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海域生态优势和丰富的渔业资源。然而，长期的过度捕捞致使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已严重衰退。^[1]在此背景下，海洋牧场作为一种新兴渔业模式，逐渐成为海洋建设的焦点。^[2]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支持发展深远海养殖，建设海上牧场”。依托人工造礁技术，海洋牧场在实现海域产量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兼顾海洋生态保护和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3]这种新兴渔业模式不仅可以减轻陆地农业压力、促进粮食供应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而且能够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助力我国“蓝色粮仓”的建设。^[4]

尽管这种新型的渔业生产模式正在被逐步推广实施，但面临着高温、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严重威胁。据《2024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记载，2023年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我国22万平方千米的养殖区域，造成水产品损失40余万吨。对此，学术界也给予了关注。国内外学者在海水养殖应对极端天气的技术研发、扶持政策、社会资本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5][6][7]然而，现有研究对地方性知识体系在极端天气适应中的转化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且忽视了其与现代技术体系之间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冲突。政策层面仍陷于空泛化困境，忽视养殖户在技术采纳过程中的主体性差异。因此，本研究从生态韧性的视角出发，运用韧性驱动的适应性循环分析框架，解析“海洋牧场不同的养殖经营主体如何应对极端天气”问题。研究结果对于提升我国海洋牧场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沿海地区乡村振兴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海水养殖应对极端天气的学术观照 (一) 海水养殖应对极端天气的研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海洋生态系统及相关人类社会将面临更多、更严重的风险和脆弱性问题。^[8](P490)海水养殖既是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水产品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支撑。极端天气给海水养殖业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利用现代技术被视为应对极端天气、减少海水养殖损失、提高生计资本资源复原力的有效适应策略。^[9]信息技术在预测、报告和适应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风险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把生物技术引入海水养殖领域，将能增强养殖品类的抵抗力，进而降低风险。

面对频繁出现的极端天气事件，作为养殖主体的规模化经营者会依托本地知识应对环境压力。当养殖设备遭受物理损害时，养殖渔民会将潟湖或海湾中的网箱迁移到安全区域。^[10]面对海水升温、潮汐变化，南印度养殖经营者会根据潮汐情况选择合适的作业时机和地点。印度、越南等多个国家养殖渔民通过改变池塘设计、在池塘周围种植遮荫树等方式减轻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4]这些决策方式反映了渔民对海洋环境变化的本土适应性。除了对极端天气的被动适应外，养殖经营者逐渐探索出主动选择的经营方式——通过遴选恢复力强、成本更低的养殖品类及养殖模式，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在技术体系创新维度，构建“稻—渔—菜”养殖模式，^[11]促进营养循环并提高产量。^[12]浙江省三门县则发展出多品种混养的综合养殖模式，合理调配养殖群落空间结构和层次，防止水体污染的大规模发生。

在动态变化的养殖环境中，外界的社会资源支持力量至关重要。^[13]多米尼克的海水养殖户借助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粮农组织的援助以及政府的保险计划等恢复和重建资产。^[14]越南沿海养殖渔民形成小型信息交流组织，为极端天气事件制定共同适应战略。秘鲁小规模渔民借助于养殖协会及政府等多方联系，获取资源、信息和支持，以应对环境突变带来的影响。^[7]这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渔民在危机时期获得帮助，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从而推动其对海洋生态系统作出适应性调整。

(二) 海洋牧场的生态韧性研究

生态韧性是海洋牧场在极端天气扰动下维持结构稳定、实现损伤恢复并持续提供生态服务的核心能力，^[15]其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已成为海洋生态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焦点。海洋牧场作为基于生态学原理构建的复合生态系统，其生态韧性本质是生境修复、资源养护与环境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15]涵盖扰动抵抗、损伤恢复与适应进化三个维度，这一界定与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性”的研究脉络相契合。

国际上对海洋牧场生态韧性的研究聚焦于自然扰动与人为干预的双重作用机制。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关海洋牧场的研究表明，极端天气通过改变水体理化环境引发食物链断裂与生境碎片化，对生态韧性形成显著冲击。^[16]人工鱼礁投放可提升海域生产力以增强抵抗能力，但可能导致底部水体交换不畅；生物放流虽能补充资源量，却可能因物种竞争降低系统适应灵活性。^[17]在政策层面，生态保护、休闲旅游与渔业生产三类政策的协同实施，增强了海洋牧场的抗风险能力。^[16]国内研究在借鉴国际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实践形成特色路径。基于DPSIR框架构建的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明确极端天气等环境压力是冲击生态韧性的关键变量，其中生物多样性维持能力是状态维度的核心指标。^[18]海藻海草移植等生境修复技术可通过构建复合生态结构增强系统稳定性，而科学管控人工措施的正负生态效应是提升生态韧性的核心路径。^[19]数智技术的应用为生态韧性提升提供了新范式，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20]然而，当前学界对极端天气与海洋牧场的耦合关系研究尚不充分，对数智技术的量化贡献评估较为欠缺，未来需强化情景模拟、深化技术赋能机制，为海洋强国战略下的生态韧性建设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学界在海水养殖应对极端天气的技术研发、政策设计和社会资本层面, 以及海洋牧场生态韧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亟须深化的方面。第一，在政策层面上，忽视养殖户技术采纳的主体性差异，且生态保护与渔业生产政策缺乏协同，难以形成韧性提升的系统合力。第二，在海洋牧场的生态韧性研究中，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工程性防灾设施升级、养殖品种基因改良等物质韧性维度，对海洋牧场的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等非物质韧性维度关注不足。第三，既有文献虽承认传统生态智慧的价值，却普遍将其简化为“经验集合”。这种割裂性认知导致在海洋牧场建设中屡现“技术悬浮”现象。因此，关于海洋牧场在极端天气的冲击下，如何通过适应性响应机制来应对生计脆弱性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本研究将基于生态韧性视角，运用韧性驱动的适应性循环分析框架，揭示极端天气适应中海洋牧场养殖经营者生计脆弱性的发生。这不仅有助于弥补现有机制对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技术协同机制的忽视，而且能为提升我国海洋牧场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保障“蓝色粮仓”可持续供给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提供创新路径。

三、适应性驱动的韧性提升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一) 适应性驱动的韧性提升

“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通过阐释压力源、生态状态与响应机制的互动关系，为生态系统分析提供基础框架。^[21][22]但传统PSR模型难以解释极端天气下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且未体现系统自身恢复能力。因此，本研究在传统PSR模型基础上，结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扰动—响应—重构”系统韧性提升框架(图 1)，引入重构阶段强调系统在极端天气冲击下不仅被动响应，更通过技术、制度与认知的革新实现系统层级的跃迁，以凸显系统的自适应与演进韧性。^[23]新增的重构阶段可以有效弥补PSR模型在系统适应性重构机制方面的空缺，提升海洋牧场在遭遇极端天气干扰和冲击后的复原力。

扰动阶段关注极端天气触发系统，以台风、极端高温、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为触发因子，通过物理、生物、社会经济三重路径引发生态系统失衡。^[24]物理层面表现为养殖设施损毁、海床地形改变；^[25][26]生物层面表现为养殖生物死亡、群落结构紊乱；^[27]社会经济层面则表现为资产缩水、供应链中断，^[28]系统脆弱性集中显现。

响应阶段回应持续扰动导致的“生态—生计”双重失衡的问题：在生态系统层面，出现物质循环受阻、生物多样性受损使系统稳定性阈值降低等问题；^[29]在生计系统层面，则出现家庭债务危机、生产组织解体、代际传承断裂等问题。^[30]解构不同养殖主体如何应对“生计脆弱—生态失衡”的恶性循环。

重构阶段以主体适应性重构为核心驱动力，形成重构机制。技术层面涌现出抗风浪网箱、^[31]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等本土技术创新；制度层面由政府通过资金扶持、^[32]适应性管理平台等制度供给创新，重构治理体系；认知层面则表现为灾害记忆代际传递强化、^[33]地方性知识现代化转型，最终使“生态—生计”系统韧性完成螺旋式提升。

(二)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研究法收集材料。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研究团队在江苏省吕四渔港海洋牧场示范区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田野调查。调研期间，团队成员深入养殖区参与日常生产劳作，观察极端天气前后养殖户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模式，记录其与生态环境及政府部门的互动细节。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养殖户生计韧性构建的实践逻辑。围绕极端天气应对经验、资源依赖关系、现代技术适用等主题，对32名海产品养殖户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对其中5名受访者进行回访，以追踪其适应性策略的持续性。受访者覆盖不同养殖规模(个体养殖户15名、中型合作社养殖场成员10名、大型企业负责人7名)、从业年限(5—30年)及灾害经历(台风、暴雨、极端高温等)，研究访谈人员采用“身份类型首字母+访谈顺序号”的编码方式：字母代表访谈对象身份类型，其中E为大型海产养殖企业负责人、C为中型合作社养殖场成员、F为个体家庭养殖户、G为村委/社区干部、H为环保部门工作人员、K为海洋渔业技术推广人员、L为养殖行业协会人员；两位阿拉伯数字为同一类型主体的访谈先后顺序编号。受访者代表基本信息见表 1。

本研究收集了描述同一时期同类群体经历的文献资料, 以充实并完善对极端天气背景下海洋牧场生态子系统与渔民生计子系统互动机制的分析。文献资料主要包括研究文献和国家政策文本两类。文献研究围绕“生态韧性”“海洋牧场”“极端天气适应机制”三大主题，筛选国内外权威期刊论文、专著及案例研究报告等。其中, 数据质量较高的相关研究文献共22份, 调查时间基本在2010年到2024年之间。同时，本研究还选用了一些国家政策文本和气象数据，结合国家级法规和地方性文件，强化论证可信度，拓展学术对话空间。

四、吕四渔港海洋牧场概况与极端天气扰动 (一) 海洋牧场的养殖品种

吕四渔港海洋牧场位于江苏省启东市，地处黄海沿岸，其南部与长江口相连，东部与大沙渔场相邻，北部与海州湾和连青石渔场相接。牧场总面积超过7000平方千米。吕四渔港地形复杂，水深变化大，水流的流速、流向变化较为复杂。潮汐为正规半日潮，涨落潮时各约6小时，南北潮时相差约2小时。^[34]受长江淡水与黄海咸水交汇影响，营养盐充足。潮间带滩涂面积约30万亩，适合发展贝类、虾蟹类、紫菜等养殖品类。吕四渔港海洋牧场海域面积广阔，滩涂资源丰富，水深适中，水质优良, 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海洋水产品养殖基地。具体养殖品种如下。

1、条斑紫菜

吕四渔港沿海滩涂和浅海广阔，海域水体营养盐适中，水温适宜，具备发展条斑紫菜养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使得吕四渔港成为条斑紫菜的核心养殖区域。^[35]吕四渔港紫菜养殖面积共有12.6万亩，其中潮间带8万亩，浅海4.6万亩，鲜紫菜总产量共有23.5万吨。据启东市海洋与渔业局统计，2023年，该地区养殖户1200余户，从业人口超2万人。2018年至2023年吕四渔港海洋牧场条斑紫菜养殖面积不断扩大，从9.8万亩增到12.6万亩，产量和经济效益持续增加。

2、南美白对虾

吕四渔港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黄海与长江交汇处，形成独特的梯度盐度环境(盐度范围5‰—30‰)，较好地适配南美白对虾广盐性特点。同时，年平均水温15—25℃，夏季水温22—28℃，冬季通过深水养殖或搭设温棚可维持18℃以上，满足虾类全年生长需求。长江冲淡水携带丰富的氮、磷等营养盐，促进浮游生物繁殖，为虾类提供天然饵料。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池每池约25立方米，采用每3个月产出一批对虾的循环生产模式，每批产量300千克，成活率达85%。2018年至2023年，养殖面积从1.5万亩增至2.8万亩，年均增长率11.3%，主要得益于市场需求扩大和政策支持。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导致投苗延迟，叠加突发病害影响，亩产降至355千克。2021年生物絮团技术推广后，^[36]亩产回升至380—393千克。

3、梭子蟹

吕四梭子蟹的养殖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地渔民最初尝试在浅海围网养殖梭子蟹，经过多年摸索实践，逐渐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养殖技术。^[37]围塘单养占养殖面积的60%，亩投苗2000—2500只，亩产150—200千克，养殖周期8—10个月；采取虾蟹贝混养模式，与南美白对虾、文蛤混养，亩均效益提升30%。2008年至2013年养殖面积从2.5万亩增至3.5万亩，年均增长率6.4%。然而，2020年台风“黑格比”导致30%养殖池损毁，亩产骤降至217千克。2021年后，抗风浪网箱普及，亩产恢复至300千克以上。养殖过程中，养殖户采用先进的养殖设备和科学的养殖方法，如水质监测、饲料投喂、疾病防控等，确保了梭子蟹的健康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养殖品种的规模化扩张与单一化布局，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系统的脆弱性。2018年至2023年，三类核心品种的养殖面积年均增长率均超过6%，但品种间的生态互补性未得到充分发挥。例如，紫菜的净化水质功能、对虾的残饵供给、梭子蟹的捕食调控作用缺乏协同设计。所以，当极端天气发生时，单一品种的灾害损失会通过食物链传导至整个养殖系统，形成连锁效应。

(二) 极端天气扰动现状 1、台风与风暴潮

吕四渔港是中国四大渔港之一，其“滩涂围垦养殖”模式已延续百年，产业以海洋捕捞和水产养殖为主，主要养殖品种包括大黄鱼、梭子蟹、对虾、紫菜等。据《启东统计年鉴》记载，2019年吕四渔港水产总产量142520吨，由于受到极端天气影响，较2018年减少13%。当地养殖方式以滩涂养殖、近海网箱和围塘养殖为主。^[37]据《2023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记载，2022年，江苏沿海受台风风暴潮影响，受灾人口达23万人，损坏堤防190.17千米，直接经济损失4.36亿元。吕四渔港作为江苏省重要渔业基地，养殖池塘、网箱设施等在风暴潮中受损严重。海水倒灌导致养殖水体盐度骤变，大量鱼虾蟹类因环境剧变死亡，部分养殖户绝收，渔业产值大幅下降。

台风与风暴潮对“生态—生计”系统的扰动呈现出明显的三重传导特征。首先，物理冲击直接作用于养殖设备，造成渔港码头、养殖塘基、网箱支架等设施的坍塌或损坏。这种冲击不仅形成即时经济损失，还导致灾后修复成本激增，部分养殖户因维护不及时、资金链断裂等问题无法及时恢复生产，错失生产周期。其次，水体环境遭遇突变，台风与风暴潮导致的海水倒灌使得养殖水体盐度骤降，加之泥沙淤积、病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严重影响了成活率。最后，经济因极端天气遭受连锁反应。经济连锁反应表现为产量锐减、供应链中断与价格波动的叠加。以2024年台风“贝碧嘉”为例，吕四渔港受其影响，“大开渔”活动被迫推迟，大量梭子蟹错过最佳上市期；紫菜虽因供应短缺价格上涨，但养殖户因设施损毁产量锐减，实际收益反而下降。这种“增产不增收”“减产更亏”的困境，反映出极端天气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面冲击。台风对吕四渔港水产养殖的影响详见表 2。

2、极端高温

据《南通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记载，极端高温天气对吕四渔港水产养殖的影响愈发显著。2024年夏季，持续高温导致养殖水体温度超出适宜范围，部分养殖品种出现大面积死亡，单产减少、规格缩小，上市时间也相应推迟。海水温度的升高改变了浮游生物的分布，间接影响养殖品种的饵料供应和生长周期，使养殖产业遭受连锁冲击。2018—2023年高温天气对吕四渔港水产养殖的影响详见表 3。

高温天气导致的全品类养殖受损主要体现在环境胁迫、生理应激与生态退化三个层面。初期的环境胁迫表现为高温天气下的水体温度超标，虾蟹代谢速率提高，能量消耗速率也提高，生长周期延长。中期的生理应激则体现在病害暴发之中。以脊尾白虾与梭子蟹的混养为例，长期的高密度养殖导致塘底淤泥积累，过量投喂饲料加剧水体富营养化，引发缺氧和病害滋生，这种环境压力不仅降低了养殖成功率，还增加了经济损失，迫使部分养殖户调整养殖模式。^[38]长期的生态退化实为“年年高温，年年退化”这一积累效应的集中体现。水体自我净化往往需要数月才能恢复，高温天气频繁反复出现对养殖水体的自我净化功能构成巨大挑战，使其在“污染—自洁”的循环中长期处于“永动机式”的超负荷状态，难以实现良性恢复。

3、暴雨

暴雨灾害直接破坏养殖设施，导致严重经济损失。2013年，启东市黄海滩涂公司万亩养殖区遭遇持续暴雨，20根10千伏电线杆倒伏引发断电，增氧设备无法运行，鱼虾因缺氧大规模死亡。显示出暴雨天气对养殖基础设施的严重威胁。

吕四渔港地处长江入海口，暴雨时，大量淡水注入导致海水盐度急剧下降，破坏养殖生物的生存环境。^[39]据《南通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记载，近几年来，梅雨季节对海水养殖的影响日趋显著，入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易引发水体溶氧量与盐度下降。^[40]暴雨及盐度骤降从产量和品质两个维度影响养殖经济收益：一方面，直接的生物死亡导致捕捞量减少，洪涝灾害造成养殖塘溃决引发生物逃逸，经济损失惨重；另一方面，灾后养殖环境恶化可能降低水产品品质，同时增加养殖户修复水质的成本。2018—2023年盐度骤降情况对吕四渔港养殖的影响见表 4。

由此可见，极端天气的扰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时空叠加、效应累积”的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台风多发生于8—9月，恰遇南美白对虾收获期、梭子蟹蜕壳期、紫菜幼苗期，灾害发生时的养殖阶段敏感性加剧了损失；与此同时，高温天气则集中在7—8月，与梅雨季节的暴雨一起对养殖区形成连续冲击，持续暴雨与极端高温，导致养殖区盐度先降后升、水温持续偏高，严重影响全品类养殖的存活率。在空间维度上，吕四渔港的滩涂养殖区、近海网箱养殖区、工厂化养殖区呈带状分布，台风引发的风暴潮由近海向滩涂蔓延，高温导致的水体缺氧在封闭的养殖池中快速扩散，暴雨造成的盐度骤降沿长江入海口向周边海域辐射，形成全域性的灾害覆盖。更值得警惕的是，极端天气的累积效应正持续改变海洋牧场的生态基底，使其陷入“扰动频次增加—恢复周期延长—脆弱性累积”的负面循环。这种累积效应不仅加剧短期经济损失，更对海洋牧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五、海洋牧场不同养殖主体的响应方式 (一) 个体家庭养殖户：经验主导的有限技术嵌入

受限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吕四渔港海洋牧场的个体养殖户在技术实践上呈现出显著的“经验依赖性”，这种谨慎态度源于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与技术投入的不可逆性。该群体的技术选择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以生计安全优先的理性决策为根本决策逻辑，倾向于采纳与地方性知识高度兼容的低成本改良技术。在台风防御阶段，养殖户将传统地方性经验中的“压石固网”做法与现代化新材料聚乙烯网箱结合，通过在网箱底部加挂玄武岩块以增强抗风浪能力。“有限技术嵌入”并非被动保守，而是通过地方性知识的适应性转化实现生态韧性提升。“新技术像潮水，涨得快退得也快，而且我们这些普通散户，哪有那么多钱引入新技术，成本太大了”(F02, 访谈时间202410)。同时，代际分工将灾害记忆转化为实践知识，青年成员使用手机接收气象预警，而长辈依据潮汐规律调整投喂时间，形成“数字预警+经验决策”的复合模式。^[41]“我父亲和我一起经营这个养殖池塘，我平时会用手机看天气预报，他还是会看潮汐规律，现在我们两个结合着一起看”(F10, 访谈时间202410)。这种“改良而非革新”的策略，实质是生计压力下对技术不确定性的规避。调查研究表明，个体养殖户的技术应用始终受限于其场域位置，其惯习源自代际传递的灾害记忆，进而形成以经验为核心的技术评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新技术的采纳与否，往往取决于其与传统经验的契合度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个体养殖户通过这种方式，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了生态韧性的提升。

然而，该群体的应对策略存在明显局限。一是技术升级路径锁定受文化资本制约(15户受访者中仅3人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个体养殖户难以理解智能监测设备的工作原理，仅能依据数值变化作出简单判断，无法结合养殖生物的生理状态动态调整养殖策略；二是风险抵御的孤立性，缺乏社会网络支持导致灾后恢复进程缓慢；三是经验传承的断层风险，35岁以下从业者在个体养殖户中的占比小，“看潮汐、辨水色”等传统经验面临失传风险，而青年养殖户对数字技术的过度依赖，还可能导致应对极端天气的“经验赤字”。

(二) 中型合作社养殖场：集体行动驱动的技术升级

中型合作社成员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了技术采纳的场域突破。作为“中间型组织”，合作社养殖场将分散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技术升级的协同动力。以抗风浪网箱推广为例，受访养殖场采用“技术共担—风险共御”模式：社内设立技术试验田，由示范户先行测试新型固定系统，再通过“技术观摩会”将设备操作流程转化为地方性叙事。“我们合作社引入新的技术服务之后，先在示范区域进行试验，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辐射带动周围养殖场一起引入”(C06，访谈时间202411)。这种知识转化机制有效消解了技术文本与地方实践之间的话语隔阂。此外，合作社的技术改良具有鲜明的“双重嵌入性”——既遵循工程规范，又嵌入传统生态伦理。调查发现，其网箱布局参照传统文化中的空间理念，通过交错排列形成湍流缓冲区，使设备损毁率显著降低。“合作社的网箱布局不是随意安排的，我们也会按照传统风水的理念再加上现代专家们分析的布局来放置网箱”(C08，访谈时间202412)。这种“双重嵌入性”反映了合作社养殖厂在技术发展中，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这既满足生产需求，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了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统一。^[42]

然而，合作社养殖厂的应对模式也面临协调困境。规模较大的养殖户倾向于引入智能投喂系统、大数据监测、专业人员检测等高成本技术，而“小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养殖户更偏好低成本方案，导致技术推广呈现“精英主导”格局，技术资源进一步向优势主体集中，最终形成养殖技术的“马太效应”。技术与资源的无形壁垒可能导致部分养殖户因技术缺失而无力应对风险，进而承受额外损失。

(三) 大型海产养殖企业：技术系统整合与生态伦理

大型养殖企业依托丰厚的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构建了制度化的技术防灾体系。^[43]其技术采纳逻辑呈现“系统脱域”特征：通过卫星遥感、智能传感器等“去地方化”技术实现对自然过程的精确调控。吕四渔港某紫菜养殖企业的数字化养殖池智能投喂系统不仅依据水质数据运行，还嵌入“看水色、察鱼情”的经验算法：当传感器检测到溶氧量下降时，系统优先激活藻类增殖模式，而非直接开启机械增氧。“我们前两年经常去国外考察，比如说日本这些国家的海产养殖的一些新技术，和国内的一些专家们进行合作，与本地的数据结合，确实是对台风暴雨这种天气有一定的抵御作用”(E03，访谈时间202503)。

然而，过度依赖技术系统的“刚性防御”可能加剧生态脆弱性。这种“刚性防御”是技术霸权在海水养殖领域的体现，它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不单是引入各种新技术，还找了很多本地的养殖老人，向他们学习传统的知识，要产量也不能不管环境”(E03，访谈时间202503)。为缓解此矛盾，部分企业创造性地引入传统生态智慧作为技术系统的调节机制。这种“技术系统的地方性再嵌入”，实质上重构了“专家系统”与“本地知识”的辩证关系，通过将传统知识编码为技术参数，实现生态伦理对技术垄断的柔性规训。

六、海洋牧场韧性系统的重构机制：知识、技术与制度的协同

海洋牧场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重构，体现为不同养殖主体在极端天气扰动后，通过技术革新、制度调适与认知转型，推动系统从“脆弱性暴露”向“韧性嵌套”跃升。这一重构并非被动恢复，而是各主体基于资源禀赋与社会网络，主动打破“生态—生计”系统的锁定效应，形成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新型模式。

(一) 个体家庭养殖户：认知转型的柔性适应

个体家庭养殖户通过认知重构形成“低技术、高弹性”的生存智慧。这类主体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将代际传承的灾害记忆与现代知识体系相融合，构建心理与行为双重韧性。青年养殖户将老一辈总结的“台风前收网三口诀”制作成短视频，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使更多缺乏经验的青年养殖户群体提高灾前抵御风险的能力。技术认知的重构则体现为“有限理性采纳”策略，即仅引入与既有经验兼容的技术工具。“我把那个溶氧仪读数与之前的养殖经验结合起来看，当数据与直觉有冲突时，我觉得我看到的比较准确，这样就能避免因传感器误报导致的过度增氧损失” (F02，访谈时间202412)。对生态伦理的觉醒进一步强化了认知韧性，通过重塑渔民对人海关系的理解，推动技术与制度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设计。当地渔民逐渐超越“资源索取者”的角色认知，转而认同自身作为“生态修复者”和“系统协作者”的身份。^[44]“我父亲其实是不认可新技术的，他觉得他以前没有那么多新技术也不是照样能养好他的虾”(F10, 访谈时间202410)。然而，认知惯性仍是潜在风险。部分老年养殖户坚持传统观念，拒绝采纳新技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态与社会矛盾。这种代际知识差异显示出，柔性适应的深化需要在传统智慧传承与现代知识渗透之间寻求平衡。

(二) 中型合作社养殖场：制度调适的协同网络

中型合作社养殖场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多主体协同的韧性网络。作为承担集体决策与资源整合职能的中间组织，合作社聚焦规则重构与利益协调。其建立的“极端天气应对基金”要求成员按养殖面积缴纳1%—3%收入作为储备金，在突发极端天气灾害、出现巨大损失时，该基金可为大部分受灾成员提供帮助，使生产恢复周期缩短，并使成员的恢复效率显著优于个体户。“虽然一开始让我们交钱的时候不太懂，我们就听从安排，但是后面来了各种灾害，还真的能帮助我们，减轻了一部分损失”(C08，访谈时间202411)。政社协同平台的构建进一步拓展了制度韧性边界。^[45]合作社与地方政府共建“适应性管理信息站”，将实时监测的盐度、溶氧量等数据接入区域灾害预警系统，推动动态调整制度落地。2023年，因政策灵活性提升，合作社成功规避了大额养殖损失。“为了提高合作社成员灾害应对能力，定期会有一些试验田参观活动，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更多经验”(C06，访谈时间202411)。与此同时，制度刚性可能造成适应性损耗。对此，合作社创新推行“技术观摩会”制度，定期组织成员参加参观抗风浪网箱试验田等活动，将防灾技术采纳决策权从个体转移到集体，使防灾技术普及率大幅提升。这种制度调适既强化了集体行动的凝聚力，又通过弹性规则设计，保持了应对不确定性的灵活度。

(三) 大型海产养殖企业：技术革新的刚性支撑

大型海产养殖企业通过对技术系统进行生态化改造，有效消解“技术悬浮”风险，实现“效率韧性—生态韧性”的辩证统一。大型海产养殖企业凭借资本密集与技术主导的优势，通过高投入研发与系统集成，提供抵御极端天气的物理基础。^[46]吕四渔港海洋牧场某紫菜养殖企业搭建的智能防灾系统，整合了AI台风路径预测模型、卫星遥感与海洋浮标数据，可实现台风登陆前72小时精准预警，网箱锚固深度自动调节误差率低于5%。“我们的智能防灾系统相对比较完善，在预警台风、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方面的准确度很高”(E03，访谈时间202503)。技术革新不仅体现在灾害预警层面，更延伸至生态兼容型装备的升级。深海养殖企业正在研发的“抗风浪”网箱将采用可降解防护网，既能承受台风的冲击，又能自然降解，避免传统塑料网箱造成的海洋污染。然而，“技术霸权”可能导致生态脱嵌风险。过度依赖封闭循环系统会引发微生物群落失衡等问题。“举办专家和渔民联席技术评估会，让各方代表发言讨论，能帮助我们企业更好地把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新技术结合”(E01，访谈时间202503)。因此，企业通过“专家—渔民联席技术评估会”机制，将传统生态知识参数化并嵌入智能算法，最终实现技术刚性与生态韧性的平衡。这种技术革新不仅提升了防灾能力，更通过生态兼容设计重塑了人海关系的技术伦理。

从适配性来看，个体养殖户的策略更适合吕四渔港潮间带的小规模养殖，其优势在于对局部海域生态特征的精准把握；合作社的模式适配近海规模化养殖，通过集体行动弥补个体资源不足；大型企业的技术系统则更适用于深远海设施养殖，能够应对大范围、高强度的极端天气冲击。三类策略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形成互补格局，即个体养殖户的经验为技术创新提供生态基础，合作社的集体行动促进技术普及，企业的研发投入则推动防灾技术的迭代升级，共同构成海洋牧场的多元适应体系。

七、结论

本研究以吕四渔港海洋牧场为例，系统剖析了极端天气下社会—生态系统“扰动—响应—重构”的生态韧性提升逻辑，即外部扰动通过与系统内在潜力的动态交互，驱动多元主体在知识迭代、制度调适与技术革新中实现系统层级跃迁。这一理论框架以非线性协同为核心特征，将极端天气等外源扰动视为系统稳定性阈值突破的触发点，其破坏效能深度根植于高密度养殖、技术路径依赖与代际知识断裂等内源脆弱性积累。

研究发现，扰动阶段并非单向的自然冲击，而是生态—社会要素长期交互失衡的集中体现，其通过物理损毁、生物紊乱与生计链式崩溃暴露系统矛盾，迫使主体从被动抵御转向主动调适。响应过程体现为多元行动者的差异化策略耦合，三者共同构成知识跨界协同的动态谱系。这种响应并非孤立行动，而是通过数字化防灾记忆传播、地方性知识科学编码与弹性制度设计，形成社会资本沉淀与认知转型的协同效应，进而消解技术悬浮与政策空泛化困境。重构阶段标志着系统韧性的螺旋式跃升，其核心在于生态功能与生计资本的协同进化：抗风浪网箱、多营养层养殖等技术革新突破效率与生态的对立，弹性治理机制取代刚性指标控制，实现科学数据与传统智慧的动态整合；生态伦理意识觉醒则推动主体从“资源攫取者”向“系统协作者”转型，最终在打破路径依赖中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稳态架构。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生态韧性研究多聚焦系统恢复能力，强调抗风浪网箱、人工鱼礁等工程性措施的核心作用，^[15][17]形成技术决定韧性的工程韧性范式。但本研究的案例证实，生态韧性是物理、生物、社会经济三维协同的结果，民企协同、知识转型、制度弹性的非工程性因素在生态韧性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理论(SES)形成呼应，进一步细化了社会—生态系统的适配机制。^[47]个体养殖户的代际经验、合作社的集体行动、企业的生态伦理融合，本质是“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的动态适配，而非单纯依赖技术干预。同时，本研究回应了C.S.霍林提出的“韧性=适应力+转型力”命题。^[48]本研究对重构阶段的分析揭示了海洋牧场的韧性提升并非简单恢复原有状态，而是通过知识、技术、制度的协同实现系统层级跃升。这一框架的建构以“主体性—系统性”协同视角重新定义脆弱性为动态演化过程，揭示危机驱动下知识形态跨界融合与反馈回路叠加的深层规律，为海洋牧场等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评估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同时，传统人海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人类对海洋的依赖与改造，^[1][44]强调人类在海洋开发中的主导地位。本研究通过韧性重构机制分析发现，现代人海关系的核心是协同共生：个体养殖户投放有益藻种改善水质、合作社保留传统混养模式维持生态平衡、企业研发可降解网箱减少污染。这一发现呼应了诺埃尔·卡斯特利的“自然—社会关系辩证论”，^{[49](P105-130)}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揭示了人海关系的动态性与包容性。同时，通过代际知识差异分析，补充了“人海关系代际传递”研究的不足，为海洋社会学的关系转向提供了实证支撑。

未来的研究可借助知识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理论框架，追踪渔民、技术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互动网络，揭示技术采纳过程中的知识协商与权力重构。同时，需要关注代际认知差异对技术协同的深层影响，探究青年渔民数字化实践与老一辈渔民经验传承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塑造新型知识共同体，从而为跨代际韧性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此外，应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动态机制研究，尤其是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区三方联动的弹性治理网络，实现技术、资本与信息的整合，是提升系统韧性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