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已成为驱动企业创新、实现跨组织价值共创的重要战略模式，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竞争与技术演化的关键载体。^[1]在这一模式下，核心企业通过标准化架构、开放接口与规则制定，聚合多方资源，促成联合创新和知识共创，从而构建系统性的协同赋能机制。^[2]这一机制不仅重塑了企业间的关系网络，还改变了资源配置与治理方式。^[3]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支持数字企业发展壮大，健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机制，发挥“绿灯”投资案例引导作用，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这表明，国家正通过系统性政策布局与制度创新，积极推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壮大，促进各类数字主体协同共生、互利共赢。

学界围绕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已展开多维度探讨，^[4]涉及平台治理模式、价值生成逻辑、技术赋能路径等方面。^[2][5][6]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表象与运作方式，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缺乏系统性分析。深入探讨动力机制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理论框架，衔接“是什么”与“为什么”，从而推动研究视角由静态类型划分转向对生态系统动态演化过程的深层解释。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内部组织变革、消费者需求、社会目标、国家政策，以及技术赋能需求等。^{[2][7][8][9][10]}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某一单一驱动因素，未能系统分析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效应。事实上，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由多种驱动力共同促成，仅依赖单一要素难以全面解释其生成逻辑。

此外，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原因在于不同类型核心企业所依赖的核心驱动因素存在本质区别。^[2][8]现有研究多基于用户价值视角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进行分类，以系统为用户提供的价值类型和实现路径作为主要依据。^[1]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存在局限，忽视了核心企业的异质性及其战略主动性。实际上，不同类型的企业主体往往采取差异化构建路径，并受不同核心驱动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特征各异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例如，传统制造企业主导的在位衍生型平台生态系统通常受数字化转型压力驱动，^[11]科技企业主导的核心邻接型平台生态系统往往依赖先发技术优势，通过技术嫁接推动生态建设，^[2]而天生具备数字基因的企业推动的数字原生型平台生态系统则更依赖政策红利与早期市场机会。^[10]这些差异表明，现有理论框架需要突破单一分类标准，构建能够整合不同企业类型及其特定驱动因素的多维分析框架，从而更全面地解释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在本质上是技术要素渗透、组织能力重塑与环境适配协同演进的过程。^[2][8]因此，TOE框架可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对技术、组织、环境要素的深入探讨，回答核心企业为何要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揭示核心邻接型、数字原生型以及在位衍生型平台生态系统的差异化构建动力机制，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TOE框架等领域贡献新的理论知识，并为企业在实践中的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与指导。

二、文献综述 (一)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及其构建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态，通过核心企业构建基础平台架构，实现与利益相关者的紧密连接。^[12]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使企业能够突破传统业务边界，与客户、合作伙伴，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内的各类参与者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13]形成一个复杂、动态、协同创新的价值网络。^[7]其主要特征包括开放性、网络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13][14]开放性体现为平台对所有潜在参与者的接纳程度；^[8]网络性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2]自组织性表现为系统能够通过内部机制实现自我调节和优化；^[7]动态演化性则反映系统的持续进化能力。^[4]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众多相互关联、协同工作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子系统共同推动整个平台生态的发展。^[7]面对外部数字环境的持续变化，核心企业通过优化组织架构、构建开放式数字环境等方式，增强各子系统间的共生关系，从而推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稳健发展。^[4][7]可以说，这种由外至内的系统性变革，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演化提供了持续动力。

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核心平台型企业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由核心企业主动构建，其通过模块化架构设计与标准化接口开发，促进技术资源的共享与整合。^[12][15]同时，核心企业在价值共创和平台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16]关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如战略选择视角、需求平衡视角，以及技术赋能视角等。^[2][4][8]由此可见，企业在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时并非遵循单一目标或同质化逻辑，而是基于多样化的战略考量与资源条件，这也导致其在构建前呈现出差异化的驱动动因。

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多数成果集中于构建过程的探讨，对驱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生成以及发展的核心要素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

(二)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类型划分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因其开放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分类方式是由Cennamo提出的。^[17]该方式基于用户视角，根据平台为不同市场用户提供的价值类型及其实现机制，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划分为多边交易型、互补创新型和信息市场型。在多边交易型生态系统中，平台主要扮演中介角色，通过连接买家与卖家或促成用户互动创造价值，^[18]常见于电子商务市场；互补创新型生态系统则更强调数据的互联互通特性，其价值创造逻辑在于整合多样化产品并促进产品间互动，构建全新产品体系；^[19]而在信息市场型生态系统中，信息交易构成核心价值主张，平台通过精准筛选信息满足用户需求，^[20]并使信息供应方等合作伙伴能够触达更广泛的用户群体。^[21]这种分类方式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当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主要形态及其价值创造机制。

尽管从用户价值视角揭示了平台的价值创造逻辑，但却忽视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驱动主体——平台所有者(核心企业)。实际上，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并非被动形成的市场结构，而是核心企业基于其战略目标、业务模式和企业属性主动设计与构建的组织形态。^[21]这决定了不同类型核心企业必然采取差异化的生态系统构建路径。因此，根据核心企业类型及平台涌现过程，Teece等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划分为在位衍生型、核心邻接型与数字原生型。^[22]在位衍生型平台生态系统主要形成于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其核心特征是在保持原有主营业务逻辑和商业模式稳定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技术改造提升运营效率和优化价值创造机制；^[11]核心邻接型平台生态系统主要由成熟科技企业推动形成，这类企业依托既有技术能力和数字资源积累，通过向相邻业务领域拓展创新，实现数字业务的多元化发展；^[2]数字原生型平台生态系统在创建之初便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企业完全基于数字技术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10]

总体而言，尽管现有研究普遍从用户价值视角进行分类，重点考察平台如何为终端用户创造价值、匹配供需或优化体验，但这一视角忽视了平台所有者这一关键因素。不同类型的核心企业因其资源禀赋、发展路径和组织逻辑的差异，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策略，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演化。本研究在类型划分上以Teece等的框架为依据，^[22]明确三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及其特征。需要指出的是，Teece等虽界定了这三种平台类型，但并未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构建背后的动力机制。^[22]因此，有必要从平台涌现过程视角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进行进一步剖析。

(三) “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

TOE理论框架作为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为理解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提供了多维度视角。该理论最早由Toenatzyk等人提出，^[23]旨在通过技术、组织、环境三方面因素来阐释企业创新的意图、行为与实施路径。该理论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是由技术、组织、环境共同驱动的。同时，该框架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允许学者根据研究内容和环境变化对框架中的因素进行调整。^[24]其中，技术层面包含企业能力、现有技术与资源等；组织层面涵盖领导力、组织结构与经营范围等；环境层面包括外部政策、市场规则与压力等。^[25]早期研究将TOE框架应用于信息技术与管理等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模型已被扩展至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平台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等前沿领域，^[24][26][27]用于探索其驱动因素、影响因素与能力提升路径。从实践层面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受技术、组织与环境共同作用。因此，本研究选取TOE理论框架探索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中的动力耦合机制，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研究仅关注技术或市场的单向解释局限，也为企业在不同情境下设计平台化战略提供了可行性分析框架。

首先，环境因素促使企业在不确定性中重估数字化路径与商业模式。通过制度化环境扫描，企业形成规范化的战略调适能力，提升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并为生态重构提供治理保障。^[4]同时，用户需求与利益相关者能力的高匹配也推动了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通过敏捷识别需求端变化，将用户需求快速转化为产品迭代与服务创新，持续扩展生态边界。^[28]其次，组织因素也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提供内生动能。研究表明，平台领导者的战略远见与决策能力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9]核心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敏锐感知外部环境变化，引导平台设计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30]此外，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的动态调整也增强了企业的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并推动新技术与商业模式的生成。^[31]最后，技术因素是构建与升级平台生态的关键驱动力。数字技术推动了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数据孤岛”，还提升了资源优化配置与价值创造能力。^[10]研究表明，基于数字技术的高效连接与迭代更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能够吸纳更多利益相关方，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创新效率。^[8][3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认同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受多元化要素影响，^[7]但关于这些要素的具体构成、作用机理及其协同影响机制，学界尚未形成清晰统一的理论认知。TOE框架为深入探究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力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通过整合技术、组织、环境等多维度要素，可以更全面地揭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法，旨在深入探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选择此方法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首先，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而案例研究特别适用于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运行规律，进而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论；其次，通过多案例研究，并依据复制逻辑原则对多个案例企业进行对比和分析，这有助于更有效地揭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使研究结果更具稳定性和普适性。

(二) 案例选择

本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进行案例选择，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案例的典型性与适配性。所选案例必须能够直接回应本研究的核心议题。由于本研究聚焦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目标企业应为行业中取得显著成功的数字平台型企业。第二，案例的多样性。为确保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度，所选企业应来自不同行业和地区，以体现案例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异质案例的归纳分析，可精确地识别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力，并通过多重验证增强结论的普适性和可靠性。第三，案例资料的可获得性。所选企业需要提供充足且完整的数据资料，以便深入探究其内在的运行机制。

基于上述标准，本研究挑选了以下三家典型数字平台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表 1)：以北京亦庄智能城市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亦庄智能院”)为核心的智能网联汽车生态(核心邻接型)、以中国通关网为核心的数字关务业务生态(数字原生型)、以麦克奥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麦克奥迪医疗”)为核心的数字医疗生态(在位衍生型)。这三家企业均属于数字平台型公司，且所处行业领域差异明显，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此外，它们在各自行业中已存续6—21年，并成长为行业领军者，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数据。研究团队与这三家企业进行深入访谈，获取了丰富的一手和二手数据资料，确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这三家企业完全符合本研究对案例典型性、适配性、多样性和资料可获得性的要求，与研究主题高度契合。

(三) 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以一手资料的半结构化访谈为主。研究团队多次实地前往各公司进行面对面访谈，对无法线下交流的企业人员，则通过微信、腾讯会议等线上方式沟通。此外，为增强数据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团队还结合新闻报道、微信推文、网络信息等多渠道的二手资料，进行“三角验证”，从而有效提升观点的可信度和准确性。具体数据资料收集情况详见表 2。

(四) 资料分析

本研究遵循Gioia等提出的归纳式分析方法，^[33]即通过不断的数据分析，逐步归纳出一阶与二阶的理论主题，并最终形成具备深厚理论内涵的三阶段聚合维度。首先，研究团队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细致梳理与整合。对存在疑问或不明确的信息，通过电话访谈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补充。其次，在数据分析的核心阶段，团队采取严格的编码流程。由三位成员在独立空间进行背对背编码，以确保客观性。遇到编码不一致的情况时，研究团队征求其他专家意见直至达成共识。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不断将数据编码、原始资料、相关文献与研究问题对照校验，最终构建出如图 1所示的资料分析框架。

在编码操作中，研究团队紧密围绕“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这一核心问题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取关键信息进行概括。例如，“当时，国家部委给我们发文，要求我们进行自动驾驶项目建设”被概括为“国家数字政策”这一阶编码。进一步将多个一阶编码归纳为更高层次的二阶主题。例如，“国家数字政策”被归纳为“正式制度引领”这一理论范畴。最后，通过将二阶主题与现有文献进行反复比对和分类，提炼出六个三阶聚合维度：制度强化引导、数字机会洞悉、企业家精神牵引、开源联动机制、技术困境识别、数字资源网络。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机制模型。

四、案例分析 (一) 制度强化引导

制度强化引导是指企业通过理解和响应制度环境，探索与环境相匹配的新互动模式的过程。制度环境不仅包括正式的法律、规则和政策，还涵盖非正式的市场规范、文化和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企业运营的基础，并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市场机会。^[34]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战略、政策，以及整体经济形势等成为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关键考量因素。^[10]本研究识别出制度强化引导的两个核心要素是正式制度引领和非正式制度压力。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3所示。

正式制度引领主要体现在企业如何根据国家的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定来探索新的市场机会和商业范式。正式制度不仅构成市场运作的基石，而且会对企业的发展方向发挥强有力的“硬性”指导作用。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进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赢。亦庄智能院通过对政府政策规划进行研究，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进行初期探索，尝试寻找市场切入点。麦克奥迪医疗所在的医疗行业作为高度规制的特殊领域，其准入机制具有强制性、排他性和不可妥协性等特征。这种刚性制度不仅约束作为行业参与者必须遵守的硬性边界，更通过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清晰的行为准则，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制度锚点。

非正式制度压力是指市场中的隐形规则、文化和价值观等对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推动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并强化自身数字能力建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在此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压力，如社会期望、行业惯例与企业文化等悄然影响着企业发展轨迹。一方面，行业惯例和社会期待等外部压力促使企业重新思考其在数字经济中的生态位；另一方面，在平台经济范式下，单纯产品或服务层面的竞争已演变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竞争，这推动企业在非正式制度约束下主动寻求外部协同，通过与多元主体建立价值共创机制以提升生态系统的竞争力。对中国通关网而言，非正式制度压力的影响尤为显著。政府与企业高层的多次交流，不仅体现政府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也反映社会对企业角色的认知和定位。这种期望和要求给企业带来巨大的非正式制度压力，促使其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提升。

(二) 数字机会洞悉

数字机会洞悉是指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敏锐捕捉与分析市场变化，以发现与组织发展相契合的生存机会的能力。在动态性与复杂性并存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应通过自我学习与机会开发，不断探索与学习，更好地理解市场潜力，为自身发展找到新的增长点，而一味地保持组织惯性会阻碍企业进行自我学习与机会开发，给企业生存带来风险。因此，在制度引导下，企业已对环境进行有效判断，可通过识别市场数字机会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与资源，尝试拓展企业边界。具体而言，本阶段识别出两种数字机会洞悉要素：市场结构认知与市场缺口感知。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4所示。

市场结构认知要求企业对目标市场的竞争格局、产品差异、进入壁垒、网络效应等关键信息进行深入了解。这种认知有助于企业提前洞悉市场竞争的优势与劣势，并对外部环境作出有效回应。亦庄智能院在面临全新市场(自动驾驶领域)业务挑战时，管理者强调清晰了解市场结构的重要性。为此，企业通过实地调研、考察相关企业与产业园区，以及编制调研报告与组织会议等形式，系统梳理产业结构，为后续深入挖掘市场机会奠定基础。

市场缺口感知是指企业及时发现并抓住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的能力。对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而言，准确识别市场缺口可显著提升创新成功概率，有助于克服与已有企业相比的天然劣势。麦克奥迪医疗通过前期对市场结构的深入探索，发现病理诊断领域存在显著市场缺口。具体而言，由于病理医生培训周期长且主要集中在大型三甲医院，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病理诊断能力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当地高发癌种的筛查需求，制约了病理科的发展。针对这些市场缺口，麦克奥迪医疗决定结合自身优势，探索全新的业务方向和发展模式。中国通关网通过深入市场分析，识别出国际企业在华贸易既缺乏对中国通关政策的系统认知，又难以在国内市场找到成熟的专业服务机构。基于这一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该平台战略性地启动了跨境贸易服务解决方案的建设。

(三) 企业家精神牵引

企业家精神牵引是指企业家通过自身的特殊技能和领导力，引领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过程。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合作精神等特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精神不仅能为企业注入新活力，而且能推动企业边界开放与相关产业合作创新。因此，企业家精神引领成为驱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要素。具体而言，本阶段识别出两种企业家精神牵引要素是数字创新精神与数字合作精神。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5所示。

数字创新精神是指企业家敢于引入新技术、新产品，不断突破传统框架，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寻求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具有数字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战略决策中会表现出显著的技术敏感性和市场导向性，更倾向于建立开放型创新平台，在组织内部培育数字化创新文化。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这种创新精神为企业注入持续的竞争力。亦庄智能院高层展现了强烈的创新精神，推动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面对自动驾驶领域的垄断现状，企业凭借资源优势，决心打造开放、创新的生态，以打破大企业垄断格局，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作为老牌制造企业，麦克奥迪医疗受传统组织架构与人才体系僵化等问题的束缚，数字化转型阻力较大。尽管如此，但公司仍积极探寻转型的突破口，力求克服结构性障碍。

数字合作精神是指企业家需要具备强烈的网络意识，以推动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协同发展。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无论是内部团队协作还是外部网络合作，都对企业创新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源共享、跨界合作、团队协作等要素均可推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高效研发与生产应用。因此，数字合作精神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关键要素。中国通关网高管与海关总署统计司及海关信息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使企业获得多项权威授权，包括海关署令公告的全球英文发布权、海关统计快讯的全球首发权、对外贸易指数与海关统计分析报告服务等。通过这些外部合作，中国通关网成功获取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为其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 开源联动机制

开源联动机制是指企业在面对内部要素不匹配导致无法满足新价值主张生成时，需要打造跨边界开源式惯例。^[35]新价值主张的涌现必然促使企业内部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模式也将发生改变，从而推动全新模式生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是围绕某一关键核心价值主张构建的多边主体结构，其目的在于通过多边互动使价值主张商业化，以满足各参与者需求。^[12]因此，在全新数字业务模式生成前，企业内部必须进行开源联动变革以推进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生成。具体而言，本阶段识别出两种开源联动机制要素是数字身份重塑与组织架构革新。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6所示。

数字身份重塑是指企业根据新的数字业务板块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构建与数字化发展相匹配的身份。当全新数字价值主张涌现时，现有战略、技术等已无法推动新业务实施。因此，企业需要重新进行自我审视，制定全新行为准则以推动全新价值生成。亦庄智能院在前期发展中已积累显著的产业优势与战略资源，通过与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关系，构建了具有协同效应的产业生态网络，奠定坚实的市场地位。在此背景下，企业创新性地将既有战略规划与全新发展策略有机融合。这一战略协同效应显著增强了产业连接能力，不仅有助于化解当前困境，更为其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组织架构革新是指企业对现有组织架构进行更新和优化，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新价值主张的生成。陈旧的组织架构会阻碍企业经营模式创新，而企业通过主动调整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能够打造与数字化业务相吻合的数字业务模式，推动数字价值主张生成。麦克奥迪医疗在面向新价值主张时，其现有组织架构暴露出显著的不适应性：一方面，专业人才匮乏使企业难以对现有资源进行系统性整合与优化；另一方面，传统业务模式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已无法有效应对市场需求的快速迭代与升级。为突破这一瓶颈，企业通过原有部门数字化改造的方式实施战略性人才引入计划，为其业务模式创新提供智力支撑，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奠定关键的组织基础。中国通关网由互联网业务向数字化深度转型，其团队虽具备技术优势，但在专业关务领域存在人才短板。为此，公司采取开放式协作策略，融合外部专家资源与内部技术能力，以双向赋能方式推进组织变革与关务平台建设。

(五) 技术困境识别

技术困境识别是指企业在进行数字化创新活动前，准确识别与评估所面临的数字技术困境的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企业需要具备强大的技术识别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技术挑战。基于先前企业的开源机制变革，企业需要从传统业务模式突破至数字化业务模式。但因单一企业的技术、资源与经验有限，其无法具备所有数字技术与能力，导致其难以应对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业务板块拓展需求。因此，企业可通过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突破技术困境。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平台，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业务模式重构，同时进行多元化数字资源匹配与协调，从而有助于企业迅速拓展业务。因此，数字技术是构建与发展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本阶段探索出两种技术困境识别要素是技术复杂性与技术紧迫性。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7所示。

技术复杂性体现在新技术本身的高创新性和产业结构的复杂性，这使得单一企业难以单独攻克相关技术难题。由于数字技术的多层次性，企业通常选择构建数字平台进行数据共享，通过交互合作分解技术难点，共建数字生态。亦庄智能院的自动驾驶技术属于原始创新领域，涉及交叉学科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单一企业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开发，需要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共同推动技术发展与产业升级。因此，基于技术的复杂性，企业决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链接各创新主体，共同推进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与升级。

技术紧迫性是指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进行技术研发以满足市场需求或抓住市场机遇。企业技术资源受限、市场需求高、研发时间紧迫等问题促使企业通过构建资源网络进行快速技术创新。麦克奥迪医疗虽然拥有可辅助医生进行肿瘤病理诊断的先进光学仪器，但缺乏数字化专业人才与数字平台搭建能力。面对肿瘤病理诊断市场的紧迫需求，企业迅速联合高校专业团队进行数字平台的搭建和技术研发。中国通关网在创办之初以“加速全球贸易便利化”为使命，将构建智能关务生态列为战略优先级任务。基于数字技术重构跨境服务链的需求，企业率先启动全链路数字平台建设，旨在通过生态化协同模式突破传统关务效率瓶颈。

(六) 数字资源网络

数字资源网络是指以数字形式记录并通过多媒体载体表达的各种类型的资源集合，通过有效整合和利用，使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外部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等紧密联系，实现信息共享和协同，从而推动整个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转。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中，数字资源网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企业内部运营的效率，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减少“信息孤岛”，提升决策科学性和运营精准性；二是拓展企业外部合作空间，通过与外部伙伴合作，开创新的商业模式，并赢得市场机会，实现互利共赢。数字资源网络不仅涉及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更关乎如何高效利用这些资源以推动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发展。通过整合多元化数据资源、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实现数据共享和协作，以及保持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企业可构建强大而高效的数字资源网络，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具体而言，本阶段探索出两种数字资源网络要素是数字平台架构与数智化服务。部分数据例证如表 8所示。

数字平台架构是数字资源网络的基础骨架，决定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健全的数字平台架构需要具备高度可扩展性、灵活性和安全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挑战。在构建数字平台架构时，核心企业需要综合考虑业务需求、技术趋势与生态系统内各参与方的利益，确保架构支持多元化数字资源接入、高效数据处理与流通，以及智能化服务输出。通过搭建稳固的数字平台架构，核心企业可为生态系统内各方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底座，促进数字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亦庄智能院通过打造标准化共享数字平台，方便不同生态参与者加入进行数字共享，快速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开发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升级。麦克奥迪医疗通过构建垂直场景的知识图谱体系、实现多模态数据的智能融合，并严格对齐临床诊疗路径，在数字化平台中完成从专家经验到算法规则的范式迁移，最终打造具有临床可解释性的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数智化服务是数字资源网络的核心价值体现，它依托数字平台架构，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生态系统内各方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数智化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洞察市场趋势、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决策效率，从而实现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在构建数智化服务时，核心企业需要深入挖掘用户需求，结合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服务体系。通过提供高质量的数智化服务，核心企业能吸引更多的参与方加入生态系统，共同推动生态系统的繁荣发展。中国通关网为生态参与者提供关务数智化服务，大幅度提升参与者的通关效率，进而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五、核心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 (一) 基于TOE框架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力要素

通过对亦庄智能院生态圈、麦克奥迪医疗生态圈、中国通关网生态圈的典型事件进一步梳理与横向比较，并反复比对核心企业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动因中各构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探索出涵盖“环境—组织—技术”三个层次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动力机制模型(图 2)。该模型遵循“环境触发—组织响应—技术实现”的递进逻辑，推动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

环境层面动力是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制度强化引导与数字机会洞悉。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既有的正式制度(如政策法规)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而非正式制度压力(如行业惯例与社会期望)则推动企业主动融入数字化潮流。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市场结构认知与市场缺口感知识别潜在商业机会，以应对涉足新业务领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生态构建奠定外部基础。

组织层面动力是激发企业进行生态构建的内生源泉，核心包括企业家精神牵引与开源联动机制。企业家凭借其数字创新精神与数字合作精神，引领企业识别创新方向、拓展合作网络，进而孕育新的数字价值主张。然而，新价值主张的涌现也对企业内部结构提出挑战。为此，企业需要通过数字身份重塑与组织架构革新，突破原有组织惯性，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外部市场的敏捷对接，从而支撑新业务的顺利生成。

技术层面动力是决定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能否落地的关键。面对技术复杂性与紧迫性带来的双重挑战，单一企业难以独立突破所有技术瓶颈。因此，企业倾向于构建数字共享平台，通过数字平台架构整合内外部数据与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技术融合与业务智能化。在此基础上，企业依托数智化服务提升市场响应能力与客户黏性，持续优化生态系统运作效率，实现技术赋能下的生态扩展与价值增值。

综上所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动力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体系，具体动力要素详见表 9。其中，环境层面、组织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动力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推动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这一机制使企业能够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资源网络，推动自身持续创新和升级。

(二) 基于TOE框架的三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分析

上述三种类型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虽均受到技术、组织与环境三类要素的综合驱动，但不同企业在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中，其主导动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索出核心邻接型(图 3)、在位衍生型(图 4)和数字原生型(图 5)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动力机制模型，以及三类核心企业主导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要素对比分析(表 10)。

1、核心邻接型：技术要素直接驱动，组织与环境要素协同支撑

核心邻接型平台生态系统多源自科技企业或数字技术能力深厚的行业领先者，在其构建逻辑中，以技术创新与技术融合为主要驱动力。技术要素在此类平台中不仅是资源投入的主体，更是能力扩展的核心牵引力。企业将成熟的数字技术与新兴技术进行嫁接，以延展技术边界，并利用既有数字资源网络降低跨领域融合的协同成本。组织要素在这一类型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为对技术的能力转化与资源配置保障。企业通过构建更加开放的组织架构以及灵活的治理模式，使技术成果能够在生态系统中高效扩散。环境要素则在制度支持与市场契机识别上发挥辅助作用，通过政策激励、行业规范和市场趋势洞察等为核心邻接型平台生态的构建创造外部条件，最终呈现出“技术主导—组织转化—环境助推”的耦合动力机制。其中，技术要素的主导性显著强化了平台的跨界构建。

2、在位衍生型：组织要素直接驱动，技术与环境要素配合转型

在位衍生型平台生态系统多起源于传统制造业或成熟产业内部的大型企业，其构建的逻辑起点是对组织内部数字化变革的迫切需求。组织要素在此类平台中扮演绝对核心角色，驱动力来源于自上而下的领导式创新。面对数字技术对产业形态与竞争规则的重塑，传统企业通过组织架构重塑、流程数字化改造与管理机制创新，重构价值创造逻辑，以延缓或化解组织惯性带来的转型阻力。技术要素在该类型中主要作为配合驱动，用于支撑组织变革和产业链效率提升。企业基于其行业专长选择适配的数字技术进行嵌入和优化，形成差异化数字资产。环境要素在该类型中发挥相对辅助的功能，其主要作用在于为转型过程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并识别与把握契合的市场机遇窗口。三要素的耦合关系可描述为“组织驱动—技术支撑—环境保障”结构，技术和环境在此类型中主要充当组织变革的加速器，而非独立牵引力。

3、数字原生型：环境要素直接驱动，技术与组织要素敏捷配合

数字原生型平台生态系统通常起源于天生具有数字基因的企业，其构建的逻辑核心是外部机会驱动与市场需求响应。环境要素在此类型中成为直接驱动力，表现为企业依托敏锐的市场洞察和灵活的机会评估机制，持续扫描数字市场趋势与需求结构变迁，快速捕捉传统市场空白与数字化需求缺口。技术要素在这一类型中呈现高度的适应性与敏捷性，企业倾向于根据市场机会进行快速技术整合或短周期开发，以契合窗口期，避免长期研发造成进度延误。组织要素则通过柔性架构支撑高频试错与迭代，通常以精简、扁平化、高敏捷的团队形态运行，以压缩决策与执行时间。三类要素在此情境下形成“环境触发—技术匹配—组织协同”的动态耦合机制，通过对外部环境机会的识别，直接引导技术与组织的即时联动，构成高速迭代的敏捷创新。

六、研究总结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TOE框架，通过对三家代表性企业的多案例比较，系统阐释了核心企业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环境层面的制度强化引导与数字机会洞悉、组织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牵引与开源联动机制、技术层面的技术困境识别与数字资源网络，共同构成三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的动力基础。三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主导动力存在显著差异：核心邻接型以技术要素为主要驱动力，数字原生型以环境要素为主要驱动力，在位衍生型则以组织要素为主要驱动力。

(二) 理论贡献

第一，突破现有研究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或“价值机制”的侧重，聚焦“为何构建”的动力问题，拓展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第二，基于TOE框架整合技术、组织、环境三类要素，构建了系统性的动力机制模型，弥补了以往单因素分析的碎片化局限。第三，通过跨案例比较，揭示了三类平台在主导动力、要素作用机制与耦合模式上的差异，为理解不同类型平台的生成逻辑提供了分类理论依据。

(三) 管理启示

对核心企业而言，本研究提供了识别关键动力要素的系统框架，有助于企业结合自身类型(技术驱动型、环境响应型或组织变革型)制定差异化生态构建策略。对政府部门而言，需要注重政策引导与市场机会的协同，通过制度供给、数据开放与创新环境建设，支持企业构建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数字平台生态系统。

(四)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基于多案例探索性分析，未来可结合大样本实证检验动力要素的权重与关系。此外，平台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演化特征，后续研究可引入时间维度，追踪不同发展阶段动力机制的演变路径。最后，新兴技术，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也将重塑平台生态构建逻辑，可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展跨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