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清末由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所编辑英译的《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是中国童谣的首次对外译介。该书1900年由纽约黎威勒公司(Fleming H.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140首童谣。每首童谣以中英对照、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美国《民俗研究》杂志刊发书评，肯定了其译介传播效果：“《孺子歌图》的海外译介呈现了中国民间智慧和儿童趣味，对外塑造了具有中国风情的文化意象。”^[1](P70)然而，“这样的童谣集长期以来却湮没在活跃异常的主流文学之中，不是尘封于图书馆的偏狭角落，就是相关研究的文章资料少之又少”。^[2]

国内有关《孺子歌图》的相关研究始于2013年6月杨凤军所发表的《论童谣的语言特色及其英译——兼评何德兰对〈孺子歌图〉的编译》一文，他从语体风格、韵律特点、句法特色、特殊文化词四个方面分析其语言特征及翻译策略。之后国内学者开始陆续关注《孺子歌图》的译介，主要聚焦英译文中的文化再造、文化意象、文化改写，^[1][3][4]副文本分析，^[5]海外传播情况。^[6]现有研究鲜有基于修辞视角的分析，仅牛艺璇聚焦象似修辞探讨拟声词的翻译策略，从听觉修辞视角加以分析，^[7]目前尚未有学者探讨其视觉修辞策略。然而，《孺子歌图》编译的典型特征是“文字—图像—韵乐”的跨符际书写，^[1](P67)其正副文本中富含的非言语修辞参与了文本意义建构的修辞实践，是诠释分析《孺子歌图》编译的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该书中的文本修辞不仅涉及图像视觉修辞，还关涉字形、标点、排列等修辞手段的创造性运用，上述维度是形貌修辞研究的核心命题。

二、形貌修辞与形貌修辞翻译研究

“形貌修辞是一种功能独特的修辞样式，主要着眼于辞的外表结构形式而非语义内涵，长于以形达意、以貌传情”。^[8](P145)形貌修辞发端于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9](P239)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辞趣”包括辞的意味、音调和形貌，明确提出“辞的形貌”概念，指出“变动字形”“插用图符”可以变化文辞的形貌，从而增强读者的注意力。他主张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提行、空行、空格，各式行列、各种书体、各类符号图表等。^[9](P241)谭永祥出版的《汉语修辞美学》一书中将“辞趣”分为意趣、音趣、形趣，其中形趣又被细分为“字形趣”和“图符趣”，包括字形变向与意象、图形、标点符号、公式、书写款式等维度的“形趣”修辞。^[10](P477)而将“形貌修辞”从概念论述提升到学理研究层面的则是曹石珠，他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修辞学分支学科——形貌修辞学，先后出版专著《形貌修辞学》和《形貌修辞研究》。“形貌修辞所利用的材料，是诉诸视觉的非语言要素”，如果“没有视觉效果这面旗帜，就没有形貌修辞”或者说“有独特的视觉效果，就是好的形貌修辞”，^[11]他认为形貌修辞的主要方式有四种，即字形修辞(字体、字号、排印方式、外文等)、排列修辞(变列)、图符修辞(图形、表格、符号)和标点修辞(独用、递加、叠用、添加、零形式等)。“形貌修辞”发端于国内并成为中国特色概念，在西方文学史上不乏此类特色修辞的运用。无论是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词汇的拼写变异(如“girl”写成“gal”)，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卡明斯诗歌创作中所采用的类形貌修辞——字体字形、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等的非常规使用，都符合形貌修辞的对象域。

中西方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形貌修辞的诠释及运用，为形貌修辞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能。国外将此类修辞应用于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赵海娟认为“形貌修辞”的英译对应词包括morphological rhetoric，其接近或衍生术语有form rhetoric(形态修辞)、graphological deviation(书写变异)、deviated rhetoric(变异修辞)、visual rhetoric(视觉修辞)。她通过以上关键词检索国外数据库发现“相关论文寥寥无几”，^[8](P146)将其应用于翻译领域的研究更屈指可数，仅找到Identity and Alterity of the Text in Translation: Aemioethic Approach一文。该文从符号学视角阐释了语际翻译中，言语文本如何通过翻译、诠释、转换、转音、转调、调适等方法译为其他言语文本的符号系统。^[12]国内相关研究中，冯全功首次把形貌修辞引入翻译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从字体字形、排列方式、标点符号三个维度论述了文学翻译中形貌修辞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特征；^[13]赵海娟、杨俊峰以鲁迅文学作品英译为例，分析形貌修辞的翻译再现、翻译创造、翻译补偿，探讨文学翻译中如何运用形貌修辞实现审美再现；^[14]枣彬吉运用形貌修辞分析葛浩文夫妇英译《玉米》中字形修辞、排列修辞、标点修辞、图符修辞的应用和表现，指出形貌修辞作为一种积极修辞，其修辞强化还是弱化应以读者为参照，形貌修辞翻译旨在达成译者与读者的“认同同一”。^[15]正如冯全功所言，文学翻译中“‘辞的形貌’的巧妙运用便会赋予形式以生命、以意味，达到以形取胜、以貌取效的目的”。^[13](P81)

三、《孺子歌图》的形貌修辞编译策略

翻译研究长期以来大多集中于对言语维度的阐释，对融合言语与非言语符号的跨符际分析却相对欠缺。而推崇以形传神、形神并似的童谣强调形与神的双重审美特征，童谣翻译既要注重“神”的再现，也应强调“形”的传递。传教士何德兰英译的《孺子歌图》采取编译即“编辑”加“翻译”，“从读者的诉求出发，提取原文精华，经编辑整理后形成译稿”。^[16]他在编译过程中巧妙运用形貌修辞，增添了译文的视觉修辞效果，助力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一) “精选—巧变”的字形修辞

字形之形貌修辞“指的是通过变换文字的印刷体式、字形大小、拼写方式等来提高视觉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13](P77)《孺子歌图》中的字形修辞主要体现在印刷体式、大写标题、斜体字形与拼写方式，编译者精选字体、大小写、斜体，并改变拼写形式，通过“精选—巧变”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出特殊的视觉效果。

从全书的印刷体式而言，中英文字体都是编译者精心选择的结果。中文采用手写小楷，这也是清末官方字体“馆阁体”，自右而左以行断句；英文采用印刷体，自上而下以标点断句。孙丽认为，《孺子歌图》的中文小楷“虽执笔者不详，以何德兰在晚清宫廷的显赫地位，以及其与上层人物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断，执笔者的楷书造诣不浅”，^[5](P107)中文楷书字体的出处或已无从考证，但该字体以“横平竖直”的典型方块字风格再现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孺子歌图》的中文原文契合清末中文排版古制——“馆阁体”官方字体、自右向左词序、无标点以句读停顿转换；英文译文的印刷体字体、自上而下排列、标点断句则依照英文体式、字形、排版的要求。

中文原文童谣中都没有标题，通常第一句被视同为标题，^①而何德兰在英译文本中都添加了标题，标题采用字面全部大写的方式，以高视觉凸显度强化童谣主题。该标题在中英文文本之间形成一种视觉过渡，更为重要的是英文译文的字体变形大写形式，象征着一种话语权力符号，强化了英文译文的重要性。

① 参见韦大列的《北京童谣》(Chinese Folklore: Pekingese Rhymes)，其中所收集童谣部分内容与何德兰《孺子歌图》相同或相近，其中所有中文童谣的标题均为第一行第一句。

斜体字形作为特殊标识往往传达特殊的交际意图，如在“一只船两头高”童谣中，原文最后一句“船底无缝可露脚”，英译文则对应“You will not find a crack in my boat, But you′ll find underneath it two feet: A duck”译文中的增添信息but之后的内容在原文中并未出现，文末斜体的“A duck”表达其弦外之音。船与鸭两种水上物形成一种鲜明对比，实为讽刺之意。原文“无缝”“露脚”的矛盾表明船的破旧，英文will not find和will find构成对照关系，所添加的溢出信息a duck通过英文斜体的特殊标识，意在说明“言外之意”，船破旧速度慢，连鸭子都比不过。

此外，童谣中不免有儿童咿呀学语、口齿不清的印记，如“点牛眼”译文中的标题“E NI ME NI MI NI MO”只是拟声词，使得儿童做游戏时的戏谑语言更为生动可感；“小小子儿”中“拉着姐姐出门买果子”的译文“To his sister he says: Tum an′buy itty bothy some f′uit”，tum应为turn, bothy应为both，f′uit则是fruit，上述有意选取的不规范用词，以特殊的拼写形式构成一种形貌辞格，通过辞格创造以视觉形式再现听觉层面的童言童语特征。

(二) “缩移仿”结合的排列修辞

排列方式之形貌修辞指“根据需要通过对字词或句子在空间上进行特殊的排列以达到提高视觉效果的修辞方式”。^[13](P78)我国南宋理学大师吕祖谦曾言：“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其间然后可。”^{[17](P719-749)}可见我国自古就极为重视段落、句子的“形”，强调句子、段落的铺排结构，由此形成“显晦”“急缓”相间的形式美感。而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指出，文学作品中作者必须调动一切手段，不仅要有“恰当的辞格”，更要有“高雅(不俗)的词汇以及卓尔不凡的结构铺排”。^[18](P132)前文提及的“特殊排列”和“卓尔不凡的结构铺排”在《孺子歌图》中主要表现为“缩移仿”相结合的铺排方式，即缩进、移行和仿图式排列，如下文例一、例二、例三：

例一：       BABY IS SLEEPING

我儿子睡觉了    MY baby is sleeping,

我花儿困觉了     My baby′s asleep,

我花儿把卜了      My flower is resting,

我花儿是个乖儿子        I′ll give you a peep;

我花儿是个哄人精          How cunning he looks

                      As he rests on my arm!

                        My flower′s most charming

                          Of all them that charm.^[19](P23)

该例的中文原文采用排比文字描述了哄孩子入睡的场景，英译文采取逐行缩进的排列形式，营造出渐渐入睡的视觉效果，并通过押尾韵(sleeping, resting, charming; asleep, peep; arm, charm)增强译文的韵感，提升英译童谣的视觉效果与听觉感受，借由排列修辞弥补英译文无法传递的语言排比修辞，实现修辞的翻译补偿。

例二：      PULLING THE SAW

拉大锯扯大锯   We pull the big saw,

用木头盖房子    We push the big saw,

给贝贝娶娘子      To saw up the wood,

            To build us a house,

            In order that baby

            May

              have

                a

                  good

                    spouse.^[19](P67)

例二英译文的铺排结构既有缩进，也有移行。第一、第二行的缩进在视觉上产生一种“拉扯”印象；第三、第四、第五行则采用移行排列，将“用”“盖”“给”的动作行为与行为目的并置，强调行为的一气呵成的齐头排列，强调三种动作行为；而最后一句“May have a good spouse”一词一行，以竖排、停顿表现出小心翼翼许愿的具化形象。

例三：     THE DEAD CICADA

一场秋风    The rain has come

一场凉      And has overflowed,

一场白露    The dew and the frost

一场霜      Are on the road.

严霜单打    The last of the grass

独根草      Has dropped its head,

蚂蚱死在草根上        The

                cicada

                  is on it,

              Frozen dead.^[19](P101)

例三的中文原文前四行均以“一场”开头的名词短语排列，构成语言修辞与视角修辞的双重效果；英译文基于英文句法语法特征，“the rain has come”“the dew and the frost”齐头排列，作为前景化信息，而“and has overflowed” “are on the road”采取缩进形式并以尾韵/d/，再现“一场凉”“一场霜”的对仗格式。童谣最后一句的排列最能反映译者的匠心独具，通过缩进、分行、前置，努力再现“the dead cicada”悬挂在草根的意象。姑且不论译文中蚂蚱变成cicada、秋分变成rain的改写是否贴切，从文字铺排的视觉维度，可成功地再现原文的排比修辞及意象呈现。

(三) “以符表意”的标点修辞

形貌修辞之标点修辞指通过标点符号的特殊运用以增强视觉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如“省略、叠用、不规范使用等”。^[13](P79)标点符号兼具语法与修辞的双重作用，因其独特形貌有别于单纯的文字形式，其形貌特征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表达，“用标点符号传情达意，恰如音乐中的停顿，无声而胜有声，也如绘画中的空白，无画而有深意。实可谓含蓄简洁、韵味有家”。^[20]《孺子歌图》中运用连字符、破折号、感叹号、双引号、撇号等标点符号。上述标点的巧妙运用得以再现原文中的方言表达、情感传递、人物身份。

《孺子歌图》英译文中多次出现连字符的使用。连字符(hyphen)是将单词连接起来的符号，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连接各个词缀或音节，构成复合词。如英译文中出现的boo-hoo(哭哭啼啼)、lady-bug(七星瓢虫)、bogie-boo(蚂虎子)，然而上述英文词常用形式并不需要连字符。在该译文中添加连字符，旨在使译文读者产生陌生化感受，从而再现原文中的童言与方言特征。《孺子歌图》中摇篮曲译文中创造性地使用连字符，如“Now-you-must-surely-go-to-bed”，将整句内容视为一个整体信息流，使母亲催促孩子赶快睡觉的急迫语气跃然纸上。此外，逗号常用于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若用于通常无需停顿之处，则构成标点形貌修辞，如“点点点牛眼”的第一句译文“One, two, three, and an old cow′s eye”，前三个逗号的停顿刻画出儿童做游戏时的语调腔调和期盼情态，作为一种超常用法以标点辞格渲染出游戏时紧张又期盼的氛围。

《孺子歌图》英译文中还创造性地使用了破折号和感叹号，破折号在文中主要起到解释说明、内容强调、归纳概括等作用，感叹号则常用于表达强烈或突然的情绪。如：

例四：        THE NERVOUS MAN

这个人生来性儿急   Nervous disposition

清晨早起去赶集    He had when he was born,

错穿了绿布裤     To hurry to a fair one day,

倒骑着一头驴          He rose at early morn;

           Put on his wife′s green trousers

                And started to the sale,

            A riding on a donkey—

                His face turned toward its tail.^[19](P33)

例五：         TWO WONDERS

同来看同来看      ALL come and see!

黑鸡下了个白鸡蛋    All come and see!

同来瞧同来瞧   A black hen laid a white egg for me!

耗子长了一身毛      Oh, look there!

             Oh, look there!

          A great, big rat all covered with hair!^[19](P95)

例六：        OLD GRANNY CHANG

老伴儿死咯      Where is the old man′s burial spot?

那儿埋咯墙炉子底下  There, in the fire-place, under the pot.

怎不哭阿       Why don′t you cry for your husband true?

盆儿罐儿老伴儿    Old pot! old pan!! old man!!! boo-hoo!!!!^[19](P155)

例四刻画了一个急性子形象，破折号将“His face turned toward its tail”前景化，唤起读者的特别关注，形象地再现了“倒骑骡子”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模样。例五描写了两桩怪事，英文标题的“Two wonders”预设了内容的“新”“奇”，于是译文采用一句一叹的方式。即使不看内容，通过感叹号的形式，读者也可以猜想出这是在描述十分怪异的事情。例六讲述的是一位老伴儿去世的张老妈，最后一句从一个叹号到两个叹号叠用，再到三个乃至四个叹号叠用强化了情绪，以符号形式直观地反映出声音的加大、难过情绪的增强。

标点辞格还可以混合使用，达到综合的效果，如：

例七：          THE WEDDING

鼓咚咚做大轿      Beat the drum, beat the drum,

喝儿喝喝着道      See, the chair is coming,

            Ho′rh ho! clear the way!

            Don′t you hear the drumming?^[19](P136)

例七中的逗号、撇号、叹号、问号混合使用，共同描绘出新娘坐轿、众人观看的热闹场景。译文中“see”之后的逗号通过停顿唤起读者的好奇心，带有撇号的拟声词通过陌生化ho′rh再现了原文中北京方言的儿化音，叹号则表示“开道迎人”行为的突然和情绪的喜悦，最后的问号则是反问句，与don′t you相互映照，再次凸显鼓响轿来的喜庆场景。上述标点辞格映射出鼓声—轿子—开道的听视觉反应和行为反应的连续统一。

(四) “相似—异化”的图符修辞

对于形貌修辞之图符修辞的研究，枣彬吉认为“图符修辞指在文字中间插用图形、表格和符号(不包括标点符号)”；^[15](P134)赵海娟、杨俊峰将图符修辞界定为“通过插入图形和符号等进行修辞”，即图符包括图形和符号，“图形可以指物体的轮廓，图画性很强或不强的图形；符号主要指数学、物理、化学等符号”。^[14](P130)除上述图形、表格、符号之外，还应当包括图像符号。蒋原伦探讨了图像/图符的修辞功用，认为图符修辞作为一种最古老的象形表达，可以拓展表达空间、提高视角生动性、深化情感传递。^[21]文军、唐林概括总结了英语标点符号的五种修辞作用：描绘传神、表意简捷、表意鲜明、表达含蓄、传达情感。^[22]基于此，图符修辞包括图形、图像、表格、标点符号外的其他符号等修辞方式。图符所具有的“视知觉思维力”决定了其选择性，^{[23](P114-119)}而被选中的图符无论从视觉直觉视角，抑或从视觉隐喻视角而言，往往更具有直观性和感染力。图符修辞如何表达？根据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三分法，符号可以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而图符则是一种典型的像似符，遵循着能指与所指相似性原则，表现为“相像”“再现”“模仿”三种基本关系，^[24](P56)旨在实现基于图符的视觉劝服。

何德兰编译《孺子歌图》，其目的是“展现未曾被西方世界看到的中国家庭之新风貌”。^[18](P5)这一译介活动本身既是翻译活动，也是文化传播活动；既是文本间的符际转换，也是文化间的媒介融合。《孺子歌图》中增补了大量的图符信息，包括反映清末中国儿童生活场景的真实照片、精美插图，带有浓郁中国文化印记的页面边框、英译文中匠心独具的美术图文设计。这也契合“自明清耶稣会士以来，来华传教士都喜用‘以图配文’的形式出版书刊”的特点。^[25]其封面及正文页均采用了定框(framing)形式，底框图的设计采用清宫紫禁城琉璃建筑立面图，顶部为中国古代常用于皇宫建筑的庑殿顶，檐两侧柱子上饰有大小蟠龙。极具中国特色的定框作为“模仿”像似符，以相像为基础在规约逻辑中统摄全书语图叙事的视觉认知空间，“有屋、有人、有故事，意喻《孺子歌图》讲述的是真实的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点滴”。^[5](P108)而书中最能反映“真实性”的“再现”像似符，即为书中的摄影照片。经统计，该书共有123张照片，分布于每首童谣(无配图的童谣均因其内容难以配图，如描写抽象概念的Milky Way、描写节气变化的The Farmer′s Guide，描写非真实场景的Eight Bald Heads)。该书堪称中国最早采用摄影插图的出版物。在123张摄影照片中，有67幅为儿童个人或儿童多人生活图或玩耍嬉戏图，占比54.5%；有50幅为家庭关系图，呈现出父子、母子、兄弟姐妹间的温情氛围，占比40.7%；其余则为北京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及民俗图，如玲珑塔、长城、前门、罗锅桥、风筝图。上述照片真实地反映出晚清时期北京的空间场景、生活情境、衣着服饰与风貌人情。这些应文应景的照片“将受众从听觉传播空间拉入视觉传播空间”。^[1](P67)

书中最具创造性的图符修辞，则是《孺子歌图》英译文中每首童谣的首字母都采用图形化的表意趣味字母，其中44首童谣的首字母更是采用“字中有画”的创意字图符,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第五首童谣英译文的首字母W内嵌狗、猪、猫的图像，对应文中所提到的“养活猪吃口肉”“养活狗会看家”“养活猫会拿耗子”。这些形象化的字母以生动的童趣吸引儿童读者。此类图符体现出语图互文的视觉叙事方式，“字图符”作为一个整体符号，其图像意义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可以被置于不同的语图结构之中，如字母T在英译文首字母中以6种图符形式出现，T中内嵌牛、马、狗、树、喜鹊，或内嵌于鼓面，其变体图符的选择取决于童谣中文字内容。由此可见，此类图符中图像元素与文字元素构成一种平等、互补关系，创设出新的语境空间，由此催生出新的读者审美体验。

上述图符修辞作为对文本的互补，图符元素处于一种依附性、从属性、融合性的语境之下，如果从文中抹去图符信息，对文本意义本身似乎并不会产生整体损伤。《孺子歌图》中的图符还有一个“异化”或“特例”，图符与文字的关系并非“文主图辅、图附于文”，而是一种平等性的、对话性的图文关系。如童谣《水牛儿》英译中增添的五线谱，是对文学文本的语域偏离，以陌生化、反常规带给读者“意外(unexpectedness)、新奇(unusualness)和独特(uniqueness)”。^[26](P28)韦大列的《北京歌谣》同样收录了该童谣，在其中的注释中写道“所有国家的儿童都有有关蜗牛的童谣”，^[27](P48)而五线谱的图符元素与文字元素沿着不同的认知维度平行展开，文字元素致力于中国童谣的全球认同建构，而图符元素则借助通用的音乐语言建构童谣的地域性，二者以不同的空间体验建构起兼具全球性要素与地域性特征的互文意义。

在翻译中善用图符修辞能够弥补文本修辞的缺陷，但同时包含语言文字和图符元素的文本系统势必存在二者间能指的权力博弈。传统修辞学认为, 图像常常作为语言的附属物而存在。乔治·罗克对此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图像是表征的躯体(body)，而语言文字才是表征的灵魂(soul)。”^[28]当二者之间存在能指冲突时，语言文字往往具有决定权，左右图符元素的意义；而当二者之间存在平等互文对话时，图符与文字则分别建构自身的话语实践意义，陌生化图符修辞向读者传递的“认同”与常规化文字修辞实现意义共建。如果没有图像，译者就无法解决文字层面不确定性带来的难题。^[29]

四、结语

何德兰在《孺子歌图》序言中明确提出：“我们期望对这些童谣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同时又能使说英语的孩子们满意。我们关注的是孩子的接受程度而非学术需求。”^[18](P6)该书的编译本着译文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以西方世界的儿童读者为目标受众，而基于形貌修辞翻译的译文视觉修辞效果则成为使孩子满意的有效策略，“可以让当时对中国与汉语并不了解的美国人与儿童通过图画与译文结合的方式了解当时中国儿童的生活情况与生活面貌”, ^[6](P143)达到沟通、认同的功能。将中国源起的形貌修辞及形貌修辞研究应用于翻译特别是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可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译介抉择提供非言语修辞的观照与参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