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安全”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底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同时,也是医疗护理工作中的基本要求。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即便在发达国家德国,每年也有超过十万件医疗伤害事件,其中导致患者死亡的甚至占其中的1/4[1]。由于这些医疗差错或不良事件造成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损失高达200多亿美元[2]。因此,2003年,Singer等[3]首先提出了医院患者安全文化(patient safety culture),意为医疗机构领域内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所持有的价值观和信念[4],自从患者安全文化被提出后,这一概念在国外医疗界迅速发展。但从大量国内文献来看,研究调查对象多以西医医院或者护理人员为主,缺乏对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安全文化的测评及监控。为此,本研究于2015年1 — 4月,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上海市4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及3所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共1 000人进行横断面调查,了解中医系统医院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现状,分析上海中医医院医务人员个人背景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的影响,为改善患者安全文化提供有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4所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3所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医务人员共1 000人。纳入标准:工龄6个月以上;愿意参加并同意本课题研究,无慢性疾病的医务人员;正式或合同编制的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药剂人员、检验人员。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1)医务人员一般情况: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务人员一般情况量表。该问卷共25个问题,包括性别、工龄、工作年限、学历等医务人员不同特征。(2)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问卷(Patient Safety Climate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PSCHO)[5]:由美国学者Singer设计,许壁瑜[6]翻译的中文版量表。该问卷共8个维度,39个条目,分别是团队精神共12个条目、安全氛围共5个条目、部门协作共5个条目、上级重视共5个条目、负性事件报告共3个条目、害怕受屈辱共3个条目、心理安全共4个条目以及不安全行为共2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每个条目得分在1~5分,分别为“非常不同意”1分、“不同意”2分、“一般”3分、“同意”4分、“非常同意”5分,以3分为中等水平,其中条目23、24、25、35、36为反向测试条目,条目37~39为上报频率调查。PSCHO中文版量表总分为39~195分,得分越高,表示医务人员参与患者安全文化的程度越好。此问卷经证实适合用于国内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测评,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6,各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673~0.876,说明问卷的信效度良好。
1.2.2 问卷调查在每个医院设置2~3个联络员负责分发问卷。每张问卷都由研究对象通过阅读说明独立完成,并当场收回。如果无法当场完成,则事后放于统一的指定处。每个研究对象仅测一次,不重复、不交叉,并保护个人隐私。每位调查员都预先完成调查10份问卷,然后成立小组,对调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修改。问卷回收后,再次审核,保证问卷的有效性。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0软件双人录入以保证原始资料的准确性。应用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准为 α = 0.05。人口特征分布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使用百分比或构成比来表述描述分类资料。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947人,其中男性318人(33.58 %),女性629人(66.42 %);工龄 < 3年298人(31.47 %),3~4年168人(17.74 %),5~9年175人(18.48 %),10~14年146人(15.42 %),15~19年92人(9.71 %),≥ 20年68人(7.18 %);医疗人员308人(32.52 %),护理人员373人(39.39 %),医技人员139人(14.68 %),药剂人员127人(13.41 %);大专及以下学历360人(38.01 %),本科383人(40.44 %),硕士及以上204人(21.54 %);管理人员112人(11.83 %),普通员工835人(88.17 %);初级职称709人(74.87 %),中级职称151人(15.95 %),副高级职称51人(5.39 %),高级职称36人(3.8 %);正式员工432人(45.62 %),合同制员工515人(54.38 %);二级医院513人(54.17 %),三级医院434人(45.83 %);隶属教学医院406人(42.87 %)。
2.2 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医务人员对安全文化的总体认知水平为(3.49 ± 0.38)分,高于3分,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而各个维度均分也都在3分以上,其中最低的维度为负性事件报告(3.12 ± 1.19)分,最高的维度为上级重视(3.77 ± 0.52)分,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水平均在中等以上。
2.3 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比较(表 1)![]() |
表 1 不同特征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各维度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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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工龄医务人员各个维度及总体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学历医务人员在各个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但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除心理安全维度外,不同专业技术医务人员在各个维度以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男性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水平在安全氛围、上级重视、部门协作等方面得分高于女性医务人员;在害怕受屈辱级负性事件报告方面男性低于女性医务人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有无职务医务人员在患者安全文化水平总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在各维度间,有无职务人员在团队精神、安全氛围和负性事件报告、害怕受屈辱、心理安全和不安全行为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同级别医院医务人员在团队精神、安全氛围、上级重视、部门协作、负性事件报告及总体得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4 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 2)![]() |
表 2 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 = 947) |
以患者安全文化总表得分为因变量,以专业、性别、职务、编制形式、医院等级、工龄、学历、科室8个变量为自变量,多分类变量为哑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按照 α = 0.05进入模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按照影响大小排序依次为科室(特殊科室)、职业(护士)、工龄(< 3年)、医院等级。其中医院等级与安全文化得分呈正相关,其余呈负相关。工龄越长的医务人员其对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越差,特殊科室医务人员较其他科室医务人员安全文化认知较差;医院等级越高的医务人员对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越好,护士相较于其他专业人员患者安全文化感知较好。
3 讨 论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医医院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总体水平在中等以上,其中得分最高与最低的维度分别为上级重视及负性事件报告,这与杨伟、郑一梅的研究结果相似[7 – 8],说明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总体较好。此外,调查发现女性较男性更注重安全问题,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医务人员更害怕受屈辱。此外,管理人员安全氛围维度得分较临床一线医务人员高,这与Solvtofte的调查结果一致[9]。可能因为管理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和能力更好,更能全面地评价医院整体安全水平。
本研究中,特殊科室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得分较低。原因可能是特殊科室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10 – 11],职业倦怠也比较严重,而实际床护比也远低于标准1:(2.5~3)[12],因此更容易出现安全隐患,这也是符合中医医院特征的结果[13]。此外,工龄越大得分越低,这与刘金霞、崔颖等研究结果相吻合[14 – 15]。可能的原因是新入职的医务人员处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阶段,尚不能以评判性思维分析周围环境,很难及时发现安全存在的隐患。另外,护士在患者安全文化得分最高,但同时压力也最大。这与中国聂艳丽[16]及陈参参[17]调查显示的结果是相一致的,这多是由于护士是操作最严格的人群,从而更容易发现安全隐患并作出积极的处理[18]。而医院等级方面,三级医院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水平要优于二级医院,这与董艳的调查结果也是相一致的[19]。但中医三级医院仅在安全氛围等2个方面优于二级医院,远低于西医医院[20]。
针对以上调查的结果建议各级医院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21],采取基于网络的形式,建立一个患者安全事件自愿上报系统。上报人可上报自己发生的不良事件,也可上报他人的不良事件。上层管理人员组织不良事件跟踪小组,定期跟踪分析,并给予反馈。并对平台上提出合理建议的医务人员给予平台积分奖励,积分可定期换取小礼品,以激励所有医务人员主动参与。虽然每个人应当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承担责任,但不能因为医疗执业环境中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而受到处罚。建议医院管理层要摒弃以往传统的奖罚原则,建设新的无惩处性质的安全文化。上层管理者应当在目前上报流程的基础上,完善防范机制及善后处理系统,从而建立一个更为有效的、沟通无障碍的、非惩处性质的上报系统。患者安全文化并非一日形成,需要医务人员和上级管理层的共同努力,经年累月的改善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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