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8年，肥胖已被WHO定义为一种疾病，并被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中。同时，超重和肥胖也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1]等诸多疾病的危险因素。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膳食结构的逐渐改变，超重肥胖的人数呈快速增长势态，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国外研究者对全球200个国家1975 — 2014年肥胖趋势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的肥胖率已分别由1975年的3.2 % 和6.4 % 增长至2014年的10.8 % 和14.9 %，增长幅度高达200 %～300 % ^[2]。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0 — 2013）显示，与2002年开展的全国性营养调查结果相比，10年间，成年居民超重率由2002年的28.1 % 增加到32.4 %，肥胖率由9.8 % 增加到13.2 %，增幅分别为15 % 和33 % ^[3]。超重肥胖的发生主要受遗传、环境、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4]，为了解湖北省武汉市居民超重和肥胖流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8年8 — 9月对武汉市4个行政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的3 237名15～69岁非集体居住社区居民开展了超重和肥胖现状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湖北省武汉市15～69岁非集体居住的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定义为在武汉市居住 ≥ 6个月）。

2018年8 — 9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市随机抽取4个区，每个抽中的区，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抽取6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随机抽取3个居委会（行政村）。每个居委会（行政村）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50个家庭户；在每个抽中的家庭户内，按照生日法（即在1个家庭户内，抽取生日距离调查日期最近的1名15～69岁常住人口）随机抽取1人开展调查。共发放问卷3 600份，收回有效问卷3 237份，有效率为89.92 %。

问卷采用2018年全国统一的《健康促进县（区）评估人群调查问卷》，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用统一制定的调查表及测量工具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测量。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方法，调查个人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家庭收入以及健康状况、吸烟、体育锻炼等情况；体格测量指标主要包括身高和体重。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此次调查的目的、内容以及问卷填写的具体要求等，并由调查对象签订知情同意书，调查问卷现场独立完成后当场回收，调查员当面核查问卷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如有缺漏项及时更正或补充。

15～69岁社区居民的超重、肥胖情况采用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BMI = 体重（kg）/身高²（m²）。判断标准：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推荐的标准，以BMI < 18.5为体重过低，18.5 ≤ BMI < 24为体重正常，24.0 ≤ BMI < 28为超重，BMI ≥ 28为肥胖 ^[5]。

由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级）对各区调查点的相关调查人员在统一培训教材、调查方法和指标解释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前培训；经过培训的区级调查人员严格按照抽样方法在样本区、街道（乡镇）、居委会（行政村）于调查开始前确定调查户；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级）在数据核查阶段核查所有调查点数据，市级在每个区随机抽1～2个调查点的5 % 的问卷进行核实，依据核心指标判断错误率，并将错误率应控制在10 % 之内，调查质量差的调查点数据将不纳入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或者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检验水准α = 0.05。

表 1

表 1 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人口学特征 组别 总人数 超重 肥胖 超重肥胖 χ2值 P值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1 475 488 33.08 81 5.49 569 38.58 28.788 < 0.01 女性 1 762 438 24.86 84 4.77 522 29.63 年龄（岁） 15～44 1 130 238 21.06 48 4.25 286 25.31 56.648 < 0.01 45～59 1 107 358 32.34 50 4.52 408 36.86 60～69 1 000 330 33.00 67 6.70 397 39.70 文化程度 文盲 38 12 31.58 2 5.26 14 36.84 38.581 < 0.01 小学 223 65 29.15 21 9.42 86 38.57 初中 699 224 32.05 45 6.44 269 38.48 高中/中专 1 056 339 32.10 50 4.73 389 36.84 大专/本科 1 108 255 23.01 41 3.70 296 26.71 硕士及以上 113 31 27.43 6 5.31 37 32.74 职业 公务员 65 15 23.08 2 3.08 17 26.15 41.279 < 0.01 教师 162 49 30.25 2 1.23 51 31.48 医务人员 65 10 15.38 2 3.08 12 18.46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357 82 22.97 17 4.76 99 27.73 学生 52 6 11.54 1 1.92 7 13.46 农民 26 5 19.23 2 7.69 7 26.92 工人 418 146 34.93 34 8.13 180 43.06 其他企业人员 543 170 31.31 17 3.13 187 34.44 其他 1 550 443 28.58 88 5.68 531 34.26 家庭年收入（万元） < 3 346 104 30.06 20 5.78 124 35.84 20.689 < 0.01 3～5 468 148 31.62 31 6.62 179 38.25 5.1～10 1 211 364 30.06 72 5.95 436 36.00 10.1～30 1 125 291 25.87 40 3.56 331 29.42 > 30 87 19 21.84 2 2.30 21 24.14 是否患慢病 是 888 312 35.14 81 9.12 393 44.26 60.986 < 0.01 否 2 349 614 26.14 84 3.58 698 29.71 吸烟情况 每天吸 429 134 31.24 34 7.93 168 39.16 16.864 0.001 吸，但不是每天 119 31 26.05 3 2.52 34 28.57 以前吸，现在不吸 177 64 36.16 13 7.34 77 43.50 从不吸 2 512 697 27.75 115 4.58 812 32.32 近6个月来，每周锻炼次数 ≥ 6 849 216 25.44 28 3.30 244 28.74 42.466 < 0.01 3～5 863 233 27.00 30 3.48 263 30.48 1～2 720 206 28.61 40 5.56 246 34.17 < 1 659 214 31.71 52 6.68 266 40.36 从不锻炼 146 57 39.04 15 8.22 72 49.32 每次锻炼时间（min） < 30 1 549 463 29.89 89 5.75 552 35.64 4.964 0.084 30～59 1 383 379 27.40 63 4.56 442 31.96 ≥ 60 305 84 27.54 13 4.26 97 31.80 近1年体检 是 1 775 502 28.28 95 5.35 597 33.63 0.009 0.926 否 1 462 424 29.00 70 4.79 494 33.79

表 1 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本调查研究用于分析的有效问卷3 237份。3 237名调查对象中，男性1 475人（45.6 %），女性1 762人（54.4 %）；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49.75 ± 13.55）岁，按年龄划分为青年组（15～44岁）1 130人，占34.9 %，中年组（45～59岁）1 107人，占34.2 %，老年组（60～69岁）1 000人，占30.9 %；文化程度以大专/本科最多，有1 108人（34.2 %），其次是高中1 056人（占32.6 %）；家庭年均收入在5～10万元的人最多，有1 211人（37.4 %），其次是10～30万，有1 125人（34.7 %）。

武汉市15～69岁社区居民BMI均值为（22.93 ± 2.94）kg/ m²。3 237名调查对象超重肥胖情况及单因素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超重率为28.61 %，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3.08 % 和24.86 %。肥胖率为5.10 %，男性和女性分别为5.49 % 和4.77 %。超重肥胖率（超重率与肥胖率之和）为33.70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是否患慢病、吸烟情况、每周锻炼次数的人群间超重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居民超重肥胖率为38.58 %，高于女性的29.63 %（P < 0.01）；老年组（60～69岁）人群超重肥胖率较其他年龄组高，为39.70 %（ P < 0.01）；不同职业人群中工人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3.06 %（ P < 0.01）；家庭年收入在3～5万元的人群超重肥胖率最高，为38.25（ P < 0.01）；患有慢性病的人群超重肥胖率为44.26 %，高于未患慢病人群的29.71 %（ P < 0.01）；就吸烟情况来看，“以前吸，现在不吸”人群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3.50 %（ P < 0.05）；就锻炼情况来看，“从不锻炼”人群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9.32 %（ P < 0.01）。

表 2

表 2 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组别 β $S_{\overline x}$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 % CI 性别 男性 0.000 1.000 女性 – 0.286 0.101 8.004 0.005 0.751 0.617～0.916 年龄（岁） 15～44 0.000 1.000 45～59 0.703 0.075 1.259 0.108 1.597 1.456～1.834 60～69 – 0.805 0.038 7.983 0.000 0.447 0.254～0.785 文化程度 文盲 0.000 1.000 小学 – 0.458 0.429 1.140 0.286 0.633 0.273～1.466 初中 – 1.129 0.410 7.577 0.006 0.323 0.145～0.722 高中/中专 – 2.156 0.411 27.493 0.000 0.116 0.052～0.259 大专/本科 – 2.823 0.418 45.541 0.000 0.059 0.026～0.135 硕士及以上 – 3.635 0.553 43.276 0.000 0.026 0.009～0.078 职业 公务员 0.000 1.000 教师 0.573 0.376 2.328 0.127 1.774 0.850～3.704 医务人员 0.298 0.448 0.444 0.505 1.348 0.560～3.241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0.250 0.356 0.493 0.483 1.284 0.639～2.577 学生 – 0.905 0.509 0.002 0.997 0.759 0.387～1.645 农民 1.281 0.517 6.145 0.013 3.600 1.308～9.911 工人 1.282 0.345 13.794 0.000 3.605 1.833～7.094 其他企业人员 0.189 0.348 0.294 0.588 1.208 0.611～2.388 其他 – 0.029 0.373 0.006 0.939 0.972 0.467～2.020 家庭年收入（万元） < 3 0.000 1.000 3～5 0.402 0.146 7.644 0.006 1.495 1.124～1.989 5.1～10 – 0.091 0.128 0.509 0.475 0.913 0.711～1.172 10.1～30 – 0.707 0.133 28.032 0.000 0.493 0.380～0.641 > 30 – 1.350 0.342 15.636 0.000 0.259 0.133～0.506 是否患慢病 是 0.000 1.000 否 – 1.075 0.093 132.44 0.000 0.341 0.284～0.410 吸烟情况 每天吸 0.000 1.000 吸，但不是每天 – 0.308 0.291 1.120 0.290 0.735 0.415～1.300 以前吸，现在不吸 0.571 0.215 7.032 0.008 1.770 1.161～2.700 从不吸 0.611 0.148 17.077 0.000 1.841 1.378～2.460 近6个月来，每周锻炼次数 ≥ 6 0.000 1.000 3～5 – 0.382 0.116 10.822 0.001 0.682 0.543～0.857 1～2 – 0.686 0.127 29.320 0.000 0.504 0.393～0.646 < 1 – 0.902 0.133 46.163 0.000 0.406 0.313～0.526 从不锻炼 – 0.553 0.218 6.411 0.011 0.575 0.375～0.883

表 2 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BMI值判断的是否超重肥胖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是否患慢病、吸烟情况、每周锻炼次数）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武汉市15～69岁社区居民超重肥胖情况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是否患慢病、吸烟情况、每周锻炼次数有关。其中，男性、老年（60～69岁）、低文化程度、职业为工人、年收入3～5万元、患有慢病、以前吸烟现在不吸为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年收入10万元以上、每周锻炼是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2018年武汉市15～69岁社区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28.61 % 和5.10 %，均低于2015年全国 ≥ 18岁成人的30.1 % 和11.90 %^[6]，高于2013年湖北省 ≥ 15岁居民的19.9 % 和3.6 %^[7]。与其他省市调查结果相比，2018年武汉市15～69岁居民超重率和肥胖率低于2016年北京市昌平区的42.5 % 和26.8 %^[8]，2015年天津市的31.9 % 和14.2 %^[9]，2014年北京市劲松社区的31.89 % 和13.94 %^[10]，2014年北京市朝阳区的38.97 % 和19.66 %^[11]，2013年河南省的32.04 % 和15.54 %^[4]，2013年抚顺市的29.1 % 和9.3 %^[12]；超重率略高于2014年安徽省沿江地区的27.8 %^[13]。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是否患慢病、吸烟情况、每周锻炼次数是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现状的影响因素。武汉市男性居民超重肥胖率为38.58 %，高于女性居民的29.63 %，该现象与部分省市报道的结果一致^{[4, 7 – 9]}，这可能与当代男性较女性工作压力大，外出应酬更加频繁，运动时间匮乏，且女性更加注重自身体重管理有关；不同年龄组中，随着年龄递增，超重肥胖率逐渐升高，老年组（60～69岁）人群超重肥胖率最高，为39.70 %。这可能与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且肌肉组织萎缩，致基础代谢率降低，能量消耗不足有关。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重维持相关的激素水平（如雌激素）逐渐下降^[14]，也是导致老年人超重肥胖率高的重要生理因素；超重肥胖率随文化程度的提升逐渐降低，可能与高学历层次人群对健康相关信息的关注度更高，且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更强，更能意识到超重肥胖对人体健康造成的疾病危害，继而主动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同职业人群中，工人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3.06 %，这可能与现代机械化作业所致身体职业性活动的减少有关。该现象与其他研究者^{[4, 15]}就职业这一因素的研究结果相比，有所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超重肥胖率除了受职业种类影响以外，还与在岗人员的工作性质、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且抽样人群及地域的差异，也会导致结果的不尽相同；高收入人群超重肥胖率较低收入人群低，该结果与2013年湖北省调查结果^[7]不一致，可能与近几年来全民健康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自身的健康管理中来，而高收入人群有着更宽裕的经济支配能力；患有慢性病的人群超重肥胖率为44.26 %，显著高于未患慢病人群的29.71 %，说明超重肥胖是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应通过有效的体重控制干预来减少肥胖带来的疾病负担；吸烟情况来看，“以前吸，现在不吸”人群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3.50 %，这可能与停止烟草使用所产生戒断症状有关，戒烟后的空虚感和饥饿感导致食物摄入量增加^[16]；就锻炼情况来看，“从不锻炼”人群的超重肥胖率最高，为49.32 %，说明经常进行身体锻炼可以消耗过剩热量，有效地减少超重肥胖的发生。

综上所述，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率较高，健康教育部门需根据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有针对性在超重肥胖及其相关疾病方面加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并积极探索如何将健康知识转化为居民主动追求健康的信念，进一步形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降低武汉市居民超重肥胖的发生率，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