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与普及，手机使用十分普遍。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国手机用户数达14.2亿户，手机用户普及率达95.5部/百人^[1]。手机的广泛普及使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大学生处于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阶段，心理行为发育尚不成熟，易受到新鲜事物的影响，可能诱发手机依赖行为的发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报告有抑郁症状，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卫生负担，它降低生命质量并持续增加卫生保健费用^[2]。已有研究显示，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者的抑郁水平更高^[3]。此外，既往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较高的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起保护作用^{[4 – 5]}。然而，目前中国较少有研究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及其社会支持的效应修饰作用，本研究于2017年3 — 4月从安徽医科大学整群抽取3个学院共1 26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在不同社会支持状态下，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报告如下。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17年3 — 4月从安徽医科大学整群抽取3个学院，在每个学院大一～大四年级中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1 285份，有效问卷1 265份，有效率99.4 %。

在课题组质控人员监督指导下，集中组织学生在课后填写，要求学生20分钟左右匿名填写完成问卷。问卷审核收回后，剔除漏填率大于5 %的问卷。调查工具包括：（1）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QAPMPU）：用于评估大学生手机依赖情况^[6]。该问卷包括13个条目，分为戒断症状、渴求性和身心影响3个维度，问卷根据Likert 5级评分标准，每个条目有5个选项（“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分别按1～5分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高。SQAPMPU的Cronbach′s α 系数和分半系数分别为0.87和0.80。问卷的总得分为13～65分，运用百分位数将手机依赖划分为2类：无手机依赖症状（<P₇₅）和有手机依赖症状（≥ P₇₅）。（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价大学生抑郁症状^[7]。SDS包括20个条目，各条目按症状出现频度分为4个等级：“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正向条目依次计分为1、2、3和4分，反向条目依次计分为4、3、2和1分。20个条目的各项分数相加即为总粗分，粗分乘以1.25后得到标准总分。本研究采用中国常模标准分53分为界值，≥ 53分判定为抑郁症状^[8]。（3）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9]：评价大学生社会支持状况。该量表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由17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均包括“符合”“有点符合”“不确定”“有点不符合”和“不符合”5个选项，采用五点评分法分别计为5、4、3、2和1分。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量表分别由5、6和6个条目组成，各条目得分合计即为分量表得分。所有17个条目得分之和为总量表得分，反映社会支持的总体状况，得分越高代表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将分量表和总量表得分 ≥ P₇₅界定为高社会支持组。

采用Epi Data 3.0录入问卷，使用SPSS 23.0分析数据。采用 χ²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等定性资料与手机依赖、抑郁症状和社会支持间的差异，采用t检验分析手机依赖与否、是否有抑郁症状、高社会支持和低社会支持组间的年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手机依赖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控制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自评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朋友数目等因素后，以不同社会支持情况分层，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在大学生手机依赖对抑郁症状影响中效应修饰作用。

本研究有效调查1 265人，其中男生726（57.4 %）人，女生539（42.6 %）人。年龄范围为17～23岁，平均年龄为（19.4 ± 1.3）岁。其中大一、大二、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分别为624人（49.3 %）、276人（21.8 %）、211人（16.7 %）和154人（12.2 %），平均年龄分别为（18.5 ± 0.87）、（19.5 ± 0.9）、（20.5 ± 1.0）、（21.5 ± 0.8）岁。农村和城市学生分别为789人（62.4 %）和476人（37.6 %）。

表 1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手机使用、抑郁症状和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人口学变量 手机依赖 抑郁症状 高社会支持分组 总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人数 % χ2值 人数 % χ2值 人数 % χ2值 人数 % χ2值 人数 % χ2值 人数 % χ2值 性别 1.03 14.45c 81.94c 38.46c 75.73c 70.86b 　男 192 26.4 329 45.3 121 16.7 36 5.0 136 18.7 145 20.0 　女 129 23.9 187 34.7 212 39.3 82 15.2 221 41.0 225 41.7 家庭所在地 0.32 1.44 6.74b 5.36a 10.12b 0.37 　农村 196 24.8 332 42.1 188 23.8 62 7.9 198 25.1 226 28.6 　城市 125 26.3 184 38.7 145 30.5 56 11.8 159 33.4 144 30.3 自评家庭经济 6.20a 13.13b 9.76b 23.52c 13.94b 7.52a 　差 107 28.7 181 48.5 78 20.9 20 5.4 81 21.7 98 26.3 　中 189 23.1 307 37.5 230 28.1 82 10.0 248 30.3 242 29.5 　好 22 32.4 26 38.2 24 35.3 16 23.5 27 39.7 29 42.6 学习成绩 20.02c 14.24b 29.09c 23.38c 25.40c 18.71c 　差 109 34.6 157 49.8 54 17.1 16 5.1 62 19.7 69 21.9 　中 169 22.5 286 38.0 206 27.4 68 9.0 219 29.1 226 30.1 　好 37 20.3 67 36.8 71 39.0 33 18.1 74 40.7 73 40.1 朋友数目（个） 9.93b 33.07c 23.79c 19.95c 22.02c 18.53c 　≤ 2 96 30.7 169 54.0 51 16.3 16 5.1 61 19.5 62 19.8 　3～5 167 25.3 250 37.8 187 28.3 57 8.6 190 28.7 208 31.5 　≥ 6 55 19.4 92 32.5 93 32.9 44 15.5 104 36.7 97 34.3 　　注：a P值 < 0.05，b P值 < 0.01，c P值 < 0.001。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手机使用、抑郁症状和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大学生手机依赖、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分别为25.4 %（321/1 265）和40.8 %（516/1 265）。大学生高社会支持检出率为26.3 %（333/1 265），高主观支持、高客观支持和高支持利用度检出率分别9.3 %（118/1 265）、28.2 %（357/1 265）和29.2 %（370/1 265）。手机依赖家庭经济条件好者高于经济条件差者、学习成绩差者高于学习成绩好者、朋友数目少者高于朋友数目多者（P < 0.05）。抑郁症状男性高于女性、家庭经济条件差者高于经济条件好者、学习成绩差者高于学习成绩好者、朋友数目少者高于朋友数目多者（ P < 0.01）。总社会支持女性高于男性、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好者高于经济条件差者、学习成绩好者高于学习成绩差者、朋友数目多者高于朋友数目少者（ P < 0.05），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维度在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分布与总社会支持一致。

在未纳入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模型1），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手机依赖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OR = 3.95，95 % CI = 3.02～5.15，P < 0.001），而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OR = 0.84，95 % CI = 0.35～0.60，P < 0.01）。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自评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朋友数目后（模型2），结果与模型1一致，手机依赖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OR = 3.75，95 % CI = 2.84～4.94，P < 0.001），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OR = 0.56，95 % CI = 0.42～0.75，P < 0.001）。

表 2

表 2 不同社会支持状况下手机依赖对抑郁症状影响 项目 手机依赖 模型1 模型2 OR值 95 % CI P值 OR值 95 % CI P值 社会支持 低分组 否 1.00 1.00 是 4.34 3.17～5.85 < 0.001 4.17 3.01～5.77 < 0.001 高分组 否 1.00 1.00 是 2.90 1.68～5.85 < 0.001 2.68 1.51～4.75 0.001 主观支持 低分组 否 1.00 1.00 是 3.99 3.01～5.28 < 0.001 3.81 2.84～5.10 < 0.001 高分组 否 1.00 1.00 是 3.49 1.43～8.51 0.006 3.66 1.37～9.76 0.010 客观支持 低分组 否 1.00 1.00 是 4.05 2.96～5.54 < 0.001 3.93 2.84～5.43 < 0.001 高分组 否 1.00 1.00 是 3.24 1.87～5.59 < 0.001 3.04 1.71～5.42 < 0.001 支持利用度 低分组 否 1.00 1.00 是 4.84 3.45～6.70 < 0.001 4.57 3.25～6.44 < 0.001 高分组 否 1.00 1.00 是 2.76 1.70～4.48 < 0.001 2.71 1.63～4.51 < 0.001 　　注：模型1未纳入人口学变量；模型2控制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自评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朋友数目。

表 2 不同社会支持状况下手机依赖对抑郁症状影响

在未纳入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模型1），相比于低社会支持组，高社会支持组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更小（OR = 4.34、2.90，P < 0.001）；相比于低主观支持组，高主观支持组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更小（ OR = 3.99、3.49，P < 0.01）；相比于低客观支持组，高客观支持组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更小（ OR = 4.05、3.24，P < 0.001）；相比于低支持利用度组，高支持利用度组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更小（ OR = 4.84、2.76，P < 0.001）。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自评家庭经济条件、学习成绩、朋友数目后（模型2），结果与模型1一致。

本调查结果显示，1 265名大学生手机依赖检出率为25.4 %。英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检出率为10.0 %^[10]；另有研究报告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流行率约为18.5 %～48.9 %^[11]。我国针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手机依赖检出率为28.2 %^[12]。本研究中，大学生手机依赖率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较为接近。本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症检出率为40.8 %，高于国内程月影等研究报道的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23.7 %）^[13]；亦高于国外一项综述来自43个国家的医学生研究结果，该研究报告医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率约为27.3 %^[14]；低于国外一所针对医科大学生的调查水平，该研究报道轻度抑郁检出率为37.5 %，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14 %^[15]。可见，本研究显示大学生手机依赖和抑郁症状均较为严重。

本研究发现手机依赖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这与其他研究结论一致，即手机依赖与青少年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近年来手机过度使用的不良心理健康效应问题逐渐受到关注^{[16 – 18]}。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使用的程度越高，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更高^[19]。Thomee S等对大学生进行研究表明，高频率使用手机是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男性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随访一年后亦是女性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20]。我国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12]，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可增加抑郁症状（OR = 2.53）的发生风险，随访结果显示，基线手机依赖行为能够预测第一次随访（OR = 2.18）和第二次随访（OR = 2.20）时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手机依赖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可能机制为：睡眠问题可能在手机依赖与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既往研究发现青少年熄灯后手机使用与包括睡眠时间不足、睡眠质量差、白天睡眠时间过长以及失眠症在内的睡眠障碍均存在关联，而睡眠不足可预测心理问题的发生^[21]。

此外，研究结果还显示社会支持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社会支持是个体受到的来自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的一种行为和信息，直接反映着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本研究根据大学生社会支持状态分层后，相比于低社会支持组，高社会支持组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更小；在社会支持不同维度上关联均呈一致趋势。既往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抑郁存在密切关联，国内研究发现大学生抑郁情绪与社会支持呈现著负相关^[13]。另有研究表明，缺乏社会支持可能是导致青少年行为成瘾的重要原因之一^[22]。葛续华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越低越容易产生手机成瘾行为，且社会支持是手机成瘾的有效负效应影响因素^[23]。可见，在手机依赖与低社会支持两项危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

综上所述，大学生手机依赖、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大学生处在心理和社会角色的转型时期，应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充分创造良好的条件，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此外，社会、学校和家长要还应鼓励大学生积极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寻求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替代手机依赖行为，如加强体力活动、参加集中社交活动，同时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从而有效预防大学生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