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澳传染病联合研究中心;
3. 中国人民大学;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5. 中国玉润公益基金会
长期以来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SRHR)被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健康问题,很少认识到它们对人们整体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1]。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尤其容易被忽视[2]。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婚前性行为、未婚少女意外妊娠和性传播疾病、艾滋病蔓延是青少年性健康的几大重要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人口,2017年15~24岁人口占总人口11.6 %,已经超过13 243万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不仅可能会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给其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伤害,甚至可能导致贫穷,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医药经济负担。本研究于2017年6 — 8月对中国11个省市1 355名青少年进行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与行为现状调查,希望通过调查,评价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可得性和质量,为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计划提供数据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于2017年6 — 8月,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从中国德兰光明慈善基金会协作教育网络中的东中西部(此处指通用的经济地带,非地理概念)11省市 —— 黑龙江、河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海南省和北京、天津市抽取22所高中和21所大学年龄在14~25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下文中的“青少年”指满足以上调查对象条件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统称)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每个省至少包括1所学校,调查组与学校管理部门取得联系,充分告知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经过对方同意,随机抽取每个年级的1个班/系,之后进入班级获得受访对象的知情同意后完成问卷调查工作。问卷回收共计1 840份(1 002份高中生问卷,838份大学生问卷),不完整的问卷和不一致的问卷被排除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外,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355份,有效问卷率为73.64 %。
1.2 方法本研究获得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注册号:009),向所有参与者均提供了书面同意书。问卷调查工作由班主任/辅导员负责组织学生参与调查,每位调查员负责采用面对面的方式完成调查访谈,除非有学生选择退出,否则这个班的所有学生均被邀请参加调查。如果参与者感到不舒服,他们可以随时退出调查。受访对象可使用纸质问卷匿名填答,亦可现场采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电子问卷填答,问卷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参照相关文献报告[3 – 6]自行调整编制调查问卷。问卷由4部分组成:(1)人口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年级、居住情况、生活费来源等;(2)艾滋病知识,主要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与艾滋病的关系、HIV病毒的传播感染方式(母婴、血液、咳嗽、蚊虫叮咬、与HIV病毒携带者接吻拥抱、共饮一杯水、共用针具、无保护措施的性交/口交等)、HIV病毒潜伏时间以及预防方式等知识;(3)孕产和性传播疾病知识,主要包括避孕途径及其获取方式、影响生育能力的因素以及常见性传播疾病知识;(4)性行为和态度,包括性取向、首次手淫年龄、是否看过色情制品及获取途径、时间,是否有过性行为、在过去1年内是否有过“约炮”行为(属于随意的或非承诺的非伴侣性行为,此行为带有强烈的性行为和或性交意图)、在过去1年内是否有过酒精后性行为和吸毒后性行为、在校是否学习过相关课程、是否支持同性恋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知识及格率判定,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包括艾滋病知识、孕产和性传播疾病知识,将23道知识问答题目以百分制得分,计算调查对象的知识得分,60分以上为及格,反之为不及格。
1.3 统计分析运用数据处理软件Epi Data 3.1录入并建立数据库,采用Stata 14.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性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主要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基本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14~25岁青少年共1 355人,平均年龄(18.27 ± 1.85)岁,其中高中生平均年龄(16.99 ± 1.01)岁,大学生平均年龄(19.94 ± 1.30)岁。其他特征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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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 |
2.2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态度 2.2.1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及格率影响因素分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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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及格率单因素分析(n = 1 355) |
调查显示,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水平普遍偏低,总知识平均得分58.56分,及格率仅为53.28 %(722/1 355)。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宗教、居住方式、性取向和在校学习相关课程是知识及格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知识及格率也显著增高。无宗教信仰、性取向为双性恋和同性恋的学生及格率显著高于有宗教信仰和异性恋个体。居住方式方面,在高中与父母同住的学生及格率显著高于住校和其他居住形式的学生,在大学三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学校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知识及格率呈显著正相关。高中女性知识及格率显著高于男性,但大学男性知识及格率显著高于女性。
2.2.2 青少年艾滋病知识与态度影响因素分析(表3)![]() |
表 3 青少年对同性恋态度单因素分析(n = 1 355) |
在艾滋病知识方面,青少年对艾滋病与HIV病毒的关系、艾滋病传播途径、防止感染HIV病毒知识很不乐观。50.41 %(683/1 355)的青少年分不清HIV病毒与艾滋病的关系。只有18.60 %(252/1 355)的人能够正确回答与HIV病毒携带者共饮一杯水、拥抱或者蚊虫叮咬、打喷嚏等行为不会感染HIV病毒。22.80 %(309/1 355)的学生不知道或不认为HIV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14.39 %(195/1 355)的学生认为只发生1次性行为不可能感染HIV病毒,28.56 %(387/1 355)的学生对此表示不知道。12.84 %(174/1 355)的学生认为性行为之后清洗私处,可以避免感染HIV病毒,28.27 %(383/1 355)的学生对此表示不知道。只有54.61 %(740/1 355)的学生知道使用安全套可以防止人们感染HIV病毒。在对艾滋病态度上,64.94 %(880/1 355)的青少年害怕艾滋病,27.08 %(367/1 355)的青少年认为艾滋病患者或者感染HIV病毒的人应该被隔离。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民族、学校和家庭性相关教育、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是影响艾滋病态度的主要因素。女性、少数民族学生比男性、汉族学生更加害怕艾滋病。在校学习过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或在家与父母聊过性知识的个体更加害怕艾滋病;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越高的个体越害怕艾滋病。
2.2.3 青少年孕产、性传播疾病知识及态度相比艾滋病知识,青少年对孕产、性传播疾病知识方面的了解程度相对高一些。72.28 %(553/765)的高中生和75.76 %(447/590)的大学生知道 ≥ 3种避孕途径,安全套、避孕药以及紧急避孕药是青少年知晓率最高的3种避孕方法。97.71 %(1 324/1 355)的青少年认为服用避孕药对身体有副作用。但是,57.78 %(783/1 355)的青少年只知道1或2种常见性传播疾病(淋病、梅毒、艾滋病等)。20.39 %(156/765)的高中生和38.31 %(226/590)的大学生表示有男/女朋友。仅有25.98 %(352/1 355)的青少年认为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20.22 %(274/1 355)的青少年因为害怕怀孕选择回避发生性行为。“信任对方”是青少年选择不使用安全套的最主要原因。86.94 %(1 178/1 355)的青少年认为人工流产对身体有危害,会影响以后的生育。4.38 %(26/593)的男性认为人工流产是小事或者很正常,持此态度的女性仅占1.31 %(10/7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3.186 0,P < 0.05)。64.58 %(875/1 355)的青少年想在25~29岁生孩子,9.52 %(129/1 355)的青少年不想要孩子。如果未婚怀孕,17.79 %(241/1 355)的青少年明确选择流产。母亲、好朋友、父亲则是青少年认为怀孕时选择寻求帮助的主要3位对象。
2.3 青少年性取向与性行为(表4)![]() |
表 4 不同性别与教育程度青少年性取向、恋爱经历与性行为情况(n = 1 355) |
在性取向方面,81.55 %(1 105/1 355)青少年性取向为异性恋,6.86 %(93/1 355)的青少年性取向为同性恋或双性恋,其中14~17岁学生认同为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占6.39 %(37/579),18~25岁的学生中该群体占7.22 %(56/776),11.59 %(157/1 355)的学生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在性行为方面,青少年的性行为比较开放,且趋于低龄化。8.98 %(52/579)的未成年组学生、10.85 %(83/765)的高中生及26.61 %(157/590)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高中生“约炮”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高中生发生酒后性行为的比例亦显著高于大学生。男性有过性行为、看过色情制品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女性,其中47.25 %(344/728)的学生每周平均看1~2次,通过手机电脑网络观看是最主要的方式。在有过性行为的学生中,过去1年内,男性因为喝酒发生性行为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过去1年内,男性“约炮”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生理需要”、“寻找刺激”和“无聊寂寞”是学生“约炮”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4位大学生有过吸食毒品后发生性关系的经历,14位男生和12位女生有过被迫性交活动的经历。
2.4 青少年同性恋态度影响因素分析(表5)![]() |
表 5 青少年对同性恋态度单因素分析(n = 1 355) |
高达34.39 %(466/1 355)的学生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群体无区别,仅有10.63 %(144/1 355)的学生认为同性恋不正常。性别、民族、宗教、居住情况、学校和家庭性相关教育、知识得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40.55 %(309/762)的女性支持同性恋,显著高于男性。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学生支持率更高。知识得分越高、在校学习过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和在家与父母聊过性知识的个体均更加支持同性恋。但是,男异性恋者、少数民族学生和有宗教信仰的学生相对保守,持反对态度的比例更高。
2.5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情况调查发现,学校的生殖健康教育普遍显得薄弱不足。34.12 %(261/765)的高中生和38.81 %(229/590)的大学生表示在校期间没有接触过关于艾滋病的科普讲座或课程。66.54 %(509/765)的高中生和75.08 %(443/590)的大学生没有学习过避孕及人工流产的相关知识。41.83 %(320/765)的高中生和37.12 %(219/590)的大学生表示学校没有开设生理健康课程。而家庭性教育更是微乎其微,75.29 %(576/765)的高中生和76.78 %(453/590)的大学生表示其家长从未与他们聊过关于性以及性病的知识。
3 讨 论全生命周期为我国公共卫生行动提供了重要视角。在生命早期建立健康行为时,儿童和青少年更有可能采取健康行为并避免成年期的不健康行为。本次调查与其他调查结果类似[6],目前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情况不容乐观。首先,青少年对艾滋病、孕产及性传播疾病的认知不够清晰,知识掌握水平普遍偏低。学校性与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的可得性不足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研究显示,学校干预活动可以显著提高知识得分和及格率[7 – 8],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学校接受过艾滋病、生理健康和孕产等相关课程知识的个体可以更好地掌握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提高对性传播疾病和危险的认知,这表明,教育机构是传播性与生殖健康信息的有效渠道。但仍有超过1/3的青少年表示在校没有接受过关于艾滋病、孕产、性病或生理健康等课程。可见,学校提供的性与生殖健康课程仍颇显缺乏。学校是负责青少年发展的主要机构,如果学校能够针对健康结果在性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以及性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开展全面的、有质量的健康教育计划,加大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力度和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终身健康的行为模式。另外,居住方式也是知识得分的影响因素。国内有研究显示,住校的中学生知识及格率更高[7],但本次调查数据显示,高中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学生知识及格率显著高于在校居住学生和其他居住方式学生,在大学三者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导致高中群体居住方式与知识及格率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与在学校接受艾滋病、孕产和生理等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相关,同时,还与家庭性教育相关。在与父母同住的高中生里,与父母聊过性知识的比例达30.43 %(119/391),而住校学生与父母聊过性知识的仅占17.01 %(49/288),其他居住情况的学生这一比例为24.42 %(21/89)三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6.062 6,P < 0.001,家庭性教育与知识及格率呈显著正相关( χ2 = 4.829 4,P < 0.05)。或许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对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有切身了解的需求,家庭性教育对学生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认知是有积极作用的。
其次,调查显示,青少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较开放,性行为趋向低龄化,其中,有性行为经历者占调查总人数的17.71 %,高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9 – 10],超过三成以上的个体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人群无区别,支持同性恋;近9 %的未成年组学生有性经历,高中生的约炮、酒后性行为等不安全性行为均高于大学生。男性有性行为、约炮、看色情制品的比例均高于女性,男性的性风险显著高于女性。少数青少年有被迫性行为、吸食毒品后性行为等不安全性行为问题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值得重视。这些行为会增加意外妊娠、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影响青少年日后健康和预期寿命。据WHO评估表明,中国青少年生育率自2000年以来一直上升,在2015年达到6.2‰(15~19岁女孩),因性和生殖卫生问题导致的残疾和过早死亡数量巨大且在不断增多[11]。与其他研究发现类似,网络、影视作品、杂志、朋友是青少年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12 – 14]。活跃自由的网络媒体成为健康信息服务新的参与者,使得性与生殖话题变得相对透明化,给学生更多了解性与生殖问题的机会,但这些途径提供的信息零碎混杂,甚至常常出现低俗色情、暴力犯罪的内容。有研究指出,中国三成青少年遭遇过网络色情信息骚扰,浏览器、广告或者游戏中不时跳出的色情信息难以控制[15]。调查显示,高达53.73 %的青少年均看过色情作品,网络观看是最主要形式。可见,加强网络媒体监管机制,完善相应执行标准,建立一个权威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网站,专门科普正规、准确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提高知识与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十分必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学生有过性行为经历的比例达52.63 %(10/19),双性恋学生有过性行为比例达20.27 %(15/74)。近年来性传播已经成了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学生中出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逐年上升[16],2017年有3 077例14~25岁青少年感染艾滋病,其中同性性传播的感染占81.8 %[17]。卫生政策制定者与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学生的性取向,更好地理解不同性别认同人群的需求,尽早开展艾滋病毒检测和筛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进而降低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本研究存在局限,为多省份的横断面调查,但部分样本有效率不高,东部地区样本偏大,中西部偏小,虽然区域变量在几个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代表性不强。为此,本文未做区域比较分析,今后的研究中,为客观分析中东西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差异问题,多省份、代表性强的大样本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志谢 感谢中国德兰光明慈善基金会陈艳、熊鹰、李占西、冯莉、何达、万素敏等志愿者的调查工作支持
[1] | Starrs AM, Ezeh AC, Barker G, et al. Accelerate progress-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for all: report of the Guttmacher–Lancet Commission[J]. Lancet, 2018, 391(10140): 2642–2692. DOI:10.1016/S0140-6736(18)30293-9 |
[2] | 黄盈盈. 性/别框架下的" 性与生殖健康”[J]. 探索与争鸣, 2014(9): 32–34. DOI:10.3969/j.issn.1004-2229.2014.09.012 |
[3] | Carey MP, Schroder K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brief HIV knowledge questionnaire[J].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2002, 14(2): 172–182. DOI:10.1521/aeap.14.2.172.23902 |
[4] | Mitchell A, Patrick K, Heywood W, et al. 5th National Survey of Australian Secondary Students and Sexual Health 2013(ARCSHS Monograph Series No.97)[EB/OL].(2014 – 04). http://www.Latrobe.edu.au/arcshs. |
[5] | Kraus S, Rosenberg H. The pornography craving questionnair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J].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014, 43(3): 451–462. DOI:10.1007/s10508-013-0229-3 |
[6] | 郑晓瑛, 陈功, 等.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J]. 人口与发展, 2015, 16(3): 2–16. DOI:10.3969/j.issn.1674-1668.2015.03.001 |
[7] | 赵瑞, 武俊青, 周颖, 等. 上海市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干预效果评价[J]. 中国公共卫生, 2019, 35(6): 758–761. DOI:10.11847/zgggws1118375 |
[8] | 王萍, 潘新娟, 吕姝焱, 等. 洛阳市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干预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12): 1976–1797. |
[9] | 罗健斌, 杨燕君. 广州高年级大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与性行为趋势[J]. 中国公共卫生, 2019, 35(11): 1062–1064. |
[10] | 蔡永年, 肖民扬, 宋丽军, 等. 云南省2015年青年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相关性行为分析[J]. 中国艾滋病性病, 2017, 23(11): 1062–1064. |
[1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7: 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Annual[R]. Geneva, Switzerland: WHO Document Production Services, 2017. |
[12] | Ghebreyesus TA, Kanem N. Defining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for all[J]. Lancet, 2018, 391(10140): 2583–2585. DOI:10.1016/S0140-6736(18)30901-2 |
[13] | 朱丹玲, 马健, 廖慧霞, 等. 深圳市福田区中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来源及需求分析[J]. 中国妇幼卫生杂志, 2017, 8(1): 35–38. |
[14] | 姜宁. 1002名中学生性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 中国校医, 2012, 26(5): 50–52. |
[15] | 李培林, 陈光金, 张翼, 等. 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与网络安全调查篇, 引自《社会蓝皮书: 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R]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16] | 吴尊友. 我国学校艾滋病防控形势及策略[J]. 中国学校卫生, 2015, 36(11): 1604–1605. |
[17] | 艾防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11月23日例行新闻发布会[EB/OL]. (2018 – 11 – 23). http://ncaids.chinacdc.cn/zxzx/mtsd3/201811/t20181123_1974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