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全球有超过三十亿的人口以海为生，海洋素有“蓝色粮仓”之美誉，渔业资源作为海中最为宝贵的生物资源是人类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1][2]然而19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海产品需求的加大、海洋污染的加剧，海洋渔业资源，尤其是近海渔业资源迅速枯竭，甚至出现渔业投入增加，渔业产量减少的情况。^[3][4][5]这暴露了传统粗放的海洋渔业模式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本文中，海洋渔业是指在海洋和沿海区域进行的所有渔业活动，其可持续发展是推动渔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环节。^[6][7][8]学者们围绕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一是对海洋渔业资源或从业者状况的摸排。如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省域渔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9]在经济学视角下对中国近海海洋渔业绿色发展进行探析；^[10]在更细致的区域尺度上，揭示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时空特征，^[11]山东省海洋渔业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12]为支撑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对水产品价格开展讨论；^[13]Okyere等指出渔民能力不足可能会阻碍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4]

二是海洋渔业模式转型方案的提出。如合理发展海洋休闲渔业；^[15][16]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推动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7][18]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交互关系，海洋渔业如何适应气候变化，^[19]又怎样通过海洋碳汇渔业等新模式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一定贡献；^[20][21]通过扩展渔业活动空间至更深更远的海域，包括发展深远海养殖等减轻近岸渔业活动带来的环境压力，^[22][23]但囿于技术限制与极高的风险，该类养殖模式当前难以推广。^[24]

三是通过政策影响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如通过休渔政策等严格的禁令保护海洋渔业资源；^[25][26]通过相关的渔业专项补贴帮助渔民，但政府的补贴不可能是无限的，必须开展有效补贴，因为不当的补贴可能会阻碍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27][28]

综上，已有的研究为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表明海洋渔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困境依然明显：短期内的效益无法满足渔民需要，海洋渔业相关的科技尚有难以突破的瓶颈。但现阶段想走出这两大困境，成本极高。此外，实践中，在中国的近海区域存在政府过于强调安全问题而忽视渔民诉求的情况，也阻碍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相较于前文中理论上的困境，从此入手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不失为一种更可行的方案。这在以往学术研究中被忽视，鲜有文献提及如何影响政府决策偏好以及在该情境下应如何推动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过于关注海洋渔业作业安全的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采取“一刀切”的紧缩性政策。^[29]其优势在于能够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渔民的生命安全，易达成政府的风险管控目标，但和渔民生计与灵活作业的现实需求相悖，在一定意义上说，也让政府无法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渔民福祉。这会激化双方的矛盾，迫使渔民利用政策执行中的漏洞从事不利于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强度作业。

作为二者之间的桥梁纽带，^[30]社会组织的软性治理既是硬性政策的重要补充，也可以帮助政府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31][32]为化解上述矛盾开启了新的突破口。遍布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在新时代的定位日渐清晰，已在各行各业作出了瞩目的贡献，但在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仍面对诸多挑战。如，由于社会组织的方案不具备强制性，渔民对其的执行力极有可能有限；一些关于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尝试不一定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为政府和渔民所支持。又如，当政府和渔民的关系难以平衡时，社会组织也许会受到来自政策导向与社会声誉的双重压力等。

对此，本文关注政府的政策偏好对渔民决策的影响，并引入社会组织的辅助功能，试图挖掘影响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意愿的核心要素与理解各主体行为决策间的交互关系(图 1)。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1)建立包含渔民、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演化博弈模型，量化海洋渔业资源枯竭情况、多主体协同收益、海洋渔业作业安全、信任等因素对主体意愿产生的影响，为该方法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应用拓宽思路；(2)特别关注渔民作为海洋渔业发展一线主力与其他主体的协同关系，为在多情境下其他主体引导或帮助渔民发展可持续的海洋渔业提供理论上的参考；(3)结合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特点，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给出其相应的推动渔民、政府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管理启示。

二、基本假设

本文以由渔民、政府、社会组织构成的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为研究对象，探讨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演化博弈基于有限理性假设，被用以研究决策过程中的多重均衡问题，是探讨多群体演化策略的重要方法，能够满足本文从动态角度关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涉及的变量与参数较多，为方便描述，对相关的符号和定义进行统一整理，具体内容如表 1所示：

根据引言中的论述并结合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在实践中的互动关系，在此给出以下6个主要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渔民、政府、社会组织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渔民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概率为x，则选择保持原有海洋渔业模式的概率为1-x，x∈(0, 1)；政府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的概率为y，则选择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的概率为1-y，y∈(0, 1)；社会组织积极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概率为z，则选择不参与的概率为1-z，z∈(0, 1)。

假设2：对渔民而言，选择保持传统的海洋渔业模式可获得收益T_r，需付出成本C_t，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则可获得收益S_u，需付出成本C_s。虽然短期内净收益T_r-C_t>S_u-C_s，但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粗放式的海洋渔业不可持续，因此净收益T_r-C_t会以一定速率发生衰减。衰减情况使用e^-κ表示，其中κ为衰减系数。

假设3：对于政府而言，制定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意味着仅需考虑安全问题，可获得维护海洋渔业作业绝对安全的形象收益G。当政府考虑是否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时，会以海洋渔业作业的安全系数γ为重要参考依据。政府还需付出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划布局的成本C_m，在渔民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可获得收益R_m。

假设4：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当其积极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时，可获得相关的公益基金F。此时，若政府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社会组织需付出单独协助渔民的成本C_a; 若政府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社会组织需付出帮助政府进行规划的成本P_s，设置C_a>P_s。社会组织不参与推动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则会承担不作为引起的声誉下降R_s。

假设5：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为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渔民带来额外收益F_n，也能帮助政府节约规划成本。节约的部分为ζC_m，其中，ζ表示社会组织为政府节约的成本系数。

假设6：在政府仅关注安全问题的情况下，渔民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极易遭受背叛，承担损失F_b，包括部分渔民的高密度养殖、不当排放处理、策略性过度捕捞、改变捕捞区域等行为。社会组织和渔民在此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不信任问题，设置渔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系数δ。该信任系数同时与F_n、C_a有关。^[33]

三、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假设，在此构建包含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在内的三方博弈矩阵，如表 2所示：

根据博弈矩阵，可计算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中所有成员(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各自的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期望收益与平均期望收益，并进一步求得这些相关主体行为决策的复制动态方程，具体过程如下：

(1) 设渔民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收益为E_FY，保持原有海洋渔业模式的期望收益为E_FN，平均期望收益为 E_F，则渔民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收益为：

$\begin{aligned} & \quad E_{F Y}=\left(S_u-C_s+F_n\right) y z+\left(S_u-C_s\right) y(1-z)+\left(S_u-C_s+\delta F_n-F_b\right)(1-y) z+\left(S_u-C_s-F_b\right)(1 \\ & -y)(1-z) \end{aligned}$

(1)

保持原有海洋渔业模式的期望收益为：

$\begin{array}{l} \ \ \ \ \ \ \ \ E_{F N}=e^{-\kappa }\left(T_r-C_t\right) y z+e^{-\kappa} \left(T_r-C_t\right) y(1-z)+e^{-\kappa }\left(T_r-C_t\right)(1-y) z+e^{-\kappa }(T_r-\\ C_t)(1-y)(1-z) \end{array}$

(2)

渔民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overline{E}_F=x E_{F Y}+(1-x) E_{F N}$

(3)

根据以上收益函数求得渔民行为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begin{aligned} & \quad\ \ \ F(x)=d x / d t=x\left(E_{F Y}-\overline{E}_F\right)=x(1-x)\left((1-\delta) F_n y z+\delta F_n z-F_b(1-y)+S_u-C_s-e^{-\kappa}\left(T_r-\right.\right. \\ & \left.\left.C_t\right)\right) \end{aligned}$

(4)

(2) 设政府选择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的期望收益为E_SY，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的期望收益为E_SN，平均期望收益为 E_S，则政府选择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的期望收益为：

$\begin{aligned} &\quad \ \ \ \ \ E_{S Y}=\left(\gamma G+R_m-(1-\zeta) C_m\right) x z+\left(\gamma G+R_m-C_m\right) x(1-z)+\left(\gamma G-(1-\zeta) C_m\right)(1-x) z+(\gamma G \\ &\left.-C_m\right)(1-x)(1-z) \end{aligned}$

(5)

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的期望收益为：

$E_{S N}=G x z+G x(1-z)+G(1-x) z+G(1-x)(1-z)$

(6)

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overline{E}_S=y E_{S Y}+(1-y) E_{S N}$

(7)

根据以上收益函数求得政府行为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y)=d y / d t=y\left(E_{S Y}-\overline{E}_S\right)=y(1-y)\left(R_m x+\zeta C_m z-C_m-(1-\gamma) G\right)$

(8)

(3) 设社会组织选择积极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收益为E_TY，不参与的期望收益为E_TN ，平均期望收益为 E_T，则社会组织选择积极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期望收益为：

$E_{T Y}=\left(F-P_s\right) x y+\left(F-(1-\delta) C_a\right) x(1-y)+\left(F-P_s\right)(1-x) y+\left(F-C_a\right)(1-x)(1-y)$

(9)

不参与的期望收益为：

$E_{T N}=-R_s x y-R_s x(1-y)-R_s(1-x) y-R_s(1-x)(1-y)$

(10)

社会组织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overline{E}_T=z E_{T Y}+(1-z) E_{T N}$

(11)

根据以上收益函数求得社会组织行为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F(z)=\mathrm{d} z / \mathrm{d} t=z\left(E_{T Y}-\overline{E}_T\right)=z(1-z)\left(\delta C_a x(1-y)-C_a(1-y)-P_s y+F+R_s\right)$

(12)

四、系统稳定性分析

参考Ritzberger与Weibull的研究成果，^[34]本文仅对均衡点E₁0, 0, 0，E₂0, 0, 1，E₃(0, 1, 0)，E₄0, 1, 1，E₅1, 0, 0，E₆1, 0, 1，E₇1, 1, 0以及E₈(1, 1, 1) 进行判断与分析。因此，这部分采用Lyapunov第一法则，可借助Jacobian矩阵判断以上8个纯策略点的稳定性。^[35][36]具体规则为：Jacobian矩阵的特征值均小于0，则该均衡点是渐进稳定的。计算得出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的Jacobian矩阵如下：

$J=\left(\begin{array}{lll} \partial F(x) / \partial x & \partial F(x) / \partial y & \partial F(x) / \partial z \\ \partial F(y) / \partial x & \partial F(y) / \partial y & \partial F(y) / \partial z \\ \partial F(z) / \partial x & \partial F(z) / \partial y & \partial F(z) / \partial z \end{array}\right)$

(13)

其中，∂F(x)/∂x=(1-2x)((1-δ)F_nyz+δF_nz-F_b(1-y)+S_u-C_s-e^-κ(T_r-C_t))，∂F(x)/∂y=x(1-x)(1-δF_nz+F_b)，∂F(x)/∂z=x(1-x)((1-δ)F_ny+δF_n)；∂F(y)/∂x=y(1-y)R_m，∂F(y)/∂y=(1-2y)(R_mx+ζC_mz-C_m-(1-γ)G)，∂F(y)/∂z=y(1-y)ζC_m；∂F(z)/∂x=z(1-z)δC_a(1-y)，∂F(z)/∂y=z(1-z)(C_a-δC_ax-P_s)，∂F(z)/∂z=(1-2z)(δC_ax(1-y)-C_a(1-y)-P_sy+F+R_s)。根据式(13)可得到由渔民、政府与社会组织构成的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各均衡点的特征值，如表 3所示。根据表 3的特征值可判断该决策系统的局部稳定情况，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其对应的约束条件如表 4所示。可知，决策系统的E₃(0, 1, 0) 与E₄(0, 1, 1) 必定为不稳定点，表明在渔民对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诉求时，即在坚定地想要保持原有海洋渔业模式的情况下，政府不会过多地关注渔民的综合收益情况，而是会仅考虑安全因素，这与社会组织是否参与无关。

理论上，E₂(0, 0, 1) 可以成为稳定点，但这并不是理想状态，由于在此状态下渔民最终选择保持原有的海洋渔业模式，所以社会组织的付出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付出，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当然，E₂(0, 0, 1) 能够成为稳定点也具备其实践意义，若社会组织能够形成具备推广意义的有效协助方案，也能够对未来海洋渔业或是其他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反馈为社会组织的声誉提高。E₅-E₈均能成为稳定点，表明当渔民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时，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在满足约束条件后都会呈现稳定状态，只是约束条件满足的难度不同，尤其是E₅(1, 0, 0)，对于渔民而言要求最为苛刻。

五、仿真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博弈的过程中，渔民、政府、社会组织的策略选择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为进一步厘清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可视化展示不同的情境下各主体策略的演化轨迹与最终取向，使用MATLAB 2022a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参考相关研究成果，设置渔民、政府、社会组织的初始意愿为0.5，令初始数值C_a=10，F=5，P_s=6，R_s=2，R_m=12，F_n=22，δ=0.5，C_m=16，ζ=0.6，S_u=40，C_s=30，κ=0.3，G=400，F_b=7，T_r=70，C_t=49，γ=0.99，可得到初始情境下各主体的稳定策略(图 2)。^{[37][38][39][40][41][42]}

由图 2可知，在该情境下，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具有一致性。具体来看，此时的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存在(x=0, y=0, z=0) 和(x=1, y=1, z=1) 两个演化稳定点，且在政府、社会组织均有较高的初始参与意愿时，三方易于同时采纳有利于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反之，当政府与社会组织中的任意一方的初始参与意愿较低时，三方则均会更倾向于选择退出。这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配合情况将会直接影响渔民的最终决策。

究其原因，任意一方的精力或能力都是有限的，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完成好本职工作或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保障海洋渔业作业的安全是根本，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上单独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对专业性的要求较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时间，在双重压力下，政府只能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虽然内部成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规划经验，但强有力指挥权的缺乏会大大增加该群体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所以其也会选择不参与。从渔民的角度来看，没有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帮助使其独木难支，为确保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只能选择保持原有的海洋渔业模式。

其余数值保持不变，再重新令κ=1得到图 3。可知，当κ的值变大时，渔民、政府、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的意愿明显提高，并最终收敛于1。粗放的海洋渔业模式会在短期内为渔民带来大量收益，但其导致的资源枯竭问题会伴随着时间维度的拉长而日趋明显，最为直接的问题表现为渔民的收益在后期会越来越少。衰减系数的增加可被认为是渔民认知的转变，如果渔民是短视的，传统的海洋渔业模式必然收益更高；如果渔民是目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海洋渔业才能带来可传承的财富。

当渔民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大幅度提高时，政府与社会组织也会参与进来。图 3中，当κ=1时，与社会组织直接收敛于1的行为决策的演化轨迹不同，政府的意愿经历波动后才逐渐收敛于1，并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偏向实施紧缩的安全政策。这是因为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严谨的，政府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自身的决策。在该情境中，政府态度的转变发生在渔民与社会组织的决策趋于稳定之后。可认为在该时间点，渔民与社会组织已经在协同发展可持续的海洋渔业方面取得了一些先进的经验，大幅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与顾虑。

当κ=1时，其余数值保持不变，再重新令F_b =9.5，得到图 4。可知，即使渔民的目光是长远的，但当遭遇背叛的损失不断提高时，渔民还是会选择保持原有的海洋渔业开发模式。一般来看，当下的生计才是渔民会优先考虑的问题，由背叛导致的高额损失会大幅降低渔民个体的收益，加之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由背叛行为衍生的可能影响渔民决策的因素之一。图 4中，F_b=9.5时，渔民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经历了波动。渔民最初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有所升高，而后快速下降。社会组织决策的演化轨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不同的是，社会组织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在较高水平停留了更长时间。可见，社会组织虽然仍有继续推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但当作为一线从业者的渔民不支持的态度明确时，迫于相关工作无法获得渔民的响应，甚至受到渔民抵制，最终也只能选择退出。在高背叛损失情境下，渔民和社会组织最终选择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的意愿均不足，政府一直保持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

当κ=1，F_b=9.5时，其余数值保持不变，再重新令γ=1，得到图 5。可知，当海洋渔业的安全系数进一步升高至1时，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为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如前文所述，维护海洋渔业作业的安全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当其能够得到保证时，政府便有余力为渔民谋福利以促进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图 5显示，即使遭受背叛的损失是极高的，也会打击参与者的积极性，但政府的介入能够有效从根源遏制背叛行为，由此渔民行为决策的演化轨迹最终收敛于1。除此之外，相较于社会组织，政府在这方面的约束力是绝对的，其加入也使得社会组织能够更专注于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专业规划。值得关注的是，对安全系数的评估不仅取决于该政府管辖区域的海况是否恶劣以及政府的偏好，还包括渔民的不规范作业所引发的安全事故数量。如此看来，渔民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做到让政府放心也是推动多主体协同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的重要环节之一。

当κ=1时，其余数值保持不变，再重新令ζ=0.3，ζ=0.9，得到图 6。可知，伴随着ζ数值的增加，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从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变为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在渔民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若社会组织能够提出有效方案，以其专业性为政府分忧，政府能更好地服务渔民，且仍能将工作中心聚焦于维护海洋渔业的安全方面。作为反馈，政府的参与也会进一步提高渔民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程度。

相较之下，社会组织在此情境下的演化轨迹则更为复杂。对比ζ=0.3和ζ=0.9时社会组织行为决策的演化轨迹在收敛于1的过程，发现呈现先快后慢的总体趋势。以渔民最终选择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当政府摇摆不定时，社会组织会更努力地为政府节约成本以争取其肯定，这是ζ=0.9时社会组织前期收敛于1的速度更快的原因。在确定政府不参与时，想要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则更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这是后期ζ=0.3时社会组织收敛于1的速度更快的原因。

当γ=0.97时，其余数值保持不变，再重新令δ=0.1，δ =0.9，得到图 7。此时政府认为海洋渔业活动的安全系数偏低，致力于保障安全。由于社会组织不具备权威特性，取得渔民的充分信任便成为社会组织真正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当渔民足够信任社会组织(δ=0.9) 时，会客观反映现实需求、问题，帮助社会组织更好地设计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也会更乐于接受社会组织提供的协助。这在降低社会组织单独协助渔民成本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协同收益(即社会组织为渔民带来的收益)。这对渔民和社会组织都有利，双方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同步提高，是一种理想的稳定状态。反之(δ=0.1)，若无信任基础，过程中的猜疑、执行力低等会让协同收益大打折扣，最终双方只能因总收益不足而选择退出。

六、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 结论

本文应用演化博弈这一方法，探究社会组织推动下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多主体协同策略的演化规律，关注渔民特征、政府偏好以及社会组织的功能，并使用MATLAB 2022a软件对渔民、政府、社会组织构成的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进行模拟分析。该系统内部成员的决策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且一般条件下的最终决策取向常具有一致性。基于前文的分析结果，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渔民作为海洋渔业的一线从业人员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态度至关重要。渔民演化稳定策略的最终取向不仅源于自身的认知，而且与政策导向和社会组织为其带来的收益密切相关。尤其在渔民受到背叛会承担高额损失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参与对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就更为明显。

(2) 安全始终是政府最为关注的。当政府基于客观情况判定海洋渔业安全系数极高时，其倾向于实施兼顾安全的惠渔民导向政策。当安全系数在可接受范围内时，渔民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更坚定的客观诉求、社会组织帮助下更低的规划成本以及渔民与社会组织更好的协同情况都能成为政府关注政策导向是否惠及渔民的理由。

(3) 社会组织，因其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无法对渔民下达强制命令。因此，信任是社会组织与渔民形成有效合作的前提。特别在政府实施紧缩的安全导向政策时，信任程度是衡量协同效果的重要指标，会直接影响社会组织与渔民的损益以及是否要推动或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二) 管理启示

社会组织是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能够从多个维度开展相关工作，在关键时刻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为进一步优化海洋渔业发展决策系统，主要从社会组织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的角度提出管理启示。

(1) 社会组织可通过科普等方式，帮助渔民了解传统海洋渔业引起资源枯竭的后果，明确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渔民群体切身利益的关系，提高渔民对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认知以形成长远的海洋渔业发展目光。进一步地，可引导渔民合理利用现有的海洋渔业资源实现创收，解决因支持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而可能造成的生计问题。生计问题是困扰渔民的根本问题之一。

(2) 社会组织是政府和渔民之间的桥梁，鉴于政府对安全之重视，社会组织可向渔民传达并强调安全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性，即渔民群体需首先保证自身作业的安全，将海洋渔业作业事故发生的概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最好达到“零事故”。社会组织还需向政府准确表达渔民的客观诉求，帮助政府做好当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工作，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这将进一步减轻社会组织与渔民协同发展可持续海洋渔业的压力。

(3) 社会组织自身要行事严谨，保证组织成员的纯洁性与专业性，能够得到渔民对社会组织成员人品与能力的双重肯定。纯洁性是获取渔民信任进而顺利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础，在专业性的提高方面，除吸纳新人才之外，社会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帮助，即使并非渔业相关的社会组织，也能通过交流为专业的渔业相关社会组织提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未能根据不同区域特殊的海洋渔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禀赋，探讨在更复杂的情境下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状态，有待在后续的研究中基于实证的调研结果进行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