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华海洋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在全球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竞争与海洋治理规则重构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未能完全转化为强大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总体来看，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水平滞后于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水平，未能有效匹配海洋强国的战略布局，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海洋文化在现实中的影响力有限和对外传播的效能不足。而“标识性概念”基于自身的显著性、独特性、识别性、代表性和文化传承性，较好地契合了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需要，可以弥补中华海洋文化影响力不足的短板。

标识性概念作为凝练与表征某一学科或领域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是理解相关理论或实践的关键范畴，具有“原创性”“主体性”“自主性”，^[1]其本身就蕴含着增强国际传播效能的潜在特质，可以持续增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识别力、表达力、精神力。^[2]标识性概念在传播中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信息，更在于构建“可共情的差异性”——既彰显独特性，又创造价值共识。这是中国从“文化输出”转向“文明对话”、从“被动回应”迈向“主动定义”的关键路径。海洋文化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作为信息传播的认知枢纽，在全球化与信息过载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因而可以很好地回应中华海洋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

回溯历史，中华海洋文化经历了在萌芽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阶段起伏与演进的特征，其核心价值在于和平开放、包容互鉴。这种文化精神既体现在古代航海和对外贸易中，也贯穿于当前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并呈现出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自觉与价值自觉。历史自觉强调对中华海洋文化历史资源的全面认识，避免因西方话语霸权而忽视自身文化价值；价值自觉则关注如何在现代国际环境中彰显中华海洋文化的独特价值，并且在海洋文化传播中确立中国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文化自信。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亟须有效利用“标识性概念”的方法，通过提炼和有效传播具有国际共识的、与中华海洋文化相关联的标识性概念，助力中华海洋文化突破“陆权中国”的刻板框架，重塑中国兼具历史深度与现代价值的和平、开放、合作的国家形象。

二、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一) 中华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

近年来，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单一历史考据到多维全球化探索的转型。早期研究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考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历史脉络揭示中华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跨文化传播路径的构建成为研究热点，^[4]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研究重心日益转向现代话语：一是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海洋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构，^[5]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话语体系和认知体系；^[6][7]二是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数字媒介赋能，展示虚拟技术的应用为海洋文化传播提供的新契机，^[8]如“互联网+”时代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突破时空限制，探索元宇宙场景中海洋文化遗产的沉浸式传播，实现文化符号的全球化扩散；^[9]三是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生态话语融合，例如，将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碳中和目标相结合，以“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元素重新阐释生态治理的哲学基础，构建兼顾发展与保护的传播框架；^[10]四是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非国家行为体崛起，聚焦渔民、侨商等群体在“微观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通过本土化策略推动民间文化交流，利用侨乡网络，依托地缘、血缘纽带实现文化认同。^[11]中华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传播不仅是文化叙事的历史延伸，更是中国构建全球海洋话语权的战略支点。

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通过多维度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对中华海洋文化的现代性阐释不足，过度依赖历史记录，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文化传播新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海陆文明割裂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将海洋叙事与陆地文明对立讨论，缺乏对海陆协同传播路径的探索。因此，中华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应采用新的策略、途径和方法。

(二) 标识性概念作为文化传播方法的适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12]通过打造一系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取得了文化对外传播的显著效果。在哲学领域，通过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性的中国内涵，如“以人为本”“和谐”“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得以形成，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13]在政治学领域，“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不仅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还为党的建设和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14]在经济学领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转化也通过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形成了如“民生经济学”“以工立国”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15]在社会学领域，“伦理社会”“乡土中国”“和谐社会”等反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16]在教育学领域，“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作为标识性概念，体现了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和对教师素养的要求。^[17]这些研究为理解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化构建及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性，认为其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播的方法论意义。一是简化认知，提升传播效率，破解信息过载难题。标识性概念通过将复杂的文化、政治或经济理念凝练为易传播的符号，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降低跨文化理解门槛；“熊猫外交”以萌化符号消解意识形态隔阂，成为中国的柔性传播标签。^[2]这种符号化的表达方式不仅简化了信息的传递，还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和接受度。二是构建差异化身份，抵御同质化竞争。标识性概念通过强化独特性，如中国人的“勤劳”“善良”“爱好和平”，在全球化叙事中塑造国家或文化“记忆点”。三是主导话语权，重构叙事框架。主动定义概念可争取解释权，避免被负面标签固化。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冲“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以“一带一路”重构“南南合作”叙事，打破“新殖民主义”污名。^[18]这种主动定义和传播的概念不仅提升了国家的话语权，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四是激发情感共鸣，实现价值传递。例如，李子柒视频中的田园意象，通过非政治化路径引发情感认同，为深层次价值观传播奠定基础。^[19]情感共鸣不仅增强了文化的吸引力，还促进了价值观的传播。总之，标识性概念通过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概念深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从中国实践出发的解释框架，基于文化自觉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化表达，使标识性概念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体现了标识性概念作为文化传播方法的适用性。

(三) 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华海洋文化传播：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面对中华海洋文化底蕴挖掘不充分、传播手段和宣传内容不丰富、文化软实力彰显不足等问题，标识性概念作为信息传播的认知枢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华海洋文化传播面临的问题。从源头来看，标识性概念的生成被视为完善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途径；从客观效果看，基于标识性概念的叙事体系能够有效传播中国故事，并增强国际传播效果。^[20]但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相关阐释仍然存在局限：一方面，对中华海洋文化符号的阐释多停留在静态描述与历史溯源，未形成动态化标识系统；另一方面，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路径依赖传统文明交流范式，与全球传播场景的连接不足。因此，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信，避免文化传播的同质化，以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华海洋文化传播，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鉴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地位尚不完全匹配，如何在文化对外传播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已成为亟得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日益显现，而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本研究聚焦“标识性概念”的方法论价值，突破单向度文化输出思维，不断提炼和创新标识性概念以适应新的传播环境。^[21]通过中华海洋文化叙事的再编码，以“共享性符号”替代地缘政治话语，解构标识性概念中的核心概念、衍生概念、支撑概念，形成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文化自觉—文化交流与扩散—文化冲突与调适—文化采借与交融”动态演进路径(图 1)。基于对中华海洋文化传播内在机理的剖析，探索中华海洋文化从“在地符号”到全球叙事的转化机制，致力于为中华海洋文化传播注入新动力，促进中华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效能，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精神支撑。

三、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层次划分

中华海洋文化源远流长，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与海洋的长期互动中。海洋不仅是生存资源的来源，更是精神寄托的对象和载体。中华海洋文化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海洋活动的一种重要成果，其标识性概念的典型特征是内容简洁明了、精神内核高度凝练。通过提炼具有较强识别性和传播力的中华海洋文化标识，形成了“核心概念”“衍生概念”“支撑概念”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架构(表 1)。对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进行分类提取与层次划分，可以增强人们对中华海洋文化及其价值的认知，有助于提升中华海洋文化传播效率，形成高效的文化认知与传播范式。

(一) 文化变迁中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在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提取中，需要融合传统文化的历史深度与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以形成能够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海洋文化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海洋生产与生活实践，在航海技术、渔业生产、民俗节庆、价值观念等维度形成独特体系，展现出鲜明的海洋文明特质。其中，“郑和文化”作为典型的标识性概念，围绕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海洋文化的核心特质，包括高超的古代航海技术集成，以“宣德修好”取代殖民掠夺，通过瓷器、丝绸贸易开展跨文明对话，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衍生的与郑和直接相关联的标识性概念，以及特定的地名、人物、器物和事件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海洋文化的优秀特质。例如，用“天池”“神泉”等标识性概念作为大海的别称，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象征，代表着中华海洋文化的博大胸怀和包容精神；通过四海龙王、龙女、鲛人等神话故事，展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海洋的想象与精神探索，体现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探索和祈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与“魂”，中华现代海洋文化则突出体现为“一带一路”、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陆海统筹、和谐海洋等标识性概念。其中，核心概念“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亲诚惠容、和平开放的文化价值理念。“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地缘经济项目转变为发展共享的符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来西往对沿线诸国和地区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22]“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被赋予文明交流和文化互鉴的意义。相比传统文化复兴及其再阐释，文化变迁视域下的现代海洋文化还关注科学、技术与创新视角，突出蓝色经济与海洋环保等主题。诸如“海洋强国”“生态文明”“国际海洋合作”“共同开发”等标识性概念，展现了新时代中华海洋文化关于海洋命运共同体倡议的价值追求。

(二) 文化形态分异中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文化形态分异中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是理解人类文明演进的双重视角。这种分异既凸显了文化形态的多元性，又通过互动机制维系了文明系统的整体性。物质文化是以实体形态存在的文化载体，非物质文化是以精神形态传承的文化实践。

中华海洋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主要涉及与海洋资源、海洋设施、海洋技术等相关的物质形态，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社会基础设施等，它们是人类利用和开发海洋的具体体现。中华海洋物质文化的核心标识性概念可以体现为记载着先民航行路线的“更路簿”，以及由此衍生如“针路簿”“针经海图”等概念。作为中国对传统活动海域，尤其是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历史性主权的民间文献依据，其中详细记载了海南渔民航行至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的路线与海域利用活动，是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的佐证之一。这些丰富的中华民族海洋活动历史，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人“知海、亲海、用海、护海”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海洋强国战略中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海洋发展的文化自信。例如，在海洋物质文化的航船方面，中华民族的航海工具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距今均8000年的“独木舟”是已知东亚地区最早的独木舟，由此，中华海洋文化就此启航、雏形渐成。^[23]“郑和宝船”“深海一号”“蛟龙号”“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等一系列海洋科技文化符号，都体现了中国在海洋领域的重大成就。

中华海洋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则是无形的习俗、伦理价值、信仰和神话传说等，涵盖人们在海洋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展示人类与海洋之间深厚的联系，并为现代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丰富的历史根基。其标识性概念的核心是“妈祖信俗”，相关的概念还包括“天妃信俗”“灵女信俗”“神女信俗”等。这些习俗包括举办渔谚船歌、鱼灯节、庙会、海上巡游和焚香祈福等活动，已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信仰方面的标识性概念有“观世音”“南海观音”“龙王”等。神话传说方面的标识性概念有“精卫填海”“张生煮海”“罗刹国”“龙宫取宝”等。自汉唐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方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更是非物质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它推动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在宗教、语言、艺术、医学、饮食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广州和泉州等沿海城市的历史遗址、文化活动依然生动展现着“海上丝绸之路”所孕育的多元文化融合与开放包容的历史传统。

(三) 文化空间范围中的区域性文化和总体性文化

在文化研究领域，区域性文化与总体性文化是重要的分析维度，它们分别从空间范围和系统整合的角度揭示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中华区域性海洋文化丰富多样，各地因地理、历史和人文传统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闽中南沿海的一大民俗奇观——广受推崇的“福建三大渔女”日益演化为区域性海洋文化的标识性概念。作为闽南地区吃苦耐劳的女性的统称，“福建三大渔女”衍生出的概念有“惠安女”“蟳蜅女”“湄洲女”。她们世代生活在海边，以渔业为生，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传统。相关支撑概念方面可从庙宇、生活、戏曲节目维度来发掘沿海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广州咸水歌”流行于珠三角地区，距今已有600年的历史；舟山的“渔歌”和“渔灯节”、广东潮汕地区的“潮汐祭”等相关民俗以其独特的海洋生产生活传统，突出地域性的历史与文化记忆。这些区域性海洋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海洋文化的共性，也展现了其丰富多样的地方特色，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性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集中体现，超越了地域限制，具有全局性和象征性影响。海洋安全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概念体系，这与中华海洋文化中的“四海清平”“海晏河清”等概念一脉相承——不仅寄托着对国家安宁、社会和谐的理想，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海洋的敬畏与顺应。这种文化语境下的海洋观，是一种“以海为邻、与海共生”的哲学。另外，可从岁时节庆、崇拜期许、海洋发展方面找到民众对于安居乐业的基本诉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素，从国家层面塑造统一的文化形象。“谢神”“祭海”等概念象征感恩与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记录了中国人关于海洋的集体记忆。“妈祖信俗”虽然起源于福建沿海地区，但是已经成为中华海洋信仰的核心，^[25]象征着中国人民寻求海洋庇护、实现安定生活与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四海一家”表达了中华文明对海洋世界的和平认知和道义诉求。在古代中国人心中，海不只是疆域的边界，更是沟通四方、连通异邦的文化走廊。因此，无论是“泛舟于海以通远人”，还是“万国来朝”的港口盛景，都是“四海一家”理念的空间化体现。“海上长城”兼具物质文化属性和精神文化特质，前者以明代抗倭的卫所体系、清代虎门炮台、岛礁建设等为代表，后者则体现为中国人对安定生活中“和谐海洋”“依海富国”的伦理化想象，区别于西方在工业文明下技术理性与扩张性倾向——将海洋视为可被开发、占领甚至主宰的对象的“征服海洋”叙事。

(四) 中华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

中华海洋文化根植于农业文明的生态哲学，主张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关系，传递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呈现出内敛而包容的特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海外人士来到中国经商留居，中华儿女也遍布“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员友好往来、经贸互市、文化交融构成了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6]由此，可以将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核心层面界定为互通有无与共同发展的“协和万邦”，体现出各个国家希望和平相处的普遍诉求，这与当前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进而衍生出“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强而不霸”等文化标识，并且体现在自强与奋斗、良善与合作、互利与共享等诸多维度。譬如，“妈祖”作为中国沿海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海洋信仰之一，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女神”称号；郑和下西洋并与当地居民和平相处，进行和平贸易，是中华海洋文化始终注重与人为善、和谐共处，达到双赢目标的有力例证。

西方海洋文化源于古希腊，并在大航海时代后深刻影响了全球海洋文明进程。将西方海洋文化标识性核心概念界定为“海权优先”，一方面跳出了中西方海洋文化差异原有表述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对西方海洋文化的陈述则更为客观。因为海权作为一种对海洋的控制能力，更符合西方的价值取向——从实力和地位的角度出发处理国际关系。海权强调对海洋的“征服性”“利用性”与“挑战性”，同时也表现出扩张性目标和技术创新动力，将海洋视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前沿，以“殖民扩张”和“全球市场”为载体，形成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性影响。关于“海权优先”的标识性概念打造，更符合西方价值取向，因而以之为参照，有利于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对外传播。立足“协和万邦”等核心价值理念，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和国际合作平台，构建既有中华文化特色又能引发国际共鸣的叙事体系，助推中华海洋文化走出国门并影响世界。

纵观西方海洋文化的历史演进，这一过程深受地理与资源条件的影响。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海洋型文明，由于本土耕地狭小、资源贫乏，选择借助海上通道进行贸易、移民与扩张，以满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海洋不仅是连接世界的通路，更是生存与竞争的舞台，由此而孕育的海洋文明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整个人类。^[27]一方面，海洋赋予西方海洋文化中的人类共享价值，包括“开放性”“开拓性”“探索性”等；另一方面，海洋文化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差异，也体现着深刻的民族性差异，^[28]受商业文明与工业革命扩张逻辑的浸润，西方现代海洋文化衍生出“冒险主义”“扩张竞争”“强权政治”等特质明显的标识性概念。基于西方海洋文化“冒险与掠夺”“挑战与敬畏”“海权与霸权”的二元特质，既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全球化进程，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挑战，^[29]体现了现代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矛盾与冲突。西方海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征服、扩张、竞争相伴而生的，与中华海洋文化中“知海、亲海、用海、护海”的和平共生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海洋是连接世界的重要纽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西方海洋文化呈现出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单一发展转向综合协调、从文明输出迈向文化互鉴的新趋势。这种基于共性寻求共识、彰显优秀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更能为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逻辑：标识性概念的融入与赋能

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需要构建一套兼具历史深度、当代价值与国际共鸣的叙事体系，而标识性概念的融入与赋能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传播逻辑——通过精确的文化表达和传播路径构建，使其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赋能中华海洋文化的有效传播。这一过程既是对中华传统海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中国海洋话语权的战略性塑造。

(一) 启发文化自觉：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符号表达

中华海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和平、包容和互惠的特征，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征服性、扩张性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海洋文化传播以文化自觉为发起点，通过标识性概念的现代化转译，有效激活传统基因的当代生命力。例如，明朝的大航海事件正被重新编码为“和平合作、共享机遇”的全球治理符号与多边合作的象征。^[30]这一航海活动所体现的平等交往理念，与殖民时代暴力掠夺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批判霸权主义的历史参照。同时，民间信仰的现代转化更具穿透力。“妈祖文化”从区域海神崇拜升格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23]全球47个国家的6000余座妈祖庙广泛开展文化交流，促进了民心相通。^[31]泉州“海丝文化”的持续传播与创新性表达，使文化自觉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的精神纽带。

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的标识性概念展现了中华海洋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不仅传播了文化价值观，也强化了文化自信。它既避免了文化复古主义对现代语境的脱节，又抵御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海洋文明的解构。中华传统海洋文化中的“耕海养海”观念是中国古代沿海人民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注重生态平衡理念的展现，结合沿海地区“亲海”“敬洋”“祭海”等体现人们对海洋尊重与敬畏的风俗，逐渐演化为现代海洋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一带一路”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和贸易文化，也通过现代海运网络、文化交流活动和经贸合作，使中华传统海洋文化得以与现代海洋文明对话，强化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影响力。^[32]近年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标识性概念，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和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彰显中国海洋发展中长期主张的和平与合作、互利与共享的传统文化积淀，强化了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 推动文化交流与扩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文化根基梳理

基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化表达，各种标识性概念与文化符号既延续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脉络，也通过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实现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创新性传承，为中华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郑和精神”“和平发展”“协和万邦”“强而不霸”“四海清平”等标识性概念广泛传播，夯实了中华海洋文化的根基，激活了其发展的源头活水。长期以来，中华海洋文化多以沿海社区为中心，通过口耳相传、举办仪式等方式进行传播，表现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交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相对封闭的区域文化交流日益向开放的跨文化传播转变。进入现代社会后，开放性传播逻辑更加显著，中华海洋文化通过国际展览、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以各种标识性概念为主题的海洋文化书籍、纪录片、影视、音乐等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窗口。

当前，中华海洋文化历经从地域性信仰到全球性符号的传播革命，数字技术的兴起使“标识性概念”传播范围更广。中华传统海洋文化以“妈祖祭典”“渔谚船歌”等在地化仪式构筑文化边界，虽维系了“四海清平”的集体记忆，却困于地理藩篱。然而在数字化时代，“妈祖”云平台实现祭典仪式的全球实时共演，打破了地理限制，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和体验这一传统仪式。^[33]这不仅使中华海洋文化获得当代诠释，更推动中华海洋文明从区域文化符号跃升为人类海洋文明的重要参照系，实现了从地域边界束缚到全球视野的跨越。总之，从封闭到开放的交流逻辑，不仅扩展了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范围，也让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在互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当代实践层面上，中国创造性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南海生态治理，^[34]通过中国—东盟合作的“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将珊瑚礁修复工程升格为价值理念传播的载体，^[35]形成生态治理与文明叙事深度嵌套的共生模式。通过这种开放的交流逻辑，中华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为全球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提供了范例。

(三) 调适与消解文化冲突：理性与感性相互交织的文化认知

中西方海洋文化的发展方式和路径有显著的差异。西方的海洋强国文化通过殖民、侵略与海权来推动，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海洋强国文化则主张独立自主、和平与共享发展。中国主张实现了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对追逐海洋霸权的超越。^[30]理性与感性认知逻辑的结合，使以标识性概念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更具深度和广度——理性传播奠定中华海洋文化的科学与知识基础，感性传播赋予文化丰富的情感与人性魅力。在这一双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海洋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更加立体化、多样化，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动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区，平衡开发与保护需求，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历史叙事转化为全球治理共识，这种文化认知与自觉是调适中西方海洋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重要手段。

化解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认知冲突，需构建理性实证与情感共鸣的双轨策略，既通过科学、教育等理性方式塑造海洋文化的知识体系，^[36]也通过艺术、仪式等感性手段赋予海洋文化情感深度和吸引力。一方面，在理性维度上，面对西方所谓“中国海洋威胁论”的战略围堵，中国通过考古发现提供历史依据，有效回应并消解相关叙事。作为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37]其文物的全球巡展实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性与非扩张性。通过考古实证锚定历史逻辑的策略，既激活了“强而不霸”的传统智慧，又以“良善与合作”的现代阐释重塑了中华海洋文明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感性维度上，与人类生存需求和情感需求紧密契合的文化内容更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与传播。^[38]近年来，以中华海洋文化为主题的电影、纪录片以及动漫创作，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受众的关注，还成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并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华海洋文化。带有理性与感性的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关键在于解读其中蕴含的“最大文化公约数”。例如，在“谢洋”“祭海”等民俗仪式的标识性概念解读中，突出的是“海上平安守护”的普遍性价值，而非强调信仰的地方性特征；千年古港泉州的伊斯兰文化遗址印证了文化交流、和平相处、文明互鉴的现实可能。

(四) 实现文化采借与交融：本土与全球深度融合中的价值内涵传达

中华海洋文化全球传播的本质是寻找人类情感的共振点。尽管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但人类有很多共同的基本价值、情感和需要。中华海洋文化的标识性概念一方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另一方面凝聚着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诉求。这种叙事策略体现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原则——以普世的情感和精神为纽带，将本土文化转化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39]在“更路簿”的航海密码中注入“奥德赛式”的冒险基因，让妈祖信仰与波塞冬神话共享守护海洋的文明隐喻。当“疍民渔歌”与北欧民谣在电子音乐中交响，中华海洋文明便超越了地理边界，在人类对自由、勇气与未知的永恒追寻中，完成从地域性文化符号到全球性精神文化公共品的嬗变。

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在本土与全球的融合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在坚守中华海洋文化特色与价值内涵的同时，与全球文化双向互动，实现文化传播与文化借鉴。一方面，与其他文化进行互动与融合，实现传播的适应性。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哲学理念，^[40]不仅彰显文化自信与传承，也为全球海洋文化的多样性注入东方智慧。另一方面，本土与全球的融合逻辑不仅让中华海洋文化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关注与认可，也为其自身注入新的活力。中华海洋文化既保留其本土精髓，又实现跨文化的对话与创新，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华海洋文化始终保持全球视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借助标识性概念将本土文化价值融入全球议题中。在国际海洋治理中，中国积极倡导“良善与合作”“互利与共享”等价值理念，扩大了中华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同时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彰显了中华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五、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标识性概念的优化与增效

将标识性概念融入中华海洋文化传播逻辑，是一个从核心价值提炼到多样化传播手段优化的过程。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实现标识性概念的精准优化与传播效能的多维提升，既要根植于本土文化基因，又要适配国际传播规律，打破文化传播藩篱，持续提升全球文化影响力，从海洋利用与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 概念建构：形成系统化的中华海洋文化基因库

文化基因库作为系统化存储和管理文化资源的载体，可以有效凝聚文化特征，提升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以标识性概念为核心内容，构建中华海洋文化基因库，通过梳理中华海洋文化中具备典型代表性和广泛认同的标识性概念，形成文化传承的稳定框架——既体现出中华海洋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敬畏与依存。对这些标识性概念的系统整理与数字化存储，可以为后续文化推广提供丰富的素材资源和清晰的传播方向。特别是以西方海洋文化为参照，系统化的基因库可以统一中华海洋文化的叙事方式，使其在全球化语境中更具识别度和吸引力，体现中华海洋文化的自强与奋斗、和平与合作、互利与共享的精神特质。

构建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体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涉及“基因提取—分类编码—动态更新”的全链条建设。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深入挖掘和凝练标识性概念，还需要通过分类编码和动态更新机制，确保标识性体系能够与时俱进。应实施中华海洋文化“DNA解码”，聚焦“郑和文化”“一带一路”“更路簿”“妈祖信俗”等核心概念，建立标识性概念的多层级的符号体系。同时，编纂中华海洋文明关键词国际术语，用东方价值与思维重构海洋话语解释框架，这不仅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41]也为全球海洋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确保基因库标识系统与时代脉搏同步。应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不断丰富基因库内容，增强文化传播的生命力。此外，文化基因库为中华海洋文化传承提供规范化与动态化的支撑，以标识性概念为导向，可以全面发掘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承脉络、提升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潜力。

(二) 打破藩篱：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技术驱动与产业融合

依托标识性概念，中华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的局限，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和产业融合创新，构建更具穿透力、互动性和可持续性的传播体系。一是突破时间和地域限制，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零距离接触中华海洋文化，从而扩大标识性概念的国际影响力。二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等不仅能让标识性概念生动具体地呈现，而且能通过实时互动、沉浸式体验，提升民众的参与感与文化认同感。例如，“郑和”数字纪念馆以3D技术复原宝船舰队，用户可虚拟体验香料贸易与文明对话场景；“更路簿”可与数字技术结合，开发“AI更路簿导航系统”，将古代星象定位原理应用于现代海洋科考；^[42]“南海一号”展览特别设置AI互动装置，观众可扫码追溯瓷器纹样在东亚、中东、欧洲的演变路径，直观感受千年商贸往来中的文明互鉴基因。三是新媒体平台成为传播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重要窗口。例如，建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文化档案馆或数字博物馆，再现传统祭海仪式或航海场景，让标识性概念在中华海洋文化基因库里以沉浸式体验的方式被感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海洋文化遗产面临着失真和流失的风险。^[43]例如，渔船和货运船的机械化与自动化使劳动号子失去了生存延续的条件，^[44]那么数字文化档案馆就可以对“长海号子”等劳动号子的曲目、演出视频以及演出图片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储存与调用；纪录片《海上丝绸之路》通过现代影像技术复现历史辉煌，展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45]

通过将标识性概念融入多元产业，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既可以增强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力，又可以打破文化藩篱的桎梏，展示标识性概念背后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艺术和信仰体系的独特魅力。例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打造各种沉浸式海洋文化产业群，让标识性概念在全球化语境中焕发新生。进入新时代，各地的海洋文化节已经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名片，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手工艺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转化为经济效益。当然，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效益，更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传承，^[46]方可持续扩大受众范围和提升中华海洋文化的传播效果。

(三) 持续发声：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叙事重构

面对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依托标识性概念的本质是通过完成“文明身份的重塑”，实现从中华陆地文明叙事向兼具历史合法性与未来话语权亦陆亦海的叙事转变，即基于中华海洋文化实现文明基因的叙事重构。长期以来，中国的文明叙事多以大江大河的农耕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大陆文明的单一叙事。然而，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大陆性，还具有海洋性，^[47]中华海洋文化的源远流长为破解这一单一叙事提供了有力证据。当前，“共享渔场”“共同考古”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与广泛传播，可以有效消解“海洋霸权”的指控，展示中国在海洋事务中的负责任态度，^[48]提升中华海洋文化软实力。

在历史上，与“郑和文化”这一标识性概念相关联的朝贡体系是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49]然而，在现代化的语境下，郑和的形象被重新解读为“合作共赢”的象征，其核心是和合共生，通过贸易来维系地区关系的和谐。^[50]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多边合作、持续发声的努力，亦是重构中国海洋文明身份的重要举措。在全球化背景下，“妈祖信俗”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符号，体现出东方文化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51]不仅增强了华人社区的文化认同感，还促进了中华海洋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妈祖信仰的纽带作用，为“蓝色经济走廊”的建设提供文化基础和民间支持。^[52]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地方性知识”日益发展成为“合作与共享”的全球性协议。

(四) 意义认同与共享：形塑标识性概念的日常化与全球性普及

为了让标识性概念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持续推动本土化概念的普及至关重要。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传播需要构建“本土生活浸润—全球价值共生”的循环体系。通过贴近生活、深入社区的方式，推动中华海洋文化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将成为形塑标识性概念传播阵地的有效途径。一是瞄准特殊群体，创新文化传播载体。譬如，以青少年为重点传播对象，可以通过海洋文化主题绘本、动画片等，开发趣味化、互动性强的教育产品，让标识性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认知之中。二是打造海洋节日，烘托文化传播氛围。譬如，将“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7月11日作为中国航海日，开展“海洋文化日”社区文化活动。通过船模比赛、历史讲解、情景剧表演等形式增强公众对传统渔歌、祭海仪式、民俗信仰等文化符号的认知，通过融合本地特色与现代演艺形式，提升标识性概念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传播力。三是跨地域开展民俗文化活动。通过庙会、巡游和民俗表演，不仅在当地形成强烈的海洋社区文化认同，还通过海外华人群体扩展到世界各地，并通过影视剧、纪录片和短视频的方式为标识性概念的普及传播注入动力，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触达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标识性概念的日常化策略，立足于本土、面向大众，不仅能增强文化认同，将中华海洋文化的核心精神传递给下一代，还能推动标识性概念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普及和认可。纪录片《惠安女》通过聚焦福建惠安女的日常生活，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转而采用“去政治化”的情感路径，展现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关系，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文化传播的突破。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减少了文化折扣现象，实现了文化增值，^[53]还通过贴近观众的情感共鸣，提升了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基于标识性概念的打造，将中华海洋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吸引国际受众，为中华海洋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的借鉴。

六、结语

梳理中华海洋文化传播的历史积淀与当代实践可见，标识性概念以其独特的方法论价值禀赋，成为中华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标识性概念能够以简洁和符号化的方式有效传递中华海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为优化中华海洋文化传播体系提供有效抓手。提取中华海洋文化的标识性概念，需要从文化核心要素入手，精选那些能够代表中华海洋文化精神的概念，并通过精准的传播策略进行推广。中华海洋文化标识性概念的分类提取与以点带面，有助于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同时呈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增强中国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手段，结合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与现代科技手段，形成合力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注重文化创新与现代元素的融合，在立足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需求。通过标识性概念的提取与传播路径的优化，中华海洋文化不仅能够得到更广泛的传承与弘扬，还能在全球范围内树立独特的文化形象。然而，标识性概念提取的适用性与传播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受众中的接受度存在一定差异。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深入探索海洋文化传播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挖掘区域性海洋文化资源的潜力，强化中华海洋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可持续传播，并有效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