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衰疾几乎是人生常态，没有人可以幸免。由于中国早期文化就已形成了重政治伦理，重视宗族情感，重群体等特点，因此在韩愈之前的诗歌中，诗人们更重视政治治乱、家国兴衰、人际伦理、自然风物等现实问题和外在事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衰疾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杜甫是以自我衰疾体验入诗的先驱性人物^①，但真正较为自觉地关注自我健康问题，以衰疾体验入诗，是到中唐时期才开始普遍出现的。韩愈则是在这方面自觉探索，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位诗人。韩愈的这一贡献，迄今为止，关注的人还不多^②。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鉴于衰老和疾病虽有重合，但二者仍存在较明显的区别。比较而言，体衰是人体机能随年岁增长而发生的正常生理变化，而疾病则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身体异常变化，二者的特征及在诗歌中的表现也有诸多不同，故本文在讨论时，将二者分开加以论述。^③

① 杜甫晚年吟咏老病的一类诗歌，近年来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钟继刚、姚小波：《杜甫草堂诗的衰病形象》，《文教资料》2006年第34期；张子川、曹买生：《论杜甫“涉病诗”中的生命意识》，《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中旬)2015年第11期；吴中胜、朱春红：《疾病与杜甫创作》，《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等。

② 如周裕锴：《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对韩愈的身体感觉(痛感)有精彩的论述，其中也涉及到衰疾书写。

③ 已有的一些成果往往将体衰和疾病合并论述，如吴中胜、朱春红：《疾病与杜甫创作》，《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杨薏：《中唐诗歌的疾病书写》，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孙小潭：《杜甫的以“病”入诗》，山东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一、衰疾体验与题材拓展

韩愈(768—824年)在青年时代已有早衰的迹象，因此，他对衰老和疾病都极为敏感，与之相关的自我体验与焦虑，不仅在他有关身体状况的自述诗中频繁地出现，也常见于与友朋的赠答诗中。^④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韩愈对自我身体变化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他对衰疾题材的开拓也是前所未有的。就韩愈存世诗歌来看，他的衰疾书写，主要是从体衰、疾病两条线索展开的。

④ 本文所引韩愈诗文，除另有标注者外，均出自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为行文简洁，以下引用只列篇名，不再一一标注出处。

首先是体衰描写。《黄帝内经·灵枢》“天年篇”在论及人生命衰老时说：“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2](P333)但韩愈却在三十二岁就已有白发、三十六岁就齿落甚多。因而，早衰之征在韩愈诗中随处可见。从实际情况来看，韩愈有关体衰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对体衰的写实性记录。韩愈在壮年时期就已经有齿落、发白、目瞀、体羸等现象，在其诗中也多有体现，如《落齿》一诗，作于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时年三十六岁。诗中描述了齿落的过程及其带来的生理、心理变化，及因此造成的生活不便。全诗围绕“落齿”展开，主题鲜明，独立性很强。与之前偶有涉及的写法有了很大的不同。此外，如“三年不见汝，使我鬓发未老而先化”(《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其一)、“尔来曾几时，白发忽满镜”(《东都遇春》)、“时天晦大雪，泪目苦矇瞀”(《南山诗》)、“玄花著两眼，视物隔褷褵”(《寄崔二十六立之》)等，对体衰的多个方面均有表现。

二是对年龄的敏感和焦虑。韩愈对年龄格外关注，且多以时光逝去与己身衰残并列的方式加以表现。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作于贞元十五年(799年)，是年张籍登第，韩愈与他会面，分别之际，发出“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的悲叹。这既是对张籍的劝勉，更是韩愈对年华逝去之惊惧的真实写照。这一年，韩愈才三十二岁。作于元和元年(806年)的《李花赠张十一署》，通过“念昔少年著游燕，对花岂省曾辞杯”与“自从流落忧感集，欲去未到先思回”的对比，以年少时赏花从未推辞过饮酒，而自被贬以来(此时韩愈任江陵法曹参军，还未归京)，却未到赏花之地就已想返回，点出身体大不如前的事实。又说“只今四十已如此，后日更老谁论哉？力携一樽独就醉，不忍虚掷委黄埃。”钱仲联集释有“补释”曰：“按下《寒食日出游诗》，时张方病，故公独就醉也。”^[3](P362)可知，其中的“四十如此”“后日更老”，虽主要是就自己而言，其中也包含有与张署同病相怜之意。从中可见诗人对“后日更老”的焦虑。《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五十二岁。诗中有：“我齿落且尽，君鬓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之叹。而在《南溪始泛三首》(其一)中，也有“余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自是病使然，非是取高蹇”之悲。“懔”，惧也；“怆”，悲也；“休日”指致仕；“高蹇”，孤傲、洁身自好貌。钱仲联集释在“休日”句下有“魏本引孙汝德曰：‘公时病满百日，因致仕’”在“自是”两句下也说：“病不能作事，今托病似此也。”^[4](P1280)韩愈此时自感来日无多，后悔没能早一点致仕休养，但又说现在致仕也并非是自己独善其身和孤傲，而是因病不得不如此。以上这两首诗，说“苦”，说“懔”，直抒胸臆，均表达了对“来日无多”的忧惧。据张籍《祭退之》文，《南溪始泛三首》当作于长庆四年(824年)夏，韩愈于本年十二月去世，^{[4](P1278)[1](P907)}可见诗中之“懔”与“怆”，确是诗人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

其次是疾病描写。韩愈常在诗中写到“疾”“病”，如《赴江陵途中》有“因疾鼻又塞，渐能等薰莸”，当是因感冒等引发鼻塞；元和十五年(820年)所作《酒中留上襄阳李相公》云：“知公不久归钧轴，应许闲官寄病身”，表达自己由于身体的缘故只能做闲官。此处的李相公即李逢吉，据方世举记载：“公生平不合于逢吉。”而此诗意在“以示处不争之地”，因李逢吉“于穆宗有讲侍旧恩”，当时正值穆宗即位之初，韩愈认为李逢吉“固有必入之势矣”，^[1](P835)故在此处提出“闲官”之求。从同期其他诗作来看(详后)，韩愈此时应在袁州刺史任上，向李逢吉献诗固然有干谒之意，但“病身”也确非虚语；再如《杏园送张彻侍御归使》有“归来身已病”，写自己从潮州归来，已是疾病缠身，可见南方生活对韩愈身体的损害。对于自己究竟所患何病，韩愈很少提及，相关史料缺乏记载。可以确定的有疟疾、足弱等。韩愈贞元十九年(803年)冬被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永贞元年(805年)春获赦，夏秋间不幸染上疟疾，《谴疟鬼》便作于此时。还有元和元年(806年)与孟郊合作的《纳凉联句》中有“痟肌夏尤甚，疟渴秋更数”，也提到了此次染病之事。当时被贬到南方的士人，几乎都曾患过疟疾，韩愈也不例外。

关于韩愈服食硫磺一事，后人颇多争议。白居易《思旧》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之说，韩愈本人也有“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诘盘”(《记梦》)的自述。因韩愈曾在多篇诗文中明确排斥求仙之学，如“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又如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一文中，对“左人”(占卜相命者)之说予以驳斥。何焯因此说他“深著学仙服食之愚”。^[5](P441)如此这般“言行不一”，使得一部分人对韩愈的为人有了怀疑。

就目前来看，韩愈服食硫磺基本已成定谳，但其服食动机，却并不是为了求仙，乃为医病。^⑤至于所医何病，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韩愈所医之病当为“足弱”。根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记载：“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然此病发初得，先从脚起，因即胫肿，时人号为脚气。深师云脚弱者，即其义也。”^[7](P235)可知，足弱即脚弱，时人也称之为脚气病，其中提到的深师为南北朝宋齐年间一个僧人医者。韩愈晚年所作《南溪始泛三首》(其三)也说：“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可知韩愈的确受到了足弱(即脚气病)的困扰。据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治疗“风毒脚气痹弱”的药方，其中便有“硫黄末三两”。^[8](P79)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卷一所列防治“脚弱疼冷”的药方中也有“石硫黄”。^[9](P12)可知，古时的硫磺不仅为丹药所需，也是治疗足弱的重要药材。另一说韩愈服食硫磺所治之病当系虚羸早衰，并非“风毒脚气”，而他本人也“当死于服硫磺导致的药源性疾病综合征，‘足弱’只是其间的一个症状”。^[6]且已有研究成果指出，晋唐年间流行的“脚气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脚气病，而是包括矿物中毒在内的多种疾病总称。^[10]且韩愈“足弱不能步”之语，作于长庆四年(824年)，但早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就已有“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之说。因此，韩愈服食硫磺或许并不只是为治疗“足弱”，但无论是何种情况，这都与他患病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⑤ 已有研究成果，如王鹭鹏：《韩愈服硫磺辩》，《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胡阿祥，胡海桐：《韓愈“足弱不能步”與“退之服硫黄”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李浩：《韩愈“服硫黄”新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等。

韩愈还有一些赠答诗，其背景也多与疾病相关。韩愈与贞元八年(792年)一同登第的李观一向交好，但李观在贞元十年(794年)病逝于京师。当李观病重时，韩愈曾作《重云李观疾赠之》，并对李观有“饮食为减少，身体岂宁康”“劝君善饮食，鸾凤本高翔”的劝诫，此时韩愈二十五岁，李观也不过二十七岁。三十岁以后，韩愈对疾病的描写明显增多，如作于年贞元十四年(798年)的《病中赠张十八》，开篇就有“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暴下”，据文谠注，指“食不化而泄出也”，^[1](P40)当属于消化系统疾病，本年韩愈三十一岁。又如《赴江陵途中》曰：“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韩愈于永贞元年(805年)八月授江陵法曹参军，此诗作于其赴任途中，韩愈三十八岁。全诗用较大的篇幅写他被贬阳山的经历，不仅包括当地恶劣的气候和环境，还有疠疫肆虐的场景，可见韩愈内心的恐惧。再如《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中有“面犹含瘴色，眼已见华风”，此诗写于元和十五年(820年)秋天从袁州还京途中。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上《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刺史。次年正月，内移袁州刺史(在江西)，正月八日到袁州赴任。九月，召拜国子祭酒(从三品)。返京时仍“面含瘴色”，可见近两年的贬谪生活，对韩愈身心的损害。

韩愈之所以对衰疾如此敏感和关注，有社会、家族和个人遭遇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韩愈家族普遍享年不永。据韩愈年谱可知，韩愈三岁丧父。他的兄长韩会卒于建中元年(780年)，享年四十二岁。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也提及他有三位兄长，都早早离世。其侄韩老成(即十二郎)也曾患“软脚病”，仅三十三岁就不幸去世。他的侄孙韩滂，在十九岁时患疾而终。家族的不幸在韩愈心中留有巨大的阴影，因此身体的每一点变化，都能在韩愈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二是韩愈本人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这从他诗歌中大量的衰疾书写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加之韩愈出仕备尝艰难，生活长期拮据，甚至一度衣食都成了问题。对此，他在诗中也多有表述，如“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东都遇春》)、“倏忽十六年，终朝苦寒饥”(《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等，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衰病的发展。三是中唐时期道教和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上至天子朝臣，下至庶民百姓，都对健康长寿有十分强烈的追求。身体的衰疾变化普遍受到关注，这也是韩愈重视身体衰疾的一个外在原因。

可见，韩愈不仅在诗中有体衰的写实性记录，也因特别关注身体的变化，对年龄也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和焦虑。他有多首诗歌写到疾病，并服食硫磺以疗疾。在与友朋的赠答诗中，也常提到自己的病况。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与家族成员享年不永、个人体质较差及中唐社会现实有关。从诗歌史的发展来看，他继杜甫之后，以不登大雅之堂的衰疾入诗，将个人真实细腻的主观体验与普遍存在的衰疾现象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拓宽了诗歌题材，开辟了新的诗歌天地，具有引领风气的意义。

二、从身心俱损到自我超越

马起华曾说：“忧时感事，形诸诗篇，是文公的一种生活模式；藉事托物，述怀明志，是文公的一种心路历程。”^[11](P33)若以这一论断来观照衰疾书写，则可发现，韩愈不仅将对衰疾的所忧所感“行诸诗篇”，还借衰疾“述怀明志”，向我们展露他的“心路历程”。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是死亡恐惧。这是韩愈衰疾体验最突出的表现，这种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疾病的不断侵袭而愈发强烈。这在他描写齿落、发白、眼花等衰疾体验的诗歌中，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如《落齿》诗从落第一齿开始，接着竟“俄然落六七”，引发了韩愈高度的紧张。他从“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的担忧，到“意与崩山比”的恐慌。正是一种对死亡恐惧的强烈反应。这一点从韩愈游华山的轶事中，也可见一斑。韩愈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冬天得授四门博士，贞元十八年(802年)春，在告假回洛阳途中，有游华山之行。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反，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12](P38)其实只是暂时困于山顶，韩愈就有如此失态之举，甚至要写下遗书与家人诀别。这样的情绪看似有些过头，但若站在韩愈的角度来看，这种过度的反应，与长期以来身体衰疾对韩愈造成的心理压力不无关系，困于华山不过是引发他“发狂恸哭”的一个偶然的导火索而已。

二是人生失意。它与韩愈的衰疾体验往往结伴而行，相互催化。韩愈童年大部分时期都是在困苦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成年后的科举之路又充满坎坷。仕途的失意，也常渗透在其衰疾书写中。在《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中，韩愈回忆起过去的十六年里终日饥寒交迫，不由得感慨：“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赠侯喜》中则以“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感叹自己求取功名的艰难。但对韩愈打击最大的，还是两次南方之贬。这两次贬谪对他的身心都造成了较大的伤害，作于其间的诗歌，衰疾与失意的书写多交叠在一起。

韩愈初次被贬是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赴江陵途中》开篇即曰：“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紧接着有“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的感慨。诗中并有“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之语，按刘向(前77—前6年)《说苑》载：常摐患疾，老子前来探视，常摐张口以示老子，以“舌存齿亡”相问，老子回答说：“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乎？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乎？”《淮南子·原道训》也说：“齿坚于舌而先为之敝，是故柔软者，生之干也；坚强者，死之徒也。”韩愈借此典故，即是兼述衰疾与仕途失意。在唐代，岭南的自然环境恶劣，被贬至此地的士人，多罹患疟疾。韩愈关于瘴疟及大量南方丑恶生物的书写，也多为抒发失意愤懑而发。

永贞元年(805年)，韩愈获赦离开阳山，前往郴州待命，在此期间，面对自己齿落发秃的境况，韩愈不由得感慨“孤负平生心，已矣知何奈”。《感春》(其四)曰：“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霜白趋埃尘”直言书史无用，实则正话反说，暗含幽怨。清人查慎行(1650—1727年)在《初白庵诗评》评前两句曰：“似怨矣，却不怒。”^[13](P2531)所怨为何？怕是怨“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韩愈《五箴序》)。清代诗人陈沆(1785—1826年)在《诗比兴笺》中也论曰：“‘幸逢尧舜明四目，条理品汇皆得宜’，此进不得有为于时也。‘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此退不能自进于道也”，^[13](P2531)因此，韩愈看似渴望“独宿荒陂射凫雁，卖纳租赋官不嗔”(《感春四首》其四)的江头隐逸生活，恼恨那“画蛇著足无处用”的书史，实则悲苦难言。

韩愈第二次被贬潮州，是因为谏迎佛骨惹怒了唐德宗。德宗甚至想杀了韩愈，后经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了死罪，贬至潮州任刺史。韩愈早年被贬阳山，对南方的疟疾有过近距离的体验。此番贬谪，他已五十二岁，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方世举注曰：“盖年已愈艾，身入瘴乡，九死一生，不觉预计。”^[1](P760)但在此诗中，韩愈依旧表达了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斗志，“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再看前两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现实，冤屈之意昭然可见，故末尾的“好收吾骨瘴江边”，就多了几分悲壮色彩。《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中，韩愈感念裴度“遗我数幅书，继以药物珍。药物防瘴疠，书劝养形神”，也不由得感叹“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身体的瘴疠有药可医，心中的失意却无可奈何。但整体来看，较第一次贬谪而言，已过知命之年的韩愈情感更加内敛，表达也渐趋于温和。

三是自我超越。能够从心理上战胜衰疾，从负面情绪中超越出来，最能体现韩愈作为一位儒者的魅力。纵使仕途和生活屡遭打击，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但这些磨难都没有击垮韩愈，他反倒更以达观之心直面人生。作于贞元十年(794年)的《重云李观疾赠之》一诗有云：“且况天地间，大运自有常。”在劝李观保重身体的同时，韩愈也以乐天知命的思想宽慰李观。他自己也在衰疾带来的痛苦中，完成了对这一负面体验的精神超越。其《落齿》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蜕变的历程：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倘常岁落一，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

“落齿”的生理变化，让韩愈从担心外貌之丑陋——“但念豁可耻”，到担忧衰老和死亡——“始忧衰即死”，再到“懔懔恒在己”“意与崩山比”的巨大惊恐，心灵的煎熬可谓达到了极限。但韩愈很快便冷静下来，因为他发现，无论是“倘常岁落一”，还是“如其落并空”，最终都是同一个结果。所以，当将齿落提升至生命高度时，韩愈便有了“长短俱死尔”的结论。这样的思考，显然与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如此一来，落齿带来的山崩地裂般的惊惧、悲痛与绝望，自然转为顺其自然与平和达观。这首诗其实就是韩愈衰疾体验及其自我超越的一个缩微版。

又如在《赠刘师服》中，韩愈写自己因缺齿较多，“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子则因此“盘中不饤栗与梨”，这让韩愈发出“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的担忧。但接下来，韩愈就提到“忆昔太公仕进初，口含两齿无赢余”。按《荀子·君道》记载，姜太公初遇周文王时，“行年七十有二，齳然而齿堕矣”。经此比较，韩愈说：“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检点形骸外”，对衰疾的担忧消解了，心态一下子乐观起来。在《寄崔二十六立之》中，诗人先是坦言自己发秃、齿落、眼花，身体状况已是羸弱不堪。然后以“且吾闻之师，不以物自隳”，说明自己不恋物质的态度，与后文“仁者耻贪冒，受禄量所宜”遥相呼应。接着他又说：“君看一时人，几辈先腾驰。过半黑头死，阴虫食枯骴。”以此与自己加以对比，不仅得出“况又婴疹疾，宁保躯不赀”的结论，而且又用“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来自我宽解。由此转为乐天知命和知足常乐，并获得了以诗文留名青史的自信。以上两首诗，均作于元和七年(812年)韩愈四十五岁时。可以看出，面对衰疾，他有了完成心理超越更强的精神力量。

衰疾是人生的不幸，与之对应的情感也多是负面的。因此，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多与死亡恐惧、人生失意密切相关。当衰疾与失意不期而遇时，二者的相互强化，让诗人雪上加霜，身心俱损。不仅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和现实的打击，又因家族和自身体质的原因，还不免为死亡的威胁而惊惧不已。但韩愈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衰疾与人生失意，并没有一味消沉，而能够以强大的心理力量，消解死亡恐惧，直面人生不幸，实现对衰疾体验负面影响的自我超越。这是韩愈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也使他的诗歌在文化精神上获得了升华。

三、艺术表现的新探索

以衰疾体验入诗，也为诗歌的艺术表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韩愈诗歌立足衰疾体验，对诗歌意象、修辞做了创造性的开掘，并自觉地以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淡化衰疾带来的负面情绪，在衰疾书写中贯彻其“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主张，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衰疾意象的选用。韩愈诗歌中出现了头发、牙齿、眼、鼻、骨、四肢等大量与身体衰疾相关的意象。其中很多意象包含不同的形式，如头发意象有白发、脱发，牙齿意象有落齿、豁齿，眼睛意象有目劳、泪眼、花眼等。同时，在韩愈的笔下，既有如“自然白发多”(《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裁衣寄远泪眼暗”(《短燈檠歌》)、“我齿落且尽”(《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所余十九齿”(《寄崔二十六立之》)、“人言齿之豁”(《落齿》)等单列的衰疾意象；也有如“两目眵昏头雪白”(《短燈檠歌》)、“齿发早衰嗟可闵”(《赠崔立之评事》)、“手倦目劳方一起”(《赠侯喜》)等一句中包含多种衰疾意象的写法，通过意象的叠加强调衰疾的严重性，也借以渲染负面的心理体验。韩愈还从侧面描述衰疾，如“冠欹感发秃，语误惊齿堕”(《感春四首》其三)，不直接写衰疾，而是由“冠欹”“语误”的细节，带出“发秃”“齿堕”的事实，将诗人瞬间的心理活动揭示无余。另外，韩愈也常选用一些较为生僻的衰疾意象，如“痈”“疥”“痟”“痺”等，则又体现了他“尚怪奇”和力求生新的特色。

其次，衰疾的修辞创新。其中，疾病比喻是非常突出的特点之一。在这类诗歌中，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是写实，还有一部分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在《赴江陵途中》有“随事生疮疣”，“疮疣”原指瘤肿，此处却将其比作罪戾，表明自己到被贬之地后处处“酸寒”，甚至一不小心就会犯下罪事，“疮疣”二字虽不是实写，却形象地表达出韩愈内心的痛苦。又如《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中有“怯烦类决痈, 惬兴剧爬疥”，以“决痈”“爬疥”喻“怯烦”“惬兴”之痛快与舒适，这样的写法，将个人的衰疾体验恰当地与其他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使诗歌的艺术表现更鲜活而有力度。

对比手法的使用，也是韩愈衰疾书写的一大特点。细究又主要分为今昔对比和人我对比两种。今昔对比，如《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将初及第时“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与今日“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的对比。至于人我对比，尤以《赠刘师服》最为典型。开篇就直言“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表达对刘师服的羡慕，接着写“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且在后文中讲述自己只能吃软烂的食物，与刘师服所吃的“大肉硬饼”又形成了对比，无奈之哀叹溢于言表。

韩愈诗中的衰疾书写，还常以环境描写来加以衬托。这在他两次贬谪南方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南方因自然气候湿热，加之毒物众多，是瘴疠等疾病的频发地，韩愈本人也曾得过瘴病。在衰疾书写中，韩愈常夹以险恶自然环境的描写。如“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赴江陵途中》)“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等，通过对变化无常之恶劣环境的描写，点明了疟疾横行的外在因素，增强了诗歌的说服力，还进一步表达了恶劣环境对身体衰疾的影响。

再次，衰疾书写的诙谐化。欧阳修《六一诗话》对韩愈诗就有“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的评价。^[14](P8-9)衰疾虽令人痛苦，却也是人之常情，韩愈常以达观的心态、戏谑自嘲的口吻来书写衰疾，以此淡化负面情绪。最典型的当属《嘲酣睡》(其一)。打鼾在今天也是一种常见且多发的病症，但在韩愈笔下，澹师之酣睡几乎到了“天地同哭”的地步。诗歌用极尽夸张的语言，以调侃嘲讽的语气，描绘澹师在酣睡时的模样，其中“顽飙吹肥脂”，写其袒露的肚腹随呼吸起伏，犹如被狂风吹动。其鼾声则“雄哮乍咽绝，每发壮益倍”，“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镜面生痱癗。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借阿鼻尸、牛头马面、百鬼、木枕、镜面、铁佛和石人等听到鼾声后的反应，写出澹师鼾声之可怕，戏谑之意显而易见。又如《郑群赠簟》一诗，描写的是自己对郑群所赠之簟的喜爱，诗歌前六句从簟的颜色、质地、触感等各方面进行夸赞，接着以“如坐深甑遭蒸炊”写自己所受酷暑之苦，说此簟犹如及时雨一般，甚至到了“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的地步——身上的百疾都因此簟痊愈，而且躺在其上，冰凉清爽，竟然开始希望天气能够一直炎热下去。这种以诙谐夸饰的语言传达自我真实感受的写法，将身陷酷暑、“百疾”缠身而又乐观多趣的诗人自我刻画得栩栩如生。

韩愈诗歌不仅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衰疾意象，还善于使用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不仅使衰疾书写更加真实，也强化了其艺术效果。他还常常以诙谐戏谑的笔调描写衰疾，增加了诗歌的生动性和趣味性。同时，这种笔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衰疾带来的负面情绪，实为韩愈超越衰疾痛苦的外在表现之一，因而别具特色。

四、衰疾书写的诗歌史意义

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在前人尤其是杜甫的基础上，从题材范围、独立性及诗歌艺术的开拓等多个方面，又有新发展。由于题材特殊，这类诗歌还具有融多种诗歌主题和风格为一体的特点。不仅在当时诗坛独树一帜，具有领风气之先的意义，对后代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诗歌史意义，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其一，诗歌艺术的探索与突破。被后世誉为诗歌高峰的盛唐诗歌，是中唐诗人不能不面对的典范。如果仍被李白、杜甫、王维等一批诗国巨人所笼罩，要想超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白居易“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的诗句，可以看作是对中唐诗人求新求变自觉意识的简要总结。罗宗强先生认为，中唐诗人“变新的途径是很不相同的，但大体来说，是朝着两个大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尚实、尚俗、务尽；一个是尚怪奇、重主观。”^[15](P277)前者的代表是元白诗派，后者的代表是韩孟诗派。“张、王、元、白一派，尚实、尚俗，在写法上多遵重客观生活之实有，走的是写实一路。而韩愈诸人，则重在主观情绪的发抒，往往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以主观情思的流动为转移。”^[15](P329)这样的概括，从总体来看，是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但如果结合中唐诗歌的上述变化来审视，我们又可发现，韩愈衰疾书写的探索还有其独特的突破意义。

一是突破了美与丑的界限。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与以往诗歌追求的“美”大相径庭，按照传统的认识，豁齿、秃头、白发等衰老和病态特征，几乎都是丑陋的，不具备美感。韩愈却不仅以之入诗，还在诗中毫不回避、有意凸显这些特征，从而消解了诗歌审美的传统，甚至以丑为美，突破了美与丑的界限。如《寄崔二十六立之》曰：“我虽未耄老，发秃骨力羸。所余十九齿，飘飖尽浮危”，直接以发秃、骨羸及大面积缺齿的衰老之态入诗，这与诗人“未耄老”(此年韩愈四十五岁)的实际年龄颇不相符。从诗歌美学的角度来说，属于典型的自我“审丑”。这样的写法，或许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如《庄子·内篇·德充符》中就塑造了闉跂、支离、无脤、大瘿等一系列丑陋形象，但庄子笔下多为虚构人物，多通过身与德的对比来阐发“道”，属于典型的“得意忘言”的写法。韩愈则是直接展示自我衰疾形象，“以丑为美”，将最直观的生命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既不同于庄子，在之前的诗歌中也很少见。更重要的是，与韩愈审丑的其他诗作相比，此类诗歌通过自我衰疾体验的书写，为诗歌向内发掘开启了新的道路。不仅是韩愈诗歌求新的重要表现之一，也是诗歌史发展值得重视的一个新动向。

二是突破了怪奇与凡俗的界限。就中唐两大诗派而言，元白诗派“尚俗”，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写身边琐事”。^{[15](P308-313)}从表面看，这与韩孟诗派的“尚怪奇”，似是全不相干，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蒋寅先生认为，中唐两大诗派“竭力寻找未被发现和开垦的诗美资源”，分别发现了“贴近日常经验的平易之美和远离日常经验的奇异之美……中唐诗派的两大潮流由是而分。”^[16]而韩愈以疾病、衰老入诗，表现衰疾引发的身体和心理变化，并借此抒怀说理，在当时既是在表现一种“奇异之美”，但又何尝不是在“写身边琐事”？故韩愈的衰疾书写，在大胆呈现自己和他人衰疾之“丑”的同时，于无形中突破了“凡俗”与“怪奇”，或“平易”与“奇异”的界限，成为其求新求奇的一个典型个案。如他的《谴疟鬼》一诗，是将疟疾这一传染性疾病喻为传说中颛顼帝之孙、水帝之子——“疟鬼”，并与之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对话。他将疟疾归咎为疟鬼作祟，所以开篇就以“屑屑水帝魂，谢谢无余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疟鬼威”四句，将疟疾作为一个违背伦理的不肖子，还以“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表明疟鬼喜好以污秽泄物为食，丝毫不顾臭秽，这是将患疟疾后的种种症状想象为“疟鬼”的主动行为。在诗歌结尾，韩愈以一位长者的身份和口吻，以“赠汝以好辞，咄汝去莫违”，好言劝疟鬼离去。韩愈于永贞元年(805年)在郴州待命期间，不幸染上疟疾。此诗所写，既有他个人患病的体验，又加入了怪奇的想象。这种写法，与他的《赤藤杖歌》等诗在艺术构思上可谓如出一辙，都打破了“怪奇”与“凡俗”“平易”的壁垒，形成了融怪与俗、平易与奇异为一体，兼有“中唐诗派的两大潮流”的某些特征，故显得与众不同。

三是突破了客观与主观的界限。韩愈的衰疾书写，很难简单地归入“尚实”或“重主观”的其中一方。一方面，衰疾是诗人客观存在的身体变化，如“落齿”“白发”，都是直观可见的真实的生理现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差别只在有人发生早一些，有人晚一些。因此有关衰疾的描写具有典型的写实性特征。但另一方面，诗人所描摹的衰疾体验，又是极具主观化的。作为表现对象，它与外在的风景、社会现象及人物有本质的不同。主体的不适、痛苦，尤其是因衰疾带来的情绪波动乃至惊恐和绝望，是主体个性化的独特感受，别人无法准确感知，也很难用语言来表述。这一点在前文引录的《落齿》一诗中，就有极为典型的表现。又如韩愈《答张十一功曹》一诗中也有：“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此诗作于元和元年(806年)，^[1](P298)当时韩愈获赦离开阳山，任江陵法曹参军。他的同事张署除邕管判官，并有诗相赠，此诗为韩愈的和作。“邕管”是唐朝政区名，即邕州管内经略使，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此地与韩愈刚离开的阳山，同为瘴疠之地。故诗中视邕州为“炎瘴死所”，诗人以“斗觉霜毛一半加”，来表达他内心的恐惧和对张署的劝阻。在这里，诗人曾身处瘴疠地的客观见闻与对“炎瘴”的主观感受，是融为一体，很难分开的。

总的来看，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既是以丑为美的探索，又将“尚俗”与“尚怪奇”、“尚实”与“重主观”融为一体，借衰疾这一新主题，突破了美与丑、怪奇与凡俗、主观与客观等界限，超越了中唐两大诗派的界限，开创了全新的诗风。

其二，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对同时代的诗人有明显的影响。如孟郊(751—814年)诗中，就不乏衰疾体验的描摹：“酒人皆倚春发绿, 病叟独藏秋发白”(《济源寒食七首》其四)“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怀十五首》其二)“惊步恐自翻，病大不敢凌。单床寤皎皎，瘦卧心兢兢。”(《秋怀十五首》其六)“老人朝夕异，生死每日中。坐随一啜安，卧与万景空。视短不到门，听涩讵逐风。”(《秋怀十五首》其十)“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胜。”(《秋怀十五首》其十三)“星星满衰鬓, 耿耿入秋怀”(《溧阳秋霁》)等，都非常典型。孟郊年长韩愈十七岁，二人订交于贞元八年(792年)，诗歌多有相互影响。他的上述诗歌多作于晚年，很难说与韩愈的影响无关。^⑥韩愈的另一位好友——柳宗元(773—819年)，在永贞革新失败后，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柳州刺史，最后死于柳州。他在诸多诗文中均提及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及其对身体的伤害，尤其是瘴病。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中就曾向韩愈倾诉：“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其诗歌中也多有表现，如“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别舍弟宗一》)“夙志随忧尽，残肌触瘴”(《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等。除了瘴病，柳诗中还有其他衰疾书写，如《觉衰》曰：“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种仙灵毗》曰：“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这些诗歌都塑造了垂老无力的自我形象，事实上，柳宗元去世时才四十七岁。柳宗元积极响应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其诗文中的疾病书写，固然是他深处瘴疠之地的自然感发，也可看作是韩愈衰疾书写探索的同调。

⑥ 笔者据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和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统计，涉及衰疾书写的诗歌，韩愈有38首，孟郊有66首，占各自诗歌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9.4%、14%。尽管如此，从韩孟二人的交往及韩愈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来看，在衰疾书写的探索方面，韩愈对孟郊的影响肯定是不能低估的。

又如白居易(772—846年)，他在中唐诗人中寿命相对较长，其诗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衰病书写，特别是眼疾。白居易长期受眼病困扰，他也有多首诗专门写自己的眼疾，如《眼暗》《病眼花》《眼病二首》等。此外，白诗其他的衰疾书写也有不少，如“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感时》)“老与病相仍，华簪发不胜。行多朝散药, 睡少夜停灯”(《衰病》)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达哉乐天行》)分别写了多种老病衰态。有趣的是，在韩愈去世十三年后，白居易于开成二年(837年)也写了《齿落辞》，此诗明显受到韩愈《落齿》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到，中唐两大诗派在衰疾书写方面的趋同。

比韩愈稍晚一些的李贺(790—816年)、卢仝(795—835年)等人，也都有不少表现衰疾的诗歌，尤其是李贺。韩愈十分欣赏李贺，堪称李贺的知音。李贺自小体羸多病，命运多舛，故诗歌中多有衰疾书写，如“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仁和里杂叙皇甫湜》)、“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示弟》)等，且李贺诗歌还善于构建一个想象空间，与韩愈诗歌创作有诸多相通之处。

至宋代，这种写法得到进一步继承与发展，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诗歌，很多词中也出现了衰疾书写。如欧阳修(1007—1072年)体弱早衰，中晚年亦多病，他的诗中有大量的衰疾描写，如“衰容畏秋色”(《送客回马上作》)、“客思病来生白发”(《县舍不种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类因戏书七言四韵》)等，他的《有赠余以端溪绿石枕与靳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胜其乐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一诗，以戏谑笔调写人鼾声，对韩诗的模仿十分明显。此外，陆游、高斯得等诗人，也多有模仿韩愈之作。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元人王恽的《虞美人》等，无不受到韩愈的影响。

可见，韩愈衰疾书写的诗歌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审美眼光，以丑表现美，还巧妙地化“俗”为“奇”，贯彻其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同时在客观的衰疾描写中加入个人独特的主观感受，带有较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多方面有明显的突破。这一探索具有标领诗坛新风的意义，在诗歌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之，韩愈诗歌的衰疾书写，在杜甫等诗人创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开拓。他将自己的衰疾体验大量入诗，并将衰疾体验与家国理想、个人境遇以及心理变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同时，韩愈在诗歌的创作手法上也贯彻着自己的求新原则，长于使用各类或常见、或生僻的衰疾意象，并灵活运用比喻、对比、衬托等修辞手法，强化了衰疾书写的艺术效果，表现出独特的诗美追求，成为当时诗坛的一大新景观，对当时和后世诗歌乃至词的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