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Vol. 35
2.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3.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管理分会基层公共卫生管理学组;
4. 上海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
5.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疾病预防控制分会;
7. 健康相关重大社会风险预警协同创新中心
公众的健康需要是公众在生命周期和历程中永恒不变的最基本需要[1]。就妇女群体而言，其对健康保健的需要，应是不同生理时期的保健需要，包括孕产妇系统管理、产前检查与产后访视等一系列需要[2]。随着居民经济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升[3]，妇女群体对于健康保健的需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对于妇女保健需要的全面把握对于妇幼保健工作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针对妇女健康需要的研究多集中于内容和满足程度的分析[4 – 6]，并未综合分析一个地区对妇女健康需要的整体把握情况，本研究以京沪为例，通过分析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准确程度、根据需要科学决策的程度以及根据需要动态调整目标程度3个方面综合分析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并对量化评价的可行性进行探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本研究拟基于“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根据需要作出科学决策”“根据健康需要动态调整” 3项内容综合评价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能力。“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和“根据健康需要动态调整”2项内容的资料来源参见并行研究《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权威程度》等，“根据需要作出科学决策”的资料来源于国家和京沪公开发布的妇女保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包括规章、规范、规划、指南、实施方案、计划等，以系统收集的方法收集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主要支撑部门、专业机构等网站以及CNKI（中国知网）中的相关资料，确保穷尽无遗漏，而后形成文件集逐一评阅。为确保数据收集和摘录的一致性，课题组对信度进行检验，采用不同成员分别阅读和摘录同一批资料的方式得到重测信度0.937，表明所收集的资料具较好的可信度。
1.2 方法“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程度”和“根据健康需要动态调整”2项指标的量化过程参见并行研究《京沪识别妇女健康需要权威程度》《健康需要对京沪妇女保健目标动态调整影响》等“根据需要作出科学决策”则根据设置的妇女保健相关目标是否为敏感目标、是否为定量目标、是否可考核逐一进行赋值。在明确上述3项指标量化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可以综合评估把握公众需要的程度。根据问题 – 类型 – 领域的关系，将各问题的把握程度平均加权可得到育龄期、孕产期等类型的把握需要程度，最后结合不同类型的权重，加权计算可得到妇保领域的把握需要程度。
1.3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使用EXCEL 2016进行摘录、整理、建立数据库并描述其趋势变化，运用统计软件SPSS 21.0进行描述性分析以及相关分析和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等，京沪两地妇女健康需要把握能力差异的比较采用t检验，对根据需要科学决策的程度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2 结 果 2.1 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能力趋势分析（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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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 2017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总体程度的趋势变迁（%） |
首先，上海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从2000年的22.8 %提升至2017年的34.6 %，仅提升了11.8 %；北京在2000年的程度值仅为14.5 %，至2017年仅提升到了25.8 %（t = – 4.609，P < 0.05），表明上海准确识别的情况虽略优于北京，但两地程度均较差。其次，上海根据需要科学作出决策的程度在2000年的初始程度值（64.9 %）高于北京，但提升速度较缓。北京初始程度较差（23.5 %），但提升幅度较大，提示上海在能否根据妇女健康需要作出科学决策方面优于北京（ Z = – 5.156，P < 0.05）。再次，京沪两地在根据妇女需要动态变化调整决策的程度方面，趋势呈现波动状，且总体情况均较差。北京动态调整程度在2016年最高，仅为35.8 %，上海最高程度也仅为28.0 %，但经检验两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0.684，P > 0.05）。综合而言，上海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总体程度从2000年的30.4 %提升至2017年的48.7 %；北京2000年的起始程度较低，仅为13.3 %，但在17年间提升幅度较大，2017年达到40.6 %（ t = – 4.669，P < 0.05）。虽上海把握妇女健康需要整体程度趋势优于北京，但整体趋势仍趋于平缓，且两地的总体程度均不高，表明京沪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能力均有所欠缺。
2.2 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总体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分析（表2，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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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总体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单因素回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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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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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关系 |
如表1所示，两地孕产妇死亡率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京沪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间的关系如图1、2所示，两者呈反向变化趋势。通过分析京沪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可知，二者间均存在较强的负向相关关系，上海的相关系数（– 0.656）高于北京（– 0.617）。此外单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表明，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程度均对孕产妇死亡率产生负向影响，方程解释程度分别为28.4 %和29.9 %，详见表2。
3 讨 论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能力在逐步提升。公众需要具有覆盖全人群的普及性特征，现代社会公民最重要的需要即是对健康的需要，收集和把握群众的健康需要对决策而言至关重要[9 – 10]。本研究结果显示，京沪17年间两地逐渐重视妇女的健康需要并且已经致力于推进健康需要全面把握的进程，从本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到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能力在分别由2000年的13.3 %、30.4 %提升至2017年的40.6 %、48.7 %。
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对妇女健康的积极影响作用已初步显现。研究发现随着妇女健康需要把握能力的提升，两地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出降低的可喜趋势，而相关与回归分析也显示出两者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6），提示公众需要的把握与否与健康结果密切相关。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提示[11 – 12]，公众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着地区人群的健康水平；与此同时，公众需要直接引导着体系目标的设置、组织架构的搭建，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服务的提供等，最终也会影响健康结果，如孕产妇死亡率等[13 – 16]。本课题组的并行研究显示，随着健康需要把握程度的提升，京沪在体系目标的设置、服务的提供、管理运行完善等方面均有所改善，如北京关注健康需要程度由31.5 %提升至46.6 %，服务提供程度由56.9 %提升至71.6 %等。因此可认为上述分析是可信的，充分把握妇女的健康需要的确可带来目标设置的改变、资源配置的优化、功能服务的完善等，并通过这些要素的作用综合改善健康结果。由此而言，本课题组认为适宜的妇保体系应“准确识别妇女健康需要，并能根据需要的变化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对相应功能的动态调整”。
北京把握妇女健康需要能力提升对健康结果的作用略弱于上海。理论上，当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对妇保体系相关要素的影响作用越强时，其与健康结果的关系理论上应该越紧密。目前北京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作用低于上海（京沪相关系数分别为 – 0.617、– 0.656），但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上海，表明北京把握健康需要的改善并未很好的带动资源配置、组织架构、管理运行机制的优化健全，从而并未对目标的设置、服务的提供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从而影响了健康结果的改善。并行研究显示北京关注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46.6 % vs 56.2 %）、管理运行机制的完善程度（45.9 % vs 57.9 %）、服务提供程度（71.6 % vs 76.6 %）均较上海低。因此可认为北京把握妇女健康能力对妇女健康水平提升的作用方面弱于上海。孕产妇死亡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公众需要对健康水平的提升究竟有多大的作用，需通过后续的多因素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两地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程度仍不足。虽然上述分析表明上海略优于北京，但两地的妇女健康需要把握程度仍然偏低，2017年分别仅为40.6 %和48.7 %，与适宜标准间仍差距较大。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直接承担妇女疾病预防和控制的专业机构未形成敏感指标信息的连续发布机制[17]，对于妇女健康信息仅为散在发布，影响了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全面性，并行研究显示，京沪两地孕产期保健信息发布的连续程度仅为20.9 % vs 30.0 %；另一方面，主要决策部门缺乏根据当地妇女健康需要及时调整服务提供的能力，对于健康信息的转化和利用仍较为不足，由所收集数据转为信息进而转化为决策的过程不畅，使某些妇保工作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18]。
在健康治理的背景下[19]，贯彻落实健康战略的前提即为把握公众的健康需要，如此才能实现维护全民健康的目的[20]。因此两地政府等部门应提高妇女健康敏感指标信息发布的连续性，并及时根据健康需要的变化调整决策和服务，真正做到从“健康”出发对妇女健康需要进行全面把握，从而进一步促进妇女健康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尝试综合量化评价一个地区对妇女健康需要的把握情况，上述分析表明研究的评价方法可行性较高。其次，研究的资料来源于评价地区历年公开发布的信息报告且对资料穷尽收集，可信性较强。同时，本研究的相关结果在理论上较好的解释了京沪把握妇女健康需要的现况，研究科学性较高。因此有理由认为，本研究的量化评价方法是可被推广的，可被应用于把握公共卫生体系其他领域健康需要程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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