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Vol. 35
2. 复旦大学
青少年是生殖健康问题发生的高危人群[1]。面临诸多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2]，性教育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极其重要，它是培养学生积极人生态度和健全和谐人格的重要前提[3]。学校不仅要教育学生如何成人，更要教育学生以健康积极的态度、科学的知识来对待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应通过各种方式为青少年开展良好的生殖健康教育，从而提高青少年的生殖健康水平。2015年1 — 12月，以上海市4所中学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了解上海市青少年生殖健康知识点掌握情况，在此基础上干预组开展干预活动，评估干预对促进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掌握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随机抽取上海市4所中学作为研究现场，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所抽取的4所中学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2所干预、2所对照），在每所学校随机抽取4个班级（初中从初二、初三年级抽取，高中从高一、高二年级中抽取），共抽取16个班级作为整群调查对象。终末调查和基线调查抽样方法一致，基线共调查795人，对照组389人，干预组406人；终末共745人，对照组383人，干预组362人。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课题组以往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自拟问卷进行，在以往调研中问卷信效度良好。预调查后，调查所选班级内所有学生进行整群调查，干预实施结束后再进行终末调查。考虑到本次调查内容的隐私性，选择自填的方法，调查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由学生个人在相对不受打扰的地方填写，现场统一回收，疑问由调查员进行解答。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和家庭收入等信息；调查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等。知识及格率判定：将知识问答的10道题目转化为百分制得分，计算调查对象的知识得分，按答对1题得1分，答错或不知道得0分，60分以上为及格，反之为不及格。
1.2.2 干预方法于2015年1 — 3月进行基线调查，于4 — 7月开始进行干预。在干预组根据干预方案进行宣传教育和培训干预活动，主要包括讲座、资料发放、心理咨询和社交媒体咨询，倡导“以人为本、价值中立、坦诚谈性、综合咨询”的理念和方法，解决青少年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干预为期4个月。于2015年9 — 12月进行终末调查。
1.3 统计分析使用Epi Data 3.2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采用SAS 9.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描述主要是相对数。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主要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基本人口学特征对照组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对象性别、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主要居住方式构成存在差异（χ2 = 7.58，P < 0.01），基线调查对象主要居住方式与父母一起居住占97.92 %（342/389），与外祖父母一起居住占6.17 %（24/389），集体宿舍和其他占5.92 %（23/389），终末调查对象与父母一起居住占80.94 %（310/383），与外祖父母一起居住占9.11 %（37/383），集体宿舍和其他占2.96 %（12/383）。干预组基线调查和终末调查对象性别构成存在统计学差异（ χ2 = 13.42，P < 0.01），其中，干预组基线调查男生占50.74 %（206/406），女生占49.26 %（200/406），终末调查男生占37.57 %（136/362），女生占62.43 %（226/362），其他各项人口学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正确率比较（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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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 |
基线调查时，干预组和对照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除“卵子由什么器官产生”、“正常情况下精卵在体内何处结合”、“是否听说过生殖道感染”3题对照组高于干预组以外，其他均无统计学差异。终末调查时，干预组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干预组对象对“精子由什么器官产生”、“卵子由什么器官产生”、“怀孕到分娩时间”、“青春期重大心理变化”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基线调查时。在性病艾滋病方面，终末调查干预组对象听说过生殖道感染、性病的比例显著升高，对照组学生变化不大。
2.3 调查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比较基线调查时对照组平均知识得分为（55.58 ± 17.45）分，干预组平均得分为（54.15 ± 18.41）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13，P = 0.26）。终末调查时对照组平均得分为（56.29 ± 17.70）分，与基线调查比较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56，P = 0.57），干预组平均得分为（65.88 ± 18.36）分，与基线调查比较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8.84，P < 0.01），终末调查干预组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 t = 7.26，P < 0.01）。按照60分为及格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基线调查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及格比例对照组为58.87 %（229/389），干预组为54.93 %（223/406），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1.26，P = 0.26）；终末调查时知识得分及格比例对照组为55.61 %（213/383），干预组为72.93 %（264/362），干预后干预组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得分及格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6.70，P < 0.01）。
2.4 调查对象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及格率影响因素分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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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查对象知识得分是否及格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组别和时间的交互作用，调查对象知识得分是否及格的组别和时间交互作用项有统计学意义（χ2 = 19.01，P < 0.01），说明干预活动显著提高了知识的及格率。以知识是否及格为因变量（不及格 = 0，及格 = 1），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居住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干预前后及组别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格的影响，采用逐步法进行自变量筛选（纳入标准0.05，剔除标准0.10），结果显示，除了终末调查时对象的知识得分提高和干预组的知识得分高于对照组外，居住方式和家庭收入对调查对象的知识得分也有一定的影响，集体居住的学生（ OR = 2.15，95 % CI = 1.19～3.87）和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及格率较高。
3 讨 论掌握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青少年树立良好的性态度、价值观、并促进相关行为改变的基础。近年来，对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关注日益增强，大多数学校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效果并不显著。本研究发现初高中对象对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了解较少，性心理方面的知识了解更少，在国内其他研究的调查中也发现，研究对象的青春期发育和生理知识平均分较高，而生殖避孕知识得分较低的情况[4]。对于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尺度的争论方兴未艾，认为生殖健康和避孕方面的知识是属于成年人话题的观点依然存在，多数学校所涉及的性教育主要强调了性生理和性道德方面，而在培养青少年学生应对性生理成熟及其一系列可能发生性行为的能力方面则难以满足需求[5]。然而，青少年对于恋爱和性行为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更加宽容和开放[6 – 8]。但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一半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既能避孕又能预防艾滋病性病的避孕方法（安全套），范怡悦等[9]对上海市6所学校317名学生研究发现，有78 %的中学生不知道如何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匮乏是造成现阶段我国初高中生意外怀孕、艾滋病发病率呈低龄化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殖避孕及性病艾滋病预防等知识的传授迫在眉睫，提供给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依然不足以满足需求。本研究发现干预活动显著提高了知识得分和及格率，这和国内在学校开展的性与生殖健康干预的研究类似[10 – 12]。在学校开展性教育，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学校的集体干预是一种特别高效的干预方式，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点都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式的干预，其中同伴教育、参与式培训、心理咨询等干预形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本研究在分析调查对象相关知识得分时还发现，居住方式和家庭收入对调查对象的知识得分也有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与学校、网络影视、同学同伴是中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而从父母处获取性知识的比例低有关[13]，集体宿舍居住的学生能够更加便利地从同伴或网络影视方面获取相关知识，但是这些渠道获取到的知识存在良莠不齐、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相混杂的情况。可见，今后的学校性与生殖健康除了关注学生的生长发育外，应该将一部分重点转移到如何帮助学生提高一旦发生性行为等的自我保护能力上来，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通过学校及相关机构向学生提供更加深入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必要性，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更加不可控，需要学校和家长帮助学生区分和甄别[14]，也应该提高学生寻求更准确信息的能力[15]。另外，本研究局限于研究时间还没有观察到行为改变的结局，希望通过长期的学校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并对这些学生的成长进行追踪，在今后可以获得更加有价值的信息。而本研究发现的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较高，也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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