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民国大学的研究中，现有关于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校长杨振声与大学的关系，或以新文学作家群体为观照对象，或对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有一定发掘，对杨振声的办学方针、治校理念、学科建设以及管理理念的研究不多，对赵太侔治校办学的理念鲜见研究，关于杨、赵两任校长在治校理政理念上的关系及影响研究几无论及。实际上，作为较晚成立的国立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短短数年间在治校理政、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①都有较为鲜明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学风和校风，被誉为国立大学的“后起之秀”。^[1](P334)其间，两任校长按一张蓝图办学甚为关键。未经干预，一切源于共同思想基础、共同价值追求而自然形成的默契，这在同时期民国大学中实属罕见，足可谓治校理学的样本，堪供后人研精覃思。本研究将之称为“杨赵体系”。

① 国立青岛大学于1929年6月获批成立并开始筹办，1930年4月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1932年7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1932年9月赵太侔被任命为校长，1936年6月辞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山东大学因迁校不力，1938年2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办。1946年1月国立山东大学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实际办学时间为10年。本文论及“杨赵体系”的形成，则主要在1936年赵太侔去职之前。

所谓体系，是指若干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杨赵体系”是指杨振声、赵太侔在办学理念、治校实践及目标追求等方面内在逻辑一致、按照一张蓝图办学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系统。

一、救国情怀的同一性

杨振声、赵太侔个人著述不多，对他们早期思想的探析仅可根据不多的文献觅得些许踪迹。杨振声出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赵太侔出生于1889年，山东益都(今青州)人。他们虽年岁相当，在考入北京大学之前，经历却颇不相同，不过浸润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中，投身教育救国是当时知识分子不约而同的历史选择。

杨振声在家乡读完新制中学后，留校任教，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赵太侔因家贫而中学肄业，后求学于教会所办实学馆，并在那里参加了中华同盟会，不久因反抗校长暴行而退学。赵太侔之后又考入山东陆军小学堂，投身辛亥革命，功成后曾在烟台军政府、国民党青州区工作。袁世凯的背弃使他深感旧民主革命的失败，转而继续求学，1914年1月进入国民党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大学法政专修科就读，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英文门。

赵太侔毕业于1917年6月，杨振声毕业于1919年6月，他们都见到过蔡元培大刀阔斧革新北京大学前后的两种面貌。蔡元培力矫传统之弊，确立大学是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的理念，并借鉴西方大学精神和制度，确立评议会在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实行教授治校，开创崇尚学术、思想自由的中国现代大学之风。北京大学由半新半旧的积弊之地变为新文化、新思想汇集与传播的主阵地。在文科学长陈独秀率先举起的“文学革命”旗帜召唤下，杨振声和同学创办了《新潮》杂志，创作并传播新文学，后来又成为五四运动健将。而已经在探索无政府主义之路的赵太侔，在陈独秀“对于中国社会，一切革新思想都是好的”理念的鼓舞下，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探索方向。^[2]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是蔡元培执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确立了他们对现代大学的最初认知和体验。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杨振声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后到哈佛大学研习教育心理学，同时仍心寄文学。1924年底回国后，他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完成长篇小说《玉君》，奠定了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辗转数所大学任教，讲授的皆为中外文学相关课程，经过几年教学实践，确立了“新文学教育”的理念。1929年初，他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从课程和师资两方面进行革新，将新文学课程引入大学讲堂。

赵太侔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一中教书。在旅美华侨相邀下，先到加拿大后到美国办无政府主义刊物。在探索之路受挫后，争取到公费留学名额，他于1919年夏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英国文学。在学习文学的同时，他确立了探寻戏剧艺术的本体和性质之路。1925年8月回国，赵太侔与志趣相投的闻一多、余上沅在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创立戏剧系，担任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兼授戏剧课程，“将传统观念所不齿的戏剧‘小道’，以专业学科的面貌出现在高等学府，揭开了中国戏剧史新的一页”。^[3](P202)他们倡导“国剧运动”，希望将戏剧的创作、表演与教育融为一体。1928年，他创建了泰安民众剧场(后更名为山东省立实验剧院)。

从维新运动到五四文化运动时期，文学、戏剧是改造社会与大众的武器，是救国的途径之一。如果在北京大学时还仅仅有响应文学与思想革命的热情，留美不久后，杨振声对先生们的号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要把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把死社会变成活社会，……要把灵魂还给他，他有了灵魂，就会自己选择道路，解决问题了。^[4]如何让人有灵魂？杨振声认为，语言文学和思想是一样东西的表里两面，文学代表国家与民族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内容，文学家不但能记述生活，还能提高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内容，能改造一国的灵魂，就当时中国而言，要创造健全的文学改造她。^[5]他选择通过培养新文学人才这一途径达成目标。

与杨振声几乎一直身处“大学—文学”的环境相比，赵太侔是一位“革命元老”，探索过多条救国道路，在发现“政治”之路走不通后，选择文学、戏剧，继而从事教育事业来进行对“社会的建设”。^[2]

杨振声、赵太侔差不多同时期就读北京大学、留美、回国，尽管经历不同，但在重视改造社会与大众的思想与灵魂，选择教育事业作为建设社会的方式上，两人具有同一性。

1929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国立青岛大学，杨振声、赵太侔皆为筹委会成员。在共同擘画家乡这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时，求学北京大学、留美时对现代大学的认知与体验，以及相似的救国情怀和培养人才理念，皆成为他们先后执掌学校时按“一张蓝图”治校理学的思想基础，同心戮力在齐鲁大地上打造一所“庄严学府”。

二、高效能的教授治校制度

价值上追求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组织上追求民主管理、教授治校，这些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制度在民国初期已是学人的共识。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为会员。赋予教师群体参与校务管理的权力，在中国的大学播撒现代大学精神的种子。不过法令虽有，在民国初期的大学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施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正式确立了中国大学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随着欧美留学归国学人逐渐在教育和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教授治校”理念基本在大学中得到确立。

各大学基于自身传统和实际在施行民主管理的方式上稍有差别。与北京大学的“校长治下”的“教授治校”制不同，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后，设立了评议会、教授会。教授会由全体教授组成，是全校性而非学系层面的组织，对评议会实际上有牵制作用。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与外交部协商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设校务会议、评议会、教授会。虽然保留了教授会和评议会，但删减了不少重要事项的议事权，事实上削弱了教授治校权，加强了校长和董事会权力，引起教授的不满，进而引发“专辖废董”风潮，最终教授赢得胜利，使学校重新制定了《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新规程大大增加教授会治校权而削弱校长权力，形成一个“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的三级治校体系，即“评议会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6](P213)其时，杨振声作为教授代表之一南下向国民政府提请教授会诉求，作为教授争取治校权、制定新组织规程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对这个制度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7](P195)

在北京大学时深刻感受过西方大学理念和制度给学校带来的变化，在国立清华大学时又亲历了教授治校权从被压缩到伸张的整个过程，对自己执掌的国立青岛大学施行什么样的制度，既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又能发挥他们的才智，既提升管理质量又有管理效率，杨振声显然进行了认真思考。

国立青岛大学未设评议会、教授会，而设立校务会议作为学校最高权力和行政机关。校务会议由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代表若干，与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秘书、图书馆馆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成，^[8]较之《大学组织法》中大学设立校务会议、院务会议、系务会议，校务会议由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代表和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习主任组成的规定，增加了图书馆馆长、校长聘任的秘书以及副教授代表，覆盖面有所扩大。在学校刚成立时，教授人数少，其都有参加校务会议的经历。校务会议所议之事多且细，从教学事务到行政事务，从规程学程起草、设立、修订，增设学院，到讨论学年成绩如何计算、某位学生申请助学金等，都是议决事项。

治校权力与行政机关合一，一方面减少了行政机关叠床架屋的烦琐，及时、按期会商校事，决议是民主意志的结果，利于高效贯彻；另一方面赋予教师群体治校的最大权限，实现杨振声限制权力个人化或少数化的理念。对于前者，他认为，“一切机关必须纪律化，一切规程使其简而易守，然后大家循序而善行之，则学校事务，化复杂为简单，治纷乱以条理”。^[9]对于后者，杨振声有着强烈的权力警惕性。他认为一所大学的决策“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危险的，纵使他经验多些，见解透些，那经验也有时而穷，见解也有时而偏。何况当校长的往往又是经验不必多，见解也不透彻的。这必然要有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规程才能完善，纵使校长是一个没有教育经验的人，也不至于危害学校的根本”。^[10]他说，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我们应当相信比个人的看法较为妥当些”。^[10]

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实际上是对校长权力的削弱，从现有资料看，未发现有对这一制度的争议或因之产生的风波。杨振声除对权力行使保持警觉，也对作为校长遵章守纪的示范作用有清晰认识。他曾在全校大会上讲道，大学里的每个人都要遵章守纪，才能“造成一个庄严的学府”。^[10]他认为校长没有“私意破坏校章的权力”“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更不当有这么大的权力，若使他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个学校就根本办不好”“一个机关，越是首领，越应当约束自己，越没有自由。因为首领的权力愈大，则法纪的权力愈小”“校务会的议决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和遵守的义务的。假使他自己先破法，何以能督促旁人执行与遵守？有些大学有校务会议，但办法仍然是浪漫的，那根本是由于校长不能遵守法纪”。^[10]校长带头尊重制度、尊重民主、遵守纪律的自觉与自律，是教授治校制度实施的前提与保障。

作为杨振声的接任者，赵太侔曾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学校成立后任外文系教授，后担任教务长，始终是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他接任校长后袭常蹈故，依旧将校务会议作为学校最高权力与行政机关。他执掌学校时，随着教师的增多，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就由全体教授选出。为了扩大教授参与治校的覆盖面，教授代表每年改选一次。^[11]一次教授代表改选时，原定选出三人，但选票结果除一人最高外，另有三人得票相同，校务会议就议决当年教授代表为四人。^[12]从此举即可看出，赵太侔对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原则的坚持。

国立山东大学时任教务长杜光埙，国立青岛大学筹办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教授，亦是北京大学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未及毕业而回国。他是在校时间最长者，晚年在回忆中对学校治校制度与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行政组织之简单，用人之经济，颇似教会设立大学”。^[13](P275)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年轻教授王淦昌晚年回忆时也认为，学校很“善于行政管理”“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14](P2)王淦昌认为校务会议是由教授组成，也是赵太侔将校长角色隐没，充分尊重教授代表，严格执行集体决策的一个佐证。这与杨振声“限制校长权力”理念完全一致。

杨振声、赵太侔在校务会议中的“消隐”，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时在评议会中的“校长无为而治”一脉相承，^[15](P71)同时也与教授群体大多有欧美留学背景相关，西方大学理念与制度在他们的“治校”实践中必然有所体现。教授治校权利实现充分、校长带头遵章守纪，也会提高管理效率。国立山东大学能成为一所“庄严学府”，坚持校务会议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制度功莫大焉。

三、撙节开支夯基筑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坚持“培养建国人才”的教育方针，要求大学“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16](P46)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大学提出应首重营建的要求，在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礼堂，工科的工厂，农学院的农场，教育学院的实验学校，文学院的历史博物馆，理学院的科学馆等建设上均有具体规定。^[17]

客观上看，重视基础建设是当时执掌学校者的责任。实际上，各大学校长基本都有留学经历，切身体会过西方的学术之盛。在实用科学的发展上，他们对政府的倡导高度认同，杨振声、赵太侔也不例外。杨振声将基础建设看作夯基础、按础石，他认为“基础打得好，础石放得牢，将来这广厦百间，高楼千栋，才盖得起，负得住”“设备不完善而要研究高深学问，虽不至‘缘木求鱼’，亦是‘工欲善其事’不‘先利其器’了”“设备上能增加一本书、一件仪器，却是永久的，是百年树人的基础”“经费多花在这些上面一文，这一文便有它百年的价值、文化的贡献”。^[9]学校成立的第一年就极力撙节行政开支，将一半经费用于建设，“为百年的文化造基础”。^[9]在经费较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开建科学馆(其预算占学校当年经费近半)，供生物、物理、化学三系使用。科学馆开建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竣工在国立山东大学时期，时任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称之为“青岛自接收以来的第一栋伟大建筑”“科学为救亡之要图，斯馆之建成，实有重大意义和使命”。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称，科学馆的落成不仅使青岛有了科学研究的机关，而且还将成为华北科学中心之一。^[18]一座建筑要承载这样的使命，可见社会亦对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有着热切期望。

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山东省拨款、青岛市和胶济铁路协助款以及中央拨款，其中山东省承担了大部分。国立青岛大学时，中央经费基本未到位；国立山东大学时，胶济铁路协助费停拨，青岛市协助款先减后停，山东省经费后来也一再减拨，中央经费偶拨部分，^[19]各项开支可谓捉襟见肘，赵太侔为节约经费，就“把行政人员减少到最低标准，把行政经费压缩到最低限度，从原来不足的经费预算中，厉行节约，每年坚持撙节少许，用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的办法建设学校”。^[14](P2)“以所节余之经费，连同连年所请到之临时设备费，用之于添置学校各种设备，使国立山东大学在成立后的几年之内，校舍之建设，图书仪器之购置，年有增加”。^[13](P275)继科学馆后，工学馆、体育馆、水力实验室等也逐一建成，理工科研究条件较为完善。在科学馆设有物理系六个实验室、化学系七个实验室，每个教授配备有一间研究室，设施可谓优越。

撙节开支，勤俭办学，艰苦的生活、菲薄的薪资，非但没有引起教师的不满，反而使得大家齐心协力。一向沉默寡言的赵太侔在学校成立四周年时，很有感触地说，“总算建设了相当的基础，可以供作学术研究”。^[20]教师任之恭、王淦昌，教务长杜光埙等在回忆文章中都对学校节俭办学、集腋成裘搞建设的做法极为称赞，认为这是学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4](P2)

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学生或在图书馆或在实验室，理工学院学生于实验课程时间之外，也都在实验室或工场读书和实验，甚至周末、假日也在实验室，^[13](P278)优异成果的取得也就水到渠成。化学系重视实验训练，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有的做颜料、造纸，有的专攻药品，有的专烧瓷器、造化肥、造碱，各组边研究边实验，各有所长，不等毕业各地工厂就发来了聘书。^[21](P35)物理、生物、化学系学生参加全国性竞赛常常全获大奖，且成绩在国内大学名列前茅。在连续两届中山文化教育馆征文比赛中，学校选送的四名参加生物赛的学生全部获奖，三名参加物理赛的学生和两名参加征文评选的助教全部获奖。工科学生也在全国性比赛中取得了不俗成绩。毕业留校的助教也都在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化学系勾福长的论文获严持约化学工业征文奖金第一名，郭质良的论文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特种奖。这些优异的成绩显示出学校作为国立大学后起之秀的勃勃生机。

两任校长，撙节开支，建设学校，除得到全校师生支持和赞赏外，也得到教育部的嘉奖和认可：“该校近年设施，尚能秩序稳进，殊为可嘉。……化学方面注重中国药材分析，生物方面注重海滨生物之研究，至为切当。”^[22]教育部计划利用中英庚款在国立大学中选择设备较完善的给予支持，国立青岛大学申请化学系工业研究所设备费三万、每年设备扩充费五千元、物理系设备费三万元，均得到批准。^[23]由此可见，撙节开支搞建设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学校筑牢根基之意也正在此。

四、“三不得”要求涵养严谨学风

杨振声对民国时期的大学行政和学业管理所存在的问题深有了解，颇感忧愤。他将当时的大学分为浪漫的和庄严的两种。^②浪漫的大学，其课程安排没有标准与秩序，对学生管理松散无度。“今天高兴就上，不高兴就算了。……小之学生不在教室，不在图书馆，不在实验室，不在体育场，却也不在宿舍，哪里去了呢？在跳舞场、影戏园，或者到公园树底下谈恋爱去了！在学校的时候，倒也蛮洽意，连校长教授职员们也都蛮自由，可是，毕业以后怎么样？学无专长，习惯又养成浪漫的与懒惰的，没有可以在近代社会生存的能力。”而庄严的大学，“课程要有次第的组织，不能凌乱；学则要严格的执行，不得通融，学校一些行政要严格皆严守规程，不能任便。学校的整个计划，也按着实际需要与经济情形依次的向前发展，学生的生活也可以渐渐养成有纪律有规则、诚朴而坚实的向人生前途走去。久之全校的风气也因有纪律而整齐严肃”。^[10]

② 关于“浪漫的与庄严的大学”引文内容皆出自杨振声1931年11月9日总理纪念周校长报告。

对“浪漫”，杨振声深恶痛绝：将来国家的责任，放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国家如何能强大？这样自由浪漫的大学是误人子弟，毁国家的命脉。他希望自己执掌的这所大学终成一所“庄严学府”，在管理上自然也不会任便。

国立青岛大学对学业要求严格，规定每科平均成绩在六十分以上为及格，必修课程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则留级；不及格学程成绩在四十分以上可补考一次，不满四十分者不得补考；一学年内有一科上学期补考不及格，下学期留班试读，期中每次考试成绩均在六十分以上者，可免于重读；凡不请假缺席者按旷课论，迟到三次作一次旷课计，旷课在每科授课次数四分之一者不得参加学期考试并不得补考；每学期所习科目不满六十分之成绩达共选学分的二分之一即令退学。^[24]当时不少学校会在期末考试前预留出一段复习时间，但国立青岛大学则特别规定“考前不停课”，意在让学生重视平时学习，避免考前放假突击复习应考。日常管理方面。教授上课，堂堂都要点名。每学期考试时全校学生都集中在大礼堂进行“大会考”。进考场不允许迟到，到了考试时间，钟声敲过，门便落锁，迟到算作缺考，没有成绩，便影响升级。考同样课程的要隔开座位，每个学生的前后左右是不同的课程；命题也是事前密封，临考前数分钟启封。监考的人也多，一发现作弊，当场宣布扣考，逐出考场，考卷一律画零分。升留级制度方面，有的学生甚至会留级两三次。不但是对普通本科生，对旁听生亦是同等要求。有学生认为如此严格的管理这不像对待大学生的办法，像个大私塾。^[21](P35)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鉴于各地学生风潮不断，要求各校加强管理。学校对《国立青岛大学学则》作了进一步修改，规定“必修课每学期有三门不及格或全学年有1/2不及格，留级一年，四年中两次留级，即令退学”。^[25]这与之前相比更加严格，激起了学生的不满，从而引发了反对修改“学则”风潮。这次风潮最终导致学校被“整理”和更名，杨振声辞职，许多教师离校他往。学校发展遭遇一次严重挫折。

赵太侔接任校长后并未因这次挫折而放弃严格管理，而是继续将他担任教务长时制定的学则贯彻如故。而教务长杜光埙，每到考试时则亲自坐镇考场，使学生不敢有丝毫侥幸。

“严格”，并非校长的个人意志，而是教职员普通认同的治校理学法则。国立青岛大学在筹备之时，杜光埙、赵太侔驻青负责。当时对文、理两科辅导班就作规定，无论月考、期考，有一门主课、两门辅课不及格即开除学籍。有一个学生因三门功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国立青岛大学一次校务会议上，讨论每学年必修科有三门不及格或全学年所修学科有二分之一不及格的学生如何处理时，梁实秋等三位教师就主张开除。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全校大会上也强调“不刻苦耐劳，学问永远没有成就”“没有侥幸的功名，没有侥幸的学问”。^[20]化学系主任汤腾汉，注重实践与理论结合，要求三年级学生暑假必须进工厂实习，结束后要写详细报告，还要写改良意见，嗣后继续研究以作毕业论文，不准翻译或篡辑，必须是自己的研究所得，并且达到能在国内外有名杂志发表的水平，否则一律不准毕业。因论文不及格不能毕业的学生每届都会有几个。

在严格规定下，想要合格，顺利毕业，就只能加倍勤奋。“星期日，寒假，暑假，一样得拼，只要开门，进得去，管是什么时候，图书馆，实验室，画图室，全是有人的，全是在那儿拼的人”“大家只知道跟分数拼命，读死书”“先生们也都是书呆子。”^[26]在王淦昌记忆中，“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 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 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 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 刻苦上进, 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14](P2)当时媒体报道国立山东大学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除研究、写作、有益的私生活外，找不到颓废派、享乐派的学生”“青岛是那么动人的享乐之地，可是山东大学学生们，却都是全力进攻与埋头，蓝大褂人各一件，便是无形校服”。^[27][28]老舍先生将学校的气质凝练为“冬的精神”。^[29]清冷、严肃、静穆，大约就是由这样刻苦的学风而来。有意味的是，在国立山东大学时期未因管理严格而引发一次风潮，相反还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中学生来报考。1935年报考1000余人，录取202人；1936年逾2000人报考，录取196人。^[30]

严格的要求陶育出刻苦上进的学生，自然便有优秀的成绩。在1934年6月毕业的53人中，有两人任督学、教育厅科员，有20人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考入研究院担任助教、工厂技师)，有24人担任中学教员。^[31]1935届毕业时，除部分理科生留校任教或充任技工外，大部分学生亦从事中学教学。^[32]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毕业即失业”是大学生的普遍状态，学校毕业生能得如此良好的出路，实属难能可贵。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的1931级中文系学生柳即吾回忆说，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成绩优异，与当时的教学认真，考试严密是有直接关系的。^[21](P35)

杨振声期待的一所庄严学府，在他和赵太侔持续努力及众多教职员的默默支持下得以实现。

五、“涉海”的理念与实践

一所新大学开办文、理两科，较之当时已有十余年甚至发展时间更长的大学，想要后来居上非常难。杨振声认为，一所大学不能只增加大学的数量，更应增加分量，国立青岛大学如何能在一众大学中有所树立？他提出，除设文、理各系外，还应设立有可持续发展的、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系科，树立之道必须于此求之。^[9]

属于国立青岛大学的独特学科是什么？开学之前承办的中国科学社第十五次年会显然给杨振声以重要启示。在这次年会上，青岛市观象台负责人提出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计划，得到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组织下，立即召开了筹委会。筹委会议决，研究所设在青岛观象台，以水族馆的建设入手开始筹备工作，未来要进行海洋气象学、海洋理化学、海质学及海洋构造学等方面的研究。参加会议的杨振声敏锐地意识到国立青岛大学应结合青岛地理特点发展优势学科，并且可借助观象台的力量。在不久后的开学典礼上，他明确提出学校要发展海洋学科：青岛近临东海，海边生物种类丰富，于此设立海边生物学最相宜，其他如气象学、天文学、海洋学，在其他大学尚未设立，(国立)青岛大学可渐次设立。

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贡献，杨振声认为这才是大学的树立之道。他聘请法国里昂大学生物学博士曾省担任生物学系教授；并向中国文化基金委员会申请开办费，由基金会设海边生物学讲座一人，研究专家一人；^[9]与正在筹办的青岛市水族馆开展合作，以海边生物为研究中心，“涉海”兴校。

当时厦门大学在海洋生物学方面已有数年发展，且已取得一定成绩。杨振声认为，青岛海边生物种类繁盛，且气候优越，研究上较厦门更为便利。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即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岛大学求之，如此则国立青岛大学将为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9]

曾省到校后，迅速带领师生开展海边生物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并成立生物学会，经常作有关海边生物的采集和撰写研究报告。学校还给予生物学系两万元的经费支持。^[33]师生采集活动隔周进行一次，不但在青岛沿海，还在省内外其他沿海地区进行采集，得到许多新品种，也写出不少研究论文。为进一步发展海洋学科，杨振声还聘请正在青岛开展海洋生物调查与研究的北京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玺到校讲授海洋学课程。

历史地看，杨振声的“涉海”理念，曾省的海边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实践，是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的发端，也是学校海洋科学学科的源头，深刻地影响了学校的发展轨迹。

海洋学科兴校的发展方向，在赵太侔长校后得到承续。他聘请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教授林绍文、讲师曾呈奎来校任教。当曾省提出在沙子口建立海滨研究所时，赵太侔“极为荷赞，并允助以开办经常等费”，希望能“成为研究中国海滨生物之中心处所，将来国内各大学各研究机关，均可派人前往研究”。^[18]生物学系又以开办暑期班的形式再次联合其他机构和大学成立海产生物研究所。暑期班举办的成效极好，以至翌年曾省在中国太平洋科学学会海洋组会议上提出的“请教育部通令各学校生物系每年暑假派学生考察海产生物”一案顺利通过。在杨振声、赵太侔的接力下，到抗战前，学校生物学系在海洋生物采集和研究上已居国内前列。成立的海产生物研究室，半年内就发表论文20多篇，“国内外著名大学生物系研究室每年发表论文，多者亦不过如此”。^[34]国立山东大学与青岛观象台合作，在物理学系开设天文气象组，专业课程和实习由青岛观象台技术人员教授和指导，是学校海洋气象学科的萌芽。

全面抗战爆发前发展海洋学科的实践证明了学校“涉海”的可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成功登陆，也给当时学界发展海洋学以启示。抗战胜利后复校，赵太侔除了接续发展战前的海洋学科，还扩大了“涉海”范围。他克服重重困难，创立水产学系和水产研究所。计划设立的海洋学系，因受制于教师和经费匮乏，仅成立了海洋研究所，附设于生物学系。对这个海洋研究所，赵太侔再次期待其成为美国Woods Hole海洋生物研究所那样的“一国际间、中国方面之学术研究机关”，吸引国内外海洋研究者。^[35]在农学院、水产学系、物理学系相继开设气象学课程，聘请曾经的天文气象组学生、时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王彬华来校授课，为海洋气象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此时，杨振声在国立青岛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先设海边生物学，次第开设海洋学、气象学的构想，赵太侔接力发扬，终使理想变为现实。

六、“杨赵体系”的影响与启示

杨振声、赵太侔治校理学理念的一致性与实践上的承继性，可为后世借鉴的范本之一。

首先，两任校长贯彻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理念，行政的权力受到约束，教授的地位得以巩固，在内忧外患不绝、艰难困苦丛生的时代，大家同舟共济，教育报国，教育兴国，使学校的向心力提升。例如，化学系主任汤腾汉在校任教八年，理学院院长黄际遇在校五年，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在校四年，还有多位教师连续在校多年，他们的坚守不弃对所在院系来说犹如定海神针。此外，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也使他们自觉主动引荐更多优秀师资来校，如黄际遇延揽自己的学生宋智斋、李先正来校，王普引荐同学郭贻诚来校；即使有教员中途离开，对学校的发展也颇为上心，如任之恭任教一年后去往清华，就推荐了刚毕业的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淦昌来校任教。杜光埙、王淦昌等在其回忆文章中，对学校的管理和校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应是由衷之言。

其次，学校重视图书馆、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研究与学习环境，为国家和民族持续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像生物学博士童第周到校后，继续留学时的研究方向，发现了青岛文昌鱼，初步摸清了滨海生物的产卵习性，^[36]为以后成为中国胚胎生物学领域的创立人打下了基础。年轻教师们在学校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不断成长，后来大都成为领域里的杰出人才。良好设施也激发出学生们更高的学习和研究兴趣，“除上课外常聚集实验室中，探讨研求，每至夜深不辍，闲时则集队采集，作实习观察。学术兴趣甚高，研究精神亦佳”。^[35]理工学院的学生，“因为在校时养成了利用实验室的习惯，所以毕业后，对于科学实验之贡献甚多”。^[13](P278)前文述及国立山东大学师生参与全国各项大赛均获大奖，正是得益于完善的基础建设。学于兹、长于兹、成于兹的美好经历，涵养孕育了师生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国立山东大学复校时，赵太侔校长延聘教师能够顺利“召回旧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两任校长接续治校理学，时间虽不长，但他们理念和实践的一致性，为事业发展创造了难能可贵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学校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山东高等教育的整体局面，为山东地方和国家输送了大批理论型和应用型人才，特别是为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领军人才。他们发展海洋学科的实践和探索，为百年中国海大开辟出独具特色的学科发展之路和成就世界一流大学之道，也在中国海洋科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