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晚清以降，中国知识界“别求新声于异邦”，将救国救民之希望寄托在译介并应用缘起于西方的现代化思想上。“西学东渐”历经百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的知识体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有效解决本土问题，同时为世界提供知识与智慧，这已是中国知识界的时代使命。作为中国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已构建起兼具本土特色与世界眼光的本土理论。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当下，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成果，建构有机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促进中外对话与互鉴，是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概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百年以来不断向西方及近邻学习，在解决本土问题的同时，已经发展出有效的儿童文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之相对的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界一直以欧美为中心，在发展的同时亦形成壁垒，缺少对非欧美国家的认知，缺乏真诚的对话与理论互鉴，限制了儿童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完善，影响学术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植根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应运而生，一经提出即受到各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支持。作为理念和立场的跨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席卷人文社会学科的核心学术议题，它把当代跨国社会现象概念化，强调放弃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在全球场域内考察人们的社会实践。^[2]自诞生以来，跨国主义思潮已经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就学科理念而论，文化研究跨国转向的核心是反对欧美中心主义。^[2]值得指出的是，破除欧美中心主义的关键在于欧美之外知识体系的建构水平。如果其建构乏力，不具备理论体系所应有的深刻性、系统性和工具性特征，那么所谓的跨国转向只能是自说自话，如空中楼阁。

本研究认为，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抓手的文学研究跨国转向，有利于破除单一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框架。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实际出发，梳理各国学术体系形成的知识谱系，透视国别知识生产的独特性和借鉴价值，有利于建构具有互补性、互鉴性的世界知识图景。基于此，本研究以文学研究的跨国转向为视角，梳理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本土路径，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对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的独特贡献，以期推进世界儿童文学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促进以儿童文学为媒介的民心相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儿童本位”：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的基石

一般来说，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学科体系是指由科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领域或分支，以特定方式联系而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整体。^[3]学术体系是对学科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本质规律的理论和知识的表达，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充足的动力。^[4]话语体系是“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5]从三者的辩证关系来看，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动力，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4]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动力源泉，学术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关系到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因此，探讨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首先要关注学术体系。对学术体系而言，具有统摄性的核心概念构成整个体系的基石，也昭示着学术体系的本质。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百年演变历程中，“儿童本位”是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式学术概念，它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历久弥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土壤，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最有力的批评武器。探讨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的建设就不能不从“儿童本位”这一核心概念谈起。

“儿童本位”这一概念厚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其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思想革命意义，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凝聚着中国智慧，具有鲜明的自主原创性。

首先，“儿童本位”论的诞生扎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应运而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使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解决困扰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顽疾的革命性思想。朱自强指出，“儿童本位”论是“周作人等新文学领袖对封建思想文化、封建儿童观进行反思和批判之后所进行的创立自身价值系统的理论操作”。^[6](P167)鲁迅在其广为人知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不乏愤激地讲道：“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7](P557)鲁迅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幼者本位”的思想。周作人于1920年发表的《儿童的文学》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观念的代表性文献，对封建主义的儿童观做了深刻批判：“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8](P2)封建思想与传统对儿童的压迫或漠视是五四时期思想家不约而同的批判对象，构成五四时期思想家们集体画像的共同特征。这是儿童本位论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传统渊源，为解决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其次，“儿童本位”论绝非对西方思想的照搬或移植，与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建立在教育哲学之上的“儿童中心”(child-centered)不同，五四时期“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建立在人生哲学的思想根基之上，解决的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因其有效性而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在批判成人本位的封建思想之后，周作人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写道：“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8](P2)可见，周作人以人生哲学为视角，从根本上肯定了儿童期所具有的“独立的意义与价值”，扬起“儿童本位”论的大旗。郭沫若于1921年发表《儿童文学之管见》，开篇即回应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国内对于儿童文学，最近有周作人先生讲演录一篇出现，这要算是个绝好的消息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改造总当从人的改造做起，而人的根本改造更当从儿童的情感教育、美的教育做起。要有优美醇洁的个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9](P1)郭沫若充分认识到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认为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入于醇美的地域，更能启发其良知良能”“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彻底腐败的社会、无创造能力的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并指出，“儿童文学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用儿童的感官可以直诉于其精神的堂奥者，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9]周作人明确提出，“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10](P186)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被中国知识界视为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特效药”，“儿童本位”成为儿童文学不可替代的标准。

众所周知，教材是代表性社会文化观念的集结地，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教材皆以“儿童本位”为圭臬。举例来说，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这样界定儿童文学的：儿童文学，就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的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他精神的堂奥。^[11]中华书局于193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及教学法》(上卷)亦顺理成章地使用“儿童本位”这一概念：儿童文学，就是表现儿童生活，批评儿童生活，有思想、有情感、有想象，并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织成的文学。^[12]可见，“儿童本位”这一概念成为五四乃至此后一段时期里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使“儿童本位”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图谱的标志性语汇。

从上文所述，我们得知“儿童本位”是为解决中国问题、由中国思想家提出并为中国知识界广泛接受的本土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诞生未受外来影响。相反，正如中国儿童文学本身具有外源性特质、在翻译启迪下萌生并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样，儿童本位也是知识与思想跨国界传播并与本土思想耦合的结果。这一耦合主要发生在两方面：理论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接受。在“西学东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五四时期，周作人等人的儿童文学观念和“儿童本位”观念深受域外社会学、儿童心理学、儿童学等西方理论的影响。朱自强指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形成于西方(包括日本)的现代文化进行世界传播的过程之中。^[13]朱自强对影响周作人儿童文学和儿童观的域外资源做了深入考证，他认为：“关于‘儿童本位’思想的理论资源，儿童文学史研究似乎一直语焉不详。我认为，影响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思想来源，应当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儿童学、‘定人类行为的标准’的‘生物学’、‘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不是西方人类学派，更不是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14](P130)

除理论资源的影响之外，五四时期思想家的儿童文学观念也深受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正是由于安徒生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杨柳风》等一大批具有儿童本位思想特质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儿童文学思想家才深度体认儿童文学之气度与品质，进而形成具有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观念。可以说，虽然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先天不足，但是儿童文学家从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中广泛汲取影响，秉持世界眼光，建构了超前的儿童文学标准与思想观念，至今具有启发意义。以周作人为例，正是由于其对安徒生童话、《小约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获得了鉴别儿童文学作品的经验，形成对儿童文学的深度体认，提出“无意思之意思”“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等儿童文学作品评价标准，才奠定了“儿童本位”理论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在接受外来影响时，一直立足于中国本土，旨在解决中国问题，努力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周作人在谈到外来影响时说：“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15](P96)可以说，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在借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基础上，对中国以成人为本位的封建文化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其基本部分还是中国的与他自己的，是他尊奉“物理人情”的结果。^[16]立足于中国问题，在批判性借鉴外来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和本土性的思想与概念，这是“儿童本位”论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之基石的根本所在。

“儿童本位”论诞生于风云激荡、思想革命洪流奔涌的五四时期，甫一问世，即以强大的思想力量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撼动了中国几千年来以“三纲”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根基，成为中国本土原创文化思想的典型代表，书写了中国现代化蓝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现当代的发展历程中，“儿童本位”思想几经跌宕起伏，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度受到打压和贬抑，教训主义儿童观重新大行其道。比如，宋爽于1960年对宣扬“儿童本位”论的中国第二代儿童文学研究者陈伯吹进行批判，认为“这套有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杀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17](P28)这一批判显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缩影，也说明“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并非坦途，而是遭遇着具有时代烙印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儿童本位”论的发展境遇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征。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终归不可阻挡。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本位”思想重新回归时代现场，并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在“儿童本位”思想的当代演进历程中，以朱自强为代表的中国第四代儿童文学研究者从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重新梳理五四时期的思想遗产，并以兼容并包的世界眼光重新建构“儿童本位”论，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在中国知网以“儿童本位”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截至2024年12月29日)，可以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文献有2787条，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从1984年的2篇迅速增加到2019年之后的每年超过200篇。

新时期以来，“儿童本位”论重新焕发生机并蓬勃发展。朱自强是新时期“儿童本位”论的主要建构者和集大成者。因为卓越的学术贡献，朱自强获得国际儿童文学理论界最高荣誉“第18届国际格林奖”。国际格林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将其学术研究概括为“践行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是他的学术研究的特质”。这一概括既抓住了朱自强学术工作的独特贡献，又彰显了“儿童本位”的国际影响。朱自强对“儿童本位”论的建构工作有三个明显的特质。首先，给“儿童本位”以明确可感、可知、可行的工作定义，确立了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并提供了大量深具说服力的例证和解读，使“儿童本位”这一概念成为切实可用的理论工具。在1997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朱自强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界定为“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的童心主义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18](P16-17)这一工作定义体现出他对儿童生命状态的深刻认知，对童年独立价值的切身体认和对人性发展的殷切期待，融会着成人与儿童对话、共进的平等思想和开放思想，给儿童文学研究者带来了有效的儿童文学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并为社会大众理解儿童文学提供了认知依据和价值坐标。其次，朱自强建构的“儿童本位”论有清晰的方法论意识。正如他本人所言，“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建构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儿童观研究，一个是儿童文学名著研究。这也是我建构儿童文学的本质的两个方法。儿童观研究的目的，是想将儿童从普遍人群(也可以说是成人)那里分离出来；儿童文学名著研究的目的，是想将优秀的儿童文学从一般的儿童文学以及成人文学那里分离出来”。^[14](P22)对方法论的倚重和发明可以说是朱自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质。最后，朱自强与其他儿童文学研究者以大量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来检验“儿童本位”论的效力，从实践的有效性上不断发展、完善“儿童本位”论。研究者以“儿童本位”为工具，探讨并解决了儿童文学批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化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共有价值观念的一部分。

概而言之，由五四新文化思想先驱创始、并在新时期由第四代儿童文学研究者发展建构的“儿童本位”论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学术概念。正如朱自强所言，“儿童本位”论是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历史最重要的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它源自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等人的阐发，经过当代一批学者的理论诠释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思想。^[14]在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中，将“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这一判断应该不为过。

三、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的系统化建构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有了“儿童本位”论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就有了自主的价值立场和判断标准，就不会在解决本土问题和国际对话时人云亦云，进退失据。当然，学术体系的建构光有基石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化建设。对于成熟的理论而言，深刻性、系统性和工具性是三个必要特征。在这三个特征中，深刻性检视理论是否可以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检验理论对问题探讨的深度；系统性关系到理论的整体结构，检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工具性检验理论的效度，看理论能否有效解决问题。这三者可谓理论的“三位一体”，不可或缺。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建构成熟的标志之一，即是否建立起具有深刻性、系统性和工具性的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理论。前文以“儿童本位”论为抓手，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学术体系的立足之本，洞悉“儿童本位”论作为原创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深刻性和工具性，在这里，有必要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围绕“儿童本位”论的系统化建构，以检视中国儿童文学学术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程度，这也是我们形成自主话语体系，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的资本所在。

充满活力的自主学术体系需要具有原创性和有效性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需要在梳理现有国内外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具有本土原创性。同时，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应既有本土的特殊性又有国际借鉴价值。如此一来，本土自主学术体系方能为世界儿童文学知识体系带来学术增值，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已在多方面实现本土原创。

第一，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创造性地发明了儿童文学本质论的研究方法，即以儿童观研究和儿童文学名著研究为两大支点考察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朱自强提出：“在儿童文学理论问题上，尤其是儿童文学本质论上，对儿童的认识是最为根本的出发点。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儿童观之间，存在着衡定而又紧密的因果逻辑。因此，探求儿童文学的本质，无可避免地要去探求儿童的本质，探求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关系，进而在这种关系之中，把握儿童文学本质的脉搏。”^[18](P69)以儿童观为抓手，并将童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来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朱自强儿童文学理论的一大鲜明特色。这其中一个广为学界引用的论断是“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19](P55)此外，朱自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通过对儿童文学名著的研读来建构儿童文学的本质。正如其本人所言，“因为我相信，‘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中的好事物的定义，因为一件事物在它那一类中是好的事物，它就只能是具有那一类特征的事物’。我的儿童文学本质论是企图建立在对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验之上的”。^[18](P11)从经典作品出发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成为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与体认哲学的基本原则不谋而合，既能解决本质论的核心问题，又能在儿童文学阅读、儿童文学教育等领域帮助教育者通过经典阅读体认儿童文学的价值，进而完成教育任务。可以说，正是儿童文学本质论研究的“名著意识”，帮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充分体现了理论的实践有效性。

从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跨国转向的视角来看，在国际学术界推进儿童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需要方法论的彼此借鉴，才能实现“对话”。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提出的以儿童观和名著研究为支点探究儿童文学本质的方法，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有效借鉴，促成了深入的学术探讨。作为例证，2012年于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即以“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为主题，打造了常态化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交流平台。与会者以儿童观为主线，以名著为抓手，以不同的学术路数和问题意识呈现两国儿童观的不同样貌和发展历程。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20]同时，这一学术交流对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走出“欧美中心”的窠臼，真正走向对话与互鉴有着标志性意义。

第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由周作人开创并由后来者继承，发展出明确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周作人自觉地从多学科知识中汲取营养，以建构具有本土性和原创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具体而言，周作人从美国和日本的儿童学研究中获得启发，奠定了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根基，从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中获得知识使理论建构具备科学性，又融通教育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完善了理论体系。在构建儿童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坚持批判性接受的原则，在吸引借鉴外来思想时表现出立足中国本土的特有的“顽固”。正如周作人所言，“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者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又有牛的气味”。^[15](P96-97)周作人从理论建构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性借鉴外来思想和理论资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范式，使中国最初的儿童文学理论获得主体性和创造性。概而言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所创立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四大内涵：儿童研究优先、科学性、融通性和主体性。^[21]周作人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后经陈伯吹、蒋风、朱自强、谈凤霞等几代儿童文学研究者接力式的努力，不断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自觉遵守的研究范式。

“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具备相当的成熟度。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与其是否建立起明晰的研究范式，是否出现了该领域的“公认范例”有重要关系。一个学科最具整体统摄力的范式的建立，会给学科发展提供极有力量的推动。^[21]

在儿童文学研究出现跨国转向的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所提出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对其他各国的儿童文学研究皆具有借鉴意义，毕竟儿童文学研究本身就是多学科的思想与知识融合而生成的结果。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范式已引起国外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兴趣。2024年8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国际儿童文学会议上，与会者认为周作人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并计划翻译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等代表性文献。这体现了当下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跨国转向的特质，即从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典型成果中吸取学术营养，实现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增值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第三，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凝视”“谛视”“审视”三种研究方法。“凝视”偏重对“事实”的长时间认真观察和查证，主要针对某些儿童文学研究在事实描述上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望文生义的问题；“谛视”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主要针对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阐释上缺乏深刻性、浅尝辄止的问题；“审视”凸显的则是对研究对象的“审问”，指向怀疑和批判精神，以避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问题。^[22]这三种方法彼此区分又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又共同发挥效力，对于加强学术的求真精神、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研究方法的表述和阐释来看，这三种方法有着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质，具有中国文论言简意赅、直抵本质的理论特征，又构成相辅相成的方法论系统，具有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的一大发展。

第四，以朱自强为代表的研究者针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重证据法”，明确了方法的内涵和运用原则。众所周知，文学的“起点”研究关系到文学的性质、学科规划和文学史面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三重证据法”使困扰学界已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场，通过对既成的具有“现代性”新质的“文学观念”“文学作品”和“文学场”之间所具有的互动关系、因果关系进行考证、论述，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出现在何时、何处。朱自强所建构的“三重证据法”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回到历史现场，取历史上的证据；(2)不是将现代文学作为“实体”，而是作为一种进行话语实践的“观念”来看待，并重视对“现代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3)“三重证据”不仅同处于一个历史时代，而且三者之间必须具有互动性、因果性，三者互相联系、互为证明，形成具有整体性的证据链。^[23]可见，“三重证据法”以“文学观念”“文学作品”和“文学场”构成具有严谨内在逻辑的证据链，一环扣一环地推进对文学“起点”的分析和论证，使得文学“起点”研究有法可循，有据可依，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运用“三重证据法”，可以有效解决长期困扰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儿童文学的“起点”问题。这一问题不但在中国争论已久，在国际上也是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不但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来说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对于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来说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综上所述，从儿童文学本质论“两个支点”的研究方法、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三重目光”到“三重证据法”，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经建立起兼具本土特色和世界眼光的方法论体系，既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又在“跨国转向”的背景下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提供有力支撑。正如朱自强所言，“人文科学也是一种科学，因此也必须创设研究方法。是否建构起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是某一人文学科成熟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门类，儿童文学学科也必须获得科学性。在获得科学性的过程中，方法论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因为方法论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最有力的工具，而且其本身就是儿童文学的最高科学形式”。^[24]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建构起具有自主性的方法论体系，也就获得了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从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版图来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在百年历程中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土壤，秉承世界眼光，从问题出发，不断以锐意进取的革新精神推进中国儿童文学学术体系的建设，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方法论体系。这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四、结语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过了百年的建构历程，各个阶段皆出现了重要的学术建树，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的童心论，蒋风的儿童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曹文轩、朱自强、王泉根、方卫平、班马等对建构儿童文学学术体系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构建起以“儿童本位”为基石，以本质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范式、“三重目光”和“三重证据法”等方法论为特色和代表的中国自主原创学术体系。这一具有深刻性、系统性和工具性的学术体系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资源。中国儿童文学学术体系与时俱进、蓬勃发展，不断激发具有学科本体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不断引发关系到儿童文学本质和前沿问题的讨论，不断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开疆辟土，提升其在国内和国际的学科地位。就“儿童本位”论的评价、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一体化”、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一系列核心问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乃至争鸣，不但有利于解决中国儿童文学发生论和本体论的关键问题，^{[14][21][25][26][27][28][29][30][31][32][33]}解决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在文学教育、儿童文化产业等应用领域中存在的紧迫问题，更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探讨儿童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启发。举例来说，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佩里·诺德曼与梅维丝·雷默的合著的《儿童文学的乐趣》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者普遍使用的教材，被称为“儿童文学思考的‘极致’”，^[34](P544)然而从“儿童本位”的视角来看，该书认为儿童“缺乏经验”，存在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上的偏见；认为“相似比差异更为重要”，存在方法论上的倾斜；该书“搜寻中世纪的儿童文学”，呈现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24](P199-213)}由是可见，在关系儿童文学本质的这些核心问题上，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根据自身建构的学术体系可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带来学术增值。

在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迎来跨国转向的当下，中国儿童文学自主学术体系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搭建中外儿童文学研究学术交流平台，不但让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走进来”，更要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走出去”，与世界儿童文学研究进行对话和交流，加强学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看到，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和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已经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选题目录，朱自强的专著《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的英译已获得中华外译项目正式立项并即将完成，这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学术成果已经获得国家层面的高度认可，其外译必将推进中国儿童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中外儿童文学的学术交流。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有良好开端，需要在与世界儿童文学研究对话、互鉴、共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既解决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又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灵感启发和方法启迪，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肩负的重要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