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激烈的竞争，工作压力及妻子、母亲和员工的多重责任，分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职业女性在继续母乳喂养方面经常面临多重困难^[1]。许多母亲在产后返岗后持续母乳喂养时遇到阻碍，这使得母乳喂养的中断时间短于推荐或预期^[2]。改善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对于重返工作岗位的母亲继续母乳喂养至关重要。工作单位支持母乳喂养能够降低职业倦怠^[3]，提升员工满意度^{[4 – 5]}。美国学者Greene等^{[6 – 7]}于2008年研制了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Employees′ Perceptions of Breastfeeding Support Questionnaire, EPBS-Q），用于评价与工作环境有关的对员工母乳喂养的支持情况，可以帮助收集有关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的准确数据。目前国内尚无用于测量员工母乳喂养支持的评估工具，准确测评工作场所的母乳喂养支持情况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引进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EPBS-Q），为国内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提供评价工具。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8年4 — 11月在郑州市两所三甲医院儿童预防保健门诊就诊的职业母亲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已婚，产后返岗的职业女性；（2）年龄20～45岁；（3）孩子年龄 ≤ 3岁^[8]（单胎）；（4）有过母乳喂养经历；（5）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母婴患有疾病或缺陷。

（1）一般资料问卷：包括职业女性人口学资料、分娩及婴幼儿等相关资料、工作与母乳喂养情况。（2）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EPBS-Q）：由美国学者Greene等^{[6 – 7]}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研制，包含5个分问卷共41个条目和一个开放性问题，2个维度（公司政策/工作文化和管理者/同事支持），5个分问卷为组织支持（11个条目）、管理者支持（12个条目）、同事支持（6个条目）、时间支持（3个条目）、物理环境（9个条目）。采用李克特4评级或两级评分，评分越高，则母乳喂养支持水平越高。原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很高（0.87和0.89），子问卷之间的相关性是中等的（0.68）。对于评估工作场所对母乳喂养的支持是有效的，能帮助收集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的准确数据。该问卷已被国外多位学者^{[4 – 5,9]}应用，信效度良好。

征得原版问卷作者Greene同意后，采用Brislin双人翻译模式^[10]翻译源问卷。步骤如下：（1）由护理专业研究生和护理专业英语讲师各1名，独立对源问卷进行翻译，综合翻译结果之后，再由1名护理学硕士独立对其进行评价和修改，小组讨论后形成初始中文版E-PBSQ。（2）由未见过源问卷的1名妇产科护理学讲师和1名英语专业研究生进行回译。（3）小组讨论：所有翻译、回译人员和1名英语专家，比较分析回译后的英文版问卷与原英文版问卷，结合我国工作场所文化，对语句进行修改，确保翻译的条目能够评估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且具有可读性，形成中文版E-PBSQ初版。

邀请6名专家（1名妇产科专家、2名母乳喂养专家、2名儿科护理专家、1名营养专家）审核并调适中文版E-PBSQ初版，并评价其内容效度。问卷内容评订采用4分制的相关性评订法，1代表“无相关”，2代表“弱相关”，3代表“较强相关”，4代表“强相关”，通过计算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CVI）评价问卷的内容效度^[11]。在郑州市某三甲医院的儿童保健门诊选取5名重返工作的职业母亲对中文版EPBS-Q进行认知访谈。了解被试者对问卷条目内容的理解与看法，与源问卷所表达的意思进行比对，进一步指导问卷的修订。

在郑州市某三甲医院的儿童保健门诊，通过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职业母亲30人进行预调查，完成问卷的职业母亲均表示问卷问题表达清晰易理解，完成每份问卷需15～20 min。便利选取在郑州市两所三级甲等医院儿童预防保健门诊就诊，已经重返工作岗位的职业母亲进行正式调查。

研究者本人于医院儿童预防保健门诊发放和回收，在前来就诊的职业母亲空闲时与其交谈，告知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取得配合后发放问卷，说明问卷填写方法及要求，当场填写并当场收回。本研究共向355名职业母亲发放并收回了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46份，有效回收率97.5 %。

采用SPSS 21.0及AMO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分析职业母亲的一般资料。运用CVI来评价该问卷的内容效度；使用临界比值法和同质性检验进行项目分析；采用Cronbach′s α 系数、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进行信度检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用于确定收敛效度，并通过计算AVE的算数平方根来测量区别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评估问卷的结构效度。

346例产后返岗职业母亲的年龄为（30.97 ± 3.87）岁；此次分娩为一孩的212例（61.3 %），二孩的134例（38.7 %）；孩子年龄：小于1岁的78例（22.5 %），大于等于1岁的142例（41.0 %），大于等于2岁的126例（36.4 %）；文化程度：高中（含中专）及以下25例（7.2 %），大专77例（22.3 %），本科196例（56.6 %），硕士及以上48例（13.9 %）；职业：行政/专业技术/管理人员207例（59.8 %），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111例（32.1 %），个体化或其他28例（8.1 %）；单位性质：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282（81.5 %），私营、外资企业或个体经营45例（13.0 %），其他19例（5.5 %）；64.5 % 职业母亲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上；84.7 % 的职业母亲决定返岗后继续进行母乳喂养；55.5 % 职业母亲的哺乳时间超过1年。

经6名专家评估，汉化后的EPBS-Q除条目7、10、33的I-CVI小于0.78外，其余每个条目的I-CVI均在0.83～1.00，结合专家意见删除以上3个条目，删改后问卷S-CVI/Ave为0.99，内容效度理想。

临界比（CR）的测试结果表明，条目7、11、16、20、21、26高低分组间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且决断值 < 3.000，条目5决断值 < 3.000。说明上述条目区分度较差。其它条目的得分均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决断值为4.992～13.299，均 > 3.000，表示条目在区分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方面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同质性检验，每个条目的得分与总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表明，条目5、7、11、16、20、21、26与问卷总分间的相关系数 < 0.400，除条目5外均未达统计学水平，且共同性值均 < 0.200。显示上述条目与其他条目及总问卷的同质性较差。其余条目除条目8、14、30、31与问卷总分间的相关系数为0.341、0.359、0.373和0.329，为良好，其它26个条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32～0.675（均 P < 0.01），说明项目区分度较好。综合项目分析的结果，结合专家意见和相关文献，删除条目5、7、11、16、20、21、26。修订后的问卷由30个条目组成，5个分问卷的条目归属及结构没有变化，对修订后的中文版EPBS-Q进行下一步验证性因子分析测试其结构效度。

表 1

表 1 中文版EPBS-Q各分问卷之间及与总问卷的相关性分析 维度 AVE值 组织支持 管理者支持 同事支持 时间支持 物理环境 组织支持 0.477 0.690a 管理者支持 0.562 0.541b 0.750a 同事支持 0.662 0.475b 0.641b 0.814a 时间支持 0.656 0.551b 0.425b 0.393b 0.810a 物理环境 0.972 0.193b 0.173b 0.125b 0.098b 0.986a 　　注：a为 $\sqrt {AVE} $ ，下三角线上的值为不同分问卷间的相关系数；b P < 0.01。

表 1 中文版EPBS-Q各分问卷之间及与总问卷的相关性分析

图 1

注：图中Q1～Q30为中文版EPBS-Q各条目；e1～e27为各自潜变量的残差项 图 1 标准化五因子结构方程模型图

本研究对346份有效问卷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由于条目23、24、25是二分类变量，因此上述3个条目不包括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KMO值为0.901，表示原始变量之间相关性很强，且Bartlett球形检验P = 0.000 < 0.001，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效度检验运用AMOS进行，最大似然法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对原问卷的二维度模型，即单位政策/工作文化（包含组织支持、时间支持和物理环境3个分问卷共17个条目）和管理者/同事支持（包含管理支持和同事支持2个分问卷共13个条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拟合度较差，原问卷提出的二维模型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调查人群得到的数据。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量计算的表示收敛效度的指标值 ^[12]。AVE的算数平方根可看作潜在因子内部数据的相关系数，如果AVE算数平方根大于潜在因子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说明内部相关性大于外部相关性，表示潜在因子之间是有区别的，有足够的区别效度^{[13 – 14]}。5个分问卷AVE值、AVE平方根及其与各分问卷相关系数的比较见表1。

以组织支持、管理者支持、同事支持、时间支持、物理环境5个因子作为潜变量，30个条目作为观察变量绘制路径图。最大似然法用于测试调查数据与模型之间的拟合程度，结合理论和实践经验，根据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ices，MI）大小变化，顺次将e11与e12、e19和e20、e24和e25等设定为相关，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优于修正前的模型，最终的模型数据拟合度好。拟合指数χ²/df = 2.326，RMR = 0.039，RMSEA = 0.062，GFI = 0.867，IFI = 0.960，CFI = 0.960，TLI = 0.955，NFI = 0.932，PGFI = 0.707，均达适配标准。综上可见5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更适合于中文版EPBS-Q的基本结构分析，各因子命名与原问卷一致。中文版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结构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1。

总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7，5个维度分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817、0.919、0.884、0.821和0.946，组合信度分别为0.835、0.919、0.885、0.845和0.994，均大于标准值0.60，表明该问卷信度高，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母乳喂养支持受国家政策、法律、社会环境及工作单位的性质、规模、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有效的员工母乳喂养支持评估为改善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严格遵循问卷的跨文化调适流程，引进修订中文版EPBS-Q，并应用于我国部分职业女性中检验其信效度，为进一步研究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提供科学依据。

中文版EPBS-Q的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问卷的I-CVI和S-CVI/Ave均符合标准，内容效度理想。依据项目分析的结果删除了鉴别度及同质性较差的7个条目。修订后的中文版EPBS-Q有30个条目，5个分问卷，各条目的因子归属情况十分明确，与原问卷结构保持一致。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数据与原问卷提出的二维模型的拟合度较差，而以5个分问卷为潜在变量的5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可能的原因为：①中国与美国的母乳喂养相关政策、工作场所文化、职业女劳动特点等方面具有一定差异，工作场所母乳喂养支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细分化了维度。②所调查职业女性所在的单位类型较局限，样本的代表性受限可能导致分析结果不稳定。

中文版EPBS-Q 5个分问卷之间的得分相关系数均小于该分问卷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组织支持、管理者支持、同事支持、时间支持、物理环境5个分问卷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不是高度相关的，而分问卷与总问卷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这说明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中的5个维度较为独立，能反映出测量方面，共同影响着员工的母乳喂养支持。5个维度AVE值接近或大于0.5^[15]，AVE的算数平方根大于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问卷具备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13 – 14]}，能够反映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的5个不同方面。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中文版EPBS-Q 5因子模型中RMSEA和PGFI的拟合优度指数较好，GFI和AGFI未达到最佳适配标准，但是它们接近标准值，其余指标RMR、TLI、IFI、CFI、NFI都符合适配标准。综合问卷内容及其理论架构，认为该问卷拟合度可以接受。因此中文版问卷的5因子模型的适配度合理，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中文版EPBS-Q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总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和每个分问卷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符合内部一致性信度的标准^[16]。中文版EPBS-Q各分问卷的组合信度系数均大于0.80，符合CR > 0.60的标准 ^[15]表明修订的问卷具备较好的鉴别力和内部一致性。

综上所述，中文版EPBS-Q的信度和效度较高，能从不同方面评估我国职业女性工作场所母乳喂养的支持情况，比较符合我国的工作文化。本研究样本仅选取郑州市的职业女性，且其所在的单位类型较局限，样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今后应在多地区、多种工作场所进行取样进一步检验中文版母乳喂养支持的员工感知问卷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