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医科大学健康政策创新研究团队;
3.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江苏省卫生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5年末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7.51岁。但由于社会转型,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饮食结构不合理、体力活动减少,亚健康人群明显增多。全省死因监测数据提示,江苏省慢性病死亡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27 %[1]。《“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强调普及健康生活,塑造自律的健康行为,提出至2020年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至2030年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的目标。依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2008年)及(2015年版),健康素养包括3个方面: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本研究通过分析2012 — 2015年江苏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探讨不同特征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状况及变化趋势,旨在为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江苏省内15~69岁常住人口,入选标准为在省内居住或寄宿达到6个月以上的亲戚朋友、保姆以及其他外来人口,居住在集体住所(如医院、监狱、养老院等)人群以及在外时间连续超过6个月的家庭成员不纳入调查[2]。向调查对象充分说明目的和意义后,在知情同意基础上,签字确认。2012年共调查11 724人,2013年为14 622人,2014年为11 888人,2015年为11 141人。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按照全国健康素养监测方案要求,采用城乡分层、按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roportionate to population size,PPS),从江苏省内13个市抽取26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居委会(村),在居委会(村)中随机抽取家庭户,在每户家庭抽取1名调查对象[2 – 3]。
1.2.2 调查方法采用统一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自行独立完成,当调查对象不识字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填写问卷时,由调查员按问卷内容当面询问,注意避免带有个人倾向的发问[2]。
1.2.3 质量控制设立省技术指导质量控制小组,依据全国监测方案要求,使用统一的培训教材,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质量控制人员每天审核当天问卷,填写报表,监测工作完成后,抽取5 %问卷,通过电话随访核查问卷内容[2]。
1.3 判定标准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判定标准:以考察该方面素养的所有题目分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80 %及以上者,为具备该方面的素养[3]。
1.4 统计分析使用Epi Data 3.02软件进行双录入,在原始问卷中核对检查缺失值、异常值,剔除不合格问卷。考虑抽样方法特点,结合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样本单元数据进行加权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中的复杂抽样分析进行加权处理,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表1)![]() |
表 1 2012 — 2015年江苏省健康素养监测对象人口学特征 |
各年度样本人群的城乡比例相差不大,男女比在1 : 1.07~1 : 1.23之间,45~64岁人群所占比例约60 %,65~69岁居民比例逐年增加。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为主。职业以农民、工人为主。
2.2 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总体变化趋势2012 — 2015年江苏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居民比例由2012年的14.5 %提高到2015年的19.0 %,具备素养的居民比例提升4.5 %,平均每年增长幅度为1.1 %。
2.3 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居民素养水平变化2015年农村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为16.3 %,与2012年(13.1 %)相比提高3.2 %,平均每年上升幅度为0.8 %;2015年城市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为22.3 %,与2012年(16.4 %)相比提高5.9 %,平均每年上升幅度为1.5 %;各年度城市具备健康素养的居民比例均高于农村。4年间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男性居民比例提高5.6 %(20.6 %~15.0 %),平均变化幅度为1.4 %;女性居民比例提高3.6 %(17.5 %~13.9 %),平均变化幅度为0.9 %;各年度具备健康素养的女性居民比例均低于男性。
2.4 不同年龄段居民素养水平变化(表2)![]() |
表 2 不同年龄段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变化(%) |
与2012年比较,2015年15~24岁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下降1.4 %。其余年龄段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在4年间皆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65~69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上升幅度(7.3 %)最高,55~64岁居民次之(6.8 %)。
2.5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素养水平变化情况(表3)![]() |
表 3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变化情况(%) |
2012 — 2015年不同文化水平的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有不同程度提高。大专/本科及以上人群素养水平上升幅度最快,为4.4 %。其次为小学人群(3.5 %)。
2.6 不同职业人群素养水平变化情况(表4)![]() |
表 4 不同职业人群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变化情况(%) |
公务员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上升幅度最高,为9.7 %;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波动较明显,总体呈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下降0.95个百分点。各年度医务人员中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人群;农民中具备健康素养的人群比例最低。
3 讨 论健康素养被用以预测不同特征人群健康状态,它的指标性较强,是继体温、呼吸、脉搏、血压和疼痛后的第六大生命体征[4]。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能够综合表明个人和群体的健康状态。关注并提升群体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是防范疾患、促进健康的关键。我国部分省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具备率为13 %,在健康素养的3个方面中是最低的,上升幅度最小[5],表明健康知识向生活方式的转变尚不充分。如何使健康知识最大化转变为个人追求健康的行为和习惯,是当前健康促进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9.8 %,2015年为10.36 %。本研究结果显示,江苏省常住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比例为19.0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提示,江苏省在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及健康素养促进工作上取得了较好成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到2015年,东部地区居民具备健康素养水平比例提高到12 %;到2020年,东部地区居民具备健康素养水平比例提高到24 %[6]。目前,江苏省在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上已经达到纲要中2015年的规划要求,但距离2020年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本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城市和乡村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仍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上升幅度缓慢;不同文化水平人群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最低,4年平均每年上升幅度仅为0.33 %,较其他文化程度居民上升态势平缓。研究显示,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影响因素中,文化程度影响作用最大[7]。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能力越强,理解也越透彻,选择对健康有利的生活习惯和行为的主动性越高。
本调查结果还显示,青少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呈下降趋势,2015年江苏省15~24岁居民具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比例为17.2 %。低于上海市(25.0 %)和杭州市(22.7 %)[8 – 9]。2012 — 2015年江苏省15~24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平均每年下降0.35 %。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平均每年下降0.95 %。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而未继续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文化程度较低,对健康信息的接受和理解能力贫乏;(2)进入高级中学的学生课业负担繁重,过分关注自身学习成绩,未正视健康课程的重要性;(3)学生升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后,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不再受家长及教师监管,健康生活方式的维护需要依赖于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觉性。
为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建议(1)进一步完善健康政策、创造良好的支持环境:受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社会因素制约,公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的提升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其工作模式。研究表明有针对性地政府战略和政策能有效保障公众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10 – 11]。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制定政策、发布文件、资源整合、部门协调等方式整合资源,“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大力度组织倡导良好生活方式的行动,以促进全社会健康水平提高。(2)建立健全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机构,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引导公众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机构职能,明确机构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强化健康生活方式教育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充分扩展健康生活方式教育专业机构的业务范围、提高人员的服务能力。(3)建立健全健康生活方式教育体系:研究显示,健康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是健康产出的前提[12],通过健康教育途径提高素养水平,才能进一步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因此,需要将健康生活方式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校园推进机制,加强校园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和形式多样的考核模式,对学生进行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普及教育。
[1] | 俞浩, 武鸣, 林萍, 等. 2012年江苏省居民死因顺位及主要疾病潜在寿命损失分析[J]. 江苏预防医学, 2015(3): 26–29. |
[2] | 郭海健, 李小宁, 王悦, 等. 2012年江苏省健康素养监测结果[J]. 中国健康教育, 2015, 31(2): 168–171. |
[3] | 聂雪琼, 李英华, 李莉. 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方法[J]. 中国健康教育, 2014, 30(2): 178–181. |
[4] | Heinrich C. Health literacy: the sixth vital sign[J]. J Am Acad Nurse Pract, 2012, 24(4): 218–223. DOI:10.1111/jaan.2012.24.issue-4 |
[5] | 郭锦秀, 陈凌霄, 王小博, 等. 2011年至2013年我国部分省市居民健康素养具备率的Meta分析[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15(11): 809–812. DOI:10.3760/cma.j.issn.1672-7088.2015.11.007 |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Z].北京: 国务院, 2016-10-25. |
[7] | 邢星, 闵捷, 陈炳为, 等. 江苏省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J]. 中国卫生统计, 2017, 34(2): 243–246. |
[8] | 魏晓敏, 丁园. 上海市青年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 2015, 31(11): 1011–1013. |
[9] | 张宝津, 沈旭娟, 刘天娥. 杭州市余杭区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健康教育, 2016, 32(10): 939–942. |
[10] | He FJ, Macgregor GA.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salt and health and current experience of worldwide salt reduction programmes[J]. J Hum Hypertens, 2009, 23(6): 363–384. DOI:10.1038/jhh.2008.144 |
[11] | 李园, 张娟, 施小明, 等. 中国城乡居民2012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实施效果调查[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3, 34(9): 869–873.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09.003 |
[12] | Nutbeam D. Health outcomes and health promotion: defining success in health promotion[J]. Health Promotion Journal of Australia, 1996, 6(2): 58–60. |