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北极安全形势恶化、北极治理碎片化和“双北极”的背景下,2024年12月2日至4日, 香港科技大学港澳海洋研究中心与同济大学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第七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 可谓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会议为中美两国学者探讨北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资源开发等议题提供了直接对话的机会。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 中美两国极地与海洋问题研究领域的40多名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齐聚一堂”, 展示北极社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共同探讨中美合作的前景, 增进彼此在北极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一、当前背景下中美北极合作的机遇窗口

长期以来, 以北极理事会等区域性组织为中心的北极治理是国际合作的象征, 通过北极国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该地区曾被普遍认定为“高北部低紧张”区域。伴随气候变暖下北极地缘战略重要性增强, 大国间北极地缘战略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 相关话语经历了以非传统安全问题为重点的北极合作到2014年以来北极地缘政治的回归。2019年,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罗瓦涅米发表讲话, 指出大国“战略竞争”以及“新冷战”叙事的阴影笼罩在北极地区, 破坏北极治理实践模式。2022年,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外溢至北极,北极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军事集结加剧,近两年北约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均增加了20%以上, 以加强相互威慑。

在这一背景下, 北极治理出现重大挫折。北极理事会暂停, 萨米人、因纽特人和阿留申人等北极原住民的家园存在被分割的风险。俄罗斯和芬兰退出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 俄罗斯科学家被禁止参加包括海上调查和科学会议在内的国际合作。俄罗斯的参与对于北极研究和监测至关重要, 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无助于科学数据收集, 会延缓气候变化、海洋科学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项目进展, 并削弱科学界对北极这一快速演变环境进行全面、精确评估的能力。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迫使俄罗斯重新调整北极战略, 进一步转向东方, 更加强调欧亚经济一体化, 特别是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能源、航运和科技的合作, 北极航道从连接欧洲和亚洲市场的国际航运走廊转向以国内能源出口为导向的运输为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赵隆研究员认为, 北极事务已经从不同利益攸关方复杂的相互作用转变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前沿, 这种转变引发了“双北极”动态, “北约的北极”和“俄罗斯的北极”形成鲜明对比, 北极地区安全化加深。在当前全球格局深刻调整与转型的复杂背景下, 北极地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众多研究报告揭示, 北极变暖的速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达到两倍、三倍乃至四倍。这一气候变化在破坏北极生态系统, 威胁北极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提升了北极资源的可获取性, 并在北极区域开辟了新的战略互动通道。针对中美两国在北极合作的潜在领域, 中美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一) 在北极治理领域

中美两国在北极治理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历史和合作基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 当时中国商人已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北极原住民展开了贸易往来, 实现了中美在北极地区的首次接触。Dwayne Ryan Menezes研究得出, 中美两国共同加入了众多国际机制, 如美国和中国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加入《斯匹茨卑尔根条约》, 都批准了《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及其《守则》而成为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成员国, 两国都遵守IMO通过的《极地规则》。两国分别于1980年和1983年批准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2023年两国也都签署了《<联合海洋法国公约>下国家管理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下文简称《BBNJ协定》)。

自中国2013年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 美国支持中国的申请, 之后两国在学术和政府间的合作不断深化。例如两国共同参与北极理事会北极监测与评估工作组的持久性有机污染项目, 北极理事会动植物保护工作组的北极候鸟倡议项目。2018年, 中美与其他缔约方共同努力达成《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并就科研和监测计划等后续规则制定积极沟通。该协定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协议本身, 有力推动了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而且创建了一个达成一致意见的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扩展到北极其他领域的治理。在北极学术合作上, 中美学者共同组织了关于北极渔业协议前景的圆桌讨论(2015年1月)、七届中美北极社会科学研讨会等。

(二)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和较大对话空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和2022年《美国国家北极战略》都强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中国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 “北极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直接影响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 ……中国还密切参与北极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环境等领域……为了保护北极, 中国将积极应对北极气候变化, 保护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1]美国于2022年发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也将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视为重要支柱, 指出: “美国政府将与阿拉斯加社区和阿拉斯加州政府合作, 增强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同时作为更广泛的全球减缓努力的一部分减少北极地区的碳排放, 提高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 并保护北极生态系统。”^[2]

围绕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达成了多项声明与工作组协议。2021年4月17日, 中美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2021年11月10日, 中美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2023年11月15日, 中美发布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重申两国强化气候合作的意愿, 并确定具体的合作领域, 提出具体的举措和目标, 推动能源转型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024年1月, 双方正式启动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并于5月8日至9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9月4日至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但中美在北极气候领域的政策呈现不同的特征。中国科学院大学徐庆超指出, 中国的北极气候政策注重连续性和合作, 并将其视为外交手段, 而美国的北极气候政策则广泛融入国家安全战略, 强调竞争, 且表现出不连续性。美国国防部《2024年北极战略》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的活动、北约的扩大以及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影响预示着一个新的、更具活力的北极安全环境……影响国防部的操作环境……美国将增强建立综合威慑和有效管理美国在北极地区利益风险的能力。”^[3]可见, 基于北极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日益凸显的战略和资源重要性, 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将北极气候变化视为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重要部分, 更多以竞争而非合作视角看待中国的北极经济活动和中俄北极合作。

尽管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全球和地区地缘战略环境的持续变迁以及北极问题在各自国家议程中的非优先地位等因素对中美气候合作构成了一定挑战, 但中国与美国均倾向于将气候变化视为超越北极范畴的全球性问题, 各自采取措施适应北极气候变化, 并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两国均认为中美合作应对北极气候变化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中美北极气候合作仍潜藏于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之下, 有望成为缓解紧张双边关系的突破口, 构建以合作为主导的竞合关系而非以竞争为主导的竞合关系。“特朗普2.0时代”可能会使中美在北极气候和环境保护治理上采取的措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但两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通过科学合作推动原住民生存环境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与保护, 借助北极生态监测网络的数据共享以及气候变化复原力政策的落实减少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 上述共同利益和目标可能成为双边关系的“减震器”。

(三) 在北极环境保护特别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刘丹等人认为, 《BBNJ协定》中有许多关于“原住民的传统知识”的规定, 中国和美国都签署了《BBNJ协定》, 体现了对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高度重视, 但两国都还未批准该协定, 且关于“原住民的传统知识”条款在具体执行上仍存在各种问题和不确定性。^[8]金丽丽对阿拉斯加州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指出, 阿拉斯加州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剪刀差从2008年到2022年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再急剧增大的趋势, 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态环境受到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制约, 两者走向协调发展需要在经济上调整产业结构, 减少对传统产业的依赖, 实现经济多元化, 在生态环境方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生态保护工程建设。

(四) 北极航道的开发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赵隆认为, 虽然目前北方航道已从国际贸易走廊转变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航线, 在支持俄罗斯国内海上运输和能源出口方面表现出了重要的价值, 但该线路上的航运基本缺少西方国家的参与, 尚未有效发挥其作为连接东亚和欧洲主要市场的国际航运走廊的作用。然而, 有多位学者仍认为中美在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利用上存在潜在的合作机遇。Brandon M.Boylan指出, 气候变化和海冰融化导致北极地区交通流量不断增加, 客观上要求新的治理机制; 北冰洋中央航道是中美北极合作的潜在领域, 中美和其他国家可以将《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作为范本就参与中央航道治理和共同研究展开合作。1979年达成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每5年续签一次, 40多年来从未间断, 也可以将其扩展到北冰洋的科学技术合作。王传兴指出白令海峡(北极航道的组成部分)是中美务实合作的案例。Dwayne Ryan Menezes重点讨论了近年来中美合作的经典案例———“上海港—洛杉矶港—海绿色航运走廊”, 认为中美可以此为范例建立北极绿色航运走廊推动中美北极务实合作, 但目前中俄关系在总体上可能损害了这项合作。“上海港—洛杉矶港—航运走廊”是第一条跨太平洋航线, 目前正在发展成为绿色航运走廊。这一项目建立在自愿基础上, 包括航运公司、船东、港口、燃料公司、货主等的自愿加入, 领导者是洛杉矶港、上海市交通委员会、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

尽管北极航道开发中的地缘政治复杂性为合作带来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但航道治理机制、绿色航运走廊建设、清洁能源合作与技术创新、经济贸易活动为中美在北极航道开发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在航运贸易上, 中美都遵循在贸易和航运方面的制度安排, 拥护航行自由原则, 并认识到北极水域航运安全高标准的重要性; 北冰洋中央航道和深海采矿治理机制的建立可以仿效《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从而为北极域内外合作打开更大的一扇门。罗颖和何伟静的研究认为, 北极航道有望成为国际航道, 推动全球贸易。罗颖认为, 全球贸易运输量持续上升、运输货物的船舶规模大型化、战争因素对全球航运安全的损害以及气候变化为北极航道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机会等因素使北极航线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的运输走廊。何伟静认为, 北极航线的开通有望为中欧贸易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海上通道, 降低运输成本, 提高贸易效率; 通过分析中国与欧盟国家双边贸易情况, 建议我国在促进北极航线通航的同时, 应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五) 在北极经济合作方面

阿拉斯加州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Brandon M.Boylan研究得出, 中国是阿拉斯加州最大贸易伙伴, 2023年阿拉斯加州向中国出口了1.2亿美元的商品(占该州商品出口总额的22%)。2022年阿拉斯加州全球服务出口的7%流向中国(位于其服务出口市场的第三位), 这一年阿拉斯加州大选区对华商品和服务出口为美国提供了4 280个就业岗位。中国通过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持有美国最大的关键锌矿产矿山红狗矿(Red Dog Mine)的少量股份。

(六) 教育是中美北极合作的另一可行领域

徐广淼从教育合作的角度探讨了北极合作的路径, 认为教育合作可以创造共同利益, 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可以在各自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积累本土经验, 构建共同知识, 学习北极国家建设北极复原力的经验, 为双方年轻一代提供相互了解和建立更多地区联系的机会, 为最终合作奠定基础。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主任曲枫则指出, 海冰人类学这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北极研究和全面理解北极上存在较大的潜力, 生态环境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海冰人类学的研究模式通过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深入探索, 连接了地方和科学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 并将田野方法应用于原住民社区和科学家群体, 在评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复原力、寻找全球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方面日益发挥着关键作用。

尽管会议上学者们比较全面探讨了中美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北极航道开发与经济合作、教育合作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和潜在的合作机遇, 但两国如何进一步深化这些领域的合作? 具体合作的路径和手段是什么? 仍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空间。

二、中美北极合作的阻碍: 美国对中国北极战略意图的误解

尽管中美两国在北极合作领域存在着潜在的机遇窗口, 但美国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战略意图的误解严重阻碍双方在该领域合作的深入发展, 降低实现共赢的可能性。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中美俄现在形成了新的北极战略三角, 决定了北极地区合作和冲突的可能性。^[4]2019年, 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北极战略》全面阐述美国政府对北极安全局势的看法, 担心俄罗斯北极力量的持续壮大会引起北极权力失衡。^[5] 2022年, 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 并将中俄捆绑, 认为“中俄结盟日益明显, 美国将优先考虑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以及对俄罗斯的限制”。^[6]2022年10月, 美国发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传统, 将北极视为一个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 特别强调了“在北极地区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 并呼吁盟国之间深化合作, 增强北极活动的能力, 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存在。^[2]2024年7月, 美国国防部更新的《2024年北极战略》不合逻辑地将中国上升为北极秩序的主要威胁, 对“中俄威胁”的描述大增, 并明确强调加强北约框架下北极地区的防御、威慑和作战能力。规划定期的军事演习。

多位学者都认为美国上述的一系列行为至少部分建立在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误解的基础上。张沛认为, 在美国看来, 北极地区俨然成为大国权力和战略竞争的竞技场而非实现合作共赢的舞台。美国认为, 中国参与北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为了建立永久性的中国安全存在。中国在北极的科学研究被美国官方和智库媒体认定为具有军民双重用途。美国认为, 中国通过参与北极治理多边论坛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北极制度、规范和原则上的影响力。中国已在北极圈内投资超过900亿美元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或其他项目。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意图、目标和规模显然存在误解和夸大其词。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研究主任Henry P.Huntington认为, 中美在北极理事会地位、北极领土主权、《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以及北极航行自由等问题上能够相互理解, 但美国对中国的“近北极国家”定位、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穿越美国专属经济区、中国在格陵兰岛的经济投资、中俄在北极的联动等行为进行故意曲解。在这种误解认知下, 美国对中国参与北极经济活动越来越警惕, 美国通过对丹麦政府和冰岛政府施加影响成功阻止了中国对格陵兰岛多项投资方案的实施。Brandon M.Boylan指出, 美国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中俄在北极的军事合作和中国在格陵兰岛的资源开发。王传兴也认为, 北极并非中美之间的大话题, 但仍然存在很多误解和不诚信的交易。

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 中国主张构建和完善北极治理机制, 坚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现行北极国际治理体系, 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强调多边主义、合作而非竞争和冲突, 并不从大国战略竞争或安全对抗的角度看待北极事务; 也不希望北极治理框架走向分裂, 反对“北极新冷战”。尽管中国对北极的关注度日益增加, 但北极事务并非中国的首要优先事项, 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中国在北极地区并不与他国构成竞争关系, 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和参与度远不如美国和俄罗斯等北极国家, 中国在北极事务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直接投资水平被夸大。^[7]

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北极战略关注的首要对象, 而2024年中国在北极的活动被置于美国国防部最新北极战略优先事项的首位。其他优先事项还包括俄罗斯在北极的活动、中俄合作、不断变化的安全架构以及气候变化对作业环境的影响。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研究员Barry Scott Zellen指出, 美国国防部新北极战略对中国北极战略意图、北极事务参与能力和在北极地区的存在高度担忧是违反直觉的, 因为中国现在不是、过去不是、而且在未来很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北极国家, 这种日益加剧的担忧更广泛地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由于美国、丹麦和加拿大阻止或以其他方式限制中国的投资及其对中国北极活动的谨慎态度, 导致中国在北极地区特别是北美地区的投资和存在相当有限。杨剑认为, 与中国政府关心的其他事务和其他国际关系相比, 北极事务在中国政府议程上的优先顺序相对较低; 北极利益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 也并不损害中国的主要关切, 其定位介于中国的重大利益和总体利益之间。中国反对北极军事对抗升级, 特别是核威慑在北极重新抬头, 如果俄罗斯和北约在北极发生军事冲突, 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意愿介入, 因为北极冲突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会议上, 学者们较多地讨论了美国对中国北极意图的误解, 但对误解的原因缺少全面的分析, 如果要减轻这些误解, 原因分析是必须的。由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受“非动机性偏见”(如信仰、意向、偏好及其他认知方面的倾向)的影响, 即受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式(evoked set)、历史经验、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和认知失调等因素影响, 容易产生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 从而高估威胁。^[8](P127-447)美国对中国北极意图的误解既源于中美之间大国战略竞争背景, 也深受认知相符和诱发定式等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将中国视为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 导致美国在评估中国北极活动时往往过度解读或误判中国的意图, 进而可能采取不必要的防范措施或对抗性策略。此外, 误解是双方的, 本次会议讨论了美国对中国北极意图的误解, 但中国对美国的北极意图可能也有误解, 这也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三、中美北极合作的未来前景

尽管在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外溢影响下北极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北极理事会中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先前存在的信任已经丧失, 但相关各方仍达成了有限的合作, 复合相互依赖状态下北极治理机制仍存在一定韧性。2022年6月8日, 除俄罗斯外的七个北极理事会成员国(A7)发表了有限恢复北极理事会合作的联合声明。^[9]2023年8月, 所有北极国家一致同意工作组和专家组可以按照书面程序恢复活动, 并在2024年3月均同意北极理事会工作组恢复线上会议应对气候快速变化和其他紧迫问题, 尽管工作速度和水平远低于正常水平, 但至少证明北极理事会不会走向机制崩溃。俄罗斯和其他北极七国在艰难的安全环境中仍会达成一定合作。2024年3月, 北极理事会应急预防、准备和响应工作组组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北极国家大规模漏油虚拟演习, 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罕见的合作。在推进《预防中北冰洋无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的具体执行上, 要求缔约国制定联合科研监测计划、探捕规则和数据共享协议, 成立科学协调小组来指导未来管理和保护措施的长期计划的制定。此外, 在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下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如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中,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家代表和技术专家是参与北极事务合作的重要机制。

中美北极合作的未来前景既受制于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外溢效应下北极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间的信任危机与合作困境, 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的北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 中国政府将继续支持北极和平与合作, 尊重和支持北极理事会下的治理框架, 积极参与北极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和国际极地计划, 应对北极气候变化, 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但美国的形势令人担忧。2024年11月6日,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其在上一任期内持反全球化立场, 反对多边主义, 支持单边主义, 学术界普遍认为“特朗普2.0时代”下的北极政策很可能是“特朗普1.0时代”的翻版甚至是加强版。在资源开发方面, 美国北极政策可能推进北极资源勘探和管道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 将能源勘探列为国家安全和经济战略的优先事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气候相关政策进一步受到侵蚀, 取消气候变化缓解行动的优先地位, 减少环境保护措施。与此同时,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北极政策仍可能将大国战略竞争作为战略主线, 强调美国优先和主导地位, 北极安全仍是重要优先事项。

众多学者针对中美北极合作的未来前景表达了各自的见解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部分学者基于对现状的理性分析对中美北极合作的前景持较为审慎的悲观态度, 但仍致力于探索两国在北极领域的潜在合作路径。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Peter Slezkine认为中美北极合作的前景暗淡, 美国北极政策围绕反对中俄展开。中国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俄美之间的军事竞争和对抗激烈, 合作只有有限的可能性。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 中美在渔业和科学方面的合作可能会持续, 长远看美国可以将中国视为军备控制和北极治理领域的盟友。中国可以在支持与俄美的三边讨论中发挥作用。杨剑认为,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中美欧合作的基础, 但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可能会使中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支柱缺失, 可能会更直接地将中国排除在包括北极在内的所有区域合作外。Brandon M.Boylan也认为, 气候变化可能是中美未来合作的基石, 但特朗普上台后可能会减少国际气候治理的投入和国际合作, 从而对北极气候合作构成一定挑战。Barry Scott Zellen认为,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愿意阻止“新冷战”这列“失控的列车”, 美国国家安全界已经从传统的北极科学、环境和文化界手中劫持了美国的北极政策, 保护“北极例外论”需要进行大量工作。

部分学者对中美北极合作的未来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 并提出涵盖经济、科研、风险管理、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在内的具体的可行性合作建议。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新北极例外论”的前景, 可从“小事”务实合作开始, 集腋成裘, 为北极及其他地区的合作打开大门。张沛指出, 建立信任是北极合作的关键, 智库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于促进理解和北极合作, 并认为科研合作将会是中美合作的首要优先事项, 阿拉斯加州会在未来的中美合作中再次发挥独特的作用。李春兰也认为, 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可能是缓解紧张局势的一种方式。赵隆提出了四方面的合作路径: 一是将北极议程与全球治理议程相结合, 二是风险管理措施方面的合作, 三是促进科学合作和中立, 四是北极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的合作。Dwayne Ryan Menezes就中美未来绿色航运合作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在最后的总结性讨论中,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未来, 非国家行为体、“二轨外交”和务实合作在推动中美北极关系发展方面将发挥较大的作用; 美国高估了中国在北极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参与北极治理雄心; 科学外交可以成为北极合作和建立信任的基石; 尽管特朗普上台对中美北极合作的负面影响较大, 但仍应采取积极行动以影响长远的未来; 建议在阿拉斯加州及已涉足领域, 合作撰写论文、共同规划会议。

四、结语

尽管“特朗普2.0时代”和北极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下中美北极合作的未来前景并不明朗,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但并非意味着中美北极合作毫无可能。北极治理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目标是维系中美北极合作的重要动力。平衡北极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问题是中美北极合作面临的共同挑战, 促进北极地区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中美北极合作的共同目标。长远来看, 稳定是可持续利用北极海上航线和资源的先决条件。中美两国都无法从北极冲突和对抗中获益, 避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于维护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正如2022年美国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所言, 尽管乌克兰危机下北极呈现紧张局势, 但美国仍寻求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合作的北极地区。和平的北极将拥有“护栏”, 以管理竞争并在不使用武力或胁迫的情况下解决争端。稳定源于各国负责任地采取行动并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 包括航行自由原则。繁荣的北极以健康、充满活力的北极社区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特征。^[2]

为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合作建议无疑为中美未来北极合作勾勒出互利共赢的蓝图, 指明了具体的合作路径和方向。概括地说, 中美北极合作可聚焦于科学研究等低政治领域。中国主要通过科研和商业途径参与北极事务, 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无疑要将中国纳入北极治理框架之中。同时, 应避免将北极治理议题过度政治化或泛安全化, 应当坚持科学中立原则, 加强北极气候变化、永久冻土等科学研究合作和数据共享与交换。推动建立北极科研合作网络, 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科学研究与技术交流, 涵盖气候变化监测、生态系统评估、永久冻土稳定性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领域, 共同促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正如Henry P.Huntington所言, 增进“二轨外交”, 举办类似的中美北极学术论坛, 公开发表意见, 引起人们对富有成效的中美互动的关注有助于 增进相互理解, 避免产生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的“黑暗森林”的结果。

与此同时, 在高政治的军事安全领域, 为降低潜在军事冲突的风险并减少为应对冲突所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 潜在的竞争对手之间更应探索军事合作的多种可能性。随着北极地区国际航运、资源开发以及大规模军事演习等活动的日益频繁, 因误解而导致紧张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显著增加。因此, 化解北极的安全困境需要美国和俄罗斯进行最低限度的合作, 采取危机和冲突预防措施, 加强有关北极军事安全问题的对话和海上安全合作与协调。在此过程中, 中国亦可扮演推动美俄北极军事对话的第三方积极角色, 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贡献力量, 从而共同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 为各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致谢 感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2024年度课题(2024DYZKXN01A)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