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儿童青少年的生活、学习方式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这导致他们常处于“静坐少动”如在荧屏前时间过长及体力活动不足等。屏前静态行为(screen-based sedentary behavior)是现代“静坐少动”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基于屏幕装置(电视机、电脑及智能手机等)能量代谢当量 ≤ 1.5的醒着的行为[1 – 2]。据研究,美国儿童青少年过长屏前静态行为(≥ 2小时/天)的发生率已高于80 %[3]。在我国,儿童青少年过长屏前静态行为的发生率也已超过50 %,并随着智能手机等广泛流行而呈进一步上升态势[4 – 5]。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及中国的相关专业机构(如儿童医学学会)都发布了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指南或限制倡议。相关研究显示,过多的屏前静态行为不仅与肥胖、较低体适能、抑郁及心血管危险因素或死亡率密切相关,而且这种关系还独立于体育运动锻炼水平[6 – 9]。同时,儿童青少年期间形成的屏前静态行为习惯较之体育锻炼行为延续到成年的几率更高[10]。目前,屏前静态行为是国际上体力活动及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其干预研究也已有部分报道。然而,在国内有关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干预研究缺乏健康行为理论支撑,或仅以学校健康教育、资料发放为主,家庭/父母实际参与不足,干预效果较差[4]。因此,本文试图基于“Web of Science”“PubMed”及“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检索的相关重要文献,从干预的场所和干预的策略与方法两个角度,对现有国际上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进行述评,并探讨目前该领域干预研究的不足之处,为国内进一步深入研究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策略与方法提供参考。
1 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虽然,新近系统综述研究认为针对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总体有效[11 – 12],但是不同场所的干预措施与效果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而且相关高质量的研究证据依然不足[13]。因此,本文拟从学校、家庭和社区3个方面进行述评。
1.1 家庭由于儿童青少年花费在屏前静态行为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居家时间特别是周末,所以以往很多研究基于家庭开展干预。从屏前静态行为不同类型来看,电视观看长期以来占据了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大部分时间,也常作为干预的主要行为对象。在限制电视观看的家庭干预措施中,电视机闭锁装置是早先研究较多的,但其干预结果却存在不一致。一项研究显示电视机时间管理装置可显著减少观看电视的时间,但另两项研究却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 – 16]。Marsh等[17]通过系统梳理文献认为,家庭中父母的参与程度与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的成败有较大关联,其可能对干预成功与否起决定性作用。Gao等[18]提出可以通过在家庭中引入新兴技术如运动锻炼电子游戏等方式提升体力活动水平对抗肥胖、屏前静态行为等。有2项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运动锻炼电子游戏能降低传统坐着的电子游戏时间或屏前静态行为时间[19 – 20]。Maddison等[21]研究显示,虽然运动锻炼电子游戏能改善身体成分,但并不能有效降低屏前静态行为时间。但是总体上来看,虽然不同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而且效应量较小,但基于家庭的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且在减少零食摄入和降低体重指数等也有积极意义。然而,这部分干预研究主要以减少电视观看时间为靶点,而以其他类型屏前静态行为作为靶点的干预研究较少;而且,这些干预持续时间一般不长(< 6个月)并以城镇人群为主;此外,还可能存在“代偿”效应即电视观看时间虽有所减少但其他屏前静态行为如电脑使用时间可能增加了。
1.2 学校由于绝大部分学龄儿童青少年(一般年龄为6~17岁)处于学习阶段,在校时间长并且教师对他们的行为可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已有学龄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措施的具体实施多数在学校相关场所进行,而且这部分干预对象的样本量也往往较大。学校主要通过专人或教师设置课程内容或讲座等形式对目标学生进行健康教育并辅以家长不同程度的参与如家庭任务、行为反馈、目标达成奖励等,以促成学生对屏前静态行为的危害认知、提升其改变行为的自我效能,从而达到行为的最终转变。以往基于学校场所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达到了减少屏前静态行为的时间但有些减少幅度并没有统计学意义[22 – 24]。同时,研究显示不同的屏前静态行为类型(如看电视和电脑使用)可能对干预措施的敏感性不一样,家长报告与儿童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屏前静态行为时间也存在不一致[25 – 26]。多数研究的目的和结果变量不局限于屏前静态行为,而是把屏前静态行为作为干预的中间变量(如结局变量为肥胖)或次要变量进行研究。这也可能是其干预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此外,一项新近的大样本人群真实环境干预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参加上学前、午休期间、放学后的校内体力活动计划可有效减少他们的屏前静态行为时间[27]。该研究还进一步提示,学校应该在减少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校时间长,可以持久干预,还因为花更多的时间在多种样式的体力活动中他们的屏前静态行为时间也会相应减少[27]。因此,如何加强学校对非在校期间学龄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或体力活动的责任,以及与其家庭、父母充分协作,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干预的效率和实际效果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3 社区一项系统综述认为,基于社区的屏前静态行为干预研究以多重目标(如合并增加体力活动水平、改进饮食习惯和降低体重指数等)、年龄小于13岁人群为主,干预效应(减少量)平均为20~30分钟/天[12]。如果是以单纯减少屏前静态行为为目的的干预研究,干预效应可达60分钟/天(降低)。因此,单纯的屏前静态行为干预效果可能更好,并且存在“剂量 – 效应”关系。同时,这类研究也鲜有单纯的基于社区而不涉及其他场地的干预,多是强调家庭的参与来实施干预。干预的措施包括小班教育(通过早教中心或小型电子媒介如手机)、咨询或家庭工作坊、放学后活动计划、电子监控装置及家庭或同伴的社会支持等。由于部分儿童青少年的屏前静态行为时间过长,而家长无法有效改变并意识到潜在的健康危害(如成瘾或导致肥胖),遂而寻求相关专业诊所的帮助。诊所主要通过健康专业人士提供咨询与培训(包括家长及其子女),并强调家庭成员(主要指父母)的充分参与。
目前,有关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鲜有措施是单纯地基于某一场所,而大部分是多方、多场所的共同参与。但是,学校、家庭和社区三方如何进行有机、联合干预以及各自的干预定位、角色如何,少有研究加以专门、深入探讨。同时,从干预的效果来看,虽然早先研究存在不一致,但近几年的研究已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对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在多种场所下实施干预的有效性,而且对增加总体体力活动水平、改进饮食习惯和降低肥胖程度等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不同的干预策略或方法,可能对于不同的人群、场所以及屏前静态行为类型等的干预效果也有所不同。
2 干预策略与方法有研究认为,屏前静态行为往往在一种无意识/默认的状态下进行,具有很强的惯性。屏前静态行为也具有高度的装置依赖性和吸引力,特别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改变这种屏前静态行为(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群)需要更多外部策略或技术支持才能得以实现。以往研究中的干预策略主要有两种途径:直接和间接,间接干预是指通过增加体育锻炼参与来间接减少屏前静态行为。以往研究认为,直接干预屏前静态行为或把减少屏前静态行为作为单独/唯一干预目标的效果更好。所以,本部分主要探讨屏前静态行为的直接干预策略与方法,在参考影响个体行为的社会生态学模型的基础上,从个体行为转变技术、社会环境与父母支持度以及物理环境与屏幕可及性等3个方面对现有干预研究中采用的策略与方法进行述评。
2.1 个体行为转变技术一项定性研究显示,对于许多儿童青少年来说,屏前静态行为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促进娱乐、社交和逃避现实的良好机会[28]。但是由于过长屏前静态行为存在诸多健康危害,所以需要通过专题教育和提供健康相关信息等方式,让儿童青少年充分认识过多屏前静态行为的危害,以及提供可代替的更为积极的健康行为方式,避免屏前时间过长。同时,健康意识提升、目标设定、自我监控与反馈、行为强化与激励和自我效能也是屏前静态行为转变技术中较常用、有效的个体层面的方法[22]。可以通过父母与其孩子协商制定屏前行为目标、家庭规则和行动计划,开展日常监控(可佩带智能手环),提升自我效能,逐步减少屏前静态行为。虽然,充分强调儿童青少年的全面、积极参与,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可能很有必要;但是,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心智还不尽成熟,自律性、自我约束能力往往较差,仅通过个体层面内在的措施或方法难以奏效。所以,以往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研究中鲜有直接把个体层面的因素作为仅有的调节变量,而更多的是通过外部物理性、社会性因素的改变来达到减少屏前静态行为的目的。
2.2 社会(父母)环境/支持度 2.2.1 基于诊所咨询一项综述研究显示,其纳入的大部分干预研究都显示基于诊所的咨询对降低屏前静态行为(观看电视时间)有积极作用[29]。另一项meta分析也显示,比起自动监控器,健康促进课程或咨询似乎更为有效[30]。这种基于诊所的咨询/健康促进课程除了提供具体的策略与方法外,还包括激励性面谈。以往咨询或健康促进课程主要是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而设计[31]。但是,这部分基于诊所咨询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龄前儿童(< 6岁),而且缺乏长期跟踪,所以该技术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或青少年人群中是否适宜及其长期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2.2 父母参与/支持以往干预研究中,通常包含每周或每月的信息推送或电话随访,不仅提升了父母及其子女对相关行为的认知,同时也促使父母做好角色榜样。同时,父母可能需要定期完成任务(如体力活动日记等),与其子女共同制定行为改变的目标、计划与屏前静态行为“预算”等。这些任务或事项还可以签订多方合同,让父母、儿童青少年更具责任意识。完成任务后,给予适当奖励如食品优惠券、卡片、证书甚至现金。此外,还可以倡导电视/电脑关机运动(TV/Computer Turn off Campaign),即连续不看电视或不用电脑等达数天或数周,也能有效控制屏前静态行为时间[32 – 33]。总的来看,多数研究认为父母的作用或角色扮演非常重要,是干预成败的关键,但其与家庭物理环境的交互作用仍缺乏研究。
2.3 物理(屏幕)环境/可及性 2.3.1 电视机闭锁装置/程序电视机闭锁装置是指在已有电视机上安装观看时间管理程序如TV Allowance,Mind Master,Miami和FL等,设定可观看的目标时间,以达到控制观看电视时间过长的目的。电视机闭锁装置被假定为与家庭或父母规定具有相似的效果,但其对于儿童青少年的控制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为客观存在装置控制,而后者的控制主要来源于父母,具有避免父母与其子女潜在冲突的积极性[11]。虽然有少部分研究显示,使用电视机闭锁程序可能可以降低每天观看电视时间,但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其效果并不一致[30]。并且,研究还显示部分家庭并没有真正使用研究人员提供的闭锁装置,或者在使用后表示不愿继续使用该装置或程序[14, 34]。因此,电视机闭锁装置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提高人们的可接受度以及长期使用的依从性。
2.3.2 条件反馈系统条件反馈系统是指当健康行为如体育锻炼达到一定要求后才能“挣得”电视观看一定时间的权利,一般包括闭环和开环两种模式。一项采用电视观看与固定自行车关联的闭环模式进行干预的研究显示,通过干预每周观看电视的时间下降可达20小时[35]。另一项采用开环模式即电视观看与日常体力活动(计步器或加速度计测量)挂钩的干预方式,通过干预也可降低电视观看时间近2小时/天[36]。因此,条件反馈系统的干预效果较一致。
2.3.3 卧室电视机/电脑、站立式课桌和运动锻炼电子游戏首先,本研究认为运动锻炼电子游戏可成为有效的干预工具,即用动态型屏前行为代替静态型屏前行为,以期减少屏前静态行为总时间。但是,目前这些方面的干预研究还较为缺乏,并且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17]。其次,站立式/可调式课桌也可成为潜在的干预方法。站立式/可调式课桌是指采用站立或站坐可调的课桌来代替传统坐着的课桌,引导儿童青少年多采用站立着的屏前行为模式,使得屏前行为达到轻体力活动能量代谢水平。再次,儿童青少年卧室不放置或移去已放置的电视机和电脑也可成为干预的重要措施。虽然以往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卧室放置电视机是过长屏前静态行为的决定性危险因素,但是少有研究把移除卧室的电视机作为干预手段的重要内容[29]。因此,今后的干预研究可在卧室有电视机或电脑并有过长屏前静态行为的人群中调控这一因素,以探讨移去卧室电视机和/或电脑可能带来好处。总的来看,目前基于家庭物理性环境改善的干预研究还较为缺乏。
3 目前干预研究不足 3.1 干预设计与对象年龄等问题从现有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设计来看,很多为非盲/单盲设计,或不是以个体来随机分组,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从干预时间和随访来看,现有研究短期较多[30],长期干预或随访的研究较少。从干预场所来看,由学校牵头、家庭参与的研究较多,而充分综合学校、家庭及社区三方场所及人员的优势和作用的研究还不足。从研究对象的年龄来看,学龄前儿童干预较为有效,如何提升对年龄较大儿童青少年的干预效果还有待深入研究。同时,该领域的干预研究报道主要来自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人群,针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及农村人群的干预研究还不足。
3.2 屏前静态行为类型及测量以往研究主要对看电视的干预较多,缺少对智能手机等新型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研究。现有屏前静态行为的研究大多基于存在潜在较大偏倚风险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相关环境因素即使是物理环境因素也同样缺乏客观指标的测量[37]。干预相关指标测量的不准确将难以对干预效果做出准确评估。所以,如何对屏前静态行为及其变化进行准确测量已成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3.3 干预策略与方法首先,现有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干预研究普遍缺乏系统的行为理论和行为转变技术支持,其作用途径和机制不明确。其次,目前干预措施多数为综合/混合的干预模式,难以分清具体哪种干预措施、方法或技术更为有效。再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儿童青少年卧室配置有独立的电视机和电脑。但是,少有针对移去儿童青少年卧室电视机、电脑等以降低屏前静态行为可及性的研究报道。最后,随着新兴技术如运动锻炼电子游戏(体感游戏)、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的快速发展,可能对于替换传统屏前静态行为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目前,该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4 小 结现有研究对儿童青少年屏前静态行为的干预虽然效应量较小但总的来看有积极意义,包括减少屏前静态行为和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在干预的场所方面,虽然已有研究提示学校的干预效果较好,但最近研究提示家庭特别是父母的深度参与/配合以及良好家庭社会性、物理性环境塑造的重要性,这包括提升父母社会支持度和引入物理调控手段(如监控器和移去卧室电视机等)。而对于年龄较小的学龄前儿童,社区/诊所的咨询干预也非常奏效。在具体措施与方法方面,今后的干预研究需基于更系统的行为理论框架(如社会生态学模型)和行为转变技术,充分融入学校、社区及家庭各方有效措施和发挥新兴技术的积极作用,针对所有屏前静态行为类型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前静态行为实施高效、持久/长期的干预,最大限度地减少屏前静态行为时间。此外,对于我国儿童青少年人群来说,其过长屏前静态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亦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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