰，盘身蹙白花。喷人竖毛发，饮浪沸泥沙。欲学叔敖瘗，其如多似麻。”写蜘蛛，其一云：“稚子怜圆网，佳人祝喜丝。那知缘暗隙，忽被啮柔肌。毒腠攻犹易，焚心疗恐迟。看看长祆绪，和扁欲涟洏。”被噬咬后便会中毒。这是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所言：“暗魄多相梦，衰容每自怜。卒章还恸哭，蚊蚋溢山川”的生动诠释。

从元白唱和组诗中更能够窥知元稹身居通州的具体情状，如尚永亮所论：“元白的唱和之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前已述及的元和五年至十年，二人首次长时间分离，开始批量唱和；二是元和十年至十四年，元白分别谪居通州、江州，唱酬日盛，由此形成文学史上有名的通江唱和现象；三是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元稹出镇越州，白居易刺史杭州、苏州等地，二人借助诗筒往返酬唱，一时传为佳话。”^[9]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几乎是复述元稹述说的内容，第一首云：“来书子细说通州，州在山根峡岸头。四面千重火云合，中心一道瘴江流。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蚋黄昏扑郡楼。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无处问来由。”这是典型的白话诗，把元稹笔下所述的通州自然环境成诗，这首诗主要道出通州的自然环境之凶险。第二首则主要写通州的百姓生活情状，两首诗呈现出的是瘴疠之地的特有场景；第三首则是有针对性的医疗情况，云：“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疟多。老去一身须爱惜，别来四体得如何。侏儒饱笑东方朔，薏苡谗忧马伏波。莫遣沉愁结成病，时时一唱濯缨歌。”最后一首今昔对比，云：“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6](P855-856)}以元稹的地域、身份起笔，以元稹的失落为议题，再以“高车大马满长安”为对比来收束全篇，细品此诗，言语间意味深长，堪称不平之鸣。

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似是为白诗补遗，再叙通州瘴疠遍布的境况。第一首云：“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暗蛊有时迷酒影，浮尘向日似波流。沙含水弩多伤骨，田仰畬刀少用牛。知得共君相见否，近来魂梦转悠悠。”生活习俗落于笔下。第二首侧重写日常生活，看到的居所、官衙、市井、田畴俱入笔下。第三首则着眼于环境之恶劣，与白诗相互映衬。第四首则返观自身处境，云：“荒芜满院不能锄，甑有尘埃圃乏蔬。定觉身将囚一种，未知生共死何如。饥摇困尾丧家狗，热暴枯鳞失水鱼。苦境万般君莫问，自怜方寸本来虚。”^[6](P629)元稹因有江陵之经历，惊恐之情诉诸笔端，故而描绘出一幅幅具有地域性的蛮荒图景。元和十年夏，元稹所患疟疾严重，不得不赴兴元治病。关于通州的患病情况，元稹多在与白居易唱酬次韵中写出，如《酬乐天见寄》：“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来司马官。瘴色满身治不尽，疮痕刮骨洗应难。常甘人向衰容薄，独讶君将旧眼看。前日诗中高盖字，至今唇舌遍长安。”可谓满纸衰容病态。再如《和乐天仇家酒》中有“病嗟酒户年年减，老觉尘机渐渐深”之嗟叹，话语中透露出因病觉老的感慨。因为再次自京城外放的处境，继《遣病十首》后，仍然需要遣病，此时的《遣病》则聚焦于生死问题，举出“今年京城内，死者老少并”以突破地域之限制，此诗应该作于刚到通州不久，“独孤才四十，仕宦方荣荣”所指元稹在京城长安所见，独孤郁病逝，刘禹锡有诗言此事。元稹列举早亡和长寿的人物，以消解自身的病苦，又借佛家的超脱达到“吟此可达观，世言何足听”的遣病意图。

面对瘴病，无论如何恐惧，还是要积极应对。除了自家预防和治疗，还需要求助。元稹患病通州，白居易、刘禹锡均伸出援助之手。白居易有《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袴薄于云。莫嫌轻薄但知著，犹恐通州热杀君。”这是说寄生衣以防通州之“热”，而元稹的《酬乐天寄生衣》益加悲凉，云：“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这是说通州“痎疟”横行，进而忧自家之羸弱。因头风未愈，故而刘禹锡、白居易纷纷相助。刘禹锡《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凉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这是送文石枕以治头风。白居易《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时元九鳏居)》：“笛竹出蕲春，霜刀劈翠筠。织成双锁簟，寄与独眠人。卷作筒中信，舒为席上珍。滑如铺薤叶，冷似卧龙鳞。清润宜乘露，鲜华不受尘。通州炎瘴地，此物最关身。”这是说通州为“炎瘴”之地，而元稹恰是处于炎瘴地之人，故而寄蕲州簟以防炎瘴。元稹《酬乐天寄蕲州簟》：“蕲簟未经春，君先拭翠筠。知为热时物，预与瘴中人。碾玉连心润，编牙小片珍。霜凝青汗简，冰透碧游鳞。水魄轻涵黛，琉璃薄带尘。梦成伤冷滑，惊卧老龙身。”如此的唱酬往来能够说明元白情深，直到元稹病重之际，犹思与乐天之交谊。}fo}}fn}对于此一时期元白之交谊，尚永亮以“胶漆元白”“唱和元白”“轻俗元白”“才子元白”称之，并有极为深入的论述。参《元白并称与多面元白》，《文学遗产》2016年第2期。}/fn}亦能看出元稹所处之地的凶险，从而更加突出贬谪生活的悲凉无助。

元稹回顾自己的经历常常以梦言之。入梦者自然是平生挚友。如《酬乐天频梦微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其实，元、白彼此常在梦中出现，白行简《三梦记》便有所记述。叙述病况较为详细的是《感梦》，梦见的是“故兵部裴尚书相公”，即对元稹有知遇之恩的裴垍。这首诗聚焦的是“好直者”的命运。起笔便是病中的自己，诗云：“我病百日馀，肌体顾若刲。气填暮不食，早早掩窦圭。阴寒筋骨病，夜久灯火低。忽然寝成梦，宛见颜如珪。似叹久离别，嗟嗟复凄凄。问我何病痛，又叹何栖栖。答云痰滞久，与世复相暌。重云痰小疾，良药固易挤。前时奉橘丸，攻疾有神功。何不善和疗，岂独头有风。殷勤平生事，款曲无不终。悲欢两相极，以是半日中。言罢相与行，行行古城里。”^[6](P201)这里的描写并非梦境，而是元稹治疗头风的具体过程，以关于病状的话语入诗经历了一个痛感的审美过程。元稹叙述因裴垍寄良药而减少病痛，而后讲述“我”与“相君”的对话，小吏、僮仆、僧人相继登场，我之所思所想遂和盘托出。元稹将回归京城的理想寄托在裴垍的身上，裴垍的离世对他是不小的打击，故而成梦而有此诗。

自元和十年(815年)起，元稹一入通州便重病缠身，所处之地，所交之友，所见之事均与其患病之心态建立联系，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以对话为主，关于地域与疾病的关系成为中心话题，关涉酒的话题渐少，一旦提及必然与疾病紧密相连。痛中无乐取代了苦中作乐，地理环境无疑与创作心态、生存状态关联甚深，元稹所创作的组诗和长诗中呈现出患病以及疾病治疗过程的某些细节。

三、疾病体验与贬谪生活的自况

每到一个阶段，元稹就要总结自己的仕宦生涯，从追忆中思考人生的意义。自元和十一年(816年)至元和十四年(819年)是关于疾病书写的又一个阶段，元稹的诗作中时常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贬谪与疾病紧密相连，因人而叙事，因叙事而言情，构成了一个集中叙述的书写主题。

元和十一年(816年)，元稹依然在通州任上，因赴兴元治病与权德舆、郑余庆等人有所交游。《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写出当时的境况。荥阳公指郑余庆，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这首诗有序，诗序就是元稹写给郑余庆的书启，书启中具体叙述了与郑余庆欢宴的往事，并言及诗作的作法及内容。元稹刻画了欢会中的自我“小儒”形象：“墨客膺潜服，谈宾膝误前。张鳞定摧败，折角反矜怜。句句推琼玉，声声播管弦。”乃是当时的场面，而自己呢，则“自伤魂惨沮，何暇思幽玄。喜到樽罍侧，愁亲几案边。菁华知竭矣，肺腑尚求旃。抵滞浑成醉，徘徊转慕膻。老叹才渐少，闲苦病相煎。瓦砾难追琢，刍荛分弃捐。漫劳成恳恳，那得美娟娟。”这段以“闲苦病相煎”为主题叙述自己的患病感受，有乐难享，有酒难饮，岂是一个“伤”字能涵盖的。身在病中，元稹的悲秋情绪依然浓厚，与《遣病十首》相对，《景申秋八首》是这个时期低沉心绪的写照。《景申秋八首》先是总述自己的孤寂情怀，其一云：“年年秋意绪，多向雨中生。渐欲烟火近，稍怜衣服轻。咏诗闲处立，忆事夜深行。濩落寻常惯，凄凉别为情。”而后将情绪观照于动物意象，其二云：“蚊幌”“烛蛾”“萤火”“蝙蝠”伴随诗人的心境次第登场，最后思及自身，以“良辰日夜去，渐与壮心违”而作结。写罢秋雨，而后是病中听雨，病与酒建立了密切的关联性，其五云：“风头难著枕，病眼厌看书。无酒销长夜，回灯照小馀。三元推废王，九曜入乘除。廊庙应多算，参差斡太虚。”元稹书写秋日眼前的荒凉败落，最终还是用繁笔写一己之病况，其八云：“病苦十年后，连阴十日馀。人方教作鼠，天岂遣为鱼。鲛绽酆城剑，虫凋鬼火书。出闻泥泞尽，何地不摧车。”从元稹的刻意伤秋中能够感受到因“多愁多病身”而生发的敏感与深情。

元和十二年(817年)是元稹饱受病痛折磨的一年，又是病情向好的转折点。元稹虽有《瘴塞》《酬乐天频梦微之》等诗作，却并没有耽误饮酒。如《瘴塞》：“瘴塞巴山哭鸟悲，红妆少妇敛啼眉。殷勤奉药来相劝，云是前年欲病时。”这是与裴淑婚后同赴兴元所作，婚姻之幸福部分地消解疾病之苦痛。元稹《酬乐天频梦微之》：“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这是元稹的自况。《生春(十八)》写得更为具体而生动，云：“何处生春早，春生老病中。土膏蒸足肿，天暖痒头风。似觉肌肤展，潜知血气融。又添新一岁，衰白转成丛。”此后的追忆中往往言及这段病史。

元、白总结各自人生阶段的作品是从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开始的，元稹有和诗《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两人既是对话，也是各说各话。元和十二年(817年)，白居易创作《东南行一百韵》寄给元稹等友人，《东南行一百韵》是白居易的自叙诗，为长篇五言排律，元稹次韵之，堪称文学史上的创体奇观。白居易诗成寄赠一同贬出的友朋，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去江州所见，夷音、蛮态、山歌、野哭之情状；第二部分忆长安旧游之盛况，与崔杜元韦等人欢宴于柏殿、花楼；第三部分述贬谪生活之苦：“日近恩虽重，云高势却孤。翻身落霄汉，失脚倒泥涂。”诗中夹叙，时有说明文字，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关于自家患病与元稹患病的书写，云：“漂流随大海，锤锻任洪炉。险阻尝之矣，栖迟命也夫。沉冥消意气，穷饿耗肌肤。防瘴和残药，迎寒补旧襦。书床鸣蟋蟀，琴匣网蜘蛛。贫室如悬磬，端忧剧守株。时遭人指点，数被鬼揶揄。兀兀都疑梦，昏昏半是愚。女惊朝不起，妻怪夜长吁。万里抛朋侣，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荣枯。去夏微之疟，今春席八殂。天涯书达否，泉下哭知无。”^{[7](P1247-1248)}先是叙述自己的病况，又及元稹患疟。自注中云：“去年闻元九瘴疟，书去竟未报。今春闻席八殁。久与还往，能无恸矣。”^[7](P1248)而归结最深的感受，白居易以“壮志因愁减，衰容与病俱”收束全篇。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有《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以和白诗，小序云：“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马通州。二十九日，与乐天于鄠东蒲池村别，各赋一绝。到通州后，予又寄一篇。寻而乐天贶予八首，予时疟病将死，一见外不复记忆。十三年，予以赦当迁，简省书籍，得是八篇。吟叹方极，适崔果州使至，为予致乐天去年十二月二日书，书中寄予百韵至两韵凡二十四章，属李景信校书自忠州访予，连床递饮之间，悲吒使酒，不三两日，尽和去年已来三十二章皆毕，李生视草而去。四月十三日，予手写为上下卷，仍依次重用本韵，亦不知何时得见乐天，因人或寄去，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显然，此刻的元稹已经心情大好，虽未病愈，却可以任性饮酒赋诗。与白诗相比，元稹的和作要难读。诗一起笔便直叙，“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元稹自己的解释是“元和十年闰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闻乐天司马江州。”^[7](P366)这首诗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典型的由当下之境况追忆旧日图景的写法，“欲令仁渐及，已被疟潜图。膳减思调鼎，行稀恐蠹枢。”写元稹通州所见之环境及患疟之事。第二部分从“倍忆京华伴，偏忘我尔躯。谪居今共远，荣路昔同趋”写起，写与白居易相识后自己的遭际。第三部分从“望国参云树，归家满地芜。破窗尘癡癡，幽院鸟呜呜”写起，主要写离开后长安故居荒凉及友朋分离之现状。这场由白居易发起进而谪居他乡的友朋共同回应的次韵酬和具有重要的创作意义。大家追忆处于贬地的人生状态，元稹从患病说起，以病中经历为主线，以彼此京华时期的赏心乐事为对比，写出了当下的生存状态与贬谪心态。元白的诗作读起来是自说自话，却“同是天涯沦落人”，白居易创作《东南行一百韵》寄与元稹、李建、崔韶、韦处厚、庾敬休、杜元颖、李绅、窦巩等人，元稹的和作将通州的自己与江州的白居易联系起来，又有共同的好友李建、李绅等人的加入，构成了一次以贬谪生活为中心的群体书写活动。白居易形容此时处境犹如“两叶浮萍大海中”(《答微之》)，元稹、白居易的这两首唱酬诗作是关于疾病与贬谪生活相互关联的文学样本。

元稹终于迎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元和十三年(818年)，李夷简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白居易有《闻李尚书拜相因以长句寄贺微之》，元稹有《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渴望“若待更遭秋瘴后”能够改变当前的处境。元和十四年(819年)，元稹终于离开通州，任虢州长史。元稹的病况在《酬乐天叹损伤见寄》中有所描述，诗云：“前途何在转茫茫，渐老那能不自伤。病为怕风多睡月，起因花药暂扶床。函关气索迷真侣，峡水波翻碍故乡。唯有秋来两行泪，对君新赠远诗章。”任职虢州尽管仍不理想，自然环境却要比通州好得多。故而白居易作《寄微之(时微之为虢州司马)》一诗来安慰元稹，劝其“莫嫌冷落抛闲地，犹胜炎蒸卧瘴乡。”虽然虢州不是好去处，但是元稹得以就此逃离“炎蒸卧瘴乡”。此后的元稹渐入仕宦之通途，亦有裴淑相伴，无嗣之忧已解，开启了人生之精彩华章。虽然还有一年，元和时代就结束了，可是元稹人生的第二段应该停在元和十四年(819年)这个节点上，他的贬谪生涯既历练之，亦成就之。《感梦》《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等诗作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特点，以长诗讲述人生的部分经历，并以自注补正，元、白拓展诗歌表现功能的意义亦在于此，从中还能够见出元和文化精神中的一些特征。

综上所述，元稹涉病之作集中在元和时期，贬谪之苦乃是催化剂，令其困苦不堪，丧妻之痛、贬谪之苦与病痛交融，狂饮无度进一步加重病痛，这在其诗文中有所呈现。元稹创作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元和时期，患病话题的方方面面、江陵和通州作为瘴疠之地的具体情形、元稹自家的病况及感受均已入诗，以次韵唱酬之作居多，虽无名篇却有创体的贡献。自入长安起，这一阶段的患病生活在此后的诗作中绝少提及，元才子已然将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低潮期抛于九霄云外，不复有此类作品。元稹关于疾病的书写体现出失去乐园、身处困境与寻找乐园的三个层面，由无助的哀吟而叙述处境之险恶，渴望改变现状，再到追忆贬谪生涯的故事图景，复呈现出极强的叙事性特征。元稹采用的则是“将强烈孤愤纳入饱经沧桑的悲凉心境，去审视社会、解悟人生的理性认知方式”。^[10](P392)中唐诗人因仕宦之穷达而又经地域之播迁，故而贬谪文学成为一大景观，关于疾病之书写不仅能够呈现出逐臣在贬谪之地的生存状态，而且进入此后生活的追忆世界，成为文本经典化进程的一个有效途径。对此尚永亮、蒋寅、胡可先、戴伟华等学者皆有专深之研究。概而言之，士人群体一旦入居贬地，则身心俱疲，病痛皆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人无不苦之。尽管如此，他们依旧关注时政、关心国事，积极参与其中。就文学研究而言，中唐诗人的涉病文本自然会涉及到医疗与文学的关联性，对于患病的文学书写构成了文学与身心治疗的对应关系，若从细部探究，或可作为跨学科学术研究的重要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