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西方现代小说兴起的大背景中，对个人心理冲突及异常心理活动的描摹成为新时尚，不少作家开始援用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知识，强化了对人物心理的探究，并引起了欧洲诸国评论界的瞩目。有“现代小说之父”之称的挪威作家哈姆生^①(1859—1952年)也不例外，^[1](P602)他也涉猎过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籍，计划“写出大量受心理学驱使的书”。^[2](P54)1888年，他发表了自传体小说《饿》的片段，出现了“神经过敏”“神经症”等医学词汇，对遭受生理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无名作家的心理进行了赤裸裸的再现。这种崭新的创作技巧让他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也给予哈姆生很大的自信，并确信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心理文学”是可行的。1890年，《饿》一书出版。同年，哈姆生在《我们的时代》杂志上发表《思维中的无意识生命》(From the Unconscious Life of the Mind)一文，提出要写现代人与众不同的心理特质，表现他们分裂混乱的思维，要把侵入他们头脑中的稀奇古怪和莫名其妙的思维还原出来。

① 哈姆生为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未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仅上过252天学，通过自学成为职业作家。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作家，二战期间因支持纳粹遭到挪威政府的审判，一度被囚禁在精神病院中，并被没收所有财产作为罚金，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哈姆生的长篇小说成就最高，民国时期三部长篇小说《魏都丽姑娘》《饿》《恋爱三昧》(又名《牧羊神》)出现了中译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地的成长》在1985年有了简体字译本。近年，大众媒体上频繁可见哈姆生诺奖演讲词《向生命一切的青春举杯》以及《魏都丽姑娘》的摘译《什么是爱》，而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相对匮乏。哈姆生的小说充满了“安全感与破裂”“大自然与技术”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对现代都市文明一直抱有警惕的态度。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哈姆生的小说值得我们再次细读。

《饿》对落魄文人神经过敏心理的逼真描写，引起了临床精神科医生的关注，德国医生汉斯·库莱拉(Hans Kurella)想译出此小说，并视其为“精神医学临床治疗的范本”。^[1](P83)也有人认为“《饥饿》对人们常常忽视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学探索，甚至可以说精神分析学的探索，因而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翘楚之作”。^[3](P318)的确，《饿》中的异常心理描写与哈姆生自身症状存在高强度关联，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确立之前，此小说为人们对精神病学外延的认知做好了铺垫。哈姆生的写作体验也为疾病与创造力、神经过敏与创作的相互牵制关系之阐明提供了例证。

本文参阅挪威哈姆生研究者科伦(Ingar Sletten Kolloen)使用第一手材料写成的《汉姆生传》(Knut Hamsun:Dreamer and Disssenter)，以哈姆生的家族病史、肺结核等抗病体验为线索，聚焦他如何通过创作进行自我疗愈从而确立起一种文学风格，并对他接受的精神分析诊疗做一分析，探究其抗病体验、精神分析诊疗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哈姆生的家族病史

哈姆生出身于挪威北部诺尔兰郡的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哈姆生外祖母家庭有家族遗传性的精神错乱，家庭成员中出现过上吊、跳河自杀者。大舅奥莱·奥尔森天性焦躁不安，嗜酒如命；二舅汉斯·奥尔森患有帕金森氏病；母亲托拉在生下第七个孩子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精神出现了异常。因家境贫寒，哈姆生在12岁时与妹妹一同被寄养在二舅家，得益于教区良好的教育环境，他眼界大开，在二舅的私人图书室饱读文学书籍，立志将来成为作家。但二舅对他的管教异常严厉，让他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他性格执拗，因常常做出对抗而遭到严重的体罚，加上母爱的匮乏，这让他的童年充满了很多痛苦而不堪的记忆。

哈姆生很早就对异常心理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在教区也常常做出一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他非常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心灵的失常和心理的变态”。^[4](P278)有研究者指出，哈姆生曾夸耀过“神经衰弱”这个词，今天则是“精神病的”或者“精神分裂症的”。^[5](P228)他从小目睹过母亲精神失常的发作，会让他滋生出一种对异常心理较为天然的亲近感和好奇心，能够较宽容地看待精神疾病，不太会像普通人那样流露出强烈的排斥情绪。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他对精神疾病会有一种恐惧心理，即罹病恐惧，担心会遗传母亲的精神失常。

从哈姆生的家族病史而言，他有精神错乱的遗传负因, 一生又饱受神经过敏^②的折磨，曾罹患过肺结核、皮肤炎、湿疹、痔疮、前列腺肥大症、书写痉挛症、酒精依赖症等。与第二任妻子玛丽所生的大女儿埃莉诺尔(Ellinor Hamsun)曾患酒精依赖症和厌食症，一度出现过精神失常。^[1](P408)但纵观哈姆生的一生，虽然有遗传易感性，在压力过大或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后，容易感到身体不适，创作曾陷入停滞状态，但这仅是一种心因性的短暂的精神障碍，并未呈现出精神病的重要临床表征——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分裂。从成名作《饿》，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作《大地的成长》，再到90岁高龄执笔的《在杂草丛生的路上》，均可见他那旺盛不衰的创造力。正如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霍尔斯陶穆对他的盛赞：“仅就艺术才华而论，没有任何一位挪威作家能与哈姆生相提并论，他的心智虽然有些飘忽不定，但却异常细腻，从本质上而言，他代表着一股喷涌、骚乱的力量。”^[6](P102)

② 同“神经衰弱”。哈姆生小说《饿》的译者章铁民和《汉姆生传》译者王义国均使用了“神经过敏”，此文亦沿用“神经过敏”。在民国时期“神经衰弱”被视为一种文人病，常与“神经过敏”混用，两者的诊断实际上存在未分化的状态。例如，顔守民《讲述：神经衰弱(续)》(载《医事月刊》1923年12月第2期)中，不仅将神经衰弱视为“神经过敏”的一种症状表现，更是直接指出“神经衰弱别名神经过敏”。关于“神经衰弱”在中国的接受尚未得到系统整理，1869年美国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首次在论文中使用“神经衰弱”一词，是指因神经过度紧张引发的心因性障碍。明治末期日本开始引入西方医学，“神经衰弱”的诊断风靡一时，被视为“精英病”“学生病”。据笔者考察，“神经衰弱”是经由留日学生传入中国，1898年杭县汪有龄(1879—1947年)患上了神经衰弱，在医生的劝告下回国治疗。外务省外交史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陆海军外之部3-10-5-3-2机密送第4号)中，保存了主治医生的诊断书。在最新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神经衰弱”已被删除，但在中国因与中医“衰弱”概念非常契合，临床上仍然沿用此病名。

二、肺结核抗病体验下的书写

1874年，哈姆生独自前往南方，为了糊口四处打工，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阅读。在挪威人向美国移民的大潮中，他也于1882—1884年、1886—1888年两次赴美，从事纯体力劳动，利用间隙进行文学创作和巡回演讲，宣传“心理文学”。但因长期从事高强度的劳作，加上急于成名的焦虑情绪，让他的身体承受力达到了极限。1884年6月，出现了严重的咯血症状，被确诊为肺结核。医生说只有两三个月可活，建议他停止工作以休养为重，并警告他不能再从事写作，否则会要了命。但哈姆生迫于经济压力，并没有条件进疗养院，在被宣告死期将至之时他仍然保持淡定，一边观察自己濒临死亡下的心理状态，一边不间断地写作。生理上的病痛让他的感受力更加敏锐，他觉察到灵感的火花四射，情感在纸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他非常欣喜地发现他能捕捉到情绪的微妙变化，并付诸于笔端，这带给他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创作体验。这一时期发表了描写濒临死亡者心理的短篇小说《生命的片段》，《日报》主编称赞小说展现出了非常巨大的才能，这让哈姆生自信倍增。

德国维拉·波兰特在论证“心理病理学与创造性”的关系时，写道：“病人最初并非按艺术和美学的写作标准进行，他丝丝入扣地写下他的恐惧和感受。这些写下的东西日后竟然会偶尔显露其艺术价值，这也许能用艺术作为疾病的表象这一概念来描述。”^[7](P262)哈姆生拼命想成为作家，抗病中一直维持着高涨的创作意欲，强烈的倾吐冲动交织了死亡恐惧和病痛感受。“阵阵剧烈的咳嗽让他直不起腰来，他很少能够忘记他的存在状态，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在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区别”。^[1](P37)在疾病与创作的夹缝中，他摸索出了一种适合他的创作技巧，“把第一人称叙述者分裂成几个嗓音，那些嗓音被置于彼此之间的奇特对话之中，几个嗓音交替地做出观察，对彼此作出反应和评论”。^[1](P41)哈姆生身上呈现出创作与疾病的相互作用，可谓非常贴近“艺术作为疾病的表象”这一概念。病痛引起强烈的情绪不适，在习惯性的写作驱动力下，真实的感受经由笔端流出，诞生的作品堪称一种病痛的“副产品”。哈姆生在这种贫病交加的极端境遇中，体验到创作内驱力所带来的身心状态的改变，对疾病与创作的相互牵制有了切实体会。之后他能反观自身精神状态，刻意置身于一种较为窘迫的环境中，重温抗病心境，并能主动地对心因性不适做出调控。

关于肺结核病，1882年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了肺结核菌。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劳动人口中，肺结核的发病率特别高，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贫穷、糟糕的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不健康的饮食是造成肺结核的主要因素，也有人认为这与患者的体质和心理紧张有关。^[8](P165)在异国求生的哈姆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异文化适应方面也非常不顺。他看不惯美国的都市文明，写下了专著《当代美国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fe of Modern America)，对美国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又迫切地想在文坛立足，对挪威“文坛四杰”易卜生、比昂松、约那斯·李、基兰德频频做出抨击。这让自己常常处于一种易受攻击、较为孤立的环境中，得到外部情感支持很少，人际关系异常紧张，精神上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种种因素的合力下，无疑会加剧他在异国生存的精神压力，终于令身体不堪重负而发出了信号。另外，美国米开塞尔指出：“极端的过敏性超过了承受范围，破坏了身体内部的自然平衡，就会发生让人不适的病象。”^[9](P73)哈姆生当年在二舅生活的教区工作时，已有人发现他的情绪不太稳定，这种与生俱来的神经过敏体质是容易引发病象的。

哈姆生通过“以毒攻毒”的自虐式写作，以强大的自控力和意志力，最终将肺结核菌遏制住了，从中可见自然愈合力之强大。另一方面其抗病能力也是不可小觑的，少壮时期的劳作磨练让他形成了超强的耐压体质及承受力，未被肺结核击垮。

在18世纪疾病与文学关系较为密切，欧洲上流社会中甚至有人主动去感染肺结核，以与主流审美潮流相契合。19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肺结核带来的病态美备受浪漫主义作家推崇，他们将主人公的肺结核病赋予过多浪漫化色彩，而不太重视书写疾病本身的真实感受。哈姆生则不同，他罹患肺结核完全是由窘迫的境遇所致，曾与死亡之神擦肩而过，他对疾病的恐惧是切实的。他之所以不放弃写作，不单是为了宣泄病痛，还有一种强烈的成名欲望支撑着他，当然更重要的是习惯使然——他要不断地写。哈姆生不是戴着浪漫主义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肺结核，而是活用了当事人视角，将重心放在病中异常敏锐的主观感觉上，描摹病痛带来的真实情感体验，以此获得了一种文学技巧。

据《艺术家与作品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Artists and Their Works)一书的作者N.N.Drakoulidēs的观点，童年的创伤可通过倒错、神经症、升华三种方式得到缓解，只有升华才是通往艺术创造之路。日本的精神科医生兼作家加贺乙彦^③对此观点做了补充和阐发，指出升华是本能的化身，本能的能量一部分受到压制，一部分在现实中得到了满足，还有余下的便是升华。若本能的能量分配不均则会引发神经症，神经症可成为升华的取代物。换言之，神经症可通过艺术创作得到治愈。创作力在现实生活的苦痛和约束的激发下，会得到有效的提升。伟大的艺术家均受到现实层面的压迫，唯有苦痛会让才能开花。^[10](P13)从哈姆生的生平及创作历程而言，此观点颇有信服力。

③ 原名小木贞孝，加贺乙彦在《文学と病跡学》(“文学与病迹学”)对日本病迹学研究的方法、发展过程等提出了尖锐的思考。刊载于《文史哲》2005年第6期的张蕾《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一文，由“病迹学的发展史”“精神异常和创作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日本的病迹学研究”三部分构成，是对加贺论文部分核心观点进行的翻译。有鉴于国内对日本病迹学研究的相关介绍尚不系统，且不可避免地对研究对象带有精神疾病诊断的色彩，此文暂不使用“病迹学”的表达。

三、神经过敏与《饿》的创作

哈姆生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度过身为无名作家极其艰难的那几年，急于成名的焦虑折磨着他，尤其对光线、声音的刺激非常敏感，显现出严重的神经过敏症状。之后写下的《饿》，对饥饿产生的荒诞、毫无逻辑的混乱心理，对各种幻想和狂态的刻画极为细腻，^[11](P32)神经过敏当事人视角赋予了他文字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那种对卑微又清高的饥饿文人心理赤裸裸的揭示直抵人心。^④这也是《饿》获得极高评价的关键原因。

④ 例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饿》原版本有某读者的留言，写道：“这完全像一个患热病者的呓语录。但其中幻想的奇妙，纤细，非身历其境那能为此入微！？全书妙在语无伦次，为离骚然，语益乱，愈见其忧思之深也！难得译笔为此的生动，逼真，流利，为本书生色不少。署名诩□，1930年5月20日于上海复旦。”另外，鲁迅、曹聚仁等也对哈姆生的饿者心理描写表示钦佩，可参阅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聚仁《说饿》。

加贺乙彦指出，创作中反映疯狂与因疯狂而创作是根本不同的。对于前者，精神病学尚能够发言作某种解释，而对后者却只能保持沉默。换句话说，站在精神病学的立场上，可以论及创作行为的心理背景，但不能触及到创作行为本身的秘密。^[10](P11)若对哈姆生的创作行为做一分析，他是经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文学积累期，一直在培育一种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直到将自身体验进行还原式描摹的《饿》的诞生，才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才在文坛上立足。

《饿》写出了他本人的切身体验：“我的头发大批地脱落，我的头痛得要命，尤其是早晨；而且我的神经过敏已经到了极点。我每日将我的手包在布片里坐着写字。因为我不能忍受我的呼吸触着它们。”^[12](P144)哈姆生的传记作者科伦说：“他的神经细腻而又敏感：在写作的时候，他有六个星期的时间都在他的左手绑上一条长围巾，因为他自己的呼吸吹在皮肤的表面，他都不能忍受。”^[1](P285)神经过敏的疾病赋予了哈姆生一种独特的观察视角，将自身体验做出了切实的描摹，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疾病与创作具有相互牵制的关系。哈姆生的创作行为中清晰可见神经过敏对创作的促进机制。

精神疾病的诊断本来就不是依赖于生物的、客观的量化数值，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患的自述，这种自述往往会对医生的诊断形成干扰。患者在描述症状及不适的过程中，其语言表达能力、对病症的医学认知以及自述中是否使用过诸如“神经过敏”等词汇，很有可能影响到医生的诊断。医生所受的专业训练是以自然科学和实验观察为主，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病历中的症状书写往往单调而千篇一律，而作家感性思维发达，洞察力敏锐，能够用贴切的语言描摹病痛和不适。作家哈姆生就做到了用细腻贴切的感性语言，对神经过敏者的妄想、癫狂等症状进行真实的描摹，^⑤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人们对病感的认知。

⑤ 例如，《饿》第二部分主人公“我”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冒用假名在看守所借住了一晚。此夜他几乎无眠，流露出一个神经过敏者的种种不安：“我从床上坐起，振起我的手臂。我的神经过敏已经克服了我，什么都不生效力，任凭我怎样设法抵抗它。我坐在那里，成了各种极离奇的妄想的一个俘虏，倾听着自己低吟着的催眠歌，流着因努力想把自己镇静下来而流的汗。”参见章铁民译《饿》，水沫书店1929年版，第95页。之后不久，“我”再次陷入窘境，在求职无果、典当不成、又饥又饿的状态下，做出了自伤行为。引用如下：“我又开始自作孽，故意将我的前额撞上灯柱，将我的指甲挖进我的手掌，当我的舌头发音不清楚时，便癫狂地咬它，每一度受了剧痛，便狂笑起来。”接下来的一段又写道，“我觉得我的血液里有着癫狂；觉得癫狂在我的脑筋里的抽痛。”参见章铁民译《饿》，水沫书店1929年版，第130、131页。

四、哈姆生接受的精神分析诊疗

进入20年代，哈姆生已过60岁，步入老年的他极其惧怕身体的衰老，为了保持荷尔蒙平衡，让奥地利医生欧根·施泰纳赫(Eugene Steinach)对他施行了输精管缝合手术。但日常生活的细节很容易让他惶惶不安，他患上了社交退缩症，而且右手颤抖厉害，越发担心遗传了二舅的帕金森氏症。创作上也一蹶不振，小他23岁的妻子玛丽正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而哈姆生对创作力衰退的焦虑日益严重。他实在受不了身体频频发出的焦虑神经症的症状，尝试过电击疗法、按摩，服用十多种特效药也未见缓解。1925年11月，当他在《晚邮报》上看到约翰·伊尔根斯·施特罗姆(Johan Irgens Strømme)著《神经过敏》(Nervøsiten)的广告后，非常兴奋，马上购入此书，读后深感共鸣。最让他感动的是书中写道“神经质的人应该被看作位居社会中最优秀的人之列”。^[1](P288)施特罗姆毕业于奥斯陆大学医学院，在瑞士苏黎世精神病专科医院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的训练，后在奥斯陆开设了私人精神分析诊所，当时已有十五年的从医经历。

众所周知，维亚纳医学学派的兴盛，催生了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该学说曾受19世纪以前文学艺术史的潜在影响，首次对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发病机制进行了探究。1895年，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合著了《歇斯底里研究》，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启示，发现了潜意识，^[13](P5)这为精神分析学说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弗洛伊德指出歇斯底里的根源即潜意识的存在，认为潜意识是一种被心理压抑的冲动和原始本能所组成的领域，须经外力的引导和启发，解除了精神压力后才能被意识到。潜意识理论出现后，先是引起了一些受情绪问题困扰者的关注，他们尝试从当事人视角进行学习并开展研究，这奠定了精神分析可缓解情绪问题的基调。常规的精神分析以泛性论为核心，在以作家为对象的精神分析中，具体探讨其如何受到力比多的驱使而进行创作，因过于聚焦对性压抑的挖掘，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信服力，此点深受诟病。

哈姆生与施特罗姆通过几次信后，1926年1月前往奥斯陆施特罗姆的诊所，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精神分析治疗的核心技术是自由联想，注重培育患者与医生的合作关系，重视挖掘患者自身未意识到的心理冲突，通过回溯过往以找寻症状形成的源头，让其对潜意识中的“情结”做出洞察。医生先让哈姆生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讲述梦境，将他受到的压抑结合童年创伤做一勾连，剖析其内在冲突。哈姆生对施特罗姆是信赖而放心的，他阅读《神经过敏》的导论像是重温一遍当年创作《饿》时的心境，借助此书他进一步强化了对神经过敏病理学的认知。医生对这位大作家的生平与作品非常熟悉，哈姆生也对《神经过敏》深有共鸣，两人成功地构建起信赖关系，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几乎未出现阻抗。施特罗姆分析了哈姆生的潜意识和内心冲突，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是产生自他人格的截然对立之间的巨大紧张，^[1](P299)并帮助他与童年创伤等体验拉开距离而做出审视，帮助他走出自我束缚。常规精神分析治疗大致需要1—3年的时间，而哈姆生仅花了两三个月便感到状态大好，并有了构思新作的冲动。

我们不禁会有疑问，哈姆生在诊疗中到底是消除还是重新认识了神经过敏的“病感”？仅凭目前资料很难做出精准的识别。由增龄而引起身体状况的恶化，以及长期受神经质困扰而引发的躯体不适，会强化他的罹病恐惧。遗传易感性交织长期持续的神经过敏及焦虑情绪，无疑会加重他的恐惧情绪，严重的话，极有可能引发神经功能紊乱等不适。这些症状是可以通过谈话疗法等进行缓解的。另一层面，哈姆生对病态事物超乎寻常的敏感，让他形成了某种心理定势，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过敏，并主动对“可操控”的病理因素进行自我抑制。是否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他有意不让医生完全消除他的“病感”，而这种“病感”是能助力创作的，不用说他比医生更加清楚疾病与创造力的相互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哈姆生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前，已对精神病学类书籍有所涉猎，在施特罗姆的暗示下，他对梦境的讲述疑似铺开了小说的情节，医生听到后第一感受是这与他小说的风格和节奏非常相似。倘若医生从未阅读过哈姆生的小说，则不会有两者对比的感受，继而做出可操作性的、建设性的诊疗意见。哈姆生在精神科医生的疏导下克服了社交恐惧，认同医生的观点——内心冲突正是他写作的熔炉，写作始终都是产生自他本人的内心矛盾。^[1](P300)通过医生的疏导，他接受了自己要与神经过敏带来的内心冲突共处，对心理小说模式再次涌出自信，并提高了自我接纳度。不久哈姆生创作力的再次爆发，完成了长篇小说《漂泊的人》，并深受好评。这说明了他所接受的精神分析诊疗发挥了作用，也让施特罗姆等治疗师对精神分析之科学性、可靠性坚定了信念。可以说精神科医生施特罗姆与哈姆生联手实现了“高性价比”的诊疗，彼此又非常巧妙地“成就”了对方。

施特罗姆的年轻同行特里格韦·布拉托伊(Trygve Braatøy)也基于对哈姆生小说的阅读体验，对作家性格与作品做了深入研究，1929年在哈姆生七十岁生日前后出版了专著《生活的循环》(Livets Sirkel)。布拉托伊借助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分析了哈姆生的性格及驱使他创作的内在动力。他毫不费力地发现哈姆生小说中所有主人公具有的特征，即“需要征服那些感动了他的人”“强烈的冲突和巨大的情绪改变”“总是生活在对于他们自己境遇不安的感觉中”。^[1](P308)哈姆生刻意做出不屑一顾的姿态，实际上他认真阅读了该书，并未对布拉托伊的观点做出驳斥。

中村古峡^⑥在《精神分析与现代文学》中指出，“精神分析家的文学评价，并不从作品上，也不从文学者的个性上，而是从艺术家特有的心理过程的科学的洞察上来施行的”。^[14](P126)施特罗姆与布拉托伊在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时，避免了对作家性心理的过度挖掘，他们借助对哈姆生生平及作品的深入了解，聚焦其童年创伤，驾轻就熟地对他做出病理学分析，堪称做出了一种带有临床诊断意味的作家论。哈姆生的精神分析诊疗中亦呈现出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施特罗姆他们能汲取哈姆生文学的滋养，扩大对异常心理的认知维度，并能辅以精神分析理论，对作家创造心理赋予科学的洞察，这可谓完成了一场医学人文诊疗。

⑥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入夏目漱石门下，后投身于精神医学、变态心理学的研究，1917年创办“日本精神医学会”，发行《变态心理学》杂志。在以患精神分裂症胞弟为素材而创作的小说《壳》中，流露出对以吴秀三为代表的日本精神医学界的愤懑。1931年在千叶创立中村古峡疗养所，收治精神病人，作家中原中也曾入所治疗。

哈姆生接受施特罗姆诊疗的过程中，他对梦境的讲述是有选择性的，让医生释梦的内容是可自控的，并自行决定接诊次数以及结束时间，整个治疗中他掌握了主导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战后被囚禁在精神病院时，所接受的挪威权威精神科医生加·兰菲尔德(Gabriel Langfeldt)的粗暴诊疗。兰菲尔德通过笔谈对哈姆生进行精神检查，后用大量的问答形式对他做出司法精神鉴定，最终配合当局做出了“精神官能永久性受损”的诊断。哈姆生对此诊断非常抗拒。其实在被囚禁的119天中，他一直在偷偷记日记，并娴熟地做出一些怪异举动，让医护人员误以为他是真的精神失常，从而对他放松了警惕。住院期间他使用《饿》中的双重视角写了小说《在杂草丛生的路上》，1949年出版后深受好评，他再次用作品向人们确认了他作为挪威天才作家的地位，也是向兰菲尔德的肆意诊断做出了有力的谴责。

五、结语

使用精神分析理论创作戏剧和小说、有弗洛伊德“双影人”之称的显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毕业于维也纳医科大学，1886年11月师从精神病学教授台奥多·迈纳特，行医多年后开始进入维也纳文学圈。在他登上文坛之时，《饿》早已出版多年。当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初版本也仅印刷了六百册，整整过了八年才售罄，远不如《饿》在欧洲诸国的人气和影响。这不禁让我们猜想：哈姆生提出“心理小说”宣言的《思维中的无意识生命》，以及《饿》对神经过敏做出的细腻而逼真的描摹，是否也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及显尼志勒转向文学有所影响呢？

高滔在《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中，基于“反对观念论的艺术论的立场”，概括了世纪末文学的特质，即“世纪末的来路——时代生活暗面的解剖”，认为在物质文明的进步中，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神经变得异常敏锐，指出“都会的文学全带着神经衰弱的气味”“只有精神成了敏锐的，于是造成了所谓都会病的精神病的状态，这几乎是近代人共有的倾向”。^[15](P295)虽然哈姆生与弗洛伊德、显尼志勒未曾谋面，但他们均在近代人病态心理方面做出了独自探索，说他们之间有“神交”也不为过。

被誉为“中国现代派鼻祖”的施蛰存，早期小说《纸钱》《廉价的面包》《恢复名誉之梦》等，已初露以心理分析见长的端倪。二三十年代，他翻译了显尼志勒与哈姆生的小说，同时将精神分析理论纳入小说创作中，描写都市男性性压抑的《魔道》和《夜叉》，被视为使用精神分析手法的典型作品。但迄今为止，很少对他如何汲取哈姆生滋养做深入探究。^⑦受语言等因素的制约，哈姆生小说中译本数量少，国人在哈姆生研究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远未触及其文学的核心。哈姆生文学的精髓尚待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⑦ 有关论述详见拙文：施蛰存早期文学活动初探[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7);(日文)日本·中国におけるハムスン受容(日本和中国对哈姆生的接受)[J].现代中国, 2012(86);(日文)未亡人の「生の叫び」——施蟄存とハムスン、シュニッツラーの比較研究(未亡人的“生之呼喊”——施蛰存与哈姆生、显尼志勒的比较研究[J].现代中国, 2013(88)；(日文)施蟄存文学研究——1920、30年代の創作·翻訳活動を中心に(施蛰存文学研究——以二三十年代的创作与翻译为中心)[D].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科研究科博士学位申请论文,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