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Vol. 35
2.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研室
广东省深圳市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据估计，目前外来务工人口占总人口的82.2 %。外来务工人员由于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支持系统，面临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倒班工作等问题，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1 – 4]。然而，目前关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的研究多集中于学生、慢性病患者、老年人等群体[5 – 6]，在外来务工人员中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研究于2018年7 — 9月，随机抽取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所安保公司，共777名非深圳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了解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联系，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2018年7 — 9月，随机抽取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所安保公司，对抽中的公司中的所有符合纳入标准的在岗人员进行调查。纳入标准：≥ 18岁、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且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调查问卷、目前在岗、非深户籍者。共调查800名外来务工人员，回收有效问卷777份，有效问卷率97.1 %。其中男性749人（96.4 %），女性28人（3.6例），18～29岁135人（17.4 %），30～39岁163人（21.0 %），40～49岁351人（45.2 %），≥50岁128人（16.5 %），平均年龄40.8 ± 9.9岁。婚姻状况为已婚者543人（69.9 %），未婚（包括离异或丧偶）者234人（30.1 %）。
1.2 方法 1.2.1 自编量表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来深工作年限、居住方式等。
1.2.2 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RSS）[7]由肖水源[7]编制，用于测量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包括10个条目，涉及主、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客观社会支持得分：条目2、6、7评分相加；主观社会支持得分：条目1、3、4、5评分相加；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条目8、9、10评分相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
1.2.3 简明应对方式（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8]用于评估个体采取的倾向性的应对方式，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得分范围0～36分，消极应对维度由13～20组成，得分范围0～24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
1.2.4 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9]用于评估过去2周抑郁症状的发生频率，共9个条目，得分范围0～27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8。
1.2.5 广泛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7）[10]用于评估过去2周焦虑症状的发生频率，共7个条目，得分范围0～21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
1.2.6 孤独感量表简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6, ULS-6）[11]共6个条目，每个条目分别表示出现的各种感受的频度，得分范围6～24分，分数越高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
1.2.7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2018年7 — 9月，取得调查单位配合后，采用匿名、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统一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填写完成后由质控员检查有无漏缺项，统一回收。所有调查对象签署纸质版知情同意书。
1.2.8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以负性情绪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以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设置Bootstrap自抽样次数为2 000次。
1.3 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调查结果。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和AMO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
PHQ-9抑郁筛查量表没有抑郁、可能有轻度抑郁、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人数分别为611（78.6 %）、123（15.8 %）、43（5.5 %）。GAD-7焦虑筛查量表没有焦虑、可能有轻度焦虑、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的人数分别为667人（85.8 %）、89人（11.5 %）和21人（2.7 %），ULS-6平均得分为（9.5 ± 3.6）分。
2.2 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情况（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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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全国常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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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劳务工人员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情况外来务工人员主观支持平均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低于全国常模[12]。积极应对方式平均得分为（21.6 ± 7.7）分，消极应对方式平均得分为（7.6 ± 4.3）分，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得分均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
2.3 不同特征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得分情况（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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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人口学特征抑郁、焦虑、孤独情况 |
不同特征心理健康状况量表得分情况不同年龄分组可能有轻度及中度抑郁的比例不同，年龄18～29岁组可能有轻度或中度以上抑郁（焦虑）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8.1 %和11.1 %（18.5 %和5.2 %），高于其他年龄组（P < 0.001）工作 ≤ 5年可能有抑郁（焦虑）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8.2 %（19.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同时，这两个亚组孤独感的得分较高，分别为（10.3 ± 3.7）分（ P = 0.009）和（10.0 ± 3.8）分（P = 0.001）。
2.4 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等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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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负性情绪、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各量表得分及各变量相关分析（r）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个表格之间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各个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r = – 0.014～0.713（P < 0.01）。但积极应对方式与GAD-7之间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义，消极应对方式与客观支持之间相关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2.5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结构方程模型 2.5.1 模型构建（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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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
模型构建基于文献研究，以及本研究数据的相关分析结果，构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负性情绪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PHQ-9、GAD-7、USL-6量表构造潜变量“负性情绪”，利用社会支持量表3个维度作为测量变量构造潜变量“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中“消极应对方式”维度作为显变量，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因子负荷越大提示该测量维度能有效反应潜变量。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根据节俭原则和模型的最小卡方值（minimum chi-square value，CMIN）等评价指标选择最佳模型，删除积极应对方式显变量，显变量消极应对方式直接作用于社会支持，标准化路径图见图1。
2.5.2 模型拟合指标标准及评价（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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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结构方程模型评价指标 |
模型拟合指标标准及评价模型配适度的检验主要采用 χ2/df、良适性适配指标（goodness-of-fit index, GFI）、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ESA）、规准适配指数（normed fit index, NFI）、非规准适配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比较适配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简约适配度指数（parsimonious comparative fit index, PCFI）进行模型拟合检验。根据修正指数进行调整，将误差性e1、e2，e3、e8、e9设为相关，得到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根据路径系数大小说明各个因素的作用效果。
2.5.3 构建最终模型（图1）构建最终模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因素后，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β = – 0.51，P < 0.001），社会支持对消极应对方式发挥直接影响（ β = – 0.11，P = 0.023），消极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水平发挥直接影响（β = 0.30，P < 0.001）。
2.5.4 中介效应分析（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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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外来务工人员消极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影响的中介效应验证 |
中介效应分析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判断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路径存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应对方式中介效应显著（Z = 4.267，P < 0.001），模型假设成立，即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预测负性情绪，还可以通过消极应对影响个体负性情绪。经检验消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3 讨 论本研究对777名南山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显示，深圳市南山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观支持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客观支持得分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低于全国常模[12]。外来务工人群中可能有中度及以上抑郁的比例为5.5 %，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焦虑的比例为2.7 %，低于其他关于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结果[13]，但孤独感得分高于其他人群的研究[14]。深圳市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具有良好的包容性，政府对心理健康关注程度较高，2004年将心理卫生纳入公共卫生体系、2005年启动“心理卫生进社区”项目、2009年启动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指导项目等，有利于改善外来务工人员负性情绪水平，促进心理健康[15]。但由于务工人员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远离熟悉的环境与社交圈，加上本调查显示在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客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率较低，可能在处理各方面事务时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因而引起孤独等负面情绪体验[16 – 19]。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是务工人员消极应对方式的负向预测因素。社会支持低的个体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较高，个体更倾向逃避、幻想与自责等应对策略[20]。而社会支持高的个体，容易引发乐观的情绪倾向，个体对挑战与挫折的适应性促使个体偏向采取求助、解决问题等积极应对特征[21]。因此，政府及企业需建立完善、便利的客观支持，提高对支持的利用度，进而引导外来务工人员建立适合自身的特质应对方式，改善负面情绪体验，进而提高心理健康。
本研究结果与李莎莎等[22]研究一致，即应对方式在应激反应中起缓冲作用，其与适应性结果关系密切，将直接预测个体的负性情绪水平。有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事件及负性情绪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对是否影响个体负性情绪体验还受到个体认知评价的影响[23]。因此，心理健康促进者在制定改善外来务工人员负性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健康干预策略时应分析外来务工人员的习惯化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的关系，结合应对特质，进行针对性的个体认知干预，降低消极应对的负性作用。
应对方式在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支持与负性情绪水平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劳务工社会支持对负性情绪影响的部分效应是通过消极应对共同作用。有学者认为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处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超过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所做出的认知和行为努力[24]。研究表明，在同一应激环境下，应对策略的差异将产生不同的心理体验，直接影响个体的负性情绪[25]。因此，强调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现状与个体心理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同时，应进一步关注个体采取应对策略的健康效应，从而综合评估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26]。鼓励务工人员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因缺少客观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较低而引起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常采用消极应对的务工人员，在开展改善负性情绪、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或危机干预时，应首先评估消极应对策略对健康效应的效果，加强沟通，引导其了解目前自身在应对问题或压力时采取的是消极的应对方式，告知其消极应对策略在处理生活问题或面临压力时的危害。最终促进外来务工人员能够自我觉察自身采用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从而改变不良应对习惯，以应对因暂时缺少客观社会支持、对支持利用较低而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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