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2017年全球估计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患者达3 690万^[1]；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2]。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其中异性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3]；同时，历年报告病例中经异性传播的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30.6 %上升到2018年8月的69.1 %^{[4 – 5]}。而异性传播中，据估计约1/4为配偶间性传播^[4]。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随访工作指南》（2016年版）^[6]指出，动员感染者的配偶尽快进行检测，知晓自身的感染状况，配偶阳性者可尽早进行治疗，配偶阴性者可采取进一步防护措施，避免配偶间传播。因此，配偶检测对于及时发现潜在感染者与减少单阳家庭配偶间传播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分析福建省2015 — 2018年新报告2 937例已婚有配偶的HIV/ AIDS患者配偶检测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探索随访管理中促进与完善配偶检测相关工作的策略与措施提供依据，结果报告如下。

图 1

图 1 研究对象筛选流程

在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下载2015 — 2018年年末的福建省病例报告HIV/ AIDS的历史卡片，其中HIV/AIDS病例符合相关诊断标准^[7]。对象纳入标准：（1）2015 — 2018年每年1月1日 — 11月30日新报告HIV/AIDS病例；（2）现住址为福建省；（3）到当年年末现存活且可随访到；（4）婚姻状况为已婚有配偶。排除标准：（1）来源于监管场所的病例；（2）夫妻双方均阳性，后检测的一方（由于阳性病例均会记录在历史卡片中）；（3）来源于阳性者配偶或性伴检测；（4）当年首次随访发现已分居的。具体筛选流程见图1。本次应调查2 937人，实际调查2 937人，应答率为100 %。

本次研究采用统一面访问卷^[6]调查方式搜集资料。调查安排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咨询室，调查员为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技术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被调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内容包括感染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户籍等人口学信息，疾病状态、感染途径、样本来源、CD4检测情况、治疗状况等情况，同时调查感染者配偶在报告当年是否进行HIV检测及其检测结果。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调查对象的一般特征采用描述性分析。不同年份间配偶检测率与配偶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对配偶检测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OR值及95 % CI。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时，变量采用Enter法（α_入 = 0.05，α_出 = 0.10）筛选变量。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α = 0.05。

共调查2 937例，在报告当年完成配偶检测2 641例（89.9 %），未完成检测296例（10.1 %）；完成检测的病例中，配偶检测结果阴性2 025人（68.9 %）、阳性541例（18.4 %）、检测结果不确定75例（2.6 %）。2015 — 2018年，在报告当年完成配偶检测率分别为94.2 %（583/619）、89.4 %（666/745）、87.1 %（676/776）、89.8 %（716/797），不同年份间配偶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9.396，P < 0.001）；配偶检测阳性率分别为21.4 %（125/583）、20.6 %（137/666）、18.8 %（127/676）、21.2 %（152/716），不同年份间配偶检测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² = 1.770，P = 0.621）。调查病例中，男性2 349例，女性588例，男女比例为4.0:1；年龄 < 30岁257例（8.8 %），30～59岁2 128例（72.5 %），≥ 60岁552例（18.8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 292例（78.0 %），高中及以上645例（22.0 %）；少数民族仅136例（4.6 %）。病程为HIV 1 951例（66.4 %），AIDS 986例（33.6 %）；感染途径主要为异性传播（2 363例，占80.5 %），其次为同性传播（478例，占16.3 %）和注射吸毒（12例，占0.4 %）；样本来源主要为医疗机构（2 074例，占70.6 %），其次为重点人群（708例，占24.1 %）和其他人群155例（5.3 %）；1879例（64.0 %）病例于报告当年参加抗病毒治疗，2 704例（92.1 %）病例于报告当年进行CD4检测。

表 1

表 1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总例数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例数 检测率（%）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OR值 95 % CI P值 OR值 95 % CI P值 性别 　男性 2 349 2 117 90.1 1.000 1.000 　女性 588 524 89.1 1.115 0.832～1.494 0.468 0.963 0.679～1.368 0.835 年龄（岁） 　< 30 257 231 89.9 1.000 1.000 　30～59 2 128 1 908 89.7 1.024 0.667～1.573 0.912 1.396 0.850～2.292 0.188 　≥ 60 552 502 90.9 0.885 0.537～1.457 0.631 1.291 0.715～2.330 0.397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 292 2 060 89.9 1.000 1.000 　高中及以上 645 581 90.1 0.978 0.731～1.309 0.882 1.136 0.811～1.591 0.457 少数民族 　否 2 801 2 529 90.3 1.000 1.000 　是 136 112 82.4 1.992 1.260～3.151 0.003 1.173 0.664～2.072 0.583 户籍 　省内 2 261 2 075 91.8 1.000 1.000 　省外 676 566 83.7 2.168 1.683～2.793 < 0.001 1.435 1.050～1.960 0.023 病程 　HIV 1 951 1 708 87.5 1.000 1.000 　AIDS 986 933 94.6 0.399 0.294～0.543 < 0.001 0.836 0.594～1.179 0.307 感染途径 　其他或不详 84 69 79.2 1.000 1.000 　注射毒品 12 10 83.3 0.920 0.183～4.638 0.920 0.520 0.077～3.524 0.503 　同性传播 478 432 90.4 0.490 0.259～0.925 0.028 0.832 0.392～1.763 0.630 　异性传播 2 363 2 130 90.1 0.503 0.283～0.894 0.019 0.665 0.341～1.296 0.231 样本来源 　其他 155 145 93.5 1.000 1.000 　重点人群 708 640 90.4 1.541 0.774～3.065 0.218 1.425 0.680～2.986 0.348 　医疗机构 2 074 1 856 89.5 1.703 0.884～3.282 0.112 1.605 0.785～3.282 0.195 CD4检测 　否 233 111 47.6 1.000 1.000 　是 2 704 2 530 93.6 0.063 0.046～0.084 < 0.001 0.102 0.072～0.144 < 0.001 当年治疗 　否 1 058 859 81.2 1.000 1.000 　是 1 879 1 782 94.8 0.235 0.182～0.304 < 0.001 0.488 0.361～0.662 < 0.001

表 1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本调查2 937例研究对象，报告当年配偶检测与否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民族、户籍、病程、感染途径、CD4检测状况、治疗情况与是否在报告当年进行配偶检测有关联；将是否在报告当年进行配偶检测作为因变量，其余因素作为自变量，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户籍为省外、未进行CD4检测、未在当年进行治疗者在报告当年进行配偶检测的比例低于户籍为省内、进行CD4检测、在当年进行治疗者。

表 2

表 2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的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总例数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例数 阳性率（%）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OR值 95 % CI P值 OR值 95 % CI P值 性别 　男性 2 060 318 15.4 1.000 1.000 　女性 506 223 44.1 4.317 3.491～5.338 < 0.001 3.903 3.095～4.922 < 0.001 年龄（岁） 　< 30 223 39 17.5 1.000 1.000 　30～59 1 852 359 19.4 1.134 0.788～1.633 0.497 1.489 0.994～2.232 0.054 　≥ 60 491 143 29.1 1.939 1.304～2.882 0.001 2.349 1.493～3.693 < 0.001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996 493 24.7 1.000 1.000 　高中及以上 570 48 8.4 0.280 0.205～0.383 < 0.001 0.418 0.300～0.582 < 0.001 少数民族 　否 2 459 520 21.1 1.000 1.000 　是 107 21 19.6 0.911 0.560～1.482 0.706 0.654 0.379～1.128 0.127 户籍 　省内 2 031 434 21.4 1.000 1.000 　省外 535 107 20.0 0.920 0.726～1.166 0.490 1.120 0.853～1.472 0.414 病程 　HIV 1 652 302 18.3 1.000 1.000 　AIDS 914 239 26.0 1.583 1.305～1.920 < 0.001 1.750 1.415～2.164 < 0.001 感染途径 　其他或不详 66 9 13.6 1.000 1.000 　注射毒品 10 1 10.0 0.704 0.079～6.240 0.752 0.557 0.056～5.500 0.616 　同性传播 423 14 3.3 0.217 0.090～0.524 0.001 0.348 0.139～0.868 0.024 　异性传播 2 067 517 25.0 2.112 1.039～4.297 0.039 1.936 0.930～4.029 0.078 样本来源 　其他 145 18 12.4 1.000 1.000 　重点人群 624 122 19.6 1.715 1.007～2.918 0.047 1.945 1.093～3.462 0.024 　医疗机构 1 797 401 22.3 2.027 1.222～3.361 0.006 1.340 0.778～2.309 0.291

表 2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的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在报告当年完成配偶检测2 641例中，明确配偶检测结果的病例共2 566例，其中阴性2 025例（78.9 %）、阳性541例（21.1 %）。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病程、感染途径、样本来源与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与否有关联；将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与否作为因变量，其余因素作为自变量，经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女性、年龄 ≥ 60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病程为AIDS者、感染途径其他或不详、样本来源为重点人群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年龄 < 30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病程为HIV者、感染途径为同性传播、样本来源为其他。

目前免费配偶HIV抗体检测作为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随访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随着近年来艾滋病防治工作考评方案与督导工作的完善，全国各类流行省份配偶检测率均有所提高^{[8 – 9]}。2015 — 2018年我省配偶检测率均高于85 %，达到当年考评工作的要求（不低于85 %）；4年合计配偶检测率为89.9 %。但本省仍有10.1 %的已婚感染者未动员配偶进行检测，这一方面可能影响潜在感染者的及时发现与治疗，另一方面会增加单阳家庭配偶间传播的风险。研究发现，配偶检测与配偶知晓感染者的感染状态有关，即配偶告知与否制约了配偶检测工作的落实^[10]。目前云南（2007年）、浙江（2007年）、河南（2008年）、甘肃（2010年）、广西（2011年）等省份先后出台了明确的感染者配偶告知政策。政策核心是：要求感染者或病人在得知自身感染情况后的一定时间内对配偶进行告知，否则将由医务人员进行告知^[11]。而其他省份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出于对感染者隐私的保护，以及因他人告知造成家庭关系不和谐等原因考虑，医务人员在告知工作中面临较多障碍^[12]。目前我省同样面临此困境。因此，在缺乏配偶告知政策支持的环境下，基层医务人员应提高动员感染者主动进行配偶告知的工作技巧，从而提高配偶HIV抗体检测的比例；此外，相关部门应结合各地实情，尽早制定与出台进一步促进感染者配偶告知与检测的政策与措施。

本研究发现，户籍为外省的感染者在报告当年进行配偶检测的比例较低。相关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由于社会支持网络少、流动性大，以及流入地政府因资源限制和政策等原因，在制定免费治疗和关怀救助政策时只能优先考虑当地户籍人口，这对流动人口中的感染者随访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影响^[13]。目前，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随访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免费CD4检测、免费配偶HIV抗体检测、抗病毒治疗转介、宣传干预等服务^[8]。因此，应将新报告病例配偶检测动员工作，与推动CD4检测和抗病毒治疗转介工作相结合，从而完善病例的随访管理工作。

本研究发现2015 — 2018年福建省配偶检测阳性率为20.5 %，高于2015年江苏扬州的配偶HIV阳性率^[10]，低于2011 — 2014年云南、广西、四川、河南和新疆5省份的配偶阳性率^[14]。虽然近年来全国病例报告数据显示，异性传播表现形式中由HIV阳性配偶或固定性伴造成的传播在减少，但女性由阳性配偶或固定性伴造成的二代传播比例仍较高^[15]。而配偶双方同时感染HIV将增加社会和家庭疾病负担，也增加母婴传播的危险性^{[16 – 17]}。本研究中的配偶传播在被检测发现前已发生，因此应促进已婚有配偶病例的早检测、早发现，在未感染配偶前，采取抗病毒治疗、全程100 %安全套使用等手段有效控制HIV配偶间传播^{[18 – 19]}。

国外研究发现艾滋病感染状态不一致的夫妻中，HIV/AIDS通过性途径男传女的概率高于女传男的概率^[20]。本研究中女性在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比例高于男性；由于本研究以检测时间为基础，而非感染时间，因此女性病例不一定为先证者，女性病例很可能是出现临床症状或其他就医行为后先于其配偶参与HIV抗体检测，从而被先发现。年龄 ≥ 60岁病例配偶检测阳性率高于年龄 < 30岁病例，可能与老年人无生育能力，没有避孕需求而未使用安全套，以及老年人免疫功能较弱有关 ^[21]。文化程度较低者由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低，高危行为中缺乏保护措施，同时高危行为后艾滋病检测意识也较低^[22]，从而造成配偶检测阳性率较高。病程为AIDS者配偶检测阳性率高，一方面可能由于HIV感染的自然史中，CD4细胞计数较低的感染者生殖道分泌物中的HIV RNA水平较高，因此传染性较强^[23]；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从感染到被检测发现时间较长，与配偶发生性行为次数较多，HIV/AIDS性传播风险累积概率较高^[24]。对于重点人群，目前较多关注其预防艾滋病感染的宣教与预防技术的开发^[25]，还应关注其婚内传播的预防。感染途径为同性传播的病例在报告当年配偶检测阳性比例较低，与相关研究结果类似^{[14, 26]}，这主要与男男性行为者和配偶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往往低于一般人群有关^[27]，但同时不能忽视其以生子为目的的结婚以及婚内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方面遇到困难所导致的婚内传播。

由于无法准确判定双阳夫妻对中的先证者，本研究以先报告病例配偶检测与否和阳性与否为观察结局，因此对于疫情库中存在夫妻双方均阳性病例，以艾滋病报告日期较早的一方为研究对象，而对于夫妻双方报告日期为同一天的病例，则以自述接触史为非固定性伴阳性的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会存在小部分错分。其次，本研究观察先报告病例的配偶检测与否和阳性与否的影响因素，对于配偶一方的因素尚无分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关注。

综上，应进一步加强户籍为省外的流动人员的随访管理工作，积极动员配偶检测，完善随访管理工作；同时通过病例的早检测与早发现，及时有效地减少配偶间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