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Issue (4): 23-31  DOI: 10.16497/j.cnki.1672-335X.202204003

引用本文  

周忠良, 任东升.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特色海洋话语译传研究:框架、内容与原则[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 23-31.
Zhou Zhongliang, Ren Dongsheng.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amework, Contents and Principles[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22, (4): 23-31.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研究项目"《涉海法律英语》教学案例库"(MTI JZW202149)

作者简介

周忠良(1981-),男,江西上饶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专业方向为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话语对外传播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22-05-06

编者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在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构建共商、共享、共建的“蓝色伙伴关系”和“海洋命运共同体”。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

建设海洋强国离不开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支持。本期专栏“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研究”推出的三篇文章聚焦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构建议题。周忠良、任东升的文章基于翻译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研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和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传播策略与机制,探讨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全球化构建议题、内容和原则。韩淑芹、焦琳的文章解剖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内涵与外延,从话语理念、话语立场、话语要义、话语表述等方面切入,分析国家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中国特色,提出中国海洋治理对外话语的规划、翻译及实践路径。季翊、冯浩达的文章结合话语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关理论,厘定中国海洋文化话语的概念内涵,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框架,提出建设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的具体路径。三篇文章各有侧重,既特色鲜明,又互为支撑,共同指向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构建对于国家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也是学界有待开采的“富矿”。期待本专栏的推出能激发更多的研究成果。

——专栏主持人: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特色海洋话语译传研究:框架、内容与原则
周忠良1,2 , 任东升1     
1.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经由国家生产、被国家认定、为国家所用、体现国家权威、具有中国本土气质的海洋话语,是国家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海洋治理理念的核心内容。在国家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全球化构建与传播成为中国提升国际海洋治理权、构建海洋文明大国形象、传播中国海洋文化、实施对外海洋叙事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和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传播策略与机制两个方面探讨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全球化构建议题、内容和原则,以期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译传语言策略、文化过程、认知机制研究提供借鉴,并为国家相关部门推动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对外传播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特色海洋话语    对外传播    全球化构建    翻译风格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amework,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Zhou Zhongliang1,2 , Ren Dongsheng1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dao 266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e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roduced, recognized and used by China as a state, which embodies China's national authority and local temperament. I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national marine governance concepts such a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Blue Partnership" and "Marin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s China vigorously strives to develop itself into a major marine power,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ountry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governance, promote its image as a marine civilization, spread Chinese marine culture, and implement external marine narra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opics, conten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wo aspects: the translation style of state ocean tex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mechanisms of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medi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trategies, cultural processes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ina's ocean discourse and for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promote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ocean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globalization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style    

海洋是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21世纪,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国家日益重视经略海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目标。2013年10月,习总书记在出访东南亚期间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张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依靠国家间的双多边机制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8年6月,习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2022年4月,习总书记在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海洋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设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经由国家生产、被国家认定、为国家所用、体现国家权威、具有中国本土气质的海洋话语,是“国家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海洋治理理念的核心内容”。[1]国家海洋强国形象的建设有赖于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全球化构建,其过程是一个由翻译和对外传播构成的复杂过程,翻译的实施主体为国内译者,对外传播主体在本文中指涉域外媒体。本文从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和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传播策略与机制两个方面设置研究框架,探讨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的全球化构建议题、内容和原则。

一、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翻译风格研究

国家文本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文本的总称,是国家话语、国家利益、国家立场等在文本上的表达。国家文本资源丰富,类型多种,[2]国家海洋文本是国家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国家海洋制度、国家海洋经略、国家海洋文化的语码化表达,其翻译承担着国家海洋形象构建、海洋文化对外传播、国家海洋权益表达等战略功能。质言之,国家海洋文本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领域化、行业化、专业化的体现。

语言风格是交际中产生的言语气氛或言语格调及其表达手段。[3](P413)翻译风格是译者在目标语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篇以及修辞等诸方面表现出来的具有个性区分作用的综合性特征。[4](P19)贝克认为翻译风格是译者在译文中表现出来的有别于他人、规律性的语言模式或表达方式,是译者在译文中留下的“指纹”。[5]翻译风格具有稳定性、独特性和系统性等特征。[6]因此有必要基于大规模语料库数据,采用语内类比和语际类比相结合的模式,研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的语言风格特征,“为国家提升对外叙事能力、对外传播能力、对外形象建构能力贡献翻译学方案”。[7]研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目标是描绘国家海洋文本翻译语言的体系化特征,揭示涉海语篇翻译风格的形成机制,以提高国家涉海文本翻译能力,提升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国际接受度和认同度。

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研究可沿循如下研究思路:以国家翻译实践理论为观照,借助自建类比语料库和翻译语料库,采用计量风格学相关理论和方法,从词汇、语用、修辞、语篇等层面系统描述翻译语言特征;基于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研究具有制度化身份的译者的翻译行为社会化过程;基于翻译伦理学视角,分析政治化、组织化语境下国家机构译者的翻译伦理决策模式,归纳其译者行为伦理选择机制;引入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国家海洋文本翻译行动者网络的结构特征、组构过程和运行路径;从而以语言特征、行为模式、伦理惯习和社会文化机制“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描绘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生成的整体图景。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可将研究内容划分为译语风格和译者行为两大板块。

(一) 译语风格研究

1、宏观风格研究。基于类比语料库,(1)从词汇密度、平均词长、高频词复现率等指标分析国家海洋文本宏观词汇使用特征;(2)从平均句长、句子结构容量、句法丰富度、句子复杂度等指标分析句法特征;(3)从词类分布、时标记、体标记、功能词和逻辑词使用频率等指标分析语法特征;(4)基于翻译语料库,提取译文子库词汇、句法、语法等宏观语言风格指标,与原文子库相应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归纳翻译文本的宏观风格特征。

2、语用风格研究。基于类比语料库,(1)根据Laurel的语用标记语分类方法,[8](P137-142)考察断言性标记语、评价性标记语和警示性标记语等标记语的使用密度、类型分布、功能特征、交际效果,分析源文本折射出的交际意向、心理状态和认知情态,研究其语用效能;(2)根据Palmer的情态动词语义分类方法和Halliday的情态动词量值划分方法,[9](P9-11)[10](P362)统计源文本情态动词的使用频率、语义分布和量值特征,分析情态表达特点,揭示源文本的态度、立场、情感表达模式、效果及认知理据;(3)基于翻译语料库,提取译文子库语用标记语和情态动词,与原文子库相应项目进行对比,归纳翻译文本的语用模式重构路径。

3、修辞风格研究。基于类比语料库,(1)研究源文本辞格使用特征,对各类辞格的分布特点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国家海洋文本的整体辞格运用模式;(2)基于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分析源文本中的隐喻概念,统计不同隐喻类型的使用频率,分析其语言实现形式、映射关系、认知基础和语用功能,从语言、逻辑和语境视角分析源文本隐喻使用策略;(3)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三诉诸”理论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11]分析源文本的劝说策略及其实现途径,解码其“以言行事”的过程、方法、理据;(4)基于翻译语料库,提取译文子库各项修辞特征指标,与原文相应指标对比,总结翻译文本修辞风格再造策略。

4、语篇风格研究。基于类比语料库,(1)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分析源文本语篇的及物系统、人际系统、互文性、主位结构等,统计对比上述各项的分布频率,探讨其概念意义、人际意义、组篇意义构成特征,及其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意义表达模式,分析源文本语篇功能的对话性、语脉的连贯性、结构的层次性及语体的调控性,总结其语篇构建策略;(2)根据Biber的多特征多维度分析模型,[12](P25)从交互性、叙事性、明晰性、说服性、抽象性等维度分析源文本语篇文体特征,考察其信息呈现、态度表达、理念阐述的语篇交际性策略;(3)基于翻译语料库,提取译文子库各项语篇特征指标,与原文子库对应指标比较,总结翻译文本的语篇系统性特征。

(二) 译者行为研究

1、译者行为伦理惯习研究。目标是考察国家海洋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制度化译者伦理惯习,解明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生成的价值决策机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一般在国家涉海部门的外事外宣机构中进行,具有制度化、机构化特征,维护国家利益是海洋文本翻译的根本价值依归。价值是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涉及译者对源文本与目标语文本语言文化关系和翻译社会关系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考察译者的价值策略,有助于揭开翻译风格生成的内生动力机制。(1)以文本相似度作为指标,考察译本语言特征在源语和目标语两极之间的漂移状态,结合翻译规范理论,归纳译文的诗学特点,分析其文本伦理取向。(2)以文化折射率为指标,考察译者的翻译策略在归化和异化两极之间的偏向程度,探析译者在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文化价值倾向,归纳其文化伦理选择。(3)考察译者在处理涉译社会关系过程中在合作度和自主度两极之间的偏重程度,研究译者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自治策略,总结译者角色伦理惯习。(4)综合上述研究,探讨制度化翻译场域中译者的伦理结构、伦理规范、伦理责任、伦理身份特征等,构建适用于国家海洋翻译的译者伦理行为治理框架。

2、译者行为社会化机制研究。翻译风格是翻译行动者与网络诸行动者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必要深入以译者为关键节点的行动者网络,探析译者行为的社会化机制,研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中译者的社会实践过程,以揭示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形成的动力体系。(1)将翻译行动者网络视为一个集成系统,由以“人”为中心的网络、以“文本”为中心的网络、以“组织”为中心的网络等诸多子网构成,分析国家海洋翻译实践行动者网络的主体构成、结构特征、序列关系、组织特点、运行逻辑等,描绘翻译行动者网络结构模型。(2)采用历史学方法,基于活态史料,寻找翻译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历史证据,抓取翻译网络异质行动者活动轨迹,还原翻译事件发生现场,以回溯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再现翻译行动者网络构建、衍化、漂移的路径。(3)从动机、需求、目标等维度切入,分析行动者网络中诸异质行动者的特征,剖析权势、资本、行为等迥异的翻译行动者实现网络动态联结的机制,剖析翻译行动者网络动力体系形成路径。(4)翻译行动者网络背后隐藏着由发起者、组织者、译者、编辑、出版者、发行者、受众等构成的权力体系,研究翻译行动者网络权力的结构特征、分配机制、表达形式和运行逻辑,揭示权力运行逻辑对翻译风格的影响。

(三) 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研究原则

1、在研究内容上兼顾翻译语言和译者行为研究。传统的翻译风格研究主要是语言学或语文学研究,关注译文语言风格,聚焦译者在译本词汇、语法、句法、搭配、语用、修辞、叙事、语气、语篇、文体等层面留下的“指纹”。国家海洋本文翻译风格研究,不仅要关注词汇、修辞、语用、语篇等层面的单维度研究,也要强化多维度综合性研究,以揭示译语风格的系统性特征。另一方面,翻译风格与译者行为联系紧密。研究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有必要沿循“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研究理路,把目光转向文本外部,考察翻译风格形成的译者行为社会化过程与机制,探究国家权力、政治语境、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宏观因素对翻译风格生成的影响。海洋文本具有专业性,海洋科技、海事执法、海关文件、海洋开发政策等不同类型的文本,语言风格不同,因此翻译风格研究不可忽视文本类型差异。不同类型国家海洋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置身于国家翻译实践场景中的译者必然顾及翻译功能的国家性,其翻译行为因历经社会化机制而具备机构化、制度化翻译特征。

2、在研究范式上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导向型研究并重。在产品导向的研究中,译本通常被视为静态的终极性的翻译结果,研究者通常构建译本语言风格特征指标,将译语与源语或目标语文本进行语际对比或语内类比,以考察译本独特的语言使用模式。过于偏重译文语言特征的研究,可能导致研究者忽视译者(翻译风格生成的关键因素)作为意志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有必要强化过程导向型研究,研究内容包括译前的文本择取和项目规划,译中的译者思维、认知、文化、心理、情感、伦理、社会过程,以及译后的译作出版、传播、接受过程,以描绘翻译风格生成过程及影响翻译风格的复杂因素。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的研究,二者并重,有助于揭示翻译风格形成的过程与机制。

3、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自Mona Baker首倡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路径以来,[13]采用语料库方法,利用语言大数据描述、解释和判别翻译风格,已成研究常态。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研究也不例外。语料库研究以大数据和客观性见长,借助语料库技术和方法有助于全面呈现、描述国家海洋文本译语整体性特征。然而,翻译风格的译者生成及其受众感知涉及复杂的文化、心理、美学机制和过程,有鉴于此,专家访谈、译者口述史、认知心理实验、案例分析、社会调查等方法的综合性运用极有必要。

总之,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借鉴计量风格学相关理论,研究国家海洋文本译语风格体系化特征,有助于促进翻译风格研究方法论创新。将国家翻译实践概念引入海洋文本翻译风格研究,将译者视为国家政治意图的贯彻者和代言人,考察其翻译的语言策略、行为特征、认知过程、伦理惯习,有助于解明译者行为社会化机理,推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体系化构建。研究国家海洋翻译行动者网络的结构特征、组构过程与运作路径,描绘译者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结构化互动情景,探索国家海洋文本翻译风格形成机理,对于提升国家海洋文本翻译能力,推动涉海外宣翻译机制建设等具有实用价值。

二、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域外传播策略与机制研究

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国家涉海制度、政策、战略、文化等在语言上的表达,其对外传播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色彩,是一种国家性跨语文化实践行为,有助于传播中国海洋经略理念,阐释中国海洋开发主张,构建中国良好的海洋大国形象。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传播效果受到对象国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制约,包括其语言习惯、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国家利益诉求、地缘政治关系和媒介权力话语等。因此,该领域研究需观照对象国社会、文化、政治的现实语境。

目前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传播与接受状况已经引起学界关注,积累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研究为例,涉及美国、[14]澳大利亚、[15]阿拉伯国家、[16]葡语国家、[17]东盟国家、[18]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主流媒体对该话语的知识构建、文化认知、态度评价等。[19]当前研究除了传统的语言学视角,还涉及认知修辞、话语批评、跨文化交际、话语权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等理论视角,涉及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呈现出跨学科融合特征。同时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尚待加强之处,具体表现为:1、对域外媒介传播中国特色海洋话语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策略关注不足;2、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多数研究聚焦一个国家或区域,缺乏对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对外传播整体图景的考察;3、静态式单向度研究较多,对话语外宣所涉不同国家的媒介生态、文化语境、传播过程等关注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外媒传播语料库,以媒介语言使用特征为抓手,研究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差异,比较其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语言(怎么说)、内容(说什么)、过程(怎么做)和动因(为什么),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我们怎么办)。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考察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差异,提炼国际媒介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模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对外传播提供学理参考和对策建议。围绕总体目标,1、在语言层面,比较不同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过程中的语言使用策略;2、在政治层面,对比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意义生成机制;3、在文化层面,分析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文化逻辑差异;4、在传播层面,比较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过程中的媒介话语权力运作机制;5、在对策层面,提出提升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对外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根据上述目标和思路,可将研究内容划分为媒介语言策略和媒介话语生成机制两大板块。

(一) 媒介语言策略研究

语言反映现实,也构建现实,因此是媒介话语构建研究的重点。可基于语料库数据,以语言为抓手,在词汇、语法、修辞、篇章等层面比较不同国家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语言策略及其功能,探究其话语构建的过程和机制。

1、词汇层面的研究。词语是媒介表达态度和构建话语的基本载体。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是媒介表达立场和构建话语认同的有效手段。传播主体在同一语篇中大量使用语义相同、情感相似的词汇来描述新闻事件和表达观点,以信息偏向化呈现和立场倾斜化表达的方式,激发受众共情,引导政治议题的传播走向。词类的选择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从语言认知角度看,改变词序、词语抽象化和名词化有助于政治理念的概念化和范畴化,是政治话语传播主体推动认同构建的重要方法。有鉴于此,可基于语料库数据,从词汇频率、语义及语义韵特征着手,分析不同国家媒体涉华海洋新闻语篇的词汇使用策略,考察其构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词汇策略及蕴含的意识形态立场。

2、语法层面的研究。媒体通过调整句子结构策略性地进行责任归因和立场表达,使用主动句凸显施动主体,使用被动句凸显施动对象,[20]通过操控句子动词及物性类型表达话语对象的心理、关系、行为、存在等范畴的主体经验过程,从而将主观认知和情感体验普遍化、客观化,提高政治宣传的劝服性。[21]另外,媒介话语中的情态动词、人称代词、时态、副词和形容词性模糊限制语等情态表达形式具有宣示立场、表达情感、激发动机、呼吁支持、构建身份等功能。[22](P30)因此,可从外媒涉华海洋新闻语篇的句法结构、及物性、情态体系等语法形式切入,研究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语法策略及其传播效果。

3、修辞层面的研究。修辞作为基本概念认知方式和话语构建手段,在政治理念传播和认同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将修辞视为基本的劝服手段,提出诉诸逻辑(logos)、情感(pathos)、道德(ethos)的“三诉诸”策略。[23](P25)肯尼斯·伯克提出“修辞同一论”,[24]认为宣传主体在词语、语序、比喻、态度等方面与受众的同一度越高,其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就越大。排比、夸张、对比、拟人等修辞手段有助于宣传主体将抽象的话语或概念形象化、具体化,从而提高受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度。隐喻和概念隐喻策略有助于政治人物在媒介场域设置竞选议题,宣传政治理念,获取选民支持,从而实现政治权力的合法化。[25](P1-50)因此,可借鉴上述研究思路,形成外媒涉华海洋新闻话语修辞分析指标体系,研究其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修辞策略。

4、篇章层面的研究。首先,逻辑连词具有连接篇章的语篇功能,同时还是媒介场域中政治人物合法化其行为和政策的手段。政治人物通过逻辑连词的意向性使用来重构事实逻辑,将虚幻构建为现实,化非法为合法,从而形成话语权控制舆论导向,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构建和价值判断。[26]其次,篇章层面的语用预设结构安排具有形象构建功能。政治人物通过对角色预设、虚假预设、修辞预设和文化预设等手段的灵活运用,实现提升自我形象和贬低对手的目的。[27]第三,篇章的宏观语义结构反映了说话人对语篇主题信息的组织策略,体现了传播主体前景化或强化某些信息,同时背景化或弱化其他信息的意图,[28](P7)因此是说话人实现宣传目的的全局性宏观言语行为。不难看出,篇章性的逻辑、语用、主题的结构安排具有信息操纵和形象塑造功能。我们可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研究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语篇策略及其传播效果。

(二) 媒介话语生成机制

1、探析域外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特征和机理。从历时和共时角度,考察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特征,描绘域外差异化传播的整体图景。(1)历时研究。以时间为经,描述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在不同国家媒介场域传播动态变化过程,据以考察不同国家媒体对当代中国海洋治理理念、方案、道路的认识、态度、立场变化的特征。(2)共时研究。以国家为纬,考察不同国家媒体对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阐释与接受差异,研究其阐释的内容、角度和倾向国别化特点,分析差异化传播与阐释背后的语言、政治、文化动因。(3)综合性个案研究。以单个术语为坐标,选取海上丝路、蓝色伙伴关系、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标志性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纵向回溯其话语传播与接受衍变历程,横向对比同期不同国家的概念认知差异,呈现话语传播与接受的语境化特征,解剖外媒构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逻辑机理。

2、研究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传播过程中的概念范畴化过程。根据术语学相关理论,运用概念史分析方法,从心理认知、文化语境、媒介生态角度切入,比较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概念化过程。(1)话语重构。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比较不同国家媒体传播和接受中国特色海洋话语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意识形态、情感态度、政治生态等方面的特征,研究涵容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海洋话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传播过程中的话语重构方法、策略与路径。(2)理论生发。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传播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概念的跨语复制过程,描述其认同构建过程中中外政治话语体系的互动情景和结构环境,比较不同国家媒体传播中国话语过程中知识再生产和理论生发的逻辑进路,考察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域外概念谱系化发展特征。(3)认同构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传播是具有言语行为潜质的跨语文化实践行为,比较不同国家媒体运用信息传播者、知识生产者、文化代言人和意识形态把关人的角色,通过语言、文化、认知、价值观层面的意向性操作,重构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意义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认同差异。

3、剖析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媒介运作路径。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从媒介话语运行逻辑和媒介权力结构切入,比较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话语权力运行机制。(1)议题设置。将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所涉领域分为政治、经济、外交等不同类型,统计各类话语在不同国家媒体中的报道频次和分布规律,对比不同国家媒体的重点关注领域,考察其新闻议题设置特点。(2)立场倾向。利用语料库软件的词表生成、词簇搭配、词项关键性分析等功能,研究不同国家媒体传播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情态、语气、语用特点,据此分析其态度立场特征,揭示其意识形态倾向及其地缘、政治、文化缘由。(3)信源结构。分析不同国家媒体的信源结构,研究其话语生产渠道,揭示外国媒体如何运用信息传播者和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与权力,通过信息选择、加工和呈现策略,构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和中国国家海洋形象,解剖外媒涉华海洋报道的权力话语运作机制。

4、提出提升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外媒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鉴于不同国家媒体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构建的策略、过程和机制差异,提出提升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外媒传播效果的对策建议。(1)语言灵活。传播语种本土化,使用对象国语言,扩大传播的地理辐射面;表达方式亲和化,使用受众熟悉的文化故事、逻辑习惯和叙述方式,提高传播内容的通俗性;话语风格灵活化,将说理话语、叙事话语和学理话语与通俗话语、网络话语和生活话语等有效融合,增强话语的灵活性;叙事模式多元化,将国家话语、民族话语、政治话语的宏大叙事融入细腻的民间话语、生活话语和个体话语,加强叙事的草根性。(2)内涵澄明。概念内涵透明化,灵活应对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外媒传播中因概念内涵复杂性、概念认知抽象性、概念语境义丰富性带来的挑战;概念表述合理化,合理消除因语言结构差异性、语言选择灵活性、话语含义复调性造成的概念语言表征障碍;概念认知通融化,有效解决因政治文化差异性、阐释主体多元性、认知视角主体性引起的概念认知困难。(3)方法多元,主体多元化。将驻外机构、在华外国人、海外华人、外国友华力量等纳入对外传播阵营,扩大传播主体;内容丰富化,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商贸、日常生活等不同议题进行传播,丰富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概念蕴含;平台立体化,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国内媒体与境外媒体、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的融合互通,扩大传播的渗透力。

(三) 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外媒传播研究原则

1、媒介语言与媒介认知研究并重。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外媒传播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想基因的跨语复制和跨文化生产过程,具有典型的文化话语实践性质和国家形象构建功能,因此该领域研究不仅要关注外媒的语言使用策略,还应重视认同构建中的横向文化差异和纵向认知心理衍变历程,以描绘其国际传播与接受的整体面貌。该领域的研究应考察不同国家的媒介生态和现实语境,注重中西政治话语在媒介场域的隐性博弈过程,重视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异域文化传通效果。

2、关注媒介话语意义生产的动态过程。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域外传播的媒介化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交流过程,因此需将思维模式、心理结构、意识形态、情感态度、文化语境、媒介生态等纳入研究视野,对比不同媒体的语言转换、思维切换和文化协调策略,比较不同媒介认同构建的话语结构化特征和概念谱系化发展过程。相关研究不宜仅止于静态的语言策略对比分析,还应关注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在不同国家文化语境中传播的动态过程,考察其知识生产与理论生发过程、机制、功能。

3、注重多学科理论融合。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媒体传播极具复杂性,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传播语境的多样性、传播过程的集成性、传播受众的异质性、传播机制的复杂性,等等。这种复杂性必然要求研究者整合语言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话语批评、认知科学、大数据科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工具资源,以揭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域外媒介构建模式。可以说,跨学科研究视野、多学科领域知识、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是推进研究的自然需求。

总之,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外媒传播是复杂的语言文化过程。话语的国际传播是输入与输出的双向良性互动,融通中外的海洋话语译介是实现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前提和基础。[29]以外媒语言策略为抓手,深入其话语传播的综合性的心理、社会、文化过程,有助于对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域外传播过程和机制的系统性阐释。通过不同国家媒体话语策略对比,描绘外媒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传播差异化构建的整体图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于国家涉海舆情管理、中国特色对外海洋话语体系构建、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等领域研究新范式的构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中国海洋经略之智慧结晶,研究其外媒构建过程、逻辑、特征与机制,可为国家制定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差异化对外传播策略提供参考,有利于国家导正国际舆论,澄清外界误读,增强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国际认同,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海洋治理事权。

三、结语

中国特色海洋话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在国家大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蓝色伙伴关系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译传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对外讲述中国海洋故事,传播中国海洋声音,是中国海洋文明、中国海洋治理方案、中国海洋发展道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海洋话语的译传涉及复杂的语言、文化、政治、认知过程,因此,相关研究不仅要重视涉海文本翻译中的语码转换策略问题,还需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界面的价值观、思维、心理方面的认知问题,重视译传过程涉及的道德情感参与、意识形态操控、社会文化调和的复杂过程。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学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从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家安全学、认知科学、大数据科学等领域切入中国特色海洋话语对外译传议题,是未来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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