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滞缓，要素供给结构性问题突出，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迫在眉睫。^[1]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支撑，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范畴，官方和学界对其提出多种界定和解读，大体上可以分为中观、微观和宏观视角：在中观视角上，新型基础设施是国家发改委提出的范畴，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在微观视角上，主要是将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导向的基础设施视为新型基础设施；^{[2](P15-20)[3][4]}在宏观视角上，部分学者认为新时代应该构建新的基础设施体系。^[5][6]

在海洋领域，海洋新基建是陆军院士、许正中教授等提出的概念，其内涵为：海洋新基建是加速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国的战略工程，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面向海洋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能源利用、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海洋能源网、海洋信息网、海洋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主要范畴处于新型基础设施的中观与宏观视角相互交叉之间。^①[7]本研究进一步提出，海洋新基建“三网”虽可形成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但培育发展海洋新基建最终要实现其“外延”目标：依托培育形成的海洋能源网、海洋信息网、海洋物联网“三网”，推动海洋农业现代化、海洋工业现代化、海洋服务业现代化和海洋经济治理现代化“四化”。^[8]这也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① 相较于新型基础设施概念，海洋新基建的概念内涵主要是在国家发改委定义的信息、融合、创新三类新型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增加以海洋电力为核心的海洋能源网。

基于上述内涵和外延，学者们对新基建整体的效果作用已经有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产业效应、空间效应、投资效应等。产业效应是新基建研究最多的领域，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从宏观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新基建对整体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具体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降低传统要素消耗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提升产业组织运行效率，降低外部交易成本和流程整合；强化产业集聚性，增强空间网络效应和上下游相互延伸对接。^{[9][10][11][12]}从微观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新基建对具体产业的作用机制，比较典型的如对制造业、流通业、能源业等的作用机制。与产业效应类似，学者们对空间效应研究也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从宏观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新基建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外溢性和空间异质性等，多数研究认为新基建不仅可以显著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而且可使相关地区受益。^[13][14]从微观视角出发，主要是研究新基建对特定区域内部的空间关联性的影响，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粤港澳大湾区等的影响。关于投资效应的研究大多比较宏观，主要是研究新基建的投资乘数和基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我国近年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正在减弱。^[15]对于新基建投资，学者普遍认为目前其投资乘数和投资效应显著高于传统基础设施。^[16][17][18]

从相关研究看，新型基础设施虽然是新生事物，但对其总体发展和经济效应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然而，海洋新基建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滞后：一方面，新基建的研究大多还在“陆地上”，对“海洋中”的新基建缺少研究，相应地，对于陆海统筹和海洋产业数字化的研究也就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对于海洋新基建与海洋产业的关系研究比较浅，特别是基于海洋的国土空间特性，海洋新基建赋能海洋产业的路径、效果、特征会有哪些不同等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依托新基建“底色”，挖掘海洋“特色”，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理论化和新基建的普适化进行向前一步的学术探索。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海洋新基建“三网”产业创新是推动“四化”的起点。基于创新链末端的产业创新，以形成整体性的海洋新质生产力为实质，逐步实现以海洋信息网产业化、海洋能源网数字化、海洋物联网普遍化为特征的产业培育。“三网”产业培育着眼成为(海洋)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为“四化”提供“催化剂”。这种“一般条件”是以“互联互通”为主要路径：海洋能源网着眼于电力互联互通，通过系统化、模块化发展，为海洋信息网和海洋物联网提供动力来源；海洋信息网着眼于信息互联互通，为海洋能源网和海洋物联网提供信息服务；海洋物联网着眼于设施互联互通，为海洋能源网和海洋信息网提供物质基础。以此为基础，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提升海洋产业基础能力，通过结构演化效应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产业融合效应加速海洋产业纵横一体，通过空间融合效应推动海洋陆地互动统筹，最终实现“四化”(图 1)。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海洋新基建“三网”产出对“四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要素配置效应看，依托新型基础设施的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中发挥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19]这主要体现在，以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引领传统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海洋新基建产业培育与要素配置效应相伴相生，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数据要素关键作用的发挥，一方面通过投入替代减少对资金、海域、人力、自然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是盘活传统要素之间的要素配置，共同形成数据偏向性技术进步，催动海洋新基建嵌入海洋经济系统，打通海洋产业的要素间价值传递体系，引发海洋传统要素的倍增效应，从而有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基于此，提出假设2-1。

假设2-1：海洋新基建“三网”产出通过要素配置效应，进而对“四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从结构演化效应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方面。^[21]数字经济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源泉，通过改造传统产业、形成新兴产业、数实融合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22]海洋新基建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演进，这也是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演化结果。一方面，基于海洋新基建这一生产要素，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引发市场优胜劣汰，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嵌入海洋新基建体系，从新产业兴起、新业态出现、产业网络化等方面加速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另一方面，海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数据密集型转变，大大提升了海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使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出现新趋势。基于此，提出假设2-2。

假设2-2：海洋新基建“三网”产出通过结构演化效应，进而对“四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从产业融合效应看，产业融合是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寻求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融合式发展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分水岭。^[23]按融合的范围，可划分为不同产业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和市场的融合。^[24]与陆域的产业数字化类似，海洋新基建在设备(产品)、市场、产业等层面推动海洋产业不同层次的纵向一体化；与陆域新基建有所不同的是，海洋能源网为横向推进海洋产业一体化提供了新路径。即便没有海洋新基建，海洋产业也在自发出现横向一体化现象，而海洋新基建的融合效应显著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下，引发产业关联、产业形态、产业组织和区域布局等方面出现变化，最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空间融合效应看，沿海地区受陆海交互影响，陆域经济活动与海洋经济活动对沿海地区均有显著影响，使沿海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一定优势。陆海统筹就是以海岸带为空间载体，通过自然和社会过程，将陆域与海域连接为一个整体，密切生产生活联系，共同构成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系统。^[25]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由于新型基础设施具有一定通用性，将通过海域与陆域的双向作用机制，加速陆地与海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基于此，提出假设2-3。

假设2-3：海洋新基建“三网”产出通过融合协同效应，进而对“四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构建 1、基准模型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来构建模型。对面板数据的各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排除可能存在的单位根，结果显示所有时间序列最多经过一阶差分后通过5%水平的序列平稳检验。然后，采用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构建对应假设1的基准面板模型如下：

$ S H_{i t}=\alpha_{0}+\alpha_{1} S W_{i t}+\alpha_{2} { Control }_{i t}+\mu_{i}+\delta_{t}+\varepsilon_{i t} $

(1)

其中，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SH_it代表“四化”发展水平，SW_it代表“三网”产出，Control_it代表系列控制变量，μ_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δ_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_it代表随机干扰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检验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对应假设2-1、假设2-2、假设2-3，为避免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参照江艇的研究，^[26]构建两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 {SH}_{i t}=\alpha_{0}+\alpha_{1} S W_{i t}+\alpha_{2} {Control}_{i t}+\mu_{i}+\delta_{t}+\varepsilon_{i t} $

(2)

$ {Mid}_{i t}=\beta_{0}+\beta_{1} S W_{i t}+\beta_{2} {Control}_{i t}+\mu_{i}+\delta_{t}+\varepsilon_{i t} $

(3)

其中，Mid_it表示系列中介变量，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中的相同。

3、调节效应模型

为检验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异质性，同时为避免分组回归法带来的偏误，参照李青等的研究，^[27]采用加入与分组虚拟变量交互项的方法，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 S H_{i t}=\alpha_{0}+\alpha_{1} S W_{i t}+\alpha_{2} { Control }_{i t}+\mu_{i}+\delta_{t}+\varepsilon_{i t} $

(4)

$ S H_{i t}=\alpha_{0}+\alpha_{1} S W_{i t}++\alpha_{2} D V_{i t}+\alpha_{3}{ Control }_{i t}+\delta_{t}+\varepsilon_{i t} $

(5)

$ S H_{i t}=\alpha_{0}+\alpha_{1} S W_{i t}++\alpha_{2} D V_{i t}+\alpha_{3} S W_{i t} * D V_{i t}+\alpha_{4} { Control }_{i t}+\delta_{t}+\varepsilon_{i t} $

(6)

其中，DV_it表示系列分组虚拟变量，α₃SW_it * DV_it表示解释变量的与分组变量的交互项，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中的相同。

(二)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四化”(SH)。沿用笔者海洋新基建前序研究成果中的“四化”指标体系(表 1)，^[8]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组合赋权，其中“四化”经济产出、“四化”经济效率、“四化”行业效率三个一级指标的主观重要性分别为2、2、1，计算综合得分。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三网”(SW)。沿用笔者前序研究成果中的“三网”指标体系(表 2)，^[8]由于“三网”创新产出和“三网”经济产出主观重要性一致，解释变量仅采用熵值法赋权，计算综合得分。同时，由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效应，^[28]海洋新基建“三网”影响“四化”具有明显的时滞，故参照新基建研究的通行做法，^[29]将“三网”指标滞后一期。

3、中介变量

(1) 要素配置效应(YS)。由于海洋新基建要素配置效应是通过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带来的产业基础能力提升来呈现的，所以可以用海洋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参照李晨等的研究，其计算公式如下：^[30]

$ A_{t}=\frac{Y_{t}}{K_{t}^{\alpha} L_{t}^{\beta}} $

(7)

其中，Y_t为海洋产业在第t年的增加值，K为海洋资本存量，L为涉海就业人数，α为海洋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海洋劳动的产出弹性。在希克斯技术进步下，α+β=1。按照上述文献的做法，假定海洋资本的产出弹性、海洋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35、0.65。

(2) 结构演化效应(JG)。海洋新基建促进海洋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演进。海洋产业高级化指标参照干春晖等人的研究，^[31]采用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可以更好地揭示海洋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产业合理化一般多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但海洋产业缺乏分产业的就业数据，参照刘春霞和朱青的研究，^[32]基于信息熵原理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公式8)。最后将海洋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通过熵值法赋权，计算综合得分。

$ H=-\sum\limits_{i=1}^{3} P_{i} \log P_{i} $

(8)

其中，H为产业结构合理度，P_i为海洋第i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例。

(3) 融合协同效应(RH)。海洋新基建融合协同效应是通过海洋产业融合和海陆空间协同两方面作用而形成的。海洋产业融合主要用海域经济密度指标衡量，海域经济密度越高，单位面积承载的海洋产业规模越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海洋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海陆空间协同主要用海岸线经济密度指标衡量，这主要是因为海岸线是海陆空间转换的节点和重要资源，承载海陆协同的产业拓展。与结构演化效应不同，海域经济密度和海岸线经济密度衡量维度不太一致，采用两个指标主观赋权各50%的方法计算综合得分。

4、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有五个：一是政府干预程度(ZFGY)，用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衡量；二是城镇化水平(CZRK)，用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三是海洋产业就业水平(JYSP)，用涉海就业人数衡量；四是研发投入水平(YFTR)，用R & D投入强度衡量；五是技术交易水平(JSJY)，用技术市场输出合同额占GDP的比例衡量。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自2006—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等，以及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份的统计年鉴。以2005年为基期，对各类增加值、产值用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对技术合同成交额、信息技术服务软件业务收入用CPI平减指数进行平减。所有数据采用标准化、归一化等方法去量纲化。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取插值、趋势平滑等方法补齐。考虑到海洋产业发展统计口径不稳定，极端值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故对所有变量进行2.5%水平的双向缩尾处理。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4是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基准回归中，采用递进式回归策略。在模型(1)中仅加入解释变量海洋新基建“三网”(SW)，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海洋新基建“三网”对“四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加入反映全社会创新水平的控制变量研发投入水平(YFTR)和技术交易水平(JSJY)，结果显示海洋新基建“三网”对“四化”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有所降低，表明两个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具有一定相关性，缓解了一部分遗漏变量问题产生的估计偏误。模型(3)进一步加入其余的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ZFGY)、城镇化水平(CZRK)、海洋产业就业水平(JYSP)，结果显示海洋新基建“三网”对“四化”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回归系数进一步降低，进一步缓解了估计偏误。

从控制变量看，反映全社会创新水平的研发投入水平(YFTR)和技术交易水平(JSJY)与海洋经济“四化”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二者对海洋经济“四化”具有促进作用；反映常住人口比例的城镇化水平(CZRK)和反映涉海就业规模的海洋产业就业水平(JYSP)与“四化”呈显著负相关，原因可能是“四化”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发展方向，对就业规模需求有所降低，特别是部分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自动化显著减少了用工需求；反映地方财政支出水平的政府干预程度(ZFGY)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原因可能是海洋新基建创新链虽然以政府驱动为特征，但真正传导到“四化”还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1、动态面板模型

为处理潜在的模型设定偏误和内生性问题，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性，在公式(1)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海洋经济“四化”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将其扩展成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系统GMM分析，表 5的模型(1)是系统GMM分析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AR(1)检验的P值小于0.1，表明模型的扰动项存在一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的P值大于0.1，表明模型的扰动项不存在二阶序列自相关；Hansen检验的P值大于0.1，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表明当前模型构建良好。从变量的回归系数看，被解释变量海洋经济“四化”(SH)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四化”水平具有明显的动态延续性，意味着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是合适的；解释变量海洋新基建“三网”(SW)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二阶段回归法

选取滞后二期的海洋新基建“三网”(SW)作为工具变量，^②采用面板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进行分析。表 5的模型(2)是分析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在工具变量的检验方面，识别不足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20.833，P值0.0000 < 0.1，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即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弱识别检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100.946，显著大于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16.38，显著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即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由于本模型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数量恰好确认(equation exactly identified)，不需要执行过度识别检验。以上结果显示，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且合理的。在回归系数方面，海洋新基建“三网”(SW)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信。

② 解释变量海洋新基建“三网”(SW)本身为滞后一期。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采用更换解释变量、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等方法进行重新估计。

一是更换解释变量组成。由于本研究构建的解释变量“三网”(SW)指标由创新产出和经济产出两部分组成，将解释变量更换为“三网”经济产出指标重新进行估计。表 6的模型(1)是分析结果。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仍显著为正。

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四化”指标综合得分，再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表 6的模型(2)是分析结果。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仍显著为正。

(四) 中介效应检验 1、要素配置效应检验

表 7的模型(1)是要素配置效应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海洋新基建“三网”(SW)对要素配置效应(YS)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海洋新基建“三网”可以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就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说，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33]从我国实际出发，参考范欣等的研究，^[34]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

2、结构演化效应检验

表 7的模型(2)是结构演化效应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海洋新基建“三网”(SW)对结构优化效应(JG)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海洋新基建“三网”可以促进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一步，就产业结构演化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说，参考史丹等的研究，^[35]引入偏离份额分析法与NAV分析法来分别表征产业结构变动，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结构性红利”，能够通过促进经济系统资源的结构配置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

3、融合协同效应检验

表 7的模型(3)是融合协同效应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海洋新基建“三网”(SW)对融合协同效应(RH)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海洋新基建“三网”可以促进产业融合和空间协同。进一步，就融合协同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说，参考已有研究，^[36]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缩短个别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范围经济等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考量，资本家必然会对传统产业的企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形成与数字生产力相适应的劳动分工，率先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使产业融合开始发生。在追求超额剩余价值逐渐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劳动分工细胞分裂式的外溢扩散又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工，产业融合不断迭代，直至“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革命”。由数字技术推动的纵向一体化式的产业融合，与传统产业间边界模糊式的横向融合是并存的，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五) 区域异质性检验

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水平可能存在一定异质性，所以按照省份异质性、海洋经济圈异质性等进行检验。

1、省份异质性检验

表 8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是按照笔者前序研究成果的“三网”“四化”评价中的高水平、中水平、低水平省份进行分组所得出的“三网”推动“四化”异质性检验的结果。^③结果表明，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高水平省份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与基准模型中解释变量符号相同，说明相较于中水平和低水平省份，高水平省份“三网”推动“四化”促进作用最强；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中水平省份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不显著；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低水平省份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且与基准模型中解释变量符号相反，说明相较于高水平和中水平省份，低水平省份“三网”推动“四化”促进作用最弱。

③ 高水平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中水平省份为山东、江苏、浙江；低水平省份为福建、广西、辽宁、河北、海南。

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包括：一是我国海洋科研资源集聚度高，高水平省份也都是相应海洋经济圈龙头区域，相对更易获得更强的转化优势；二是本研究测算了海洋新基建“三网”的全局Moran指数，结果并不显著，反映出“三网”的空间外溢性较弱，具有一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特征，这与陆域新基建有很大不同；^[13][14]三是低水平省份“三网”推动“四化”的路径不畅，部分解释了这些省份“三网”“四化”总体评价在低水平徘徊的原因。

2、海洋经济圈异质性检验

表 8的模型(4)、模型(5)和模型(6)是按照三大海洋经济圈分组后，“三网”推动“四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解释变量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北部海洋经济圈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且与基准模型中解释变量符号相同，说明相较于东部海洋经济圈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三网”推动“四化”的促进作用最强；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东部海洋经济圈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不显著；海洋新基建“三网”(SW)与南部海洋经济圈虚拟分组变量(DV)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且与基准模型中解释变量符号相反，说明相较于北部海洋经济圈和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三网”推动“四化”的促进作用最弱。

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包括：一是与创新效率有关，笔者前序研究成果中得出结论，“三网”创新效率在北部海洋经济圈最高、东部海洋经济圈次之、南部海洋经济圈相对最弱，创新效率的差异可能影响了“三网”推动“四化”的差异；二是部分海洋科研机构和涉海企业坐落于北京，但北京并不沿海，相应成果无法就地转化，而北部海洋经济圈是最近的转化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三是南部海洋经济圈除广东外其他省份科研基础相对较弱，使南部海洋经济圈“三网”推动“四化”的促进作用相对最弱。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影响机制，分析了要素配置效应、结构演化效应、融合协同效应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机制的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一是海洋新基建“三网”产出对“四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二是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或线性传导，而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结构演化效应、融合协同效应，进而对“四化”水平有显著正影响；三是在海洋新基建“三网”推动“四化”存在区域异质性方面，其中在省份维度上，“三网”高水平省份对“四化”促进作用最强、“三网”低水平省份对“四化”的促进作用最弱，而在海洋经济圈维度上，北部海洋经济圈“三网”推动“四化”的作用最强、南部海洋经济圈“三网”推动“四化”的作用最弱。

(二) 政策建议 1、促进海洋新基建深度赋能海洋经济

海洋新基建需要通过深度赋能海洋经济展现其经济价值。一是促进海洋第一产业现代化。完善对渔业观测系统、人工鱼礁系统、养殖系统等的智能感知和数据采集，发展大型无人海洋牧场，促进种苗、养殖、捕捞等全流程数字化，建设海洋牧场数据中心，加快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二是促进海洋工业现代化。在“三网”底座支撑下，发展海上风光电、波浪能等，实现油气勘探的能源自给，并以岸基中心、海基中心等实现信息汇聚和支撑，以海底节点实现指挥船、无人艇等设备互联。三是促进海洋服务业现代化。通过车路网协同的智能化码头、岸桥场桥远控、生产经营协同等打造智慧港口，并通过智能操作、快速响应、新能源替代打造智慧航运，推动海洋交通运输向系统化、无人化、智能化发展。四是促进海洋经济治理现代化。以海洋经济治理物联模块管控海洋产业物联模块，加强海洋领域制度供给，整合集聚涉海优势资源，强化陆海统筹支撑路径，完善海洋电力上网和终端价格机制。

2、提升海洋新基建培育发展协调性

总体上而言，海洋新基建还处于需要全面提升发展协调性的阶段。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培育世界级海洋经济圈。以杭州湾、粤港澳等为依托，强化陆海双向互动，加快培育与湾区能级相匹配、以海洋新基建为基础的世界级海洋经济圈。二是提升海洋经济效率。以海洋信息网和物联网等为抓手，进一步推动海洋产业的数字化和信息互通水平，实现海洋能源的发用平衡。三是强化陆海统筹发展。有效衔接陆域与海洋能源网、信息网、物联网，形成海陆多层级、多样化、网格化的经济大通道，促进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的互联互通和双向开放，实现能源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多流合一。四是强化龙头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强化天津、广东、上海等地的龙头作用，完善与周边区域协同合作机制，促进海洋新基建区域协调发展。

3、强化支持海洋新基建赋能产业的税收政策

相较于创新培育阶段，产业培育更应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通过形式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提高企业和人员积极性。一是对于应用海洋新基建的海洋企业，为每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设施设备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折旧计算方法，以折旧的形式间接给予高技术海洋企业税收优惠。同时，缩短折旧年限，对研发海洋新基建新产品的固定资产按一定比例扣除折旧等也是税收政策的重要选择。^{[37](P199-202)}二是对于海洋新基建相关企业比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所得税优惠，对研发投入可以按实际支出的150%进行税前抵扣。^[38]三是对于海洋能源企业，海上太阳能、海上风能、潮汐能发电设施设备可以施行加速折旧或者直接抵扣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